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黑的深入反思　　

一黑惡勢利是怎樣產生的　　

最近結束的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實現 ---”。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干部“問題發展下去，就會導致黨脫離群眾、喪失先進性和執政地位”。　　

放出這番狠話的，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　10月19日　，他在《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 《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如是說。從黨有危險、喪失執政地位這樣的高度看待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與急迫，李源潮此話可謂罕見，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清華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從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來看，當前反腐敗，加強廉政建設，重點還是在黨內，因為很多腐敗首先從黨內發現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　10月14日　）　　

可喜！中央領導人、專家的觀點與人民群眾的觀點取得了一致。　　

目前正在進行的重慶“打黑”行動正高歌猛進，向縱深發展。它受到了全國人民甚至世界的關注。全國人民拍手稱快。　　

短短幾個月就戰果累累：　　

在政府部門：　　

重慶市原司法局長文強，重慶市公安局現任副局長彭長健，重慶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總隊長、重慶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長陳洪剛等公安系統就有20多個處級以上警官、100多警員涉黑。　　

在工商界：　　

陳明亮、黎強等67個黑惡團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執行逮捕，陳明亮，重慶市江州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億萬身家；黎強，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20多家企業；龔剛模，重慶市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王天倫，重慶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匪界：　　

100余名黑惡團伙骨干成員被緝拿。　　

據重慶日報16日報道，市公安局向人大代表匯報工作中透露，警方已抓捕2000余名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這些黑社會團伙作惡多端，罪行累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涉嫌殺人、綁架、強奸、搶劫、制毒販毒、，賭博，組織賣淫，敲詐勒索等。　　

重慶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劉光磊　8月16日　曾通過重慶的官方媒體表示，重慶市的黑惡勢力滲透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小到糧油菜肉的各領域；黑惡勢力坐大成勢，組建的公司擁有不法資產上億元；不少集團集“黃、賭、毒、槍”于一體；黑惡勢力在警界和政界尋求保護傘，一些黑惡犯罪頭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政治光環，加緊向政治領域滲透。　　

   人民群眾控訴道：黑惡勢力無處不在，在各行業各領域，為了金錢，畫地盤、搶碼頭。暴力傷害、壟斷市場、控制物價、腐蝕官員、左右地方的“黑金”選舉，無人敢惹，因為他們有“保護傘”、 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的“紅帽子”。　　

而最關鍵最可怕問題是：這些官、商、匪，已為一家人！　　

以上是摘自重慶官方媒體的報道。　　

重慶“打黑”行動還沒有結束，僅此就已怵目驚心了。就目前暴露出的問題來看，其“黑”的程度即在大家預料之外，又在大家預料之中。預料之外，是因為暴露出的問題與多少年來全國暴露出的問題相比較，嚴重程度相差很大。預料之中，是因為用馬克思主義聯系的觀點看問題，聯系國際、聯系國內、聯系政治、聯系經濟，對“黑”到這種程度不應感到震驚。　　

重慶“打黑” 初步行動即可看出：這是一場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那些涉黑的國家干部就是列寧所說的“蛻化變質分子”， 那些涉黑的企業家就是列寧所說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有了蛻化變質分子、產生了資產階級分子自然就與人民產生了階級斗爭。相信以后不會再有人對階級斗爭的存在表示懷疑了吧。但階級斗爭激烈的程度就要看情況了。重慶涉黑之所以是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是因為這些“官、商、匪，已為一家人！”他們為了發橫財而敢勾結起來殺人、綁架、強奸、搶劫、制毒販毒、敲詐勒索、壟斷市場、控制物價、腐蝕官員等。他們的罪行已嚴重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薄熙來說：“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著血淋淋的照片，畫面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廣州日報）　　

多少年來廣大無辜民眾深受其害但卻敢怒不敢言，他們已憤怒到極點。此次階級斗爭之所以迅速取得了決定性全線突破，就是因為長期聚集在群眾胸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噴發似的頃刻之間迸發出來。他們通過手機短信、來電來訪等多種方式，提供線索1.4萬多條，其中80%為實名舉報。　　

所以說這是一場嚴重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關系到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的斗爭。　　

這個官、商、匪勾結的黑惡勢力組織是怎樣產生的呢？　　

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的董仲行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回憶說：“從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國曾經歷了一段黑社會犯罪的空白期。”原因是當時“由于物資匱乏收入差距小，強有力的管制，當時干部和官員的廉潔，保持了政治上的純潔性，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發生。”（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前30年中國沒有黑社會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如果說原因是由于當時物資匱乏就不對了。黑社會是有嚴密組織的跨國集團，目標是在全世界范圍內謀劃作案，不分國家貧富。貧困的非洲黑幫大本營在尼日利亞，其被稱為“419”辛迪加有500多個黑幫組織，到各國作案。日本黑幫活動范圍遍及亞洲、美國、加拿大和歐洲。“隨著邊境的開放，1982年港澳黑社會分子就開始向內地滲透、吸收成員了。”（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所以說前30年中國沒有黑社會是由于當時物資匱乏就不對了。　　

要說由于當時收入差距小導致犯罪率低倒有一定道理。有專家分析后指出：有些人是由于貧困、失業而鋌而走險的。索馬里的海盜起初并非海盜，而是想阻止帝國主義列強在索馬里實施搶劫掠奪，在進行打擊強盜保衛家鄉的一次次行動中，逐漸變質演變成為了海盜。　　

前30年中國的管制之所以強有力是因為措施針對了犯罪規律。　　

黑社會犯罪行為的產生需要3個條件：內因就是資產階級暴富思想，外因就是爾虞我詐的私有制市場經濟、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此：　　

前30年的中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弘揚共產主義精神。雷鋒式的英雄模范遍地開花，資產階級腐朽暴富思想受到壓制。　　

前30年的中國開展以預防犯罪為主，黨、政、工、團組織對思想落后人員進行幫助教育，尤其是長期的幫教形式“一幫一一對紅”，“手拉手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等，對思想落后人員避免犯罪起到巨大作用。對于刑滿釋放人員仍然安排回原單位工作，邊勞動邊接受幫助教育。　　

前30年的中國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走私、倒賣、非法勞工、偷渡、造假、盜版、放高利貸、等沒有生存的土壤。　　

前30年的中國對干部的教育是科學有力的。那時的干部是在人民群眾中選拔的，每周六到生產一線與人民群眾共同勞動一天，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聽取人民群眾意見。那時干部的工資與人民群眾的工資基本一致。那時的干部每隔幾年還要經受一次群眾性反腐運動的洗禮。因此“當時干部和官員的廉潔，保持了政治上的純潔性，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發生。”（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在分析目前世界范圍嚴重的黑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時，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王順安說：“學者們較普遍地認為是由歐洲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社會失范、失控所導致的。”這種觀點是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違背了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的客觀規律。　　

人類自有了私有制就有了階級斗爭，自然產生了國家，因為需要用國家這個壓迫工具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但國家只是形式還要有內容，內容就是法律、規章制度。從法律、規章制度的內容可看出是哪個階級處于統治地位，以及社會物質發展的狀況。　　

人們的思想行為是要受到當時物質條件和生產關系制約的。由于封建社會是自然經濟商品交換不發達，人們的自發欲望受物質條件的制約而有限度，隨著物質發展的不同時期的需要，法律、規章制度的內容也同步在加強，那時沒有汽車自然沒有偷汽車的，也不會制定懲罰偷汽車的法律。那時的法律是嚴厲的，對盜竊、通奸是輕者剁手重者死刑。再者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是很大的。因此除“綠林好漢”外的盜竊僅罕見的偷雞摸狗而已。不可能有資產階級這么貪婪。不過封建統治階級是貪婪的，他們的貪污是極其嚴重的。　　

所以不能說封建社會的法律不健全、社會失范。　　

資本主義的100年為社會帶來的財富，超過過去幾千年上萬年的財富，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是在私有制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私有制自私自利社會。在龐大的物質財富堆積面前，人的貪財欲望必然無止境的膨脹起來。必然要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實施犯罪。　　

但大量的、殘忍的、高智商的、高科技的犯罪，是發生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因為帝國主義階段的私有制市場經濟已發展到頂點，資產階級剝削手段也隨之千變萬化。全球市場的被瓜分為資產階級帶來了無法計算的財富。使資產階級思想變為最腐朽最貪婪。科技的發展又使腐朽貪婪的資產階級如虎添翼，變得猖狂起來。　　

私有制度是犯罪的土壤。　　

因此不能說歐洲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失控。　　

  “美國一直以來不遺余力重拳打擊黑社會。仿效上世紀90年代由洛杉磯首創的措施，如今至少有36個州通過了強硬的法律來對抗黑社會勢力。然而，隨著黑幫勢力再度抬頭，這些法律的作用備受質疑。一個專注于種族問題的律師小組負責人康斯坦茨.L。賴斯表示：‘在這30年來，大量的逮捕成為洛杉磯對抗黑社會勢力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的十年里，整個洛杉磯當局已經逮捕了45萬多名青少年，但是，黑幫人員卻增長了一倍。’”（2009，10.08廣州日報）。           法律是針對人們行為的事后反映，不管社會制訂了多么嚴厲的法律 都制止不了犯罪。　　

犯罪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度。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事物的變化都是內因與外因互相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內因就是思想根源。　　

每個人在一言一行之前都要思考再三，思考靠的是思想意識，思想意識就是人們對世間的看法，這個看法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社會實踐中得到的，而且將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而改變。因此它是物質社會運動在頭腦中的反映。由于現階段社會處在階級社會中，反映到頭腦中來的思想意識自然具有階級性，并且存在兩種思想意識的斗爭。　　

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思想意識，思想意識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改變這是規律。但思想意識有獨立性，在生產方式改變后一個很長階段內，舊思想意識仍獨立存在。因此社會主義建立后很長時間，人們的思想意識中還將有資產階級腐朽的，趨于滅亡的思想意識存在，并且頑強地表現出來。比如自私自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崇尚金錢、厭惡勞動尤其體力勞動、學而優則仕、發家致富等。但不同人群存在程度不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是純潔的，尤其產業工人，由于他們與資產階級是根本對立的，所以是不會接受資本主義的。被剝奪資產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體所有制企業、小生產者等不同程度存在。政企干部、知識界屬易感人群。這些人接受資本主義是會很快的。　　

現階段我們的思想意識中，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占統治地位。　　

外因即外部條件：　　

在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經營必然要行賄受賄、官商匪勾結、兇殺暴力，這已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史所證明的了。資本的猙獰面目即“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這個性格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是一樣的。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與查爾斯·達德萊華納合著出版了小說《鍍金時代》。揭露美國19世紀70年代以后，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投機家、企業家相勾結偷機、貪污受賄，用各種手段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民主制度的虛偽。市場經濟的黑暗。比如：將牛送往屠宰場之前大量的灌水。市場充滿欺騙、行賄受賄、惟利是圖、謀殺、壟斷。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認為美國19世紀70年代，經濟有力增長的同時，政府卻充滿了瀆職和腐敗。　　

現在的美國以及各國的股票操作人員、股票分析師，違規操作是普遍經常發生的事。震驚世界的美國安然公司高管與審計公司高管聯手造假案，使股東遭受巨大損失。去年暴露了震動全美國的麥道夫龐氏詐騙案，最近又暴露出拉賈拉特南對沖基金金融詐騙。　　

哪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沒有總統、議員受賄？蔣介石三次最大受賄分別是：秘密挖掘了慈禧太后墓和乾隆墓的孫殿英，行賄蔣介石大批的寶物后，盜墓案調查不了了之。“青海王”馬步芳將一件價格極為昂貴的海龍皮皮大衣送給了宋美齡，以期求得軍款。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盜挖楚懷王墓，為躲避追究送給蔣介石一個大翡翠球和金銀碗各一對。英國議員受賄更是被頻頻曝光。臺灣前總統陳水扁受賄案仍在審理中，就目前暴露的問題看，銀行就像陳水扁私人的錢包，他隨意可取。韓國二戰以來沒有一個總統不受賄！　　

聯合國目前正在對其索馬里援助計劃進行調查。已發現有官員將原本用于援助索馬里難民的糧食倒賣，以高價牟取暴利。　　

資產階級暴富思想，一旦與私有制市場經濟相結合，必然發展到壟斷市場、官商匪勾結、兇殺暴力。如不產生“官、商、匪，已為一家人”那就違背規律了。官商匪勾結與私有制市場經濟屬本質、直接的聯系。國內國外均如此。　　

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王順安指出：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黑社會組織呈現國際化趨勢。（人民網）　　

曾參加《中共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中共中央　黨校　教授陳述認為：這（腐敗）同當前經濟高速發展、體制快速轉型、全面對外開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機制不完善的中國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中新社記者 齊彬）　　

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指出：應該承認，隨著發展市場經濟，腐敗現象接連不斷地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甚至涉及到許多高級的領導人。（　2007年03月27日　新華網）　　

“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社會治安形勢也在變化。”“70年代末，隨著政治和經濟的開放，曾經因高壓管制而穩定的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萬起為基數，至1981年，平均每年增加10萬多起。”（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刊登80年代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董仲行、經濟犯罪刑偵局副局長劉德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秉松的談話）　　

“ 1983年，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要求下，全國開展了第一次大規模‘嚴打’”。（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 但在南方，隨著邊境的開放，港澳黑社會分子開始向內地滲透、吸收成員。1982年，深圳已查實黑社會組織成員76名。可是到了1989年，深圳查獲潛入的港澳黑社會組織46個，成員280多人。”“港澳黑社會組織的進入，使內地松散的犯罪團伙開始具備完備的組織結構。在深圳查獲的一個以青少年為主的團伙，有10條幫規，設‘幫主’1人、‘護法’2人、‘少爺’7人，由‘少爺’分別負責7個‘堂口’”。“ 境外黑社會滲透與境內犯罪團伙，成為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源頭。”（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1985---1986年，在政治上黨內高層出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在思想上提出補商品經濟的課。在經濟上全國掀起下海經商潮，官商、官倒、解放軍辦企業，職工業余時間擺小攤、“兌縫”。當時的流行口號是“一切向錢看”。某大報刊文《“向前看”與“向錢看”的一致性》。1987年出現了學潮。受到了鄧小平的嚴厲批評。　　

受這個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因為造成治安情勢惡化的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并未減少，反而有所發展，第一次全國‘嚴打’高壓態勢下治安情況的基本好轉，成了暫時現象。”“1987年起，全國刑事犯罪發案數逐年激增，1990年查獲犯罪團伙數量和團伙成員，較1986年都增加兩倍多。”“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團伙急劇增多，并且愈益向黑社會組織演化’。” （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1990年“哈爾濱公安機關查獲了 ‘喬四’等三大集團，這也是中國第一批被公眾熟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有62名公安民警涉案，其中處級、科級干部各5人。而三大集團中也不過只有47人被處以刑罰。”“以暴力為主的流氓集團想進一步壯大，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實力；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后臺和保護傘。”（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1992年十月“公安部專門召開了打擊團伙犯罪研討會。據劉德仁回憶，這次會議確定了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6個一般特征，其中包括擁有經濟實力、尋求保護傘。”（　2009-9-3　瞭望東方周刊董仲行劉德仁何秉松的談話）　　

2000年，新世紀的第一年，全國犯罪發案數為367萬起，比1999年增加63%。　　

從以上可看出：（1）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開放導致境內沉渣泛起，境外黑社會乘機滲透境內發展成員（2）1987年起進一步開放，全國刑事犯罪發案數逐年激增，”（3）1990年出現后臺和保護傘，中央總結出了“以暴力為主的流氓集團想進一步壯大，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實力，謀求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有后臺和保護傘。”的黑社會組織發展規律。　　

開放之初所以導致了犯罪率激增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上實行市場化自由化的同時，放棄了無產階級思想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南方由于中小企業多，接近港澳又是開放試驗區，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很容易，否則就無法解釋，那時一些壞事為什么首先從南方起源向北擴展。比如黑社會、假幣、艾滋病、走私、吸毒販毒等。而北方重工業基地多產業工人多，無產階級思想根基深，計劃經濟全局觀念強，組織性紀律性強，集體主義精神強，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很難。　　

總而言之黑惡勢利與腐敗勢利是孿生兄弟，權錢交易共謀私利。私有制市場經濟是他們產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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