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Phone創始人自殺事件，還在繼續發酵之中。關于這一事件本身，在全部的真相浮出水面之前，我無意說更多的什么。我想說的只是這一事件的附帶效應：輿論對“蛇蝎女人”的審判。
2016年發生了王寶強馬蓉離婚案。在這一案件引發的輿論風波中，王寶強一條短短的微博，就將馬蓉標定為潘金蓮之后，中國歷史上最歹毒的女人。隨之出現了全民圍觀“潘金蓮”的狂歡 。
在這一類的案件中，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悖論：在具體的案件中，女性似乎非常強勢的，是陰謀的策劃者、罪行的實施者兼受益者；但在輿論的漩渦中，她們卻處于絕對弱勢的被審判地位，百喙莫辯。
同樣與此呈鮮明對照是，如果案件的施害者是男性，圍觀的規模則會小得多。
經常上網的人還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各種花式“當街打小三”的視頻在網上大肆流傳，且都能收到不少點贊。在視頻中，打人的“正妻”都理直氣壯，似乎被注滿了正能量，“小三”通常以手遮面，不敢抬頭。
“小三”這個今天被廣泛使用但充滿貶義，在道德上被標定為下賤的指稱，是從“第三者”轉化而來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當小三還被稱為“第三者”時，這個稱呼還是中性的，甚至約略帶有前衛、思想解放的意味。當年有一本暢銷書《絕對隱私》，講的就是第三者們傷感、浪漫的故事。
和二十世紀初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出現了追求個性解放、沖出封建家庭的潮流不同，21世紀初，我們遇到是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家的地位也被提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滿大街都能看到二十四孝圖，孩子們被從小要求背誦《弟子規》、《三字經》，看場電影，也會在正片之前，看到一眾明星，滿口子曰詩云，向你宣講他們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四書五經。
當然，在今天社會已經原子化的背景下，家的地位提高是有合理性的，因為這是唯一能夠向我們提供保護和安全感的地方。八十年代之前，“單位”——無論是企業還是機關、學校——作為基層社會的共同體可以向我們提供安全感和保護，但今天單位已經不存在了，只有“領工資的地方”，家的地位就凸顯了。
我無意對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做總體性的評價，畢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想說的是，面對傳統文化，我們還是不要忘記毛主席的提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在傳統文化中，女性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完全沒有地位。
比如，男孩子出生，叫做“弄璋之喜”;女孩子出生，叫做“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是原始的紡錘。這很明顯是歧視性描述。“弄瓦”一開始便把女性固定在“內務”的角色上，限制了她們的活動范圍，從而便于進一步控制女性的思想，操縱她們的肉體。
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亞圣孟子說：“婦人，伏于人也。”“無違夫子。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班昭說：“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固不可逃也。”
傳統的七出之罪(即可以把妻子趕出家門的七條絕對律令)都是女性單方面的義務。比如第三條所謂“淫佚出”就是徹底的單向道德。只要求女性守節、守貞操，否則就“嫁賣”。丈夫則可以納妾、嫖娼、偷情、給人戴綠帽子，妻子卻不能因之提出離婚。
所有這些(當然遠不止這些)，當然都是糟粕，如果我們對這些不加警惕，全盤接受，中國有可能再次變為“孔教會長”們主導的令人窒息的社會。
弘揚傳統文化，應該建立在五四以來我們取得的進步的基礎上，而不能摧毀我們的進步。否則的話，五四以來中國人對個性解放和自由幸福的百年追求，將有可能毀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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