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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一個強工會--對話原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現任法律顧問李永海

李永海 · 2010-06-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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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一個強工會

—— 對話原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現任法律顧問李永海

2010-06-26

來源:南風窗


  “工會工作很復雜、很重要、很艱巨,因為它作用于、服務于、協調于社會最基本的關系,任重道遠。”
  6月9日,在位于全國總工會大樓的辦公室里,李永海反復向本刊記者慨嘆和重申這一點。在本次專訪中,他深入談及了中國工會工作推進過程中面臨的諸種困難,以及進行變革探索的重要性。循此來看,假如中國工會運作機制不能得到進一步轉變和完善,即使知道他們就在身邊,咫尺亦天涯,職工群體也將找不到他們的身影。
  
  責無旁貸
  《南風窗》:工會在化解勞資關系矛盾過程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李永海:工會是勞動關系矛盾的產物,沒有勞資關系矛盾或勞動關系矛盾,就沒有工會。我是資方,你是勞方,我們之間是有矛盾的。那勞方的權利誰來維護呢?這就是工會產生的客觀社會基礎。工會在協調勞動關系當中當然責無旁貸、責任重大。勞動矛盾是永恒的,我們國家現在是要導引、要調處,而不至于矛盾激變,造成罷工。
  《南風窗》:都說工會工作很重要,重要性在哪里?
  李永海:中國加入WTO,最后在美國游行反對的就是工會。我們最后是國家和工會談,不知道工會厲害?太知道了。美國和我們的國家關系早恢復了,工會關系還沒有恢復。
  工會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我們基層有些人,整天喊政治,就是漠視職工群眾的東西。這不是把自己的人搞得越來越少嗎?什么叫政治?毛澤東說的,把我們的人搞多多的,把對立面的人搞少少的,這就是政治。工會就是要把我們的人搞多多的,通過這個橋梁把職工群眾聯系在黨的周圍,工會團結的人越多,黨團結的人就越多。
  《南風窗》:問題是,如果讓工人一下子很有話語權,資方的成本會上升,這可能不利于我們的GDP增長。我們的“世界工廠”地位是依靠嚴重壓抑的廉價勞動力價格換來的,工人一旦強硬起來,這種局面可能將不復存在。
  李永海:這是個誤區。我們國家現在是什么情況呢?勞動力成本普遍占總成本的8%到10%。世界各國在人均GDP過3000美元的時候(我們已經過了),勞動力成本占企業總成本超過20%了。我們太低了,勞動力太廉價了。
  在分配上要重視勞動者的報酬,不能說一夜之間,但是相對要比較快一點。否則對社會的需求,對消費拉動經濟極為不利,勞動關系當然不能和諧了。工人也沒有什么創造性、激勵性,心情不愉悅,怎么可能不出事故?
  《南風窗》:對于工會來說,應該如何出面維護職工的權益?
  李永海:工會是個大領域,涉及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很復雜的,必須站在全局、站在整個社會經濟矛盾上去研究問題。
  我說工會可不能提工人工資越高越好,而應該提適合為好,適合這個企業現在發展的情況,他的效益在不斷提高,工資也會不斷提高。工資不是越高越好,高到企業關門了,你高什么高?你主席也不要當了。
  也不能要求職代會的權越大越好。有些權不是你職代會的,是行政的,你要過來就麻煩了。你指揮生產嗎?這權就是廠長的,你最多只是監督權。所以工會主席要很有水平,得非常熟悉企業運行的狀況、市場的狀況。
  工人不需要了解市場,工會主席必須了解。這個產品沒有市場,你告訴廠長,不能生產了,賣不出去了;告訴工人,不要加班了,越加班越壞。這要求工會主席掌握度。產品賣不出去,這時候不能漲工資,你要說服工人,現在不漲是為了將來漲,最終目的是維護了職工,但有個技巧、手段、策略,有個時域限制,該什么時間提出什么問題。
  
  工會的“屁股”
  《南風窗》:您怎么評價近些年來工會在協調勞資關系矛盾中所發揮的作用?
  李永海:按理說工會是勞動關系的產物,應該積極地協調勞動關系,參與立法,參與政策處理,要敢于說話,敢于對話,敢于談判,形成一個談判機制。應該說這些年工會在積極推進這些工作,但是因為經濟關系矛盾、勞動關系矛盾層出不窮,突發事件也屢屢發生,民營企業又那么多,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建立工會組織,還不見得十分健全。總體上,工會發揮的作用在不斷提升,要沒有工會的作用,這個勞動關系矛盾還得惡化,罷工事件還得多,工會已經化解了很多。從局部來看,工會存在很大的難處,屁股還不敢完全坐到職工這邊來。
  《南風窗》:為什么挺不起腰桿子來?
  李永海:非公有制企業的工會主席受制于老板,我是你的雇員,這本身就有一個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矛盾。弄不好,老板炒他魷魚了。換位思考,我是想維護職工的權益,但我的權益沒人維護了?太難了。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工人官司打贏了,你工會主席也別當了。
  公有制企業這塊呢,黨政負責。中國現在這種體制,是一把手說了算的體制,一把手要不同意你當工會主席,你就很難當上。工會主席一定意義上要看著黨政領導的臉色來辦事兒,很難完全坐到職工這邊來說話。既顧及到職工又要顧及到領導,夾在中間,非常難。
  工會不是部門,是一級組織,在組織上它跟黨、政是平的,獨立的,在談判桌上是對等的。但有些黨政領導還不重視工會,還不認為工會在企業當中占重要地位,把工會當作是他的附屬物,當成他的一個部門,工會主席也很難當。
  《南風窗》:工會如果發揮不了作用,職工是不是就可能會另找出路,通過別的方式來維權?
  李永海:黨領導的工會如果長期不起作用,那么非黨領導的工會必然出現,就是“第二工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的東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來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東西來代表了,我就找同鄉會去了,我們10個人就聯合起來,選你當頭,你代表我們去反映這個問題去,你領我們上街去。
  要是黨領導的工會能起作用,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所以黨領導的工會,必須把“維護”的大旗舉起來,高高地舉起來,你不敢舉,“第二工會”就舉起來了,這就是辯證法。
  這個旗怎么舉?就是讓工會真正去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利益,替職工說話。就要求黨政領導在工會替工人說話的時候,不能不愛聽;企業領導不能認為你這個小工會主席老跟我廠長過不去,老在琢磨換了他,那完蛋了。廠長應該感到高興,你看這工會主席老替工人反映問題,我覺得要重視,這就好辦了,兩個人就合拍了,矛盾雙方就推動矛盾往前走了,問題就解決了,工人就滿意了,也不會鬧事了,更不會上街了。
  《南風窗》:通常情況下,資方也許會覺得,工會出面替工人說話就是找茬來了。
  李永海:有相當數量的經營者很好,很明白,包括外企,深圳有一家企業,共建共享,有1/3的職工持股。這次金融風暴中,一個員工也沒有裁。它這樣保護了職工,企業訂單多了,原來年生產5萬臺,通過工會組織職工開展勞動競賽,生產了8萬臺。提高了多少勞動生產力?企業賺了大便宜。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企業不明白放水養魚的道理,老覺得《勞動合同法》出來了,工人的工資、勞動成本加大了,企業沒有效益了,錯也。
  
  弱工會的軟肋
  《南風窗》:您怎么看工會“二政府”現象?工會是不是一個行政化的部門?
  李永海:現在把工會搞成行政化,官僚化,國有大企業工會主席是黨政副職,有些企業工會主席是拿年薪的,反正我是不贊成的。
  工會不吃行政飯,當然不是行政部門。法律規定企業工資總額的2%上交工會經費,各級工會用的錢都是這個錢。我們的待遇、福利都是我們自己的經費,我們花多花少跟國家財政支出不發生任何關系的,是相對獨立的。是工人養活了我們。這個2%經費里,60%留在企業工會用,40%給縣總、市總、省總、全總分,全總用2%當中的5%。這2%,假設是100塊錢,我們用5塊錢,其中60塊錢是放在企業工會用,這是一個分配比例,有章程規定的。
  這個經費現在還不能完全收上來,有些企業還不交,特別是民營企業、小企業,現在只能收到整個經費的50%左右。
  《南風窗》:關鍵還是要讓職工群體意識和了解到工會的作用在哪里,他才會加入和擁護工會?
  李永海:一個是工人的認識,一個是工會自己的作為。有些基層工會起不了作用,擺設。工人不滿意也是正常的。所以尉健行任全總主席時就說,有30%的工人認可工會就不錯了。
  這種情況要扭轉過來,但很難。
  《南風窗》:我知道工會實際上還是做了不少事情的,比如力挺《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但要想讓大家擁護,就必須首先要讓大家了解你以及你都做了些什么,不能不吭聲啊。
  李永海:工會是做了大量事兒,這是事實。但是有相當數量的職工對工會還不認可,還不滿意,這也是事實。問題在哪里呢?工會如果不能在勞動關系問題上為工人辦事,為工人說話,做的事兒再多,工人就不認可。
  在老板炒我魷魚上,你說不上話;在老板克扣我工資上,你說不上話;在我職業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時候,你說不上話。你就開展一些活動,什么打打球了,娛樂了,看看電影了,那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工人不認可你。因為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你還想工人交會費?
  《南風窗》:怎么改變這種不起作用的局面?
  李永海:現在有些地方也在探索,比如深圳,我這個工會主席,不受你老板管,由市總直接派進去的,工資我市總給你發,他相對就敢講話了。
  還需要上級工會更好地代表下級工會去為職工說話,盡量地去解脫下級工會。比如企業里勞資有矛盾,有些企業的工會主席就讓他靠邊,你不要叫他出面,我縣一級工會、市一級工會、產業工會出面。
  現在還面臨一些困難,有些問題亟待解決,包括工會參與立法權的問題,包括工會執法監督的問題,包括工會干部受到侵犯以后他的權益維護問題,都是問題。需要提升工會在這些領域里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只能提原則要求,要把這個通過法律、通過政策、通過各級黨政把它具體化,否則的話大家都在那兒說空的,空對空,落不下去。
  
  路在何方
  《南風窗》:上級工會向企業工會直派工會主席,這和工會主席職業化是不是一個概念?
  李永海:就是職業化。現在很多地方,工會作用發揮得不錯的,像大連開發區,寶安工業區,維權比較好,組織率比較高,蛇口的工會起步組織率就是100%,工會經費收繳率100%,很高的。他們就是上一級的工會發揮了作用,而不是企業工會發揮了作用,是上級支持企業工會,他直接維權,他跳過了企業工會。我們現在就是這么提倡的,就是上提一級。這是可復制的,現在一直在推這個。
  《南風窗》:工會主席職業化是不是一個方向?
  李永海:我不敢說是方向,但可以試。現在試行一下看看。這樣也有難處,全國普遍推開,你養不起。職業化后面,需要有強大的東西作保證,一是經費,二是人才。這要成一個系統。要想全面實行,200多萬個基層,200多萬個主席,還不說副手,就是選一把手,得多少工資保證?一個人按10萬塊錢算,2000億元。做得到嗎?做不到,中央財政能給嗎?不能給。我們現在工資總額2萬億,2%是400億,收上來才50%,200億,差多少?60%還在基層留著,就是120億在基層,剩下80億在各級工會領導機關。光人頭費就要2000億養著200多萬個基層,這怎么可能做得到?至少眼下做不到。
  所以某個局部,由省總支持,市總拿出錢來,那可以做得到,試驗可以做得到。總結一下,看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普遍推,不具備條件。
  《南風窗》:我們一直在推行“雙措并舉、二次覆蓋”,工會的覆蓋率怎么樣?這也是需要重抓的工作嗎?
  李永海:工會覆蓋要繼續抓,但我認為不是主要問題。你看西方工會,我們比他們的覆蓋率大多了,跟世界相比,可能是最高的,50%以上的入會率。當然要繼續抓組建,抓入會率,但關鍵是各級工會組織尤其是基層工會組織、企業事業單位工會組織,要真正起作用。
  只有發揮作用了,組建才有根基,職工才會跟過來,已經建立了的才會鞏固,覆蓋才有需求。否則的話,他是被迫的,你翻來覆去地動員入會,很難得到應該有的效果。組建和覆蓋不是目的,是一種手段,不要把手段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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