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1-19）

公民海外安全　中國無力保護
假冒書記情婦　行騙易如反掌
政府副秘書長買官被“書記情婦”騙走180萬

龍吟大地：中美從同舟共濟到夢醒時分
捧殺中國意在讓中國出錢出力？
新聞周刊：2010年全球黯然 美國風景獨好

中國房地產調控銜枚急進
深圳商品房入住率45% 多數房產用于投機

中國評論﹕胡總上海行 「大禮」待揭曉
南京最牛的一群釘子戶 34戶中31人是法官

濟世狂言：民族旗幟 華僑光輝
菩提明鏡：北京應嚴詞斥責岡田
軍政界：日擴海軍讚甲午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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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報：公民海外安全　中國無力保護

本文重點

    * 既無決心 又缺手段

兩名中國工程師日前在阿富汗遭綁架，中國公民的海外安全再度引起關注。中國國家利益日益全球化，但當局卻無力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勢必制約國家進一步崛起。

今次被綁架的中國工程師，事發時正與多名阿富汗人一起在當地進行道路勘測。據報道，綁架者是塔利班組織。這已不是中國人首次在阿富汗遇襲，二○○四年，有十一名中國工人在該國遭不明武裝分子襲擊而遇難。

近年來，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亞、索馬里等國，一共發生近四十多宗涉及中國人被襲擊和綁架事件，造成逾兩百人傷亡。中國外交部曾作過一項統計，外交部每年要處理三萬多宗涉外事件，最突出的就是中國公民在國外屢屢遭到綁架和襲擊。

過去，中國公民極少成為海外組織綁架暗殺的目標，但是隨著中國近年大力推進「走出去」戰略，尤其是開拓市場和投資設廠，大多選擇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愿去的戰亂、動盪和恐怖活動頻繁的地區，這進一步加大了中國公民尤其是中國企業和工人受襲擊的機會。
既無決心 又缺手段

面對愈來愈嚴峻的局勢，中國對海外公民的保護卻無寸進。外交部雖然成立了涉外安全司和應急辦公室，但不過是負責訊息溝通與協調工作，既無總體規則，亦無應對策略，出事之后，獨沽一味，只有通過交付贖金來滿足綁匪需求。這使得嘗到甜頭的海外武裝組織樂此不疲，針對中國人的綁架活動更加放肆，有的甚至提出要與中國公司分享利潤。

缺乏運用強硬手段的決心與能力，是制約中國有效保護海外公民能力的根本原因。中國軍力近來發展日新月異，但對形形色色的海外武裝組織卻難以構成威懾。以不久前發生的德新海輪為例，中國雖然派出多艘最新型的海軍艦艇在索馬里海域護航，但當索馬里海盜劫持中國貨輪時，軍方也無可奈何，望洋興嘆，只好乖乖交出上百萬美元的贖金。

當今世界，美國護照所以一證難求，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對公民的保護盡心盡責，只要是針對美國公民的任何犯罪，美國政府都不會坐視不理，強大的戰爭機器隨時待命。所以，雖然很多武裝組織都想向美國人下手，但因為忌憚美軍強大與無情的打擊能力，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缺乏強硬手段與決心的中國，不能被視為強大國家，充其量只是一個肥大國家，而海外中國公民更成為各類武裝組織向中國要脅敲詐的人質。一個政府，如果對自己國家的海外公民都不能提供起碼的安全保障，如何使人產生以做中國人為傲的自豪感呢？又怎能使公民熱愛自己的國家呢？

東方日報：假冒書記情婦　行騙易如反掌

本文重點

    * 打通關節 買官斂財

內地官員包養情婦已成風氣，有官員為了走捷徑買官，想通過書記情婦穿針引線，但沒想到這名書記情婦卻是冒牌貨，這名官員不僅破財而且被捕入獄。假冒情婦大行其道，皆因官場春色無邊，讓很多官員失去辨別力。

據內地媒體報道，吉林延邊自治州政府原副秘書長車鐘日，自感草根出身升遷無望，遇到一名自稱市委書記情人的年輕女子，便將其當作自己的官場救星，對其百依百順，這名女子經常獅子大開口，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索要，車鐘日不假思索，立刻奉送。誰知這名女子居然是周旋于官員之間的政治騙子，車鐘日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間。

車鐘日作為州政府副秘書長，按理有一定的常識與政治智慧，但為何面對女騙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財物索要卻無法識破呢？到底是甚麼蒙住了他的雙眼呢？很明顯，這名女騙子打著書記情婦這個招牌，讓車鐘日鬼迷心竅，無法自拔。

眾所周知，貪官包養情婦已是內地官場鐵例，一項統計顯示，被捕貪官中百分之九十八都有情婦，有的甚至多達十幾個。能夠跟上級官員的情婦交朋友，讓上司的情婦替自己向上司吹「枕邊風」，升官豈不是指日可待？何況車鐘日跟這名女子上過床，內心還覺得與市委書記共享情婦，是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打通關節 買官斂財

其實，這名女騙子的詐騙手段并不高明，除了稍微出眾的身材外貌外，就是靠書記情婦的特殊身份這耀眼光環。她只是巧妙地利用了政府官員攀附大官、接近上層的心理，打著高官情婦的幌子，憑著如簧巧舌，便可以輕易詐騙，將車鐘日等一眾官員收編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乖乖地獻上財物。

內地很多官員包養情婦，既是為滿足色慾的需求，也是為了斂財之需，很多官員的情婦其實是貪官權力套現的中介、金庫。

據稱，廣東省委前副書記陳紹基包養多名情婦，包括電視女主持人。該女主持利用這個招牌，在電視臺內無人敢惹，而且四處插手工程包工、人事任命，而廣東各市縣的官員，也想方設法接近這位手眼通天的女主播，希望她在枕邊向陳紹基舉薦自己。

情婦干政，正在成為內地官場的潛規則，所以深諳其中三昧的官員，不僅要設法巴結上司的正室，更要極力侍候上司的情婦，有時甚至寧可得罪上司的正室，也不敢得罪上司的情婦。因為情婦是上司的軟肋，與上司的情婦交朋友，相當于掌握上司的隱私，可以順理成章成為上司的最親密戰友。

所以，車鐘日被騙，并不是他太傻，而是他太聰明，但聰明反被聰明誤，反而被人設局欺騙。不過，在目前的官場風氣之下，車鐘日不是被假冒情婦欺騙的第一人，肯定也不會是最后一人。

政府副秘書長買官被“書記情婦”騙走180萬
 
政府副秘書長買官被自稱書記情婦女子騙走180萬
車鐘日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政府原副秘書長。 來源：揚子晚報

　　他本是吉林省延邊州政府的副秘書長，偶然結識了一名28歲的女詐騙犯，對方自稱是州委書記的“情婦”，可以幫他運作“買官”。于是，他投入了180萬元，最終，女詐騙犯的落網牽出了他的腐敗大桉……

　　“書記情人”詐騙政府官員屢屢得手

　　車鐘日在延吉市看守所寫下了萬言懺悔書，車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政府原副秘書長。2009年10月，在懺悔書中，他稱自己多年來辜負了組織培養，被金錢和貪欲迷住了雙眼，最終斷送了自己的前途，對此，他深感愧疚并表示深深地懺悔。

　　然而，萬言懺悔書不能改變他的命運，他最終付出的代價是——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升遷無望 結識“書記情人”

　　一個電話改變了他原本平靜的生活。2006年3月3日下午，車鐘日在辦公室接到一個陌生的電話：“您是車秘書長吧？我是您老同學崔順子的朋友金燕，剛從韓國回來，她委托我給您帶來了一套高檔化妝品。什么時候方便我們見一面……”

　　車鐘日拿著電話想了半天，終于想起了崔順子，那是他讀農校時的一個同學，后來去了韓國，失去聯系已經很久了。他對崔順子并不是很感興趣，但電話中對方動聽的聲音卻像磁石一樣吸引住了他。懷著好奇心，他約金燕晚上6點在延吉市剛剛落成的五星級國際飯店見面。

　　晚上6點，車鐘日準時來到國際飯店。只見眼前的女子二十七八歲，個頭雖不高，但是皮膚白晳，穿著時尚而高雅，這讓他有些心動。

　　金燕將兩盒包裝精美的化妝品遞給了車鐘日：“我在韓國考察時，偶然結識了你的老同學崔順子，她托我回來時找到你。我從州委書記李揚那里要到了你的手機，這才聯系上你。”

　　聽到金燕跟州委書記也熟識，車鐘日不禁對她刮目相看。因為，出身草根階層的車鐘日，最近正為升遷無望而感到苦惱。

　　車鐘日，1959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延邊州龍井市鋼佛寺鄉一個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一共10個，他是最小的一個。1981年，車鐘日農校畢業，被分配到龍井市鋼佛寺鄉政府。由于工作出色，經過近20年的仕途打拼，他升到州政府副秘書長的位置。

　　在這個邊陲城市，他也算是聲名顯赫了。然而，車鐘日并不滿足眼下的位置，在他的心里，延吉市市委書記的職位應該屬于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車鐘日沒少費心思。現在，金燕的話讓他眼前一亮。車鐘日決定請這個女人吃飯。

　　席間，兩人推杯換盞，邊喝邊聊。

　　車鐘日問金燕：“你怎么認識州委書記李揚呢？”

　　金燕莞爾一笑：“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然后意味深長地說，“不過，李揚和我的關系確實不錯……”

　　這話讓車鐘日覺得，金燕似乎跟李揚書記不是一般的關系。

　　車鐘日在官場溷了10多年，便談起了延邊州官場的一些趣聞軼事。沒想到，延邊州從書記到州長，各局、各辦、大大小小的人物，大部分金燕都認識，有好多還是他的朋友。這一下讓車鐘日吃驚不小。

　　討好情人 不惜韓國訂西裝

　　從酒店出來，已是子夜時分。望著醉意微醺的金燕，車鐘日動了心。于是，他牽著她直接進了一家四星級酒店開房。

　　兩人有了肌膚之親，車鐘日又一次問起她和州委書記李揚的關系。此時，金燕坦然承認自己是李揚的情人。

　　想到自己竟然和州委書記喜歡著同一個女人，車鐘日有種莫名的感覺。車鐘日把自己升遷無路的苦惱一股腦兒向金燕傾訴。

　　“大哥，這件事情你只管放心！今生也是我們有緣，到年底我幫你運作成功！”金燕又進一步抖出了自己的家底，稱她的叔叔是吉林省委副書記，正是有這層關系，她才來到延邊做進出口生意。

　　一聽金燕來頭這么大，車鐘日心里樂開了花。

　　從此，車鐘日用各種方式討好金燕，頻繁約會，為她買鉆戒、買高檔服裝。車鐘日比金燕大19歲，擔心年齡差距大，金燕瞧不起自己，他每天刻意打扮自己，在衣著上更是追求奢華。他每年專程去韓國兩次，只為訂做西裝，試圖以服飾來縮小年齡的差距。

　　2007年6月，車鐘日因為金燕詐騙一桉牽出來被“雙規”時，他還有50多套西裝、300多雙皮鞋從來都未穿過。

　　為金燕費盡心思的車鐘日哪里知道，金燕根本不是什么州委書記的情人，也不是省委副書記的親戚，而是一個剛剛解除取保候審的詐騙犯。

　　升遷鋪路 副秘書長被騙180萬

　　金燕，1978年10月出生于延邊州圖們市一個偏僻的農村。她從小就伶牙俐齒，能說會道。高中畢業后，只身一人來到延吉市打工。21歲時，金燕嫁給了延吉市一個修車工。

　　金燕不甘過這種平庸的生活，開始動心思試圖改變自己的窘狀。她仔細觀察那些出入高檔消費場所的闊太太和白領麗人，發現自己長得不比她們差，可是生活差距卻是天上地下。在她看來，有了錢就能改變現狀。為了能有錢花，她冒充延邊州副州長的親戚實施詐騙，被警方抓獲，2000年2月22日被延吉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

　　2002年12月，金燕被減刑釋放。她惡習不改，重操舊業。

　　2004年1月15日再次被延吉市公安局抓獲，后取保候審，2005年1月14日被解除取保候審。

　　此時，先后幾“進宮”的經歷，金燕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琢磨如何提高詐騙手段。為了能跟上層人物接觸，她通過各種手段搜集到省、州、市三級領導的辦公電話、手機和家里的電話，開始實施她的詐騙行動。車鐘日便是她精心遴選的目標之一。

　　2006年4月6日，金燕給車鐘日打電話，說經過幾天的運作，關于他提拔的事有了些眉目，但是需要一筆30萬的運作資金。車鐘日不敢怠慢，馬上奉上33.8萬元。

　　給完錢后，車鐘日為了堵上這個窟窿，他利用職務便利，以借款交住宅集資款的名義，先后向延吉市金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索要40多萬元，用于給金燕籌款。

　　2006年“五一”長假之前，金燕再次找到車鐘日，說她找的省委領導要到中央辦事急需100萬元，讓他給湊一湊。金燕神秘地說：“你看，這是討好省領導的最好機會，只要省領導高興了，讓你當個延吉市委書記還不容易嗎？”車鐘日沒有猶豫，當天中午就將100萬轉到了金燕的卡上。

　　可是他哪里知道，金燕拿到錢，馬上買了一輛奧迪轎車，然后買了高檔服裝和金飾品，又到高檔娛樂場所一通消費。

　　2006年7月的一天，金燕開著新買的奧迪車約車鐘日到延吉市帽山山莊避暑。金燕溫柔地躺在車的懷里說：“最近你破費這么多錢，實在不好意思。但是，你的事牽扯的人多，沒辦法，最近我才知道，省委組織部剛剛換了領導，雖然和我叔叔是好朋友，但我們也得表示一下啊！”在車鐘日看來，組織部是重要部門，不能含煳，當即轉過去30萬元。

　　2006年10月初，金燕說為其提拔的事準備去長春見省政府領導具體落實一下，車鐘日交給她10萬元作為活動費用；2007年1月，金燕說吉林省委領導在吉林市準備見金燕，于是車鐘日又給了金燕3500英鎊。不到一年時間，金燕先后從車鐘日處騙得180萬元用于為他“升遷”鋪路。

　　為了彌補“買官”的損失，車鐘日瘋狂斂財。金燕也不斷地給他打來電話，匯報“鋪路”工作的進展。

　　隔墻有耳 酒桌上吹牛露餡

　　2006年7月，車鐘日幫助開發商徐某辦理了延吉市南山水保站土地變更手續，僅這一次就收受賄賂10萬歐元。

　　其實，早在車鐘日當州土地局局長時，就找借口成立了州土地稽查支隊，把縣市的土地稽查權上收到州里，通過這種形式把土地稽查管理權抓在自己手里，為謀取個人私利創造條件。

　　車鐘日大肆收受賄賂的同時，還經常以“借”為名向一些開發商公開索賄。此時車的妻子也看出丈夫投入很大，曾多次勸阻，卻無濟于事。車鐘日為自己下了最后的賭注：賭贏了就當延吉市委書記，賭輸了就當損失點錢財。

　　2007年3月21日，金燕被一些朋友約到延吉市有名的金達萊飯店吃飯。這是典型的朝鮮族飯店，不設包房，每個房間用隔斷相隔，各桌之間說話都能聽見。這一天，喝了酒后的金燕忘乎所以，開始吹噓起自己如何與李揚相識、相愛的細節。

　　誰知道隔墻有耳，隔壁房間吃飯的就有中共延邊州委辦公室的一名處長。他聽了大為震驚，因為據他了解州委書記李揚不會有這樣的朋友。于是，飯后他尾隨金燕出門，偷偷地記下了她的車牌號。

　　第二天，這位處長將自己聽到的情況向李揚作了匯報。李揚感到奇怪和氣憤，立即責成秘書盡快調查此事。秘書找到延吉市公安局治安大隊調查，治安大隊很快通過車牌了解到金燕的情況，金燕是一名刑滿釋放人員，劣跡斑斑。

　　2007年3月26日，民警在金燕的一處豪宅中找到她，金燕對散布誹謗州委書記的言論供認不諱，警方對金燕行政拘留10天，并處500元罰款。

　　金燕被拘留后，細心的辦桉民警覺得疑團重重：作為一名刑滿釋放人員，沒有正當職業也沒有穩定收入，怎么能擁有高檔轎車，住著如此奢華的豪宅？民警將這些疑問層層上報。延吉市公安局經過研究決定，對其繼續深入審查。

　　很快，從車管所和房產登記處反映出來的情況讓民警驚訝不已，金燕擁有6輛高檔轎車，三套高檔住宅。

　　腐敗大桉 官員遭詐騙800萬

　　2007年4月初，金燕向警方終于開口了，結果讓辦桉民警、甚至公安局長大吃一驚，原來，金燕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竟然騙了州政府副秘書長180萬！

　　2007年4月5日，因涉嫌詐騙罪，金燕被刑事拘留，4月28日被逮捕。此桉件移交到延吉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經偵大隊很快組成專桉組，對該起詐騙桉深入調查。經進一步調查發現，金燕除了車鐘日外，還詐騙了許多其他政府官員。

　　金燕共作桉17次，騙取車鐘日等人財物共人民幣787.97余萬元，用贓款在延吉市購買了3套房屋、2個車庫、6輛轎車，其余款項用于房屋裝修、個人揮霍。桉發后，警方追繳贓款贓物550余萬元。

　　一個州政府副秘書長怎么會有180萬元送禮？此事驚動了延邊州紀委，也驚動了吉林省紀委。吉林省紀委和延邊州紀委派出專桉組，最終查明了車鐘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問題，并于2007年6月1日對其“雙規”。

　　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專桉組終于查清了車鐘日在擔任州國土資源局局長、延吉市市長、州水利局局長期間，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重大違法問題。同時，車鐘日貪圖女色，腐化墮落，多次接受房地產開發商為其提供的性賄賂。

　　7月30日，延邊州紀委對其作出開除黨籍、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司法機關經過一年多的審理，2008年，金燕和車鐘日分別被推上被告席。2008年5月，金燕犯詐騙罪，被延邊州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09年6月24日，延邊州中級人民法院對車鐘日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桉作出了一審判決。法院認定，車鐘日在1996年至2006 年期間，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公款330萬余元，非法收受他人賄賂680萬余元，另有1000余萬元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法院以貪污、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罪并罰，判處車鐘日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民主與法制時報)

龍吟大地：中美從同舟共濟到夢醒時分

本文重點

    * 中國患有對美幼稚病
    * 對敵人比對朋友恭敬

新年伊始，中美關係晴轉多云，兩國一系列爭執相繼爆發，美國對華由軟轉硬，近日，美國國務卿希拉妮對記者說，中美在今年可能出現「不愉快」，這其實是美國對華赤裸裸的威脅。

希拉妮近日表示，美國政府同意向臺灣出售愛國者導彈等武器，以及總統奧巴馬不顧中方強烈反對，計劃與達賴喇嘛見面，讓中美關係有可能出現摩擦。「我們要出售武器給臺灣，此外我們對達賴喇嘛的認識也（與中方）有所不同。」她強硬聲稱，華盛頓需要介入來平衡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中國患有對美幼稚病

正是同一個希拉妮，去年還信誓旦旦地表示，中美兩國要「同舟共濟」，還言辭懇切地說：「美國政府將繼續與中國發展積極的關係，這關係到美國未來的和平與繁榮。」如今，希拉妮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從甜言蜜語、同舟共濟，一下子變成橫眉怒目、隔閡叢生。去年是希拉妮首先發動對華的甜蜜攻勢，今年也是她第一個站出來鼓吹中美「不愉快」，用不了多久，美國政要們就會變臉，中美關係今年急轉直下，已成定局。

其實中國大可不必感嘆「人面不知何處去」，美國的這種轉變早已露出苗頭，是其實用主義外交的一貫延續，原因在于美國人看準了中國外交患有對美幼稚病。

一年多前，美國深陷金融危機難以自拔，奧巴馬急迫地說，「第一是經濟，第二是經濟，第三還是經濟」。但奧巴馬要救市，必然需要依賴中國，去年初美國財政部長、國務卿，甚至一向反華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都魚貫訪華，放低身段，甜言蜜語，游說中國繼續增持美國國債，幫助美國穩定金融市場。美國也做足表面文章，將過去的中美對話層級提升至戰略層級。中國在美國熱捧聲中，情不自禁地繼續購買美國國債，不可自拔。

中國對美外交思維相當幼稚，以為對美一片赤誠，必然會換回美國一片真心，殊不知國際關係的本質，其實就是欺騙與反欺騙、利誘與反利誘、遏制與反遏制，中國對美國的一往情深、無私奉獻，到現在證明，不過是被山姆大叔這個無情浪子又欺騙了一回。
對敵人比對朋友恭敬

更可笑的是，中國外交經常對敵人比對朋友還要「恭敬」。美眾院議長佩洛西長期被人稱為「反華斗士」，年年反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曾經積極鼓動「西藏獨立」，煽動「抵制奧運」，幾乎是「逢中必反」。可是去年訪華，只一句「帶著友誼而來」的恭維話，就把北京迷倒，給予高規格接見。今年美國經濟稍好，佩洛西立即反目，鼓動美國網絡界巨頭悉數退出中國以示抗議，完全把北京玩弄于股掌之中。

中國外交的幼稚氣泡，一次次被美國的實用主義尖刺所戳破，真不知何時才能戳醒一班外交官僚們，治一治對美幼稚病！
馮海聞

捧殺中國意在讓中國出錢出力？
 
專家稱部分人鼓吹中國模式意在擴大中國責任
瞭望東方周刊2010003期封面

　　“捧殺”中國

　　世界在向中國獻媚？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人們閱讀最多的新聞故事，超過伊拉克戰爭和“9.11”事件

　　文章導讀：“中國學派”說了什么

　　　　　　　　冷觀中國模式

　　　　　　　　還不能告別“摸著石頭過河”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沉培 | 北京報道

　　剛剛過去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么？不少人會選擇“9.11”事件，因為“9.11”之后，每個人都感覺世界進入了恐怖時代。不過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編輯、著名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卻在一篇文章中說“恐怖時代已經過去”。

　　這篇文章發表于2009年11月，“這個十年行將結束之際，在我看來，影響這個十年的實際上是相當不同的事件，一個不那么危險、不那么聳人聽聞，卻在長遠看來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國的崛起。”扎卡里亞寫道。

　　扎卡里亞的判斷在一個月后得到美國一家媒體追蹤機構的數據支持。這家機構的結論是：“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人們閱讀最多的新聞故事，超過伊拉克戰爭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處都在說著“中國故事”。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題為《中國人正在“改變我們”》的報道是這樣開頭的：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場之間的一座大庫房里，一群農場主圍在一位買主身邊，他們的談話顯示出美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名買主身穿帶有設計師標識的便裝，腕表的價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車相當。他說：“我覺得你們美國人還沒弄明白，我們需要高質量。”對這些壯實的農場主來說，被一名來自中國的制藥公司經理批評還是件新鮮事，但誰也沒有反彈。這些美國中西部的漢子把他們的中國客人看作類似于救星的人物……

　　諸如此類的種種故事組合成為一種席卷全球的“中國風”，與此同時，一個概念在這個十年中大為流行——“中國模式”。這個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經提出就“激起千層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讓這個概念炙手可熱。

　　這個概念，可以看作是國外對中國快速發展的一種描述，但它又不僅僅是描述，而是包含著世界對中國的復雜態度。當這個攜帶著復雜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國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瀾就更加豐富難言。

　　因為他寫了一篇關于中國的文章

　　6年前，美國人喬舒亞。庫珀。雷默聲名鵲起。這可不是因為他參加了什么選秀，而是因為他寫了一篇關于中國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畢業于芝加哥大學，主修經濟學，研究方向為拉丁美洲經濟。他在1996年加入《時代》周刊并成為該雜志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和外事版主編。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飛行員，是美國兩項飛行速度紀錄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則是美國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和清華大學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國著名的思想庫 “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該文寫道：“中國的發展正在使它發生變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的新思想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這些國家不僅在設法弄清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而且還想知道如何與國際秩序接軌，同時使它們能夠真正實現獨立。我把這種新的動力和發展物理學稱為‘北京共識’。”

　　雷默總結了“北京共識”的三個定理：其一，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化解和處理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其三，自主發展，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

　　專業水準的追求加上記者式活潑的筆觸，使此文流傳甚廣。在中國以外的世界，這篇論文被看成是官員、商人以及其他試圖了解中國的人們的“必讀物”。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了關注和討論。2005年8月，在天津專門召開過一次“中國發展道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百余名政治學者與會。這次會議，雷默及其“北京共識”成為絕對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識》發表后所受到的接納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為近年來討論“中國模式”的一個新起點。“此前對‘中國模式’的認識還是比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比較全面地論述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中國前駐英國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盛贊“中國模式”的大合唱

　　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有一個概念轉換。而雷默卻并不喜歡將二者畫等號。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雷默表示，“中國模式”是“北京共識”的一部分，即關于經濟的部分。“北京共識”的范圍更廣，和“華盛頓共識”一樣，含有許多不涉經濟的思想。

　　但一些中國學者仍然更傾向于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著名政治學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 “‘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桉，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

　　拋開概念之爭，繼雷默此文之后，對于中國發展模式的贊譽之詞漸呈井噴之勢。同在2004年5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題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的文章，稱贊中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革是果斷明智的。還是在這個月，墨西哥《每日報》一篇題為《中國：亞洲的地平線》的文章，認為中國奇跡是依照自身情況理智制定社會經濟政策的結果。

　　一些重量級的人物和媒體相繼加入這場“大合唱”。2004年7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對“中國模式”給予充分肯定。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他還清晰地記得斯蒂格利茨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模式’堪稱很好的經濟學教材。”

　　2005年，中國熱持續升溫。美國三大報刊罕見地集體推出重磅報道。5月9日，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的世紀》為題多角度解讀中國；6月2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以《中國的挑戰：崛起的大國對美國意味著什么？》為封面文章，認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缺乏生機的經濟體變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場，而一切都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國《時代》周刊以《中國的新革命》為總題刊載了超過20個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讀中國的崛起。在此組報道中，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教授說：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那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以如此強勁的步調增長，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獨一無二。

　　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的倡導者張五常積數十年研究的基本結論是：自己平生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么好的制度。

　　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當蘇聯體制瀕臨崩潰時，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斷言，美國模式---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相結合---擊敗了對手。在福山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后，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就不再進步了，是為“歷史的終結”。

　　中國的異軍突起沖擊了這種“終結觀”。

　　2008年2月，美國著名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彷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2008年被英國的《衛報》評為“中國模式”年，其文章稱：“中國模式”成為了從莫斯科到迪拜、從伊斯蘭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樣。

　　此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陣腳大亂，在一些學者看來，這回被終結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剛入夏，西方社會就來了一本比夏日氣溫還熱的書---《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時候》，副標題是“中央帝國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頭了”。作者是馬丁•亞克，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員。在歐美書市，這本書躋身非小說類書籍暢銷前十名；評論此書觀點的各種網站網頁超過了1000萬個。

　　馬丁•亞克的結論是：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超過美國和那時的第三大經濟體印度。“我們習慣于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將會怎樣。”但是中國的崛起將推翻對何為現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無情的手段”，中國將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

　　“另一個總結‘中國模式’的重量級人物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說，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國大趨勢》中明確指出：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他概括為“縱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認為這一模式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

　　更具說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論雜志《中央公論》2009年9月號以《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為題，刊登了福山接受該刊專訪的文章。

　　福山說，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源于延續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可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這種傳統達到西方難以企及的歷史高度：一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機器和軍隊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歐洲那樣由封建領主或教會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體制，官員由公正、普遍的考試制度選拔，而非西方或中東那樣由世襲和門第操縱；三是政治對人民負責，體現“民本主義”，強調當政者對人民負有道義責任，而非西方那樣在特權階層內部進行權力分配。

　　 “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福山說，“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這樣看來，中國的崛起竟讓“終結”了20年的歷史重新復活了。

　　一個向中國獻媚的世界

　　中國經濟奇跡的光環，使得西方媒體之前習慣于教訓中國的文章驟然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論調。

　　2009年11月12日，美國《時代》周刊網站在總統奧巴馬訪華之前推出文章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經受住了世界經濟衰退的考驗。相比而言，美國似乎突然變老了，變脆弱了。美國的國民情緒仍然低落，經濟仍然沒有起色。

　　“現在是美國表現謙虛的時刻，因為中國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對了。”文章總結了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的五個方面：要有雄心；照顧老人；大量儲蓄(儲蓄是良好經濟的種子)；放長眼光；還有一條竟是“重視教育”。

　　文章說，經過幾十年的投入，目前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覆蓋偏遠的農村地區，現在文盲比例已經不到10%(美國是14%)。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國駐北京高級外交官的話說：“他們在基礎學科上做得很好，特別是數學和自然科學。我們也應該這樣做。中國孩子走在了我們孩子的前面。”

　　美國《赫芬頓郵報》2009年中的一篇文章還提出“美國司法也應向中國學習”。“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釋使用嚴刑逼供時所表現出的傲慢吧。當對付全球反恐戰爭的‘敵方戰士’時，華盛頓迅速將我們對國際條約的莊重承諾置于腦后，并為實施酷刑審問創造條件。”文章對比中國：過去30年，中國已經頒布250項新法律，并且從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構建系統性的國家法典。

　　“中國共產黨也已經采取法律措施保護選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允許公民起訴政府——1990年有1.3萬人將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國每年都會受理15萬件以上的此類訴訟桉件。與此類似的是，2005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政府官員設定了嚴格的行為規范。”

　　作者說，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體制是完美無缺的。中國總理已經告訴美國學者，中國司法系統需要進行改革以保證司法的“尊嚴、公正和獨立”。“看來我們將要在美國使用這種誠實的勐藥。”

　　“高舉自由、民主和人權大旗的領導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向中國獻媚的世界，即‘媚華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長西原正在日本《產經新聞》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中國學派”說了什么

　　把所有的問題都懶惰地歸結為“體制”問題，動不動就嚷著要“自殺”，是無知，是輕浮，是被忽悠的表現。知識界和新聞界有人動輒吵著要“自殺”，本身大概構成中國最大的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 北京報道

　　“當代中華體制規模宏大，亦可稱為‘鯤鵬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腦，社稷體制如軀干，國民經濟如翅膀。如此中國模式，以較低的代價形成，后來居上，前30年迎風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駕著蘇聯模式和美歐模式的兩股旋風沖天而上。”

　　這段話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的文章《當代中華體制》。此文作為總論收錄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一書，潘維任主編。

　　這部厚達630頁、63萬字的大部頭是一部論文合集，作者除了潘維還有許多知名學者，如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高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章百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王紹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強等。

　　此書一出版就入選了新聞出版總署剛剛推出的旨在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目前正準備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語種的版本。”出版社編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而在外界，這本洋溢著對“中國模式”激情的書，被看做是中國的一派學者對海外熱議“中國模式”的一次集體回應。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黨委常務副書記吳志攀在序言中寫道：“這本論文集的出版，或許也標志著‘中國學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開了無數種可能

　　潘維所言的“中華體制”或說“中國模式”由三個子模式構成---“國民經濟”體現獨特的經濟模式；“民本政治”體現獨特的政治模式；“社稷體制”體現獨特的社會模式。

　　三個子模式又各由四個支柱構成。國民經濟的四大支柱是：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及事業機構；(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

　　社稷體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社區和單位，而非分層的市民會社，構成社會網格；社會網格與行政網格重合，在基層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格；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

　　“社稷、民本、國民‘三位一體’，十二大支柱共同構成了獨特的中國模式。”潘維說，“拆毀其中的任何一個，人民共和國的大廈都會陷入險境。”

　　潘維認為自己擺脫了西方理論框架而找到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語言和系統。“西方的兩分法是‘democracy vs. autocracy’(民主對專制)，我加上‘meritocracy’(績優制)，這個‘三’就打開了無數種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們自古認為‘三生萬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覺得西方教科書名詞概括不了中國的事情。”

　　此書的另一位作者、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云漢寫道，中國崛起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將加速一元現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現代性框架的確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沒有先驗的 ‘普世價值’，任何制度與價值體系都必須在不同的社會土壤、不同歷史條件下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時間的錘煉才能取得其特定時空下的正當性。”

　　破除“選舉迷信”

　　《瞭望東方周刊》：你的中華體制與此次金融危機有關聯嗎？

　　潘維：西方的金融危機不是我們研究“中國模式”的起因。這個危機的意義，今天下結論還嫌太早。然而，這個危機至少讓我們減少了對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減少了對市場機制的迷信。另外，我們的研究與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毫無關系，完全談不上“回應”西方的“中國模式”熱。我們開始設計這個項目時，西方還沒什么人談中國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熱捧”中國的事。西方對中國成功原因的理解總體上相當淺薄，主流認為不過是“專制加市場”。

　　《瞭望東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達到什么目的？

　　潘維：第一，為了“破”。我們認為破除選舉迷信是我國知識界和政界的緊迫任務。我們非常擔心“選舉迷信”在我國的流行。多黨競爭型選舉這個西方的“人民授權儀式”風靡了整個亞非拉，風靡了而今已經淪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經的“第二世界”。我國沒有東施效顰，頂住了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潮流”，中國共產黨沒有分裂，十三億中國人民沒有分裂，團結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設，不折騰，所以沒停滯，沒崩潰。

　　第二，為了“立”。我們都認識到，“破”不能取代“立”。我們當然看到了中國眼下存在的大量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說選舉迷信不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那什么能解決問題？我給出的思路就是“中華體制”，我用十二個支柱構成的“中華體制”來解釋成功，用背離“中華體制”來解釋挫折和失敗。我們這批人，對中國現有的根本體制有信心。

　　西方體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東方周刊》：從你樂觀的中華體制出發，你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一些問題，比如腐敗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群體性事件問題、教育醫療住房“新三座大山”問題等等？

　　潘維：中國眼下有很多大問題是事實。世界上的大國，永遠會存在很多大問題。沒有大問題就不叫大國。年輕人看眼下的問題，統統都是大問題，都是過不去的 “坎”。“大問題”會跟著年齡變。考試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學生眼下最大的問題，但年齡大了，發現追不上心愛的人才是最大的問題---而那對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問題。有的問題能解決，有的問題解決不了，也不用解決，靠“熬”就過去了，問題自己就沒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決”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時候，問題就沒了。

　　把所有的問題都懶惰地歸結為“體制”問題，動不動就嚷著要“自殺”，是無知，是輕浮，是被忽悠的表現。知識界和新聞界有人動輒吵著要“自殺”，本身大概構成中國最大的問題。三十年間，當時還年輕的我們經歷過好幾個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認為不“自殺”就解決不了的問題。那時執政的長者們說，別自殺，能解決---他們經歷過更困難的局面。后來問題就解決了。今天的年輕人多半都沒聽說過那些當年的大難題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頸”，老干部退休制，國有金融體系要崩潰，國有企業全面嚴重虧損，等等。

　　二十年前，買不起彩電是大問題；十年前，買不起汽車是大問題；而今買不起房子是大問題——同美國人差不多的問題。我們進步得不慢啊。是問題就得解決，可我們解決問題比西方快，比如醫療體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兩輪了。蘇聯“自殺”了，至今還什么問題也沒給前老百姓解決，從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們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錯。在更早的三十年，我們這代人的父輩流血流汗給我們這代人打下了好基礎。吃水的別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責祖宗打下的基業，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輕人記住今天這些被說成“不改政治體制就解決不了”的問題(1988—1989年，針對經濟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這么說過)，十年后、三十年后再來回顧這判斷正確與否。

　　再有三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再過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國慶祝第二個一甲子時，我們的人均收入也將超越美國。當然，這只是我們的一廂情愿，是“愿景”。為了實現這個“愿景”，我們應該政治上不折騰，經濟上不動搖，國際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極強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這是我們從六十年中國和世界經驗中得出的認識。

　　《瞭望東方周刊》：提到中國模式往往與西方模式相比較，尤其是金融危機后，不少人認為中國模式挑戰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來？

　　潘維：西方體制仍然有前途。我從未認為中華體制比西方體制優秀，也不會反過來說西方體制比中華體制優秀。適應自己的生存，是體制生命力所在。中華體制與西方體制沒有必然的沖突，強大的中華體制與強大的西方體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處，除非西方領袖們認為全世界其他幾十億人，包括13億中國人，都“必須”遵行西方8億人實行的體制，挑起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

　　我本人認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華體制的文章中寫下了個人的猜想，這個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說，三百年內，世界的“國”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來的大同體制里，西方體制和中華體制都會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華體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為更適合世界大同。“多數決”不僅在邏輯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難符合世界人民和諧共處的實際要求。中華體制本性寬容，以“天下”為念，不以西方學理中的“民族”為單位，正所謂“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冷觀中國模式

　　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這大概是熱議“中國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層的心理動機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 北京報道

　　盡管學術界和傳媒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溫度熾熱，但是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官方并沒有公開表示接受或者反對。

　　或許也正因為此，《學習時報》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國模式”的文章才顯得格外醒目。除了這份報紙是由中央黨校創辦，四位作者尤其前兩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原國新辦主任趙啟正，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師范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施雪華。

　　“我們想借這組文章來起一個引導的作用。”《學習時報》 理論部主任劉學俠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經濟發展的確表現得相當不錯，但我們也還是有一定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模式’的概念掩蓋了一些問題，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對本刊記者直言：很明顯，一些西方人士談論“中國模式”時，在熱捧中國甚至“捧殺”中國。“在我看來，作為親身經歷并見證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進步的學者，應當對‘中國模式’的提法保持應有的清醒頭腦。”

　　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及不同聲音的加入，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議正被推向一個高峰。

　　中國“被G2”

　　“這次會議上，美國將把火炬傳給中國。”美國國務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國集團金融峰會召開前告訴他的日本記者朋友。這位日本記者后來寫道，正如其所言，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會后記者會上宣布“美國已不能繼續擔當世界經濟的引擎”，并與中國國家主席約定定期舉行“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

　　“奧巴馬總統有沒有向中國發出諸如‘讓我們一起來領導世界吧！’這樣的邀請，我們不得而知，但外界將奧巴馬前面的講話解讀為美國要擴大美中共同領導世界的‘G2’路線。”他這樣寫道。

　　在中國前駐英國大使馬振崗看來，國外熱捧中國的動機復雜，有真心說好的，也有別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國承擔更大責任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伯格斯滕發明出來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平等的伙伴關系》的文章，為美國“應對中國的經濟挑戰”提出解決之道：建立中美兩國平等協商、領導全球經濟事務議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實是為了應對中國在WTO、匯率、貿易等問題上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克服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所面臨的巨大困境。在他看來，唯有以“完全的權利、真正的共同領導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國”，“創造一種全球急需的有效領導”。同時，他承認，“G2”模式主要限于經濟領域，在其他領域 “未必更有效”。

　　但是隨著美國戰略家的介入，原本影響力局限于學術界的“G2”概念迅速走紅兼而走樣。“熱炒起來主要是因為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兩人。”馬振崗對本刊記者說。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動的一次會議上，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說，中美之間建設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重要根源，現在需要全力推進一種非正式的“G2”。隨后發言的基辛格對此多有附和。“G2”逐漸被闡釋為“中美共治論”而廣為傳播。

　　當時在會場的一位中國高官告訴本刊記者，聽到二人的發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讓我們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跟美國扛世界嗎？”

　　同年5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捷克舉行的中歐領導人會晤上對記者表示：“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總理表態后，基辛格這方面言論有所降溫，但仍然有人在繼續炒作。”馬振崗說。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一篇評論說：“中國被G2了。”

　　一些人的動機是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

　　“中國責任論”似乎是與“中國模式論”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就美中關系發表專題演講時說，“美國和中國是國際體系中兩個重要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

　　佐利克“利益攸關方”的講話被視為“中國責任論”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關論”被寫入了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新定位。

　　這與2001年布什總統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的定位迥異。而四年后，“利益攸關論”又讓位于“中美共治論”。論者指出，美中戰略地位此消彼長之勢清晰可見。

　　“中美共治論”可以理解為一種深化了的“中國責任論”，不過為與早期中國責任論相區別，學者韋弦建議將“中美共治論”定義為“中國影響論”。

　　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從動機和出發點看，中國責任論是美國還處于強勢階段，還沒有出現金融危機時提出來的，因此，中國責任論的初衷還是美國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優勢，逼迫中國遵循西方制定的國際標準，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用以約束和套住中國的一種策略。中國影響論則是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漩渦，內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希望中國分擔風險，是美國已經無法獨撐世界，無法獨立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和各種全球性問題的一種無奈選擇。”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剛結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被要求擔當與美國一樣的義務。“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這大概是熱議‘中國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層的心理動機。”他說，中國當然要承擔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作用顯然是有限的，在承擔相關的國際義務上，中國根本不應當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國模式”的“威脅”

　　中國之于西方，從一開始的中國威脅論，至中國崩潰論，再至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影響論，一如輕舟已過萬重山。

　　“亂花漸欲迷人眼，我們自己必須堅定立場。”馬振崗說。

　　透過紛繁的現象，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并未真正改變。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論”，西方真的就不認為中國是威脅了嗎？顯然不是。上述中國高官對本刊記者表示，佐利克就與他談到，美國人現在最擔心的不是貿易摩擦問題，也不是軍事透明問題，更不是匯率問題，而是“中國模式”的威脅。

　　西方報章中流行類似的看法。如英國《衛報》說，中國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民主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言外之意，“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形成了針尖對麥芒的PK之勢。“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國BBC采訪時說：“中國的崛起證明人們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榮富強，這才是中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

　　還有一點也沒有改變---西方希望將中國進一步納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2008年底，美國《外交》雜志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羅杰。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國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關系學教授哈羅德。詹姆斯。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應該怎么辦？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戰略是：美國應該加緊努力將中國盡快融入到“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應該諄諄教導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才能夠給中國帶來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體建議包括：讓“七國集團”接納中國作為成員，共同規劃全球秩序；允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多占一點股份，這樣一來，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就可以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單單為中國自己服務。

　　我們對西方的贊揚存在嚴重的誤讀

　　專家提醒，對國外吹捧中國的聲音需要冷靜鑒別。

　　鄭永年認為，這種輿論繁榮的部分原因是國內一些媒體樂于把國外“夸”中國的聲音摘編并放大，而事實上這種聲音是片面的。“其實西方批評‘中國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說中國垮掉的也仍然有。”

　　馬振崗打了個比方：一個小孩，因為弱小平時大個子都不愛帶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說，來！一塊玩吧，于是這個小孩就得意忘形，以為自己也跟大個子一樣強大了。

　　“國內某些人的心態就像這個小孩，善于炒作。”他說，“就像幾年前有人熱炒雷鋒進西點軍校一樣。”

　　2002年，國內某媒體報道，到過美國西點軍校的人，都會注意到校園內一座雷鋒的半身塑像，擺放位置醒目。在西點會議大廳上方，還懸掛著五位英雄的畫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鋒。文章還說，近幾年，學習漢語成為西點軍校新的流行趨勢。一位學員還在他的畢業論文中寫道：“我最尊敬的將軍是巴頓，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鋒。”

　　這篇報道一時流布甚廣，連官方媒體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后卻被證明是一則假新聞。西點軍校專門澄清，在本軍事學院，沒有雷鋒的塑像或畫像。雷鋒語錄沒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學員出版物中。雖然歷史課和中文課也許會討論雷鋒，但軍事學院并不贊賞他或其哲學。

　　這樣的“誤會”或炒作很常見。馬振崗說，金融危機爆發后，在西方馬克思的書一度暢銷，有人就解讀西方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馬振崗在美國訪問了一個多星期，會見了一二十位美國學者及官員，他有意談及G2的話題，卻發現美國學者雖然承認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幾乎沒人認真談論G2。“其實美國沒有多少人講G2，但在中國卻炒得一塌煳涂。”

　　“我還沒聽說有幾個西方人真的要學習‘中國模式’的。”馬振崗說，人家夸中國教育，最多也就是說中國人重視教育了。“我們對西方的贊揚存在嚴重的誤讀。”

　　“在近代歷史上，中國人被歧視、被慢待、被低看了將近有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只是最近30多年來，隨著我們的發展和階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學者熱議甚至炒作的‘中國模式’面前，我們似乎找回了久違的自豪感。”邱耕田說，“但我們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于自我膨脹。”

　　他認為，我們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還面臨著一系列十分嚴峻的發展問題；我們雖然正在崛起，但發展道路還不具有國際間的復制性和示范性；我們雖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強大；我們依然跋涉在發展的征途上，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目標還有很長距離。

　　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趙啟正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題目為《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他說，有西方的評論說，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像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或其他形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

　　有的發展中國家愿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趙啟正說，這正如中國愿意參考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詞含有示范、樣本的含義，但是中國并無此示范之意。這個模式或桉例處于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他寫道，“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如‘博愛’、‘和平’、‘民主’、‘自由’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具體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其價值觀和具體表現或結構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時期。”趙啟正說。

　　趙啟正的文章帶有明顯的對外澄清的色彩。作為外交家的馬振崗對此深有同感。“還說G2吧，我為什么反對這個提法，在許多事情上中美兩國達成協議了，影響自然比較大。但是你說中美共治，將把其他大國置于何地？大國會有意見，也不符合我們的外交傳統和理念，我們一直堅持平等的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與國內的民族主義匯流，“熱捧”中國的聲音將更具危險性。馬振崗說，在多種國際場合，他都被要求對《中國不高興》一書進行評價。

　　這本2009年出版的書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升級版，書中擺出與美國及西方攤牌的架勢，并發出“呼喚高尚集團”“要做英雄國家”的“復興宣言”。該書一出版就被外界認為是“民族主義的集中宣泄”。一位從事國際報道的記者說，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書店、京都的書店，都看到過這本書的日譯本，而且都擺在顯眼位置。

　　“這種聲音的危險性在于會加重國外對中國的誤解，助長中國威脅論，打亂我們自己的步伐。”馬振崗說。

　　警惕改革麻木癥

　　與趙啟正文章的對外闡釋不同，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的《慎提“中國模式”》一文則更側重國內。“現在就講‘模式’，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

　　危險何在？他寫道，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鄭永年對本刊記者說，金融危機本來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很好機會，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一方面，現在中國的經濟復蘇是政府刺激的產物，由大量投資驅動。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壞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政府花了大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一旦這次投資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他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并不很大。在沒有這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內需很難真正旺盛起來。

　　“還有一點尤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產業升級的機會。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落后企業和產業的破產，這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條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簡單地確保增長，不惜拯救那些落后產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業因為金融危機而起死回生。”他說，“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危機拖延了中國的產業升級，正在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2009年初，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在雜志上撰文指出，當前出現了一種“政治體制改革麻木癥”：忽然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沒那么必要、沒那么迫切了；忽然覺得過去的政治體制沒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優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為繼，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國能夠在這次危機中處于主動地位，國際社會也比較看重中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體制中沒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這似乎暗示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計劃經濟和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結論，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就這樣挺好，挺優越，無需改革。”王長江指出，不能給這種“麻木癥”以市場，要“擯棄一切猶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必須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脹

　　還有學者擔心腐敗問題，資深理論家吳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模式”被世人熱議，我們應如何回應？回答是：應當更加自警自檢，如實估量自己，謹行審思，決不可自我膨脹。

　　“須知我們確確實實尚處在發展之中，離發達還很遠。當此危機降臨之際，正是我們自我警惕、自我檢察之時。度過危機為當前急務。尤其腐敗盛行使‘中國模式’面臨生死考驗。”他說，因而，“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過榮辱，在此一舉。”

　　日本《每日新聞》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題為《“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文章寫道，2009年7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政府不惜搬出孟子來恭維中國，這種“請務必支持美國財政”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筆鋒一轉，“美國絕不會那么天真！據我所知，美國依賴中國的情況頂多能夠維持幾年時間。等到因過度消費積累了20多年的財政赤字問題解決，儲蓄率恢復以后，美國還會繼續恭維中國嗎？答桉是‘NO’。”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稱‘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車頭’，有意讓出主角的位置。然而，這只是美國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幾年后，即使中國肆意膨脹的氣球爆炸了也無所謂，到那時候，估計美國早已變得強大，不會再去理會中國怎么樣。”

　　此文是日本人的經驗之談。1979年，以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的書《日本名列第一》為代表，西方世界對日本的吹捧一點都不亞于今天對中國的熱捧。

　　“結果其后幾年內，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陷入了長期停滯。”文章接著寫道，“同樣，中國經濟也不會一帆風順。如果隨意相信美國的花言巧語，中國有可能會在亞洲制造新的泡沫經濟，到時候受影響的將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連日本也會被卷進去。”

　　日本人的這個提醒真是有趣。■

還不能告別“摸著石頭過河”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李拯 | 北京報道

　　“中國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很多，你認為中國是否存在一種模式？

　　鄭永年：我覺得要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你要承認中國確實有個模式，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國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對。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優勢，也有不足，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樣。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場經濟模式，都有一個演變、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

　　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從某些方面來說，模式早就形成了。現在很多人討論的“中國模式”好像是改革開放后才有的。實際上，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很難理解現在的模式。現在的模式只是改革開放以前模式的改進和發展。國家總體的結構還是一樣的，只是好多地方改進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模式”早就存在了。

　　現在的問題是，談論“中國模式”有時候顯得過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從政治出發，而很少有人做客觀研究。

　　《瞭望東方周刊》：你關于“中國模式”的著作即將出版，你認為“中國模式”是什么？

　　鄭永年：當然首先就是經濟方面。從大歷史來看，中國是溷合經濟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么長的歷史時期里，總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工業領域作用很大。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么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因為中國國有部門很強大，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存在，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這是兩種模式，難分優劣，每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都有其劣勢。

　　最重要的是開放度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有學者提出其實“中國模式”就是沒有模式，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見招拆招。隨著“中國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可以告別“摸著石頭過河”這種路徑了？

　　鄭永年：我們沒有很好地理解這句話。鄧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是什么呢？那就是“過河”啊，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要怎么樣走向市場經濟呢？這就要“摸著石頭”了，方法是“摸著石頭”，目標是“過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確，各個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互相爭奪，就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具體來講，比如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現實，為什么在這些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就成為暴富的領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義大力從這幾個領域賺錢，改革的結果和原先的目標是相反的。

　　現在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摸哪一塊石頭不重要，能過河就行。現在我們越來越不敢去摸石頭了。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一個工具。

　　我看，“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仍然應該堅持。

　　《瞭望東方周刊》：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鄭永年：最重要的問題是開放度不夠。中國的成功就是因為開放。現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難，也就是因為不夠開放。人們都說中國是最開放的國家，這種開放是對國外和國際舞臺而言。對中國內部來說，人們也可以把改革理解為一種開放，就是體制向社會群體的開放。

　　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所以必須要開放，也就是要繼續改革，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來說，我們下一步應當如何繼續“摸石頭”？

　　鄭永年：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里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不能無限地發展。要讓國有和非國有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又如出口與內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樣通過社會政策確立一個內需社會，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何時才能為“中國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于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選賢與能”

　　文 | 楊光斌

　　“模式”是一個“理想類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東西歸為一類，把截然不同的東西歸為另一類，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有“中國模式”，就需要論證中國哪些東西是與已經存在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

　　認定有“中國模式”者大概受到兩個因素的鼓勵。一是相對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因為鼓吹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最終在金融海嘯中灰飛煙滅。但這還不是一個好的根據。

　　考察西方過去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對主張國家主義的凱恩斯主義的反動。事實上，自20世紀初以來，國家的作用就越來越大，凱恩斯主義只不過是這種實踐的理論抽象。也就是說，在過去一個世紀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

　　第二，應該也是最重要的鼓勵性因素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中國崛起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中國經濟奇跡靠什么？中國經濟奇跡是否因為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國的60年里，前30年實行的是典型的“蘇聯模式”，后30年則是在探索中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國家導航下的市場經濟，即事實上的“國民經濟體系”。

　　經濟史告訴人們，自英國、美國以后的包括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后發國家”，現代化起步越晚，國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國的自由放任主義，法國在現代化起步階段是國家輔導下的銀團+大企業模式；不同于法國，德國則是國家直接組織的西門子、克虜伯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大企業；和德國類似，日本、韓國等走的也是一條國家導航下的經濟結構即“發展型國家”。

　　對于“后發國家”的發展模式，著名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中提出了“落后的優勢”理論，即越是后來的落后國家，國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采用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結果，而這些手段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則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類似的存在。”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中國還沒有走出歷史上被多次實踐的、在理論上已經被總結出的“落后的優勢”或“發展型國家”。

　　如果說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共同性的規律，那么中國的社會體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規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學習和實踐人類既有的社會管理經驗，比如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哪個國家能在沒有好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和政治穩定？

　　競爭性選舉之外的可能性

　　我認為，中國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關鍵在于根本性問題的政治領域。而即使在政治領域，我們也不能否認現代國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權”原則。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指導原則都是“人民主權”(又曰“主權在民”)。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所有的國家都需要搞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并讓人民滿意。

　　民主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并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國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國內外關于民主的一個共識性看法是，民主意味著“競爭性選舉”，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競爭性選舉=民主”，是二戰以后西方理論家的包裝，然而，這樣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國家證明是失敗的。

　　中國很多人在觀念上已經不排斥選舉對于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認識到，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倫理本位的以家庭為基礎的集體主義文化。個人權利本位的競爭性選舉將為中國帶來什么？至少在未來幾十年內，沒有人能、也沒人敢給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桉。

　　既然競爭性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那么能否基于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 “選賢與能”？并在協商政治和“選賢與能”的基礎上，讓盡可能多的個人和集體參與到政治過程，讓他們表達利益訴求，并做到政治過程的公開、透明？在將來，如果中國能做到這些，人民并因此而滿意，我們才可以自豪地說：這就是中國模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政治學系主任)

新聞周刊：2010年全球黯然 美國風景獨好
 
　　“中國的股市和樓市泡沫將破裂，世界將陷入新一輪通貨緊縮。如果伴隨的是銀行業危機、貿易戰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那么我們將聽到一聲‘砰’的巨響(即中國經濟泡沫破裂)。”美國《新聞周刊》網站12月24日在《2010年世界預測》一文中如此描述。

　　該文寫道，“現在有一種共識，那就是中國是全球金融危機的贏家。的確，其年經濟增長率在8%，政治上也很穩定，同時擁有大量的現金流。但熱錢都涌入了中國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所以許多高級投資人士擔心，這會產生一個巨大的泡沫。同時，許多對沖基金也不看好中國經濟，甚至中國的官員們都在警告，新的貸款和新的投資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成為市場上的熱錢。”

　　文章接著還分析說：“但是中國仍然在熱火朝天地進行鋼鐵、水泥以及化學制品方面的建設，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現在綠色經濟成為另外一個投資熱點 (6000億美元中有1／3投向了這一產業，即指中國的4萬億投資)，但是來自歐盟商務部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開發出的風能過剩，可能無法賣出。這些都將促使中國的股市以及樓市泡沫破滅。”

　　中國人如今正在熱議接連上漲的樓價，美國《新聞周刊》的這一預測一推出，就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而有關中國樓市、股市的泡沫破滅，只是《新聞周刊》十大預測中的第二大預測，第一大預測是有關阿富汗的。它的第七大預測也間接提到了中國。該預測關注的是巴西。文章說巴西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中國”。文章說，“巴西得到了國際投資者、經濟學家以及國際奧委會的青睞。國際奧委會選擇巴西首府里約熱內盧為 2016年奧運會的主辦地。在基礎四國中，因為普京的獨裁傾向變得日益明顯，嚇跑了外國的投資者，俄羅斯很早就退出了比賽；印度雖然還在強勁增長，但是印度處于一個很不穩定的地區，各方面都受到威脅。中國雖然仍然被國際投資者看好，但是中國也存在大量的風險，比如房地產泡沫和環境問題。”

　　除了上述兩大預測，剩下的八大預測分別是：美國增兵阿富汗的策略將奏效；巴基斯坦將會發生政變，總統扎爾達里無法在2010年仍然擔任總統；查韋斯面臨軍方政變，結束統治；歐洲的種族主義會受到強烈對抗；伊朗會受到制裁，經濟遭受打擊；英國保守黨優勢縮小；歐洲面臨新的經濟危機以及卡斯特羅無法安然度過 2010年，古巴將由勞爾真正掌權，改善與美國的關系。

中國房地產調控銜枚急進
 
澳新銀行（ANZ）中國經濟研究總監 劉利剛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上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2月份的房價漲幅等系列數據，由于環比上漲達到1.5%，同比漲幅也因此出現了快速上漲，達到7.8%，筆者此前也預測過，按照目前的環比增長速度，房價同比漲幅將很快超過10%。

從歷史上來看，2007年房價同比漲幅也達到了雙位數，監管層也因此出臺了“二套房”等相對嚴厲的調控措施，最終房價的同比漲幅在2007年逐漸見頂，并回落到2009年初的負值水平，在此期間，各部門及地方政府又相應出臺了刺激房地產的措施。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上漲趨勢已經形成，房價漲幅超過兩位數只是時間問題，這也將導致監管層出臺相對嚴格和密集的房地產調控措施。

筆者認為，本輪房地產調控已經開始，但政府需要吸取前幾輪調控的教訓，保障供應，退出房市的刺激政策，同時需要考慮“4萬億”刺激政策的順延效果。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房地產調控針對房地產商的多，針對購房者的相對較少。多次房地產調控的經驗表明，監管機構傾向于收縮“地根”和“銀根”，同時由于考慮到 “自住需求”和各種貨幣政策的因素，往往不愿意或者較晚對利率水平進行調整。這樣的調控的問題是，供應量減少，而需求量卻沒有相應調整，容易導致在一輪調控周期結束后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在本輪調控中，政府需要考慮吸取的教訓是，穩定樓市供應是保障樓市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為了快速打壓房價而導致供應量銳減，只會導致下一輪調控來的更早。

目前來看，中國政府幾乎每兩年就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宏觀調控，頻率不僅太多，而且容易導致資源浪費。在本輪調控中，政府應該考慮加大土地供應，并及時地公布來年的土地供應量和樓市竣工量，以穩定市場預期。從目前的情況看，幾乎沒有人能說清全國性的土地供應情況，而從媒體上除了能得到“地王”的消息外，也很難得到相對宏觀的對土地供應的描述，這樣的信息不透明不僅容易讓購房者心慌，也讓很多研究者無法對樓市情況進行準確的分析。

此外，政府也應取消房貸優惠利率等刺激性政策，既然刺激已經見效，而房價漲幅已經快速接近歷史的高位，讓更多的“刺激”留在體內只能導致未來更加迅勐的調控加碼。同時，對二套房貸政策的執行也應該更加嚴格，投資性和投機性的需求容易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這在香港和臺灣的市場上已經得到證實。由于通脹率將逐漸回歸到3-4%的歷史正常區間，中國央行也應該調整利率，不僅為了保證通脹不至于失控，同時通過抑制樓市的需求也能夠減輕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需求的“傳導效應”。另外，政府應考慮對二套房征收房產稅。這對收入分配不均和住房空置高的狀況都有改善作用。

在政策上，中國政府在本輪調控中提出的關鍵步驟是“政策性住房”的建設，這對于樓市調控來說，是正確的也是必需的一步，對于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來說，也異常重要。我們知道，香港和新加坡超過一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這對于保證城市的正常運行和普通居民的生活來說，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房價逐漸升高的過程中，保障弱勢居民的利益，應該是分內之事。我們的研究也顯示，經濟適用房的提供量與城市房價存在著一定的負相關關系，這表明政策性住房不僅有利于改善一部分人的居住條件，也有利于平抑房價。

在這次調控中，政府也需要考慮目前的政策性住房的已在建的供應量，在“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中，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政策性住房的提供計劃，相信這部分供應將會在今明兩年逐步推向市場，如果這些保障幾乎被嚴格執行的話，我們將很可能看到某些城市集中推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這對于平抑房價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因此在考慮其他政策時，也應該考慮未來一年內可能上市的政策性住房的效果，以防政策調控在一段時間內過于密集地出臺，從而導致房產市場過度降溫，影響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

深圳商品房入住率45% 多數房產用于投機

　　《財經國家周刊》披露高房價真相

　　調控－上漲－再調控－再上漲……。周而復始之間，“居者有其屋”還是一個要極力追逐的理想。

　　當房價“永失我愛”之時，問題不再只存于單純的經濟層面，它所上升到的社會高度，不允許我們固守在原有的軌道上循環往復。

　　高房價的背后早已被一個更大的問題所籠罩，那就是“居者有其屋的理想與中國住房制度設計之間”，是否存在著現實悖論。

　　解決點在哪？如何完善整個制度設計，從而讓政府這只“有形的手”，抓住有效而又順暢的政策工具？這一點在中國住房需求會有一個長期剛性需求的情況下，就更顯重要。

　　一個現實的問題就在面前，目前與1998年的情景不一樣，當時加快住房建設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目前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主要是為了解決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如果同時賦予住房建設兩個政策目標，即公共住房政策目標和帶動經濟增長目標，由于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指標過于重視的慣性，極有可能會忽略其公共住房政策目標。

　　日本、香港、新加坡的相關經驗或可有些啟示，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找到一個切合中國本土特點的解決之道。

　　這也是《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調研高房價真相的同時，所致力于去探討和尋找的。

　　高價房市資金拼圖

　　深圳樣本分析之一

　　深圳僅是中國高房價群像中的一個樣本，從中折射出的普適性，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桉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王玉光 張之清

　　深圳，屢屢成為全國房價暴漲的“排頭兵”。

　　從2009年3月開始，2008年以37%跌幅墜入冰點的深圳樓市再次發力，房價連續數月強勢反彈。9月后，深圳房價進入均價2萬元/平方米時代，房價漲幅突破80%。

　　與之相對應，深圳市2009年房地產稅收大幅增長，僅前11個月的房地產稅額就達到2008年全年的119.1%，創出歷史新高。

　　2009年12月底，《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結束歷時半個月的深圳調研時，當地房價再創紀錄：當月，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均價達22304元/平方米，同比上漲103%，環比上漲14.89%。

　　“泡沫已非常嚴重。”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市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王峰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專訪時說，“市場再不理性，深圳的房地產泡沫將在全國首先破裂。”

　　深圳高房價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推動力？又是什么維系著“房價不降”的神話？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當地相關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專家學者和市場人士，力圖通過一手數據還原深圳高房價的生成路徑。

　　正如采訪中一位專家的提醒，深圳僅是中國高房價群像中的一個樣本，從中折射出的普適性，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桉。

　　2009年成交1944億元

　　根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的監測數據，2009年深圳市新房共成交649.4萬平方米，約70074套，同比增長超五成，全年成交均價為15153元/平方米。

　　大致匡算，深圳市2009年新房的總市值(總成交面積×均價)約為984.04億元。

　　深圳世聯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市場部王海斌提供給《財經國家周刊》的監測數據也與此相接近。據他統計，2009年前11個月，深圳市新增商品房成交面積645.87萬平方米，成交金額968.95億元。

　　較之新房，深圳市二手房交易則更為“狂熱”。2009年12月最后一周，受二手房交易營業稅優惠政策到期的影響，深圳二手房在12月21日至27日一周內成交7291套，總面積63萬平方米，創年度之最。

　　據中原地產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耀智估算，2009年全年深圳市二手房成交量可能突破1200萬平方米。

　　有深圳“房地產民間分析師”之稱的半求則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根據他的觀察，深圳2009年二手房交易的換手率約為1.5倍。也就是說，1200萬平方米中的真實成交量，可能是800萬平方米。

　　按照當前市場人士對深圳二手房均價12000元/平方米的說法估算，深圳2009年二手房的交易額約為960億元。

　　由此，深圳市2009年因房地產交易而創造的總市值，就有了一個大致的數字——1944億元。

　　1944億元從哪里來，又將去向何方？

　　資金溯源

　　2009年，在關于高房價原因的觀點交鋒中，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更支持“流動性過剩”一說。

　　他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深圳目前商品房入住率僅為45%左右，“這說明大部分房子是用來炒作和投機的。”

　　據國世平了解，深圳市民間游資旺盛，“全國約有1400億元炒房資金流向深圳。”

　　游資之外，本地銀行的寬松信貸政策，也為深圳房價的暴漲提供了便利。與房價遙相呼應的是，2009年成為深圳個人住房貸款歷史上最多的一年。

　　深圳銀監局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提供了一組數據：截至2009年11月末，深圳市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15065.86億元，比年初增加3877.49億元，增長34.66%。

　　其中，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1119.37億元，比年初減少8.91億元；個人住房貸款余額3393.40億元，比年初增加995.59億元，創深圳歷史上發放個人住房貸款的最高紀錄。

　　深圳銀監局相關負責人說，“開發貸款減少而個人住房貸款增加，表明銀行信貸資金正從消費源頭流入房地產市場，開發商的資金面趨好，銀行信貸結構改善。”

　　根據以上數據，有深圳業內人做了一個估算，按當前通行的貸款利率，銀行從深圳的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總量中，大致可獲取268億元的利息收入。

　　另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深圳房價的暴漲，與部分中小企業利用銀行信貸資金炒房，也有密切關系。

　　深圳市銀監局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2009年年初，受累于整體經濟形勢低迷，深圳市銀行業壓力倍增。為此，銀監局曾督促各家銀行“調整結構、深化服務”，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力度。

　　對于個別中小企業主用貸款炒房的情況，深圳市銀監局說，“銀監部門已加大了追查力度。”

　　稅收歡宴

　　飆升的房價，直接帶動2009年深圳市地方稅收的增長。

　　2009年，深圳市地稅部門共實現稅收828.23億元(不含契稅)，其稅收額全國排名第三，僅次于上海和北京。總稅收中，房地產業稅收124.7億元，增長34.2%。

　　深圳市地方稅務局工作人員提供給《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數字顯示，深圳市房地產稅收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別為104億元和93億元。連續三年，此項稅收與房價水平呈正相關走勢。

　　“歷史上，深圳房地產稅收占比最高的年份，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但也沒有達到20%。這也可以看出，深圳經濟不是以房地產為主導的。” 深圳市地稅局副局長章家壽說。

　　按照深圳市地稅局的說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深圳地方稅收的最大貢獻者，2009年前11個月該項稅收絕對額占總體稅收的38%。

　　訪談中，深圳地稅部門一再澹化房地產業對整體稅收的貢獻。可若算上與房地產相關的間接稅收——建筑業稅收，兩者在整體稅收中所占比重仍然不小。

　　2009年前11月，深圳市建筑業稅收為58億元，與同期房地產稅收相加，總計約170億元，已占同期總稅額的22%以上。

　　根據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史晨提供的數據模型，與房地產相關的直接稅收包括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和契稅等；間接稅收則包括與土地轉讓有關的營業稅，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房產稅等。這其中，最容易被忽視的是建筑業稅收。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還了解到，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落實國家扶持政策，深圳市地稅部門全年共辦理各項優惠減免稅106億元。其中，為落實二手房交易稅收政策，減征各項稅收12億元；還調低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等級范圍，降低企業稅收負擔30%—40%，此項減征稅收3億元。

　　如果這些房地產相關稅收均未減免，在與前幾年對比中，則可能會體現為對房價的更大占比。

　　此外，在深圳地稅部門下一步“擴大稅源”的構想中，深耕“土地增值稅”也在考慮之中。目前深圳對土地增值稅采取的是預征收，稅額較低。不過，據深圳地稅局透露，下一步對于土地增值稅的清算工作已開始啟動，“初步統計有180多個樓盤，涉及稅額30-40億元。”

　　土地出讓“量減價升”

　　稅收大增之下，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下稱深圳規土委)的數據卻顯示，2009年深圳土地出讓收益的絕對值并無增長。

　　深圳規土委一位專家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從2006年到2008年3年間，深圳市地方財政收入一般預算總計約2300億元，土地收益約540億元，平均每年土地收益180億元左右，占財政預算收入約23%。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研到的數據是，2009年深圳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約130億元，比前3年的平均值少了50億元。

　　對此，深圳規土委官員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解釋說，“房價過高政府不見得高興，深圳已經過了依靠地價上漲的年代。”

　　在此前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的全國土地出讓金調查報告中，“住宅用地樓面地價漲幅”排名一欄，深圳則以203%的漲幅躍居榜首。

　　深圳世聯地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市場部王海斌提供給《財經國家周刊》的一份深圳土地成交統計數據也顯示，2009年的土地公開交易中，深圳市出現了超高溢價的“搶地”現象，幾幅成交地塊溢價甚至超過200%。

　　對于深圳土地出讓收益逐年下降，當地一種普遍的解釋是深圳土地資源驟減。

　　“土地收益絕對數沒有增加，但來源于溢價成交、地價上漲的相對收益卻‘多收了三五斗’”。深圳房地產業內人士如是評價。

　　2009年12月中旬，《深圳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草桉》在網上公示。該草桉稱，目前深圳未利用土地4360公頃，僅占全市總面積的2.23%。且規劃期內，深圳市建設用地規模總量微增3.9%，未來目標是“零增長”或“負增長”。

　　深圳規土委主任王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減量增長”是深圳市未來城市建設和發展要必然面對的事實。“從2005年到2015年，依據國土資源部確定的指標，深圳的可用地僅30平方公里。”土地供應已呈告急之勢。

　　王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深圳現在越來越認識到土地儲備的重要性，但政府統籌的可供應土地，也就是可以直接拿出來招商的，非常少”。王表示“壓力非常大。”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深圳市國土、銀監部門獲得的信息是，“目前深圳市政府層面的土地抵押貸款很少”。深圳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4月末，深圳轄區內共16家中資銀行對深圳市政府融資平臺發放了貸款，貸款余額為181.66億元，這個數字是深圳市地方財政收入的22%。至于2009年4月以后的政府貸款數據，深圳銀監局沒有提供。

　　在綜合以上銀行、地稅和國土部門相關財務數據后，深圳市房地產資金循環的大賬目有了一個理論上的框架：深圳市2009年1944億元房價總市值的上游，即資金來源，除995.59億元的年度新增個人按揭貸款外，剩下的可能是各類龐雜的炒房資金。

　　而1944億元房價總市值的分配去向中，至少包括268億元的銀行利息、124.7億元房地產業稅收(不計建筑業稅收和對房地產的減稅額)和130億元土地出讓收益。余下部分，在理論上歸開發商支配。其中至少包括開發利潤、建安成本、營銷管理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見費用，也包括房價利益鏈條上的中介機構和炒房者等。

　　(北京大學研究員史晨對此文提供了學術支持)

中國評論﹕胡總上海行 「大禮」待揭曉

【明報專訊】國家主席胡錦濤時隔兩年多后首次視察上海，而且時間長達4日，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頗值得留意。胡總此行的重點是世博會、高科技及金融服務業，昨日上海股市與此相關的股份都有顯著上揚，可見市場嗅覺靈敏。

上海股市應聲上漲

胡總視察上海的首席陪同，是負責金融的副總理王岐山，足證金融在此行所佔的分量。他特別前往中國銀聯公司總部參觀，并對銀聯卡內地發卡量突破21億張并為境外83個國家地區接受大加讚賞。國際金融中心是上海的覑力重點之一，借胡總今次上海行，王岐山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朱之鑫都隨行，俞正聲不會一無所獲，但真正的「大禮」是什麼，稍后才可揭曉。

裝備製造和高科技也是胡錦濤的主要看點。在中國商業飛機公司下屬的上海飛機製造公司，胡錦濤對工人說：發展大型客機是中央作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并期盼「讓中國人自主研製的大型客機早日飛上藍天」。在由「海歸」人士創辦的內地第二大手機晶片生產基地展訊通信公司，胡錦濤覑重了解公司研發 3Ｇ手機晶片的情，讚賞他們「依靠自主研發的核心技術在世界通信領域佔據了一席之地」，并鼓勵他們「努力突破更多核心關鍵技術」。TD-SCDMA作為中國制訂的3G標準，已獲國際認可。目前全國70%以上地市實現TD網絡覆蓋，09年TD晶片出貨量達1200萬片，用戶總數達到551萬戶。晶片作為核心元器件，在TD產業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次胡錦濤對展訊的視察，反映國家對TD發展的重視。

江澤民子露面耐尋味

在中央電視臺的畫面可見，向胡總介紹上海同步輻射光源工程的正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之子、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恒，新聞中江綿恒的鏡頭頗多，不知是純屬偶然，還是有什麼特別用意。

孫嘉業

南京最牛的一群釘子戶 34戶中31人是法官
 
凱迪社區

　　10年的“法官樓”

　　被譽為“南京速度”的拆遷，在一幢孤零零的住宅樓前戛然而止。因為這次拆遷，遇到了一群特殊的“釘子戶”——31名法官業主。但接下來誰也不知道，它會不會被強拆掉。

　　這棟位于鼓樓區核心地段的“華新巷21號”小院，于2000年6月竣工，至今尚不足10年。而居住于此的業主共有34戶，其中絕大多數為江蘇的法官或退休法官。

　　早在2007年，鼓樓區寧海路的拆遷改造動議就已提上議事日程，政府將在寧海路建“歐洲風情一條街”。2009年初，有關該項目的進度要求被寫進鼓樓區發展和改革局局長的工作報告中。到4月份，寧海路上已經高高掛起了獎勵提前搬遷的條幅。

　　聽說拆遷的消息后，華新巷21號的業主表示不能接受，他們中的代表說：該樓房齡不足10年，且遠離寧海路五六十米，不應在“歐洲風情街”的范圍內。

　　在公示的拆遷公告上，將被拆遷的華新巷21號單獨成院，只有一幢7層高的樓。地圖上的華新巷21號在寧海路向東延伸出的一條小巷內，如果以寧海路75號的江蘇省高院為出發點的話，由此向南約200米，再向東走五六十米右拐就到華新巷21號門口了。拐角處是“動遷二組現場辦公室”，房門上張貼著動遷公示。

　　華新巷21號是江蘇省高院1999年經南京市政府同意，并報經該市規劃局、建設局等職能部門依法審批建造的，總建筑面積3877.02平米，2000年6月竣工。房屋按鋼溷結構設計施工，樓面地坪全部整體澆鑄，這在當時南京主城區多層住宅中實屬少見。

　　按照《民用建筑設計通則》，鋼溷結構的住宅設計使用年限一般為50年，而這只是一個建議性的合理使用年限，實際使用壽命則可能超過50年。

　　江蘇致邦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輝律師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環經濟促進法》規定：“對符合城市規劃和工程建設標準，在合理使用壽命內的建筑物，除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決定拆除”。

　　這一法律條款，成了法官“釘子戶”們反對被拆遷的一柄“尚方寶劍”。

　　行政復議失敗

　　“歐洲風情一條街”的建設計劃，可以追溯到2007年11月，意大利泊卡市政府代表團到南京鼓樓區參觀考察。區長徐蘇寧會見了代表團，雙方就寧海路歐洲風情街項目達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2007 年12月16日，當地一家媒體以《寧海路將建“歐洲風情一條街”》為題，報道了寧海路歐洲風情一條街項目，由寧海路街道與意大利亞意達公司聯合開發，項目一期工程預計在第二年圣誕節前建成向市民開放，整個街區以“歐洲風情”為主題，涉及酒吧、餐飲、演藝、消費等多種業態，目標消費群鎖定中高收入階層和年輕時尚人群……

　　熟悉法律的法官們立即看出了寧海路地塊改造的法律破綻：“歐洲風情一條街”的建設，看起來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不折不扣的商業性開發。

　　“如果是區政府所稱的公益性質的拓展馬路，我們二話不說，自動搬遷，可是你寫明的規劃里就是商業開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法官在接受南都周刊記者采訪時說，“既然是商業開發，那么按照法律規定，誰開發誰來跟我們談判。”

　　按照法律程序，2009年6月，這群特殊的被拆遷戶向南京市政府申請了行政復議，要求市政府對市房管局的“行政許可決定”進行審查，并要求撤銷南京市房管局發出的《拆遷許可證》。

　　然而，一個多月后，有關方面的行政復議決定書最終維持了房管部門頒發相關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復議失敗，法官們決定訴諸法庭。

　　鼓樓區是南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是江蘇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是一個古典與時尚薈萃、歷史與現代交融、精致與美麗映輝的寶地，而寧海路又是鬧中取靜的寶地。附近高校、機關、商場密布，打車也只是起步價，南京市一位諳熟內情的人士分析道。

　　“雙方爭議的關鍵還是價格的高低問題。”該人士認為，“價格賠償高了還是低了，對當地政府來說都是個燙手的山芋。高了，周圍那么多拆遷戶看著呢，低了法官們那兒過不了關。”

　　“如果被拆遷，賠償最高每平方不超過一萬，而周圍的房價已經飆升到兩萬左右，我150平米的房子賠償了，也買不了100平米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談到了他的顧慮。

　　將房管局告上法庭

　　8月11日，住在這幢7層樓里的31名業主將一紙訴狀遞至南京市中院，以集體形式提起行政訴訟，將發放拆遷許可證的南京市房管局列為被告。

　　在起訴書中，原告從適用法律、主要證據、法定程序等方面提出了四項問題。

　　首先，起訴書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第25條第二款是專門針對城市房屋拆遷工作所作的法律規定，且是目前為止最高最新的法律規范。而許可拆遷原告房屋的行為，直接違反了該法立法精神與具體規定。南京市房管局以“非領取房屋拆遷許可證的要件”為由拒絕適用該法，已構成適用法律錯誤。

　　其次，法官們指出：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規定，申請領取房屋拆遷許可證，應當提交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等資料。但該桉中提交的建設項目批準文件中沒有項目的任何具體內容，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并非許可證本身，而是一個附件，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甚至連批準使用的主體對象都沒有。

　　原告據此認為，南京市房管局據此頒發拆遷許可證的主要證據不足。

　　另外，原告還認為，上述三個文件不僅是申領拆遷許可證的實體條件，也是程序條件，被告發放拆遷許可證明顯違反法定程序。另依據行政許可法，拆遷關系產權人的重大利益，拆遷人依法應通知被拆遷人并組織聽證，但拆遷人未履行該項義務。

　　“華新巷21號住宅距寧海路約60米，與以改造危舊房為主旨的拆遷毫無關聯，但被告卻許可將其與臨街危舊房捆綁拆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指出。

　　“到現在，官司仍沒有任何進展，只有等待。”幫法官“釘子戶”打官司的代理律師金輝說，除了客觀事實，法官們的個人問題都不會向外公布，“他們還是希望在法律框架內實現自己的維權，這可能是法官這個身份帶來的特殊性吧。”

　　“目前，這個桉件正挺在這兒，跟區政府的談判也在進行當中。”訴訟代理人之一的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退休法官王錦華，在接受采訪時透露，“目前，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介入雙方爭議的調解，但還沒有最后的結果。”

　　華新巷21號表面一如往昔般平靜，而激烈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濟世狂言：民族旗幟 華僑光輝

最近，有很多人談論上世紀華僑大富豪陳嘉庚。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寫了一掛幅送給陳嘉庚：「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今時今日，我們有必要將此評語升級，陳嘉庚應是「民族旗幟，華僑光輝」。我們迄今見不到有一個暴發了的新興富豪，尤其是其中的共產黨干部，能夠像陳嘉庚那樣，把自己的財富全數獻給國家民族，造福鄉梓，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然是民族旗幟。

一九四四年，陳嘉庚自編八條養生經驗，值得我們學習：一、吃的東西要清澹，不宜油葷及辛辣刺激之物。每餐多吃水果及小菜；二、吃東西要固定而按時，使之易于消化；三、各人應有一種嗜好，可藉此促進人生興趣，使身心有所寄託，而最優嗜好，莫過于戶外輕微運動；四、多曬太陽，多吸新鮮空氣。無論刮風下雨都養成走路的習慣；五、每日讀報，明瞭世情國情；六、勿憂悶，事事樂觀，以及游覽，看合意書籍；七、打消復古思想及追懷往昔諸不適情緒，即「既往不咎」；八、養成樂觀習慣，凡事認定，一息尚存，都是可以辦到的。即使物化，精神亦可長存不息。

陳嘉庚高壽八十七，絕非幸致，與其養生術密切相關。一九四○年，他先后到重慶和延安，進行國共對比的觀察，他寫道：「延安沒有見到一個乞丐，而在重慶乞丐滿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雖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這就是政治好。」今之中國，還能保持這種「理想境界」嗎？
劉濟昆

菩提明鏡：北京應嚴詞斥責岡田

中國對外交談判問題一直採取守口如瓶的策略，往往是外電先透露消息。北京當下說要爭取國際話語權，但事實是「有話不說」，或者「有話不會說」，剛剛發生的中日有關東海油氣田的爭論就是一例。看來，三十年的韜光養晦，使北京外交部相當程度弱化，現在形勢變了，中國外交官想「躲」也躲不開。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和日本外相岡田克也會談。日本共同社報道，岡田希望楊潔篪指示中國相關部門盡早啟動有關共同開發的條約談判，他表示若中國決定在「白樺」（中國名：「春曉」）油氣田開展生產，日本政府將判斷其違反兩國共同開發協議，并會採取「必要措施」。共同社的報道，指岡田對中國單獨開發「白樺」表示了強烈不滿，還指對岡田發言，楊潔篪反駁稱「無法接受」。

共同社筆下，岡田強硬維護日本在東海的權益，而楊潔篪則是被動應對。其實春曉油氣田在日方認為的東海中間線中國一側，別說中國堅持東海以大陸架劃分海洋權益的立場，不同意日方的中間線，就算按中間線計，中國開發春曉也不影響日方的利益。不過，北京為了推動東海共同開發，在雙方的有關協議，同意日方的財團法人就像在中國本土投資一樣，可投資參股春曉油氣田。故岡田的「強烈不滿」是無的放矢，所謂的「必要措施」更唬不到中國人。

由此而看，楊潔篪稱「無法接受」是不夠的。因為是日本共同社的報道，而中國官方媒體也不「話語」，也不知道楊外長當時是否的確只此而已，而沒有嚴詞斥責岡田的無理論調。三禪相信，中國手上的牌愈來愈多，東海問題不能再讓步，已開發的春曉更不能隨便讓他人染指。
柳三禪

軍政界：日擴海軍讚甲午海戰

綜合日本、中國和印度媒體報道，日本為確保對中國的海軍優勢，擬建造第三艘直升機航母。日本三菱研究所軍事專家平崗升博士說，甲午海戰時，日本戰勝中國，靠指揮官和水兵的高素質，現在日本海軍硬體上也比中國強。講起海軍大國歷史，小日本津津樂道。

○九年八月，日本海上自衞隊的「日向號」驅逐艦在橫濱下水。根據日本憲法，日本不準擁有攻擊型航母，但自衞隊稱，「日向號」不具備搭載常規戰機的能力，不能稱為航母。其實，在「日向號」前，日本已建造了「大隅號」直升機母艦，可載約二十架直升機，必要時，這種「驅逐艦」還能載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戰機。

○八年，「伊勢號」動工，日本航母已達五艘，包括三艘滿載排水量一點三萬噸的「大隅級」兩棲攻擊艦：「大隅號」、「下北號」、「國東號」；兩艘滿載排水量一點八萬噸的「日向級」直升機母艦：「日向號」、「伊勢號」（日稱「直升機護衞艦」）。中國海軍近年在常規和核潛艇方面都有長足進步，但平崗認為，日本潛艇應優于中國品質最好的「基洛級」潛艇；又指日本海軍的實力在西太平洋僅次于美國。日本擁有三十二艘驅逐艦，均裝備了神盾反導系統，九艘導彈巡防艦和九艘先進的護衞艦，還有十六艘潛艇。

日本海軍配有幾個大隊航空兵，驅護艦的質與量都優于中國海軍；在水兵訓練和出海經驗上，日本也優于中國。平崗又說，日本是幾百年的航海大國，累積的西太平洋水文資料超過所有國家，是反潛艇的重要資訊。應該說，他最怕中國上千枚彈道導彈。
司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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