最近知乎上有一個老問題又被翻了出來，內容是關于如何評價電視劇《亮劍》中的田墨軒這一角色，由于這一問題與這幾年一些形勢和輿論環境的相關性，又引發出不少相關話題，近期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對于這一角色的看法多是負面性的，而且在這些回答中能明顯的看出這種負面看法與時勢發展的相關性。

　　田墨軒的形象，按這二十年來國內公眾輿論中的人物形象分類，可謂是典型的“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就像上面回答中說的，大概在10年以前像田墨軒這類形象正是大行其道之時，彼時的中文互聯網上充斥著各種體制內外的，科班或跨界的，民間野生或者境外的“有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

　　而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形象在這十年中由正面逐漸轉為負面，根本上還是由于互聯網時代的大發展，讓各種資料和信息獲取更便利，讓更多的普通人能夠在網絡上進行深入的資料學習和話題討論，最終戳破了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標簽上籠罩的光環，無法再靠轉發個幾手謠言段子就可以以啟蒙布道者自居。

　　然而實際上正如我們以前所討論到的，在社會結構的深層，在各種重要領域中，”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遠遠沒有過去，仍然不甘心退場，在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我們的公共輿論和社會生活，同時，面對當下復雜的社會和輿論環境，又有一些人提出，當下民眾的民粹情緒太嚴重，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太嚴重，社會仍然需要“公共知識分子”。要討論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先要追溯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最初的來源。

　　公共知識分子的起源

　　關于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說法的起源，有一種較為廣泛的說法，是認為法國文豪左拉在面對德雷福斯案的不公，寫下了著名的文章《我控訴》。這里簡單介紹一下德雷福斯案，這是19世紀末法國最為著名的一起冤案，對法國社會與思想界有著巨大的影響，當時法國猶太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是德國間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判決終身監禁，兩年后發現另一位軍官才是真正的間諜，并且是指證德雷福斯的那個軍官的朋友。

　　但是這件事情重審之后，真正的間諜被判無罪。這引起了法國輿論界巨大的公憤與撕裂，左拉也因此寫下了《我控訴》這篇文章，對不公正的審判進行批判。順帶一提，左拉發表這篇文章的《震旦報》，當時有個副主編叫做克里孟梭，他后來成為了法國總理。

　　左拉寫下這篇文章之后，被認為是誹謗罪，左拉不得不流亡英國，在英國呆了一年之后，才回到了法國。以左拉為代表的這些知識分子的呼吁，最終使得德雷福斯沉冤昭雪，不過這個過程，也花了很長時間。這個問題之所以在法國造成了巨大的撕裂，是因為涉及到了德國問題還有猶太問題。這件事情之中左拉的表現，也被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起源。（關于這個事情，波蘭斯基拍攝過一部《我控訴》，可以一看）

　　從各種角度來說，左拉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表現，毋庸置疑是站在真理與人道一邊的。無論是什么時代，人類社會都需要人道和真理，這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么，為什么在中文互聯網上面，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變得如此尷尬呢？其實這個問題并不難以回答，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占據了我們輿論主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中，有太多根本算不上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可以拆成兩個部分，公共和知識分子。公共這個詞，在這里可以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在公共平臺上面發言，一個是發言為了公共利益服務，而非是個人，或者是小群體的利益。

　　“公共知識分子”并沒有退場

　　應該說，在很長時間之內，在我國公共輿論場上面活躍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但是某些領域的很多發言，真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嗎？比如說某些無限鼓吹市場萬能論的經濟學人士，他們真的是為了勞動人民嗎？某些拿著現實中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故事來吹捧西方的意見領袖，又是否真的在乎現實中群眾的困境是怎么樣嗎？那些給出完全無視社會現實的專家，到底是否真的思考過怎么解決問題呢？那些站在高校講臺之上，卻說著違背道德和科學的講者，是否真的在乎傳道授業的身份呢？這些問題的回答，其實早已經不言自明了。

　　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解讀各不相同，但是不管怎么說，這個詞語都包含了，在一定領域之中，掌握了一定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意思。

　　知識分子階層為什么會始終自覺高人一等？因為直至當代，知識始終都是一種稀缺資源。而在人文社科開始產生學科分野，并不同程度的引入學術規范化體系以前，很多人文思想，實際上從目的性來看，最終是一種自以為是的“統治術”。從目的傾向上，可以簡單分成“我承認現實應該被你的方法統治”，“現實需要按我的方法統治”，“現實需要被其他主體來統治”和“現實不需要任何統治”。

　　這就不難理解，尤其在中國，“知識分子”概念為什么老是跟人文社科從事者綁定在一起，而且從傳統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總有一種“我說的話就是真理就是良心，我的藥方能拯救這個社會，不聽我的話國家民族就沒有前途”的自我定位。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從前叫“智識階層”，叫“勞心者”，更叫“士大夫”，在士大夫看來，天下當然是要與士大夫共治的。

　　在現代學科分野產生開始后，學術體系越規范化的學科，越會實現“祛魅”，要么該拋下統治術的外衣，做好本學科該做的研究，要么該以邏輯條件，定性定量的方式講清楚該學科對人類社會秩序構建維持，對社會統治的作用條件與邊界。而那些仍然罩著光環，認為自己講的東西就是這個社會的基石，是萬能良藥，又沒有歷史與現實實踐論證的理論，往往就會變成當代神學。

　　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國內輿論場之中活躍的部分知識分子，他們的發言不是對于西方理論拙劣的復讀（還跟不上西方理論的版本更新），就是一些有悖于常識和邏輯，毫無可行性的發言。這些人實際的水平如何不好說，但是表現給人民群眾的觀感，顯然是水平不高的。而更要命的是，不管水平如何，他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把自己擺在社會上層，甚至是應然的統治者的位置上。

　　所以，憑什么指望人民群眾一直信任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呢？人民群眾很多時候，不是反對不一樣的立場，只是單純不喜歡水平不怎么樣，還趾高氣昂的人罷了。如果連這個事實都認識不到，就指責別人缺乏獨立思考，那只能證明做出批評的這位，確實一點也不會獨立思考。

　　而這些人消失了嗎？如果觀察一下互聯網的話，就能很簡單的得出一個結論，并沒有，依然有很多人，假裝著為社會大眾說話，但是話語之間，使用毫無根據的論據，采取缺乏邏輯的論證方法，最后得出一個“公允”的，實際上是符合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答案，然后告訴大家，這才是有利于大多數人的。這樣的把戲太過多見，所以，之前的那些“公知”，顯然沒有消亡，他們只不過是根據傳播學的改變，轉變了一些運作方式罷了。這些沽名釣譽之徒，依然活躍在各個輿論場之中。

　　有些人在互聯網上面抱怨，說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太嚴重。這實在是個奇怪的指控，筆者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比其他國家的人差，但是問題在于，由于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公共輿論平臺之上確實很長時間被一些不合格的人所占據主流，并且仍然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才會退出歷史舞臺，其中復雜的原因在我們以前的文章中多有討論。如果占據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生態位的人，總是一些不能實現公共知識分子使命的人，那確實不能指望大家對他們有什么好評價。

　　“公共知識分子”需要祛魅

　　這些年形象負面化的不只是公知，還有各種在公共輿論中亂建議的“專家”，尤其在去年的疫情中，更是讓人看清了很多所謂專家的立場操守與業務水平。毛主席有過“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偉大設想，建國初期的工農兵大學也是為了朝著這一設想邁步的初步措施。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即使信息的獲取已經便利到今天這種程度，人和人之間所擁有有的信息與智識資源仍然是存在著巨大參差的。

　　即使現在那些公知和魚龍混雜的“專家”遭到唾棄，即使已經出現了chatGPT這樣的人工智能，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很長的時間里，社會中仍然會有無數以人為中心的信息與知識節點，這些節點中的人仍然會靠著智識資源的不平衡獲得資源與利益。

　　我們這個時代的信息量，遠大于之前任何一個時代，比起左拉所在的時代，普通人所接受的信息量要多出百倍還不止。面對爆炸的信息，就算是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士，有時候也難以快速分辨出來關鍵的信息。而同時，因為科學分工的細化，外行人士想要去解讀專業信息的難度明顯增大，甚至同一學科的工作者，因為研究路線的不同，對于其他的路線的全新成果，有時候也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

　　對于這些信息，做出負責任的解讀，就顯得無比重要，而對很多知識的解讀，確實又需要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士。學科的細化，這樣的工作需要各行各業的參與，無論是文科還是理工科，無論是理論還是應用，無論是被普遍覺得高大上的行業還是普普通通的日常行業，都需要有人去解釋與分析，這是這個時代十分重要的命題。

　　時代在唾棄公知，但時代又無比需要更多客觀的，有效的知識普及載體。面對現實的制約，我們只能謀求建立一種新的導向，即對一般性的知識，尤其是社會人文方面的知識進行祛魅。

　　通過知識與技能為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人理應得到相應的回報與尊重，對于那些真正的專家和學者，必須應當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榮譽。而在其下，對于社會中掌握知識與信息，進行傳播與科普的人來說，確實需要社會有相應的機制以此獲益，但并不應該以此更多的去謀求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或者公權力。

　　要知道，人類社會目前的元知識，大部分本來就已經是敞開面向普通人的，如果你不是新知識的創造者，而只是比普通人擁有更多的時間精力與智力資源去將公開的元知識獲取整合，那你在獲益的過程中，也應該時刻記著自身的社會權力邊界。

　　除了信息傳播與科普外，這個時代確實也需要更多的思考者與發聲者。更多的思考者與發聲者，首先必然會更好的監督和制約公權力與社會秩序。此外，我們這個時代，注定是個激蕩的時代，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所導致的，激蕩的時代雖然容易誕生偉大的東西，但是對于普通人的體驗來說，則未必談得上愉快，經濟，技術，軍事的沖突不必多言。思想上的沖突注定會上演，在誕生偉大的思想的同時，也一定會最陰暗腐朽的思想浮上水面，想必大家在現在的社交媒體上面，也有所體驗。

　　想要面對這些黑暗的東西，也確實需要更多的人認真從社會大眾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坦誠地與公眾交流，這是抵御這些東西必要的步驟，也能讓初生的思想更加鋒銳。當然，我仍然不贊同有些人想把“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稱請回來，這樣一個長期被賦予光環，被某些群體搞臭的名詞退場了沒什么不好。“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如果從功能性和社會角色上進行還原，應該叫“公共意見分子”更為貼切，確實之前也有“意見領袖”這個詞，加上領袖之后就變得和“公共知識分子”一個調調，也應當拋棄。再結合科普的職責，我們可以稱之為“公共科普/意見分子”。

　　從“公共知識分子”到“公共科普/意見分子”

　　在這個時代，成為一個合格的，真正的為公共利益去思考，發聲的公共意見分子，也注定更有難度，本時代的公共科普/意見分子，注定與報紙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同。無論是知識結構的復雜化，還是現代傳媒的算法化，都會讓做一個意見知識分子，變成一個更加艱難的事情。真正有志于為大眾進行科普解惑和發聲的人在這個時代何去何從，他們是否做好了準備，這個問題實在是難以回答。

　　首先在于，就像是上文里邊說的，有思考的人不在少數，但是很多時候，傳媒的渠道被一些奇怪的人占領，顯然，這很大程度是個價碼的問題，而遺憾的是，并不是最有思考的那些人，最能出得起價碼，而之前那些占據了公共知識分子生態位的人，也從來沒有消失，他們和他們背后的推手，顯然不會放棄在這個時代博取自身利益的機會——即使這個利益與公共大眾的利益相背離也是如此。而許多從公共利益去思考的聲音，在利益的糾葛之下，能否被關注到，也是不忍卒讀。

　　同時在算法的加持之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了。隨著算法的推進，可以高效率的制造信息繭房，信息的傳播者不需要傳播真相，也不需要取悅所有人，只需要有一部分核心的粉絲，就可以得到足夠多的支持，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聲望上的。這是個非常可怕的誘惑，畢竟在公共平臺發布自己的寫作的人，絕大多數都想要一些經濟和聲望上的東西，我們也不例外，這是人之常情，不僅是合理的，甚至是光榮的。但是為此，發布只是取悅一小部分人的，違背真實情況和邏輯性的信息來獲取利益的人，這絕對算不上公共意見分子，而是投機者罷了。

　　當然，說不定他們內心里邊覺得，自己可能還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呢。而結晶的粉絲，也并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是什么思考后的結論，他們更多想要的是他們喜歡的結論，這樣可以給他們帶來獨立思考的幻覺。

　　公共科普/意見分子需要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如果是從事實，從社會利益的角度去思考，無論你的思想來源于哪種流派，一定會得出很多結論，讓一部分人反感，同時得出的少數結論，可能會讓幾乎所有人反感。這就是社會復雜的現實。但是這種情況顯然是不利于收益最大化的，這是個非常直接的問題，想要在算法時代做一個真正的公共科普/意見分子，必須得提前意識到這一點，公共科普/意見分子的職責并不是取悅大眾，更不是給少數人獨立思考的幻覺，讓他們獲得優越感。

　　第二個問題在于知識結構更新的難度。現代社會的知識結構更新速度是史無前例的快，這對于公共科普/意見分子的學習能力，有著相當高的要求。同時，因為專業化的分工，即使是有著天縱之才，一個人擅長的知識層面，也無非就是幾項，不可能覆蓋現在的社會方方面面，這必然會帶來很多問題。

　　首先，我們看到的一些專家教授，發表一些看起來既傻又壞的言論，實際上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知識更新的速度非常低下。他們腦海之中的專業知識，可能停留在十年之前，而同時，他們對于中國，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則可能停留在他們的大學時代，這樣的思想錯位，自然使得他們無法正確的認識許多矛盾，使得他們的發言顯得十分可笑，而他們卻毫不自知。而這樣的問題，不止會發生在老一輩的人身上，隨著知識的變化，年輕一代必然也會面對這樣的問題，做一個合格的公共科普/意見分子，需要不斷的更新知識，無論是專業知識，還是對于這個社會的了解，都需要與時俱進。

　　其次，一個研究者，一生的研究方向，可能只是幾個子領域。如果對于一般人，用通俗的語言去解釋的話，很可能三五篇文章就解釋完了，這也沒什么奇怪的。但是這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極大的劣勢了，觀眾希望看到新的東西。而同時，社會熱點必然會包含百態，蹭熱點是現代傳媒必然的形式。于是我們看到的就是某些財經博主，人文博主對于社會熱點進行點評，然而點評之中沒幾句話是靠譜的，尤其是某種中肯式評論。這就是追求熱點的矛盾所在，對熱點不進行追求，一點熱度都沒有，追求熱點的話，則很容易發表一些不靠譜的東西，這樣的矛盾是會長期存在的。

　　第三個問題在于，現在的社交媒體環境，對于公共公共科普/意見分子會有很大的影響。筆者相信，大家都應該見過不少喜歡在網上對線的人士，他們在某個領域確實很有想法，也知道很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觀點變得越來越極端，這樣的事情絕不是個例。人的思想必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有人思想變得極端，雖然遺憾，但是也是在所難免。但是互聯網之下，變得極端的概率未免太高了一些。

　　不過，這其實也不奇怪，人的思想是根據接受到的信息所處理而得出的。在互聯網上面，尤其是對于公共社會事務發表較多言論的人，在互聯網上面往往是有比較多爭議的。這種爭議會帶來支持者和反對者，和支持者的互動會得到正反饋，和反對者的互動會帶來負反饋，要給支持者以鼓勵，要打擊反對者。在這二重反饋的作用之下，人的觀點是容易越來越極端的。而社交媒體的算法與流量模式也擴大了這一點，在這樣的作用之下，不僅僅是意見領袖的觀點會越來越極端，整個互聯網大圈子的環境也是如此。

　　這非常不利于公共科普/意見分子實現自己職責的，公共科普/意見分子的觀點必然各不相同，其中也一定有一些人極端。關鍵不在于觀點如何，而是在于這個觀點是否是基于科學與理性，基于公共大眾的利益所出發，而不是被互聯網馴化出來的情緒輸出。

　　每一個時代，愿意思考的人都有著不同的職責，必定要去面對一些問題，這是必然的使命。在公共輿論之中扮演的角色，也注定是使命的一部分，長久以來的輿論場之中，魚目混珠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但愿未來能有更多，真正愿意思考和發聲的人，在我們的輿論場上活躍，我們期待著，能真正的朝著六億神州皆舜堯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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