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燒烤最近很火（也不是最近了，筆者過于拖延），在關于淄博燒烤的討論中，很多人將其歸因到當地民風淳樸、人民憨厚老實，或者基層行政能力強，政通人和，又或者是傳播學上的一些巧合。在另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討論中，又把淄博燒烤的成功說成是“小政府”，學習“工匠精神”的成功，或者更極端的認為淄博燒烤是工業衰落的血淚等等。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經濟上的因素去考慮，淄博燒烤爆火的基礎在于價格“公道”量又足，大城市居民（特別是年輕居民）被地租經年累月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之后，突然發現不含地租的飲食如此便宜，當然，對于日常生活中會買菜做飯的人來說，這倒不是什么新知，但是小年輕就會在B站的彈幕中打出“多少錢？”、“這么便宜？”。

　　餐飲里的租子

　　在淄博燒烤爆紅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節點是多平臺網紅superB太拿著秤去檢測淄博商販是否缺斤短兩，結果是全部足斤實兩，與前幾天去成都被狠狠宰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且價格上也是淄博更加便宜。

　　從地租理論的角度看，要形成地租，就必須有一定的獨占性。對往常幾年的餐飲業來說，市中心就有郊區沒有的人流，網紅城市就有其他城市沒有的知名度，景區周邊也有非景區周邊地區所沒有的，品牌餐飲有小作坊沒有的……在這些地方吃飯，吃的就不只是飯，而是此時此地的飯。

　　在市中心點外賣，是為了讓社畜能盡可能長時間高效率地勞動，而不用占用過多午休時間吃飯，或者休息時間做飯。在網紅城市或者景區周邊吃飯，主要是為了旅游過程中不至于餓得太厲害走不完全程。在這些場景下吃飯，食物本身好不好吃，量足不足就讓位給其他因素了，如果想吃飽，吃好這一頓飯，也不是不行，得加錢！

　　加的這一部分錢，則給到了大小地主手中，如果是流動攤位，則地租被攤主能拿到一部分，最后總之會導致食物又貴又難吃。筆者在北京讀研之后，就非常懷念本科在天津時相當便宜的餐飲價格，特別是北方家常菜比北京便宜很多。當然狗不理除外，不過要說也是因為狗不理能收點地租。在北京除了食堂（食堂也有地租orz），就只能吃吃螺螄粉、涼皮這種不含肉的，點燒烤就貴得要死還給的少，要么就干脆麥當勞或者薩莉亞填個肚子。當然不是說北京沒有吃東西便宜實惠的地方，也有不少，但北京太大了，尋找和選擇時間成本也是不低的。

　　有時也會懷念老家濟寧的甏肉，或者旅游到哈爾濱吃到的東北菜，其他有些二線城市也不錯，但杭州似乎是個例外，杭州的餐飲還是有點小貴，網上也有不少吐槽杭州美食荒漠的帖子（杭州排第二，第一還得看百京），和阿里巴巴帶來的大量地租的沖擊可能脫不開干系。

　　地租、外賣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在中國的各種土地利用方式中，農業、工業一般涉及不到什么地租，其中農業是由于土地改革和承包使得農民直接持有土地，勞動者和土地直接結合，但是這是最劣等地，幾乎沒有地租，并且由于過度競爭，在市場條件下，農民拿到的也不是自己勞動的價值，仍然是勞動力價格，甚至低于工業勞動力價格。

　　道理很簡單，種地要是能拿很多，誰進廠打螺絲？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小資產階級當中是普遍的，不要認為自己持有點生產資料就能過上好日子了。而對工業用地，大部分其實也是交通條件稍好的農業用地轉化來的，也沒什么地租。

　　在大城市中，大企業的寫字樓租金往往是打折的、半賣半送的，甚至直接送的，這是因為，寫字樓的其他位置出租帶來的地租，周邊商鋪的人流都是大企業帶來的，因此在招商引資上會給予相當的優惠，而大城市中收地租的主要環節則是商場商鋪和住宅。

　　同樣一家麥當勞門店，在市中心每天顧客有2000位，資本周轉快，年利潤率高；在郊區每天顧客有100位，資本周轉慢，年利潤率低，前者賺取的超額利潤大多都會被地主獲得，這就是級差地租的來源，我們原來在《北上廣深不能再擴張了》一文中談過這個問題，不細說了。

　　在級差地租下，業態也會發生分化，一些商家通過適當的低價和獨家的產品提高翻臺率，實際上是試圖搶走周邊商戶的客源，盡可能從地主手里摳回來一些，但這終歸是零和的；另一些商戶試圖打造自己的品牌，賺取品牌地租。一些商家開在通風、消防、衛生都很難保證的地下室，只做外賣。這就使得城市餐飲變得又貴又難吃。

　　與此同時，外賣員的生存狀況也不樂觀，外賣員收入不算很高，并且是冒著車禍死亡和殘疾風險賺到的，但是外賣員的漲薪訴求又往往受市民所能承擔的客單價限制。這也使得改善外賣員處境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核心是改造整個現有市場經濟生產體系。

　　除了考慮外賣員怎么能在合理的勞動時間當中，不冒交通事故的風險就能賺取合理的工資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市民一定要點外賣，自己做不好嗎？我們知道這里的限制性因素就是市民的時間是不足的，除了上班之外，由于上班的勞累，下班之外又往往陷入無腦的享樂之中。而一個理想的模式中，勞動者有足夠的時間自己做飯或者享受經濟實惠的館子，外賣成為一個添頭和市民互助的事情（如騎車鍛煉身體順帶），而現有的外賣員應該得到合理的安置、良好的居住和工作條件。

　　另一方面，即使不考慮店鋪地租，從事餐飲業的勞動者自身也需要一定的居住條件，一般在大城市中，餐飲業勞動者的居住條件是很差的，同時這也需要付出高額的成本，這也會體現在餐飲價格上。而對擺攤的攤販來說，從遠郊住處到農貿市場進貨，再到擺攤的地方，騎著三輪車也是很大的勞動量，最后的結果要么得加錢！要么價錢可能就以缺斤短兩的方式表現。

　　大國大城效率高？租子高！

　　最近幾年，有一位滬上的經濟學家風頭很盛，有不少小朋友喜歡他，他的主張很簡單，上海還能再擴大三倍，住一億人，還拿什么齊夫法則作為自己的根據。為什么呢，是因為上海的經濟效率很高，把人趕到上?？梢蕴岣呓洕?，單位勞動力產出高，相對的勞動力成本就低。

　　但是小朋友們有沒有想過，自己是能拿到那個產出，還是說自己是那個成本呢？小朋友們想不清楚這個問題沒有關系，有一門非常成體系的學科叫人力資源管理似乎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

　　上海再擴大三倍，住在郊區的人要承受更大的通勤成本，住在市中心要承擔更高的房租，總之這些都不需要經濟學家承擔，甚至經濟學家自己沒準還有幾套房。除了居住和通勤，普通勞動者飲食上又得像筆者在帝都一樣忍受料理包，或者花很多精力尋覓還能吃的東西，屬實美哉。由此可見，什么效率，都是租子啊。

　　另外多說一句，雖然在一線城市中以拿地租為主要收入享受優渥生活的本地市民階層很多，但在這個群體中，過往很多年里不同程度的崇洋情節和世界公民心態也是廣泛存在的，人很難和自己的收入來源作對，也很難擺脫自己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所帶來的意識形態，而一線城市之所以能擁有冠絕全國的地租收益，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在現代中國發展的早期就作為通商口岸從對外交往和對外貿易中獲取了巨大利益。

　　但說到底，通過口岸的區位獲得的超額利潤應該由全國共享，不應該上海獨占，因而轉移支付是天經地義的，輪不到大城市的市民說三道四。之前我們也分析過，城市土地價格的進一步上漲，來自于地方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對土地利用價值的提高，這個成本也被后入場的郊區居民分擔，但收益則主要是中心城區的居民獲得。那么這個收益就不應該由土地或房屋持有人享有，而應該由社會共享，這也是開征房產稅的理論基礎之一。

　　但在開征房產稅之前，也有一些現實的問題，特別是資本外逃的問題。經過過去幾年的調控，整體上房價有一定的下降，這一部分首先是泡沫被大量消除，這里我們對泡沫的定義不在于房價的高低，而是其背離地租理論能解釋的部分的程度，或者說因為投機而不是“基本面”（“基本面”實際上就是地租的貼現）上漲的部分。

　　還沒開征房產稅，只是舊有調控方式的強化，就使得一部分開發商難以為繼，出現大量的爛尾樓，除了房地產行情的波動，也有著房地產企業實際控制人將資產轉移到海外的成分。對此應有的處理方式首先是保交樓，之后該追責的追責，該破產的破產，該執行的執行，住建部門接手處理化解，一段時間之后，因房價下跌造成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將大大減小，針對樓市的進一步行動可能會提上日程。

　　發達國家是彼岸世界嗎？

　　說到資本外逃，另一個問題就在于，中國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和世界市場頻繁互動的。在近幾年的一些網絡左翼討論中，發達國家也被描繪成這樣一個彼岸世界：“工資高，勞動時間短，工人待遇好”，盡管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之中工人待遇有所下降，在法拉盛刷盤子也不是什么美差，但是在潤人眼中，潤就是美好生活，但是發達國家的錢來自于哪里呢？如果應用地租理論，就能發現這些國家主要是壟斷一項技術，然后收租子，這在近年來的互聯網巨頭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因為壟斷平臺是可見的實體。

　　我來舉這樣一個例子：想象某個世界的C城有12000人，他們主要制造各種日用品、小商品、衣服、玩具等等，糧食可以自給；A城有3000人，其中300人造盾構機，還有2700人生產各種商品和服務，他們的農業也很發達。C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2個小時，而A城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6個小時。

　　C城想要建一條地鐵，但是他們生產不了盾構機，就必須用2000個人每天工作12小時生產的小商品來交換一臺300人每天工作6小時生產的盾構機。當然，現在我們仍然是從以物易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從貨幣的角度，就是那生產盾構機的300人，先將盾構機賣出去，拿到貨幣，貨幣依次在A城的企業間流動，并互相交換商品，進行消費，一部分貨幣再向C城購買小商品，貨幣又流回C城，達成貿易平衡。

　　通過上面的圖，我們可以看到30萬美元在A城被使用了10次，總增加值是300萬，而在C城，30萬美元被使用了6次，總增加值是180萬。兩者用匯率計價的GDP之比是1:0.6，人均GDP為100美元和15美元，比值為6.6:1。

　　而核算勞動時間，A城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是C城2000人工作12小時生產的小商品，加上A城2700人工作6小時生產的商品和勞務，而C城消費的商品和服務是C城10000人工作12小時生產的小商品和服務，加上A城300人工作6小時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盾構機）。都換算成12小時，就是3350人勞動12小時生產的商品和10150人勞動12小時生產的商品，購買力平價GDP比值為1:3。

　　盾構機的壟斷是由技術達成的，但還有其他的方式，C城從國外買的不止有自己無法生產的工業品，還有C城富人特別喜歡的F城奢侈品，C城的富人覺得自己有原罪，有時候也會卷款跑到A城。但是如果C城的人發現自己可以用150人生產盾構機，盾構機的價格就將暴跌2000/150=13.3倍，現實中盾構機似乎更為夸張一些，從10億人民幣一臺跌倒5000萬人民幣。

　　C城一種接一種實現了商品的自產化，先是盾構機，然后是芯片，還有大飛機，所以A城、F城GDP相對下降的速度不算很快，但是積少成多，也不舒服，于是A城開始想辦法打擊C城的各種致力于自產化的企業。以上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從價值量和勞動量角度核算發達國家占得便宜不算太多，但是其高GDP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進出口部門比出來的?？偠灾l達國家也不是彼岸世界，而是血腥的，暴力的，騎在第三世界國家頭上的。并且，也要摒棄和歐美發達國家不存在利益沖突的幼稚幻想，沖突是劇烈的，倘若不做好準備，就有可能受到突然的打擊。

　　如毛主席所說：“現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說過的一樣，舊世界有三個大矛盾：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矛盾。這三種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發展得更尖銳了，更擴大了。由于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雖有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這種反動逆流總有一天會要被克服下去。”

　　當然，我們反對的不是美國人民：“但是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或者說，不是美國人民的長遠利益，要看到，美國人民當中由于其工人貴族身份，其利益是部分和壟斷資本綁定的，我們首先追求的應當是破除這些國家的壟斷地位，只有這種壟斷地位被消滅，美國工人階級才有可能擺脫這種身份，反過來真正反對美國資產階級。

　　如今的中美對抗也提供了另外一些條件，強烈的反華排華情緒可能使得資本外逃本身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不論是大熊貓被虐待（一些觀點認為虐待不存在，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熊貓的樣子和近年來東亞裔受仇恨犯罪的慘狀聯系在一起），還是TikTok的周受資在美出席聽證會，都代表著資本外逃正變為一件風險大于收益的行為，使得大城市的小地主和更大的地產資本更有可能留在國內接受鈍刀子割肉。

　　在過去四十年當中，國內的聚集地租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是因為在國外存在著大量的壟斷利潤或者說“技術地租”，因而國內形成一個積累中心來對抗外界的吸引力是合理的，相應的，2010年后各省推行強省會戰略也是在省內保留一個積累中心。

　　但是在國外的技術地租逐漸消解的現在，我們也應該開始積極調整國內大城市的聚集形式了，我們自己也應該逐漸疏導，限制，拆解大城市的規模，真正讓給經濟發達地區提供了幾十年積累的廣大內陸地區的城市和居民合理享受發展的成果，而不是要繼續讓內陸空心，讓一線城市繼續作為絕大部分人欲卷而不得，最終只會增加社會對立情緒的彼岸而存在。不要再去走一條其他國家已經驗證過的，注定會造成空心化和二元對立的財富無限集中于超大城市的發展道路。

　　顯然，淄博也并不是一座只有燒烤的城市，它的工業和農業底蘊同樣深厚，我們在前些天的文章《出圈的燒烤，誤讀的淄博》中已有介紹。未來是只有北上廣深，還是除了一二線之外，會有許許多多像淄博一樣的城市也能夠健康發展，像雄安這樣的實驗田可以探索出新的城市模式，人們可以不是以作為人上人為目標集中到某幾個地方去內耗，而是根據不同的需求，能選擇不同地域和城市平等的生活，這兩條路線的選擇將決定未來中國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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