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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先鋒公司的“先玉335”玉米已成為中國第三大玉米品種。圖為該公司高層在河南商丘考察。 |
中評社北京7月24日電／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外國公司已控制中國市場70%的種子來源，國家若不對此問題加以重視，中國種業或將面臨滅頂之災。對此，中國社科院有關專家指出，中國種業面臨的風險確在逐步加大，種業問題事關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不容忽視，國家應出臺相關政策，扶植國有種業公司，同時對外資企業的擴張加以限制。
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自2000年《種子法》頒布之后，中國種業開始了市場化進程。但由于國內種子企業規模較小，難與大型外企抗衡，造成跨國公司大量涌入。這些外資企業除了嚴重擠壓國內種子企業的生存空間，更加緊在國內進行研發布局，對中國的種質資源和種子產業安全構成了威脅。
人民日報指，目前外國公司已經控制了中國市場70%的種子來源，美國先鋒公司的“先玉335”玉米更僅用3年時間就迅速成為中國第三大玉米品種。
學者吁國家政策扶植國有種業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接受文匯報采訪時說，外資壟斷中國種子市場后的諸多不良后果已一一顯現。他們大幅提高種子價格，“天價種子”不斷涌現，甚至出現了“1克種子1克金”的情況。更值得引起關注的是，外國種子已從最初的蔬菜、花卉領域迅速擴張至糧油領域，比如“先玉335”玉米種子已完成在東北玉米主產區的擴張布局，目前已占吉林省玉米播種總面積的10%，并呈進一步擴張的趨勢。
李國祥指出，種業問題事關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不容忽視，目前看來，中國種業面臨的風險確在逐步加大，外資企業的野心不容忽視。李國祥直言，給“洋種子”以可趁之機的原因很多，除了中國種子企業缺乏競爭力之外，相關政策也存在疏忽。
李國祥介紹，距今為止，印度、巴基斯坦等國仍然對其國內大田作物種子采取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如印度就規定國外公司在合資中的股份不允許超過40%。而中國目前對此并無詳細的政策規定，從而造成國內種業市場被國外公司“攻城略地”的局面。中國應出臺相關政策，扶植國有種業公司，并借鑒印度等國的經驗，進一步嚴格品種登記制度，嚴格控制轉基因品種的銷售和推廣，并對關系國計民生的大田作物種子進行更嚴格的把關。
跨國糧商“俘獲”巴西、阿根廷 引多國警惕
中評社北京7月2日電／北半球的很多國家又進入了收獲糧食的旺季。前兩年的糧食價格高漲讓人們記憶猶新，今年會是怎樣呢？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就曾講過一句話：“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那么真有想控制“所有人”的人嗎？這種野心大概有，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
在成功“俘獲”了南美糧食大國后，“孟山都”等跨國糧商隨即便被歐洲和非洲國家打了“反擊戰”，顯然，很多國家已經在糧食安全的敏感嗅覺上“回過味”來了。有專家提醒，對于曾在大豆種植上吃過虧的中國來說，其他國家與跨國糧種大鱷間上演的每一場攻防戰，都是“絕佳的教學案例”。
跨國糧商“俘獲”巴西、阿根廷
環球時報報道，在全球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巴西，原本被熱帶雨林包圍的亞馬孫地區這些年有不少樹木被當地農業生產者砍掉，改為種植大豆。在這片逐漸形成的亞馬孫大豆產區，有一條從菲利茲到興古的120公里長的“大豆公路”，公路兩旁新開辟了14家種植大豆的大型農場。來自美國的ADM、邦吉和嘉吉3家跨國糧商在這條公路沿線投資新建了23個大型糧倉，專門用于收購和儲藏這些農場產的大豆。它們還在亞馬孫腹地的圣塔倫市建設大豆專用碼頭，從那里把巴西大豆裝船出口。跨國糧商活躍在巴西的場景，每年一到收獲季節都會重復出現。它們通過倉儲和運輸，輕而易舉地控制了這個地區的大豆貿易。而在價格上，跨國糧商在收購巴西農產品時又是以美國芝加哥農產品期貨市場的價格為準。
據巴西農業聯合會近期調查，巴西大豆出口的84%是被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孚4家跨國糧商收購和出口的。該會負責外貿和國際事務的多尼澤特表示，“這種過分集中的情況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益”。巴西國家新聞公司2006年一篇有關大豆生產的專稿也提到，“4家跨國企業控制了巴西大豆生產、收獲直到銷售的全過程”，如果巴西農戶想脫離跨國公司來“單干”，馬上就會面臨資金、運輸、客戶等各種難題。
巴西大宗農產品出口逐漸被少數大型跨國企業所控制，還要追溯到十幾年前。當時，在巴西國內出現過針對是否種植轉基因大豆的討論。1997年后，跨國種業公司在巴西的鄰國阿根廷率先打開缺口，美國孟山都公司研制的轉基因大豆開始在南美推廣種植。由于轉基因大豆可以減少使用農藥和除草劑的成本，巴西大豆農戶不顧政府禁令，私下從阿根廷走私轉基因大豆種子種植。考慮到大豆種植農戶的現實利益，巴西政府和國會只能通過頒布行政法令的形式，允許豆農種植和銷售轉基因大豆。到了2006年，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面積在巴西首次超過傳統大豆。
在南美大陸，阿根廷的農業曾經是成功的典范，擁有豐富的農業生產體系，在自給基礎上還有大量剩余。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出現嚴重的債務危機。90年代中期，梅內姆政府聲稱，為償還飛漲的外債，要將傳統的糧食生產變為轉基因作物的工業化種植。于是，自1996年起，孟山都公司便開始啟動控制阿根廷糧食生產的進程。在最初階段，孟山都故意放棄“技術使用許可費”，吸引阿根廷農戶選用自己的種子，阿根廷一時間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無控制的轉基因實驗場，超過20萬的農民和小農場主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為大型商業化農業大豆種植商讓路。而當其轉基因種子迅速擴散、阿根廷農業經濟逐漸受控于外國集團時，孟山都又開始收取專利費。盡管阿根廷農民提出強烈抗議，但“技術補償基金”還是于2004年底開始實施。到目前為止，阿根廷只能無奈地接受這樣的現實———轉基因大豆播種面積已占到農業用地的一半以上。
跨國種業大鱷成了“種子警察”
在國際上，有人把跨國物種公司的推廣行為稱為“種子警察”，目標就是控制全球的糧食生產。印度棉農、“玉米故鄉”墨西哥的本土玉米種子、巴拉圭的大片農田和戰后的伊拉克都吃過不小的虧。本國糧食生產被國外公司控制，也讓阿根廷等國開始反思。全球性糧食問題非政府組織“GRAIN”在阿根廷的分部認為，跨國公司對阿根廷農業發起的控制行動分為擴張、威脅和收費3個步驟，最終導致阿根廷中小農戶遭受不幸，社會財富被榨取，“這不是單一事例，這一幕也正在世界各地重演”。阿根廷生物學家勞爾.蒙特內格羅博士稱：“看到部分人為了追逐眼前利益，大肆破壞植被，播種轉基因作物，使生態系統遭到破壞，也讓政府和農民之間因農業政策而矛盾不斷，真令人為整個社會感到痛心。”
與拉美兩大產糧國巴西和阿根廷的糧食生產和糧食價格受到外來控制相比，非洲各國在糧食安全方面顯得高度敏感。孟山都CEO格蘭特曾感慨：“非洲是最難進入的市場。”自2002年起，許多美歐糧食巨頭就不斷施壓，希望非洲國家接受擴大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但進展十分緩慢，迄今只有南非、坦桑尼亞、肯尼亞、烏干達和莫桑比克5國推廣了轉基因農作物種植。據南非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披露，去年4月他們發現孟山都提供的“耐旱玉米”在3個省份都無法授粉，導致20萬公頃農地絕收，對此孟山都居然采取付“封口費”的辦法，向受災農民提供總計4200萬美元的補償，條件是“不許把事情說出去”。非洲生物安全中心的人士對此表示擔憂，認為在非洲普遍的種植模式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讓傳播這些消息，結果只能讓最底端的農民無端成為受害者。而這樣的案例，也讓安哥拉、贊比亞和蘇丹表示拒絕接受國外的轉基因糧食援助。
近年來，美國的種子公司也在歐洲遇到很大阻力。2008年，德法藝術電視臺播出了一部叫做《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紀錄片。該片由德法加3國共同攝制，揭露孟山都生產的除草劑根本不像其所說的可以自行生物分解，相反還會破壞環境。1998年時，德國曾種植孟山都公司研發的MON810型轉基因玉米，但到了2009年，德國政府又下了禁令。德國農業部長認為，下禁令有合理的科學依據———因為MON810型轉基因玉米對環境構成危害。德國《圖片報》6月初報道了一起“德國迄今最大的轉基因作物丑聞”：德國有7個州的農民最近“錯誤播種”了另外一種型號為NK603且同樣遭歐盟禁種的轉基因玉米種子，使多達3000公頃的土地受到污染。
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和韓國很早就將確保糧食安全當成基本國策。特別是日本，將“糧食安全”上升為“國家戰略”的呼聲很高。對于糧食控制問題，《環球時報》記者曾希望采訪日本著名國際農業問題專家高瀨國雄，但他表示，涉及日美農業政策的話題都是敏感的，作為政府機構的顧問不便對此表態。
據記者了解，盡管日本對國外種業公司的種子開放，但日本始終把大米的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日本不是農業生產大國，卻是農產品消費大國，在糧食安全方面也有來自國外的壓力。由于土地資源稀少，日本人均耕地面積僅為美國的1／42，除大米以外，其他農產品基本靠進口。以大豆為例，日本每年消費量約440萬噸，國內生產僅能滿足6%，其余的有74%主要從美國進口。因此，在糧食價格上也只能看進口國的臉色，農產品市場處于不可預估狀態。如美國調整能源政策，大量使用玉米發展生物能源，會直接導致日本玉米進口數量突然減少。近年來，由于糧食、飼料價格波動很大，也帶動了日本市場上肉類和禽蛋價格大幅攀升。
強調種子國產和“不再賣地”同等重要
跨國糧商從出口獲利著眼，不顧巴西生態環境的做法已經引起巴西專家的擔心。巴西亞馬孫國立研究所科學家沙利斯說，“盲目發展大豆種植業，破壞當地多樣化的生態系統，這是最大的犯罪”。巴西社會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安德烈也認為：“將具有豐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改變為單一的大豆種植，這是不能接受的。僅看到眼前利益，不顧生態的重要性，將來是要吃虧的。”看到亞馬孫周邊地區的森林被農業生產者砍掉，更是有人擔憂地說：“種植大豆雖然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但也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為應對跨國企業在轉基因種子上的控制權，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表示，“巴西只有自己投資鼓勵研究和開發轉基因大豆，才有可能實現生物技術上的獨立，保持巴西大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與外國研究機構開展有轉基因作物研究上的合作。目前這家公司開發轉基因大豆品種已經有14個，并提出未來巴西種植的轉基因大豆種子將全部實現國產化。
除了擔憂大宗農產品的出口被少數大型跨國企業控制外，巴西輿論近來對外國人到巴西大量購置土地也提出質疑，要求國會和政府立法對外國人購地進行限制和嚴格管理，不要讓“巴西土地落到外國人手里”。巴西《經濟價值報》6月23日和24日先后以“禁止外國人購地是出于國防戰略的思考”、“農戶贊成限制外國人購地”為題進行反思。據了解，巴西公共檢察院和負責土地登記的全國土改局已開始對外國人在巴西購置土地的情況進行調查摸底。
在國際媒體最近兩年的報道中，日本是海外“屯田”的主角。《讀賣新聞》2009年的一份報道說，日本三井物產公司將在巴西投入1.5億美元，到2014年時獲得25萬公頃的農地開發權，這相當于神奈川縣的總面積。然而從日本民間機構“轉基因情報室”得到的消息是，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南美洲積極推進轉基因農產品開發的國家，即便在那里獲得耕地，今后也不能保證它不受其他轉基因作物的影響。《讀賣新聞》還說，“美國的嘉吉公司在巴西經營了30年，目前從那里向中國出口轉基因大豆”。
非洲重視糧食安全的另一個表現也是對土地買賣的嚴格限制。許多非洲國家都規定，外國企業不經特別許可，不得購買本國土地。近年來由于糧荒嚴重，許多國家曾傳出“土地換糧食”的新聞，如烏干達、馬達加斯加，但最終都被證明是夸大或誤傳。不過，“將國家農地長期出租給韓國大宇種糧”的傳言還是導致了馬達加斯加前總統拉瓦盧馬納納被政變搞下臺。
中評社北京7月9日電／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就中國當前的糧食發展戰略和糧食安全問題，該報日前專訪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糧食是安天下的戰略產業
問：對中國來講，糧食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
韓長賦：我用兩句話概括：一句話是糧食是安天下的戰略產業，解決好13億人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另一句話是我國是人口大國，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堅持立足國內實現基本自給的方針。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里。
問：為什么強調要立足國內呢？有一種觀點認為，多進口糧食，等于進口土地和水，對此您怎么看？
韓長賦：因為我國人口多、糧食需求量大，靠國際糧食貿易無法保障我國糧食安全。首先，全世界糧食還不夠吃。據測算，近10年來全球谷物消費需求增加4400億斤，年均增長1.1%；產量增加2000億斤，年均增長 0.5%。2007／2008年度產需缺口約400億斤。雖然這兩年產略大于需，但糧農組織預計今年國際稻米供求趨緊。第二，國際貿易量很小。每年大體在4800億斤左右，不到我國糧食總產量的一半。比如，稻谷是我國口糧消費的主體，占口糧的近60%，消費量每年3700億－3750億斤，而國際市場大米貿易總量也就是500億―600億斤，僅占我國大米消費量的15%左右，通過國際市場調劑的空間十分有限。第三，我國大國效應明顯。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賤。還存在運輸成本問題。進口糧食從上海、廣東到岸后再轉運到貴州、甘肅，尤其是偏遠的農村，成本太高，消費者吃不起。多進口糧食，等于進口土地和水，確實有道理，但從國情看，只能適當進口，不能依靠進口。
確保糧食安全任務艱巨
問：我國目前的糧食安全是個什么狀況？
韓長賦：從供給看，我國糧食連續6年豐收，連續3年產量在1萬億斤以上，說明我國糧食生產能力已經達到 1萬億斤水平。也就是說，在不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情況下，正常年景能保持產量1萬億斤。從需求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我國糧食需求剛性增長，預計2020年糧食需求總量將達到11450億斤以上。從供求關系看，我國糧食雖然連續6年豐收，但仍然處于緊平衡狀態。滿足2020年的糧食總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產糧食80億斤。確保糧食安全的任務十分艱巨。
保糧食安全是政府責任
問：如果對糧食安全問題再作一點深入的分析，糧食安全主要是哪些問題？
韓長賦：我認為糧食安全從某種角度講，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城里人的問題，不是農村人的問題。從全國來講，除一些受災地區和貧困人口外，農民自產自食，總體不存在糧食問題。一是城市人口不斷增多。目前我國城市常住人口總數是6.22億人，城市化率以年均0.8%的速度增長，城市人口每年大約增加1100萬人。大批農民工進城后由糧食生產者轉變為糧食消費者。二是消費水平不斷提高。首先是消費結構提升。消費加工食品需要消耗更多的原料。比如，蘋果，鮮食的話，一頓1個就可以了；榨成果汁，1杯果汁要消耗3個蘋果。城里人蔬菜、水果、肉奶吃得多，蔬菜、水果消費的增加需要占用更多優質糧田，畜產品消費的增加需要更多的糧食轉化。
第二，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主銷區的問題，不是主產區的問題。全國80%左右的商品糧、90%左右的糧食增產量來自黑龍江、吉林等13個主產省區，廣東、浙江等主銷區糧食產需缺口逐年擴大。過去是北煤南運，南糧北運，現在是北糧也南運。
第三，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政府要解決的問題，不是農民要解決的問題。政府要糧，農民要錢，這個矛盾怎么統一？這涉及政策取向和制定問題。要依靠政策激勵，增加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這樣才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
第四，糧食安全問題的核心是稻谷問題，稻谷問題的核心是粳稻問題。我國主要糧食作物中，小麥有余，玉米平衡，稻谷不足，其中主要是粳稻短缺。保障糧食安全，增加粳稻生產是一個突出的重要任務。
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問：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
韓長賦：要以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為核心，以實施糧食重大戰略工程為抓手，以提高單產和優化品種結構為主攻方向，充分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和農民務農種糧積極性，加快構建糧食安全保障體系。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要保護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穩定糧食播種面積，提高糧田生產能力。
二要大力提高農業科技水平。農業科技要以種子為重點，要加快培育以大企業大基地為主體、育繁推一體化的現代種業體系，提高優良品種的研發和擴繁推廣能力。
三要大力建設糧食優勢產區。把優勢產品放在優勢比較突出的產區生產，能夠極大地提高產量水平，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商品率。
四要提高農民種糧和地方抓糧積極性。從農民積極性來看，一方面要繼續幫助農民減少種糧成本，規避生產風險；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糧食價格，增加種糧比較效益。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利用國際市場調劑余缺，促進總量和品種結構平衡。
如何面對外資糧油巨頭的“步步為營”
中評社北京6月11日電／外資糧油巨頭在中國糧食市場“步步為營”。豐益國際自2001年9月與河南合資興建糧油加工企業開始，已盤踞中原腹地近十年。近日，該公司投資的“益海嘉里”糧油項目正式落戶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此舉意味著豐益國際在國內的糧食產業鏈漸趨完備。
上海證券報發表經濟學博士馬紅漫文章稱，對于當下外資介入國內農產品行業的狀況，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方面，益豐國際等公司加速上馬獨資的面粉加工等項目，是其業務觸角的戰略性延伸。雖然目前這些從種植到終端銷售各環節的子公司利潤微薄，但如若其擴張步伐不受任何規制，外資巨頭不久后就可能全面壟斷糧食產業鏈。屆時，農業終端產品也極有可能重蹈食用油覆轍，統統被歸集到國際巨頭的品牌名下，其品質、價格等關鍵要素決策權及產業厚利均被外資收于囊中。但另一方面，國內農產品市場發展的歷史表明，單靠自身因素根本無法保障其發展壯大，農產品始終處于劣勢地位。假如沒有外資的介入，國內的“三農”問題將會更加嚴峻。
無須諱言，前一種觀點是目前的主流看法，即警惕外資控制國內農產品市場。在商言商的跨國巨頭并非扶持中國農業的“慈善家”。隨著農業各部門對外資的倚重，包括大豆在內的農作物對外依存度同步提升，定價權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突出。曾有媒體報道，國外種子公司生產1粒甜椒種子成本僅1分，但在中國市場卻要賣到1元。但由于相關市場已被國外公司壟斷，農民只能被迫接受高價“黃金種子”。除了這一極端案例，跨國巨頭“野心”的全面發力最早體現在食用油市場。此前，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達孚四大國際糧商為代表的外資企業，利用并購、參股、合資等形式，已控制了中國近60%的油脂企業。豐益國際就已在中國市場擁有了“金龍魚”、“口福”、“胡姬花”等多個知名品牌。中國食用油市場被外資企業牢牢把控在手里的結果是，一定程度上公眾只能被動接受食用油漲跌無序的價格，市場自主選擇空間因此而受限。
文章表示，盡管外資控制市場的風險的確存在，但辯證思維更有益于解決具體問題。外資在進入中國糧油領域之初，曾博得一片喝彩之聲。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農田長期以個人耕種為主，不僅上游播種極易受自然因素影響；而且下游糧食價格又常受行政定價約束，價格偏低。糧油行業成本收益的不對等嚴重阻礙了民族資本的積極介入。就此而言，外資巨頭不計成本地進入這個領域，帶來了類似經濟學上的“帕累托改進”，彌補了現代化生產技術的空缺，提高了農業產出規模和就業數量，為中國農業注入了新鮮活力。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快速提振當地經濟，也對外資設立糧油項目敞開了大門。事實上，跨國公司能在國內農業市場脫穎而出，恰是因為其本身跨越了國界，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風險收益不對等的問題，這本身就是市場競爭優勢的體現。
制度上的優勢使得外資介入國內農業市場有了必然性。首先，跨國企業投資遍布全球，由此能夠對沖單一區域的自然災害風險；其次，全球采購、全球銷售模式，規避了國內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問題，能保證一定的投資收益；再次，海外金融市場有成熟的農業產業保險機制，跨國公司能夠借金融產品創新實現風險與收益共擔。
文章認為，真正需要把控的，是外資介入的度。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提出過“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該理論認為，后發經濟體的比較優勢需要政策去保護和扶持，而不能輕易地全面開放，否則民族產業就會被外資打垮而失去發展機會。從韓國等經濟體對農業保護經驗看，對外資進入農產品行業需要有范圍、比例兩個限制，初期應以終端產品、非敏感產品為主，至于糧食油品則需審慎開放；為避免全行業被外資控制的局面，需要將單個外資企業進入的比例限定在10%到15%之間。
此外，扭轉外資操控糧油價格的關鍵，還在于全面提升本國生產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相關制度建設因此就顯得更加重要。所以，財政資金應大力支持農業系統的技術研發工作，對現代化耕種設備的購買給予更大比例的補貼，鼓勵農村技術培育市場的擴容；要積極培育農產品期貨市場，完善農產品定價機制和農業金融風險對沖機制；出臺針對性政策，鼓勵有實力的民間資本進入農業領域，整合既有資源實現規模化運作，并與國際巨頭相抗衡。
文章強調，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糧油市場，的確可能影響國內基礎農業安全。但這并不意味著政策部門需要動用政策去排斥，爭取主動，設法使得外資徹底“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才是解決問題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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