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提升中國工人的權益事關正義
作者：丁偉 關雪菁 2010年07月06日 來源：《中國企業家》網
——專訪《世界不平坦》作者安德魯·羅斯
“60年來這是第二次，全球的進步主義者期待著中國展示給他們一條全新的道路”
“世界是平的”這一流行概念，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他鼓吹全球化以及外包趨勢，認為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
與這種自由貿易原教旨主義不同，紐約大學文化和社會分析學系主任安德魯·羅斯(Andrew Ross)關注了外包浪潮中的“此岸”，他多次深入到中國的長三角、珠三角做調研，發現被想當然地認為是全球就業機會轉移最大受益者的中國其實損失同樣巨大。
1954年10月1日，北京，紡織工人代表隊
1982年9月，江西，特區打工妹
2007年，安德魯·羅斯教授出版了《世界不平坦：來自上海的教訓》(Fast Boat to China: Corporate Flight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ree Trade-Lessons from Shanghai)一書，詳盡描述了跨國公司及臺商在上海、蘇州、重慶、成都等地的外包生態及中國工人生存狀況。他寫道，中國工人現在不再是“革命的螺絲釘”，而成了“全球化的步兵”，是一股難以抗拒的力量的一部分。他也提出了警告：“中國的勞動力仍未獲準擁有這些選擇：公平貿易、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公認的勞工權益。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今天外包最幸運的受益者明天很可能就成為受害者。”
安德魯·羅斯教授接受了《中國企業家》的郵件采訪。
關于外包趨勢及其對全世界的影響，您跟弗里德曼最主要的分歧是什么?您的書在中國被翻譯成《世界不平坦》，被包裝成與《世界是平的》相對立，這是否有曲解?
安德魯·羅斯：這本書的中文名字顯然不是我的選擇，但我的立場肯定是批判弗里德曼的。他的理論建構在訪談CEO們的基礎上，而我的訪談參與者中有很多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及中國工人，都是我隨機抽取的樣本。這些管理者必須去應付日常的各種壓力和需求，他們對于區域環境顯然有著比CEO更好的認知，而且作為員工他們也有不同于CEO的利益表達。
整體而言，弗里德曼相信自由貿易可以提升行業競爭，相信處于地球兩端的受雇者們之間所發生的競爭是一種積極的力量。我的研究則表明，自由貿易將難以忍受的壓力加諸本國和離岸的工人身上，而國際間的合作比劇烈的競爭是更好的倫理選擇。
您為什么到中國調研?您在此岸發現了哪些重要、迥異的事實?
安德魯·羅斯：我最初的動力是想展現中美之間工作往來的人性一面，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對于那些從跨國公司手中接過代工飯碗的中國工人的需求、渴望和境遇沒有任何了解。此外，很少有美國人注意到，在中國經濟重新構造的過程中，有數千萬工人下崗、失去工作，甚至再無法找到工作。中國的就業損失與美國一樣嚴重。改革過程的私有化通常沒有被看做是對全球化的回應，這個過程雖不是在世界銀行的“意志命令”之下發生的，但仍然是新自由主義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南中國低價工人的困境已經得到了不少曝光率，但卻很少有媒體關注那些對有從事具有更高技術含量工作的工人境遇。在我剛開始進行研究的時候，還沒有人寫過長三角工業地帶高科技企業的爆炸性發展。
這幾年，中國不僅有民工荒，還有工人罷工，您認為這些現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安德魯·羅斯：其實這種著名的“民工荒”，在我剛開始課題研究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在書中花了很大力氣來分析熟練工人市場上的這種現象。過去5年，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在增加熟練工人數量上所做的大范圍努力，工人薪水在2004年就呈上升趨勢，隨后穩定了，繼而又下降了，導致數百萬大學畢業生加入“蟻族”的行列。
非熟練工人(即低端勞動力)市場的民工荒其實一直在繼續，不過我把他們叫做“對工作的拒絕”，這是對難以忍受的工作環境的回應。自殺是一種極端的、存在主義的對工作的拒絕，突然的罷工則是一種一般性的、暫時的對工作的拒絕。現在每年春節后，我們都會在廣東看到大范圍的曠工，雖然總被誤讀，這其實也是一種對工作的拒絕形式。在美國，這些罷工總是被媒體錯誤地報道為對“獨立工會組織”的需求，認為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有可能將在中國發生。根據我的理解，其實工人們需要的是工會能夠更好地代表他們行事，而最近這些案例中我們卻沒有看到工會擔負他們應有的責任。因此，這些抗爭其實是發生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內部的事情，而并非外部，并非西方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看到的那種情況。
“今天外包最幸運的受益者明天很可能就成為受害者”，您的警告成了事實。
安德魯·羅斯：每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都需要一次強勁的工人運動來確保財富被公平的分配，而這些運動也會為社會進步的世界史做出貢獻。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化趨勢，財富分配非常不公平，但大多數人簡單地把這理解為中國“不再是社會主義了”。中國的經濟實力證明，他不需要再去尋求原始的方式來積累財富了。中國其實有潛力做一個更好的榜樣，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下、新自由主義變得愈加不受歡迎的今天。
一些專家認為，加薪浪潮將使中國告別血汗工廠，勞工維權能讓中國和世界都受益。
安德魯·羅斯：我非常懷疑提高工資就能夠終結低成本外包的這種可能性。中國還有其它適宜低成本外包生存的優勢，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物流和社會穩定性。越南的工資水平很低，但僅靠這一點并不能促使資本向越南轉移。另一方面，提升中國工人的勞工權益事關正義。市場經濟已經給中國的投資者們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提升了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但工人的工資水平卻是停滯的，血汗工廠的狀態也沒有得到改善。加強維護勞工權益將會緩解中國社會不平等的上升速率。
中國的發展到底是有助于穩定世界經濟的及時雨，還是全球化造成的利益失衡的典型案例?
安德魯·羅斯：這個問題與生態可持續發展相關。如果中國可以完善生產的綠色模式—中國政府其實是能夠促使這一模式形成的最強有力的力量，那么將對全球的碳排放產生巨大的影響。60年來這是第二次，全球的進步主義者期待著中國展示給他們一條全新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對于人類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跨越，而綠色中國對世界而言將是一個更偉大的跨越。
您對中國寄以厚望，中國真的有可能制定公平貿易、可持續發展及勞工權益的全球規范嗎?
安德魯·羅斯：為什么不可能呢?即便是山寨也充滿了創新性。在清潔能源和移動媒體領域，中國在一開始就是站在世界前端的，你們的研發非常先進。當然，在清潔能源制造方面，中美之間的關系跟15年前比發生了倒置，現在是美國成為低價裝配平臺，而不是中國。中國的太陽能企業在中國本土設計制造，再讓美國工人來裝配太陽能板。
當年美國是怎樣度過勞資沖突這一階段的?
安德魯·羅斯：美國曾經發生過發達國家中最嚴重的勞資沖突。美國工人運動的成果是促成了著名的美國中產階級的形成，讓美國成為一個像樣的福利國家，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和安全。作為回報，工人組織承諾保證工人比較高的生產效率。1970年初，資本家破壞了與勞動者之間的協議，開始進行離岸外包，他們的意圖是將工會組織甩到身后。這樣，公司雖然以離開的方式避免沖突，但他們將會在所到之處—中國—遭遇新的沖突。
中國工人不再沉默，他們將會大聲說出自己的利益。國家是否以公平和人性化的方式來回應，這還是未知。但是，這其中有個廣泛的共識就是，不論在中國之內還是中國之外，這種境況必須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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