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傳播

第四章

基督教在農村傳播的政治社會后果

基督教雖然在北方農村和沿海地區獲得了一教獨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其他信仰形式不斷退縮，但畢竟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且極具排他性和擴張性，因此在農村的傳播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政治社會后果。當然，不可否認基督教在農村傳播產生了一些正面功能，如為人們提供公共活動的空間，改變人們的某些行為及關系實踐，為農村提供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氛圍和糾紛調解的機制等。但由于既有研究過多地關注基督教的某些正面功能，而有意無意地忽視它帶來的諸多顯而易見的負面后果，從而使對基督教傳播的判斷過于片面。因此，本報告將主要關注被人們所忽略的基督教傳播帶來的重大后果。

本次調查的數十份報告有相當部分撰有因為信奉基督教，而導致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和糾紛，江西農民形象地將此類家庭矛盾稱之為“基督紛爭” 。

“基督紛爭”一般有幾種情形，一是信仰基督教有各種各樣的聚會、活動，因此必然會將農活和家務耽擱，引起家庭其他成員特別是兒子媳婦的不滿，由此爆發家庭糾紛。這種類型的糾紛從傳教開始就有，一直持續到現在，為一般的糾紛。蘭考農村80年代信仰基督教的多為30歲的媳婦，她們信仰基督教后會遭到婆婆的攻擊和嘀咕，有時丈夫也會摻和進來，那個時候的教會資料直接將婆婆喚作“惡婆”。如靈歌《惡婆》：[1]

1）婆婆見媳婦心頭火，叫聲媳婦你真惡，東跑西跑不做活，說話你強，臉又多，啥活不想干，吃的你又多吃，像你這樣的媳婦真是氣死我，回家你先把你娘叫來，叫來你娘咱說說。

2）婆婆你不要這樣說，世上娶媳婦娘家不帶禍鍋，干活你光嫌少，吃的光嫌多，像你這樣當婆婆，叫我沒法活。

到現在，這種類型的“基督紛爭”則轉變為兒子、媳婦嫌信教的老人給家里做事少了、參加教會聚會忘了帶孩子等，而引發的代際矛盾。河南B莊的老信徒郭姊妹與媳婦的關系一向不好，媳婦還經常撅她，不給她飯吃，甚至還因她把教友帶回家，媳婦將飯食扔進糞坑，不給她留。

第二種類型的“基督紛爭”是因對基督教的反感導致的。這種反感源自無鬼神信仰的人，一般是如今三四十歲一代年輕人，他們完全接受的是無神論教育，他們宣稱自己“什么也不信，就信錢、信自己”，意思是他們要在社會性競爭中獲得金錢、榮耀地位、面子等，任何信仰在他們那里都是封建迷信。

第三種類型的“基督紛爭”是由家庭成員之間信仰和價值觀的不同導致的，這類紛爭表現得特別明顯、尤為劇烈。這類紛爭既有日常性的，也有儀式性的。日常性的是指生活中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成員的行為方式、禁忌與自己守持的相背離而導致的紛爭。如江西F村，除聚會點負責人的家庭中沒有發生基督紛爭外，其他教徒的家庭要么受到子女的反對，要么遭到丈夫的責罵和抵制。這些家庭中的非基督徒不準對方在家掛十字架，不準參與聚會，不準把相關的書籍、光碟等資料帶回家。F村有14戶人家信仰基督異端，有13戶發生了“基督紛爭”，占93%。

F村的“基督紛爭”最為激烈的是劉某夫婦。劉某的老伴參加過著名的遼沈戰役，之后又參加了抗美援朝，83年從一家國有煤礦離休后回F村居住。2004年，劉某不小心摔斷了左腿，為了能治好腿傷，在鄰居的傳教下加入了“門徒會”。剛開始，她的老伴也沒有反對，認為只要能把腿治好，信什么都可以。但兩個星期后，教會的負責人要劉某撕下掛在堂屋上方的毛主席畫像，毀銷擺放在上席的祖先肖像。劉某的老伴一聽不能掛毛主席像、不能信祖先，“腦子頓時深受刺激，感到胸悶心痛”。他萬分氣憤道，只要自己活一天，主席和祖先的像就要掛一天。之后，他強烈反對老伴去聚會。為了不讓劉某信基督，老頭故意把她的十字架仍進馬桶。每次聚會時，便把她鎖在家里。

除了日常性的紛爭外，信仰和價值觀的分歧往往容易表現在喪葬上，在這里基督教與傳統信仰的矛盾、較勁最為突出，而且是表明自己信仰程度和態度的最佳時機。基督教與傳統信仰孰弱孰強就體現在喪葬最終采用何種方式進行。鄂南農村傳統保存得還較為完整，但此類信仰沖突也較多：

舒蘭香的母親程秋月去世之前，曾說：“我一生沒有其他愿望，只要求按照基督教的儀式安葬。在棺材上不要雕刻龍鳳，要印上十字架。”去世之前，她給自己做了一套天使那樣的白袍子。舒的母親去世后，舒對舅舅說：“我們是母女關系，要求按照母親的愿望安葬。”舅舅非常積極地反對，說姐姐一輩子吃了很多苦，要為她做道。而舒蘭香則哭訴說：“如果媽媽的愿望得不到滿足，她的一生都劃不來。”程秋月的葬禮最終按照傳統儀式安葬的。舒蘭香為此對舅舅產生了很深的不滿。 [1]

在江西、鄂南農村，因為傳統信仰體系保存還較為完備，尚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解釋系統，因此在“基督紛爭”中，往往是傳統的力量占上風，基督信徒無法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行為方式。但是在傳統信仰體系已經混亂不堪的安徽農村，則可能是另外一副景象。安徽H縣方G村一帶，傳統的清明節上墳是親友一同前行，要燒香、放鞭，上墳后在家小聚。如今基督教攪合進來就打亂了分寸，基督教不讓燒香，而且不準讓燒香的親友入家門，于是小聚就只能到外邊的茶館。在上墳上，由于傳統的退讓可以各按各的辦，但是老人死后該不該送祭飯就成了如今矛盾的焦點。

基督徒認定祭飯被香熏過，吃后有罪，燒香是第一大忌！祭飯最終會送到廚房，做成飯菜宴請客人，“害的人就更多”。為此，基督徒拒絕親戚送祭飯，變通辦法是把祭飯折成錢。這樣的拒絕，會導致他們與送祭飯的至親之間的正面沖突，而且不是與一個人的沖突。前年，魏嬸遇到了她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母親去世后，弟媳不允許前來吊喪的人燒紙，更不準送祭飯。要按基督教的規矩開追思會，魏嬸并不反對，母親在去世前跟著兒媳入了教會，但她無法接受的是“媽媽辛苦一輩子，死后還弄不到一口飯吃！”氣憤和擔憂之余，性格強硬的魏某仍然送了祭飯。只是祭飯一送去就被拿到廚房，并沒有擺到供桌上。當天根本就沒有燃香明燭、擺牌位的供桌。本應是供桌的大方桌上，擺的老人的畫像，上方懸個很大的十字架，兩邊則是教會送來的白地黑字的挽聯。 [2]

從安徽農村基督教與傳統信仰較勁的結果可以看出，傳統信仰在基督教面前已經不堪一擊、節節敗退。不僅如此，在山東還出現了同為基督徒的嬸侄結婚、突破農村傳統倫理底線的事。

楊廣臣現在的妻子其實是他的堂嬸，沒有出五服，楊的前妻因病已去世多年，死時五十多歲，而他現在的妻子的丈夫，即他堂叔叔也因病去世多年。楊廣臣自己有四個兒子，兩個閨女，堂叔叔有一個兒子，兩個閨女。楊廣臣自己的兒女倒不反對父親的婚事，但其堂叔叔的兒子則堅決反對，認為這有違倫理，而且不好稱呼，怕村里人笑話。但在他堂嬸認為，耶穌教里皆兄弟姊妹，因此堅決要嫁，母子倆多次激烈爭吵，堂嬸甚至以死相逼，其兒子在眾人勸說下最終讓步。開始幾年雙方都不自在，現在兩家人來往親密，倒也沒有什么。 [1]

可以想見隨著傳統信仰的進一步弱化，在北方因信仰導致的“基督紛爭”將會越來越少。調查到的情況是，在北方農村基督徒的葬禮一般按照基督教的喪葬方式進行，基本上每個教會都有自己的禮儀班子，專門培訓基督教的紅白事禮儀。而傳統信仰體系完備的南方農村，基督教將會著力滲透，那么因兩種信仰的沖突帶來家庭的紛爭將會越來越多，沖突也會較為激烈。

然而，現在農村只有“基督紛爭”，卻沒有出現解放前的教案和宗教沖突。主要原因是傳統信仰形式已經趨向瓦解，并不構成組織性的力量。無論是喪葬上的爭執還是日常性的紛爭，皆已成個人、家庭的事，與村莊、宗族、家族等無關。

基督教教義中將人分成兩種，一種是信仰基督的人，他們是上帝的子民，在主耶穌二次降臨的時候將會被選擇，余下的人則是上帝的棄民，最終要下地獄。在現實生活中，教會教導信徒一方面要向他人傳播主的福音，另外一方面要遠離異教徒，堅決斷絕與他們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進入教會并對教會有認同、遵循其規范的人，大多要從原來的關系網絡中退出來，進入全新的教會關系網絡。那么，在一個村莊當中就被分割為基督教徒和不信基督教的異教徒，兩者在日常生活中雖然不會決然分開，但從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交往對象、范圍來看，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兩個相互分離的群體。

基督徒對村莊社會的分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退出原來的人際關系網絡，其條件是信徒能夠在教會、基督徒群體中獲得人際關系方面的支撐，如交流、互助等；二是退出村莊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道德、價值評判，完全在教會評價體系中獲得價值支持和道德優越感。當然，基督徒要完全退出村莊的人際關系網絡和價值評判體系，主要條件是基督教在村里（或本地教會）有足夠多的信徒，以至于即使退出來也不擔心被村莊邊緣化。

安徽H縣調查點的信徒退出村莊的這兩個體系都較為完全和決絕，使村莊社會的分裂十分明顯。在基督教信徒比較多的村落，佛教徒與保持傳統信仰的人會覺得孤獨，因為盡管自己想與基督教徒交往，但對方不太搭理，虔誠的基督徒會拒絕與他們交往。在佛教和傳統信仰較多的自然村落，基督徒會主動退出與自己異教的熟人圈子，而與其他村落的基督徒往來密切。章孝蘭在自己獨子溺水身亡后投靠了主，盡管遇人會打招呼，但不再與自己村落里的人一起聊天。她丈夫表姐的女兒死于癌癥后，章孝蘭曾主動勸說表姐信教，遭拒絕后不再與表姐說話。隨后章孝蘭的丈夫患癌癥，家境異常困難，她認為是自己與村落里燒香的人接觸導致的，從此只與其他村落的教徒來往。對于異教的親戚，若勸說無效，虔誠的基督徒也會斷然拒絕與之交往。王二姐的表姐前幾年信教，之后就嫌王二姐家燒香，不潔凈，不再到她家來，后來發展到干脆不準許王二姐到自己家。當地教會負責人逢禮拜就告戒信徒，不能讓燒香的親戚入家門，這不是無情無義和不熱心，而是堅守神的道。 [1]

那些不太虔誠或者無法完全退出原來的關系網絡的基督徒則被虔誠者譏為“半邊人”，即說這類人一方面信仰基督教，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脫離原來的生活。

李敬英的丈夫則是李敬英自己傳的，其丈夫是一小學教師，現已退休。但他信的并不是很深，屬于半信狀態，半信只是深淺問題，而不是懷疑。私下場合，他不燒香不拜神，但要上墳，因為他覺得不上墳心里過不去，覺得對祖宗無法交代，上墳時只鞠躬，不磕頭，也不燒香不燒紙。公開場合，如別人家喪事，該跪的他還得跪，因為他覺得周圍人都看著，有壓力，大家都跪都磕頭自己不跪不磕頭，顯得有點另類，這個壓力對于他來說很大。而私下場合反正沒有人看見，他就按照一個正規的耶穌教徒來要求自己，不過，要求始終沒有妻子嚴格。[2] 

這個例子說明當基督徒還在乎村莊的壓力和面子時，他就無法完全退出村莊的人際關系網絡和價值評價體系，還必須部分地按照村莊中的規范來行為。在北方村莊的內聚力越來越弱，價值生產能力越來越乏力，傳統信仰體系不斷被肢解的情況下，基督徒就很容易逃逸村莊的關系網絡和價值評價體系，完全在教會建構的體系中獲得生活和價值的支撐。所以基督教對村莊的分裂比較決斷，基督徒居住在村莊卻可以與之毫無干系。例如在河南蘭考的B莊，一個基督徒在農忙的時候可以向教會申請幫助，教會就會派所屬教徒前來幫忙，無需任何報酬。教徒的紅白事也完全可以脫離村莊和小組（即人情圈），由教會一手操辦，干脆利落，完全不像在村莊里那樣發生人情糾葛。這樣的村莊，就真正成了教徒一個世界，其他人另一個世界，兩者很少有交叉。

南方農村還沒有出現基督教嚴重分裂村莊的現象，主要原因是基督教信眾太少，少數的基督教徒根本無法完全脫離村莊的人際關系網絡，因此她/他也就必然在乎村莊的價值評判體系，否則就會淪落為“臭人”。而一旦南方農村的基督徒達到一定的數量，構成一股能夠獨立支撐的力量時，他們就會主動退出村莊社會，鄂南農村正在出現這種跡象。鄂南的中呈自然村有一個教堂，“基督教徒一周有三次以上的聚會，平時有事時互相關照，紅白喜事一起參與辦理，并互相有人情來往。” 鄂南農村今天的這種跡象，會不會是南方其他農村地區的明天呢？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勢力侵華的歷史，基督教既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文化先鋒，也是重要的幫兇和劊子手，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然而隨著基督教在農村的蔓延和壯大，其內部開始傳播著另外一套歷史觀，即以基督教的歷史觀來解讀中國近代史和當代史，將中國近代的血淚史和當代的發展建設史重新解讀為基督教反抗異教和政權壓迫，一步步獲得自由發展的歷史，而且這段歷史還在延續。基督教史觀完全解構了中國近代史，抹掉了基督教骯臟的血腥史，將自己打扮成一個委屈的受壓迫者和不斷反抗的斗士。這套歷史觀已經在基督教教會內部，無論是高級的牧師、講道員，還是普通村民，都已經對之深感認同。不少基督徒在談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時，就聲淚俱下地訴說教會的委屈與多災多難，歷數異教和政權的專斷，基督教的這種遭遇就猶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讓教徒憤懣。基督教在逆境中拯救中國人、卻不被中國人理解，此種遭遇激發著對基督教的深厚感情。

這種對近代歷史依自己教義和史觀篡改的作法，在有基督教淵源的宗教里比如在天主教內部、基督教異端（“東方閃電”、“三贖基督”等）都存在。

“八國聯軍就是因為反對教會，殺死神父。所以歐洲才會有聯軍殺過來。（天主教）本來是來講道理的，沒有文化，土辦法有什么用。清政府后來不是無條件投降么？我們天主教就是那個時候發展得最快了。”

“文革的時候搞得一點名堂都沒有，不準念經，不能進教堂，神父都跑去勞改，白天搞運動，晚上打火把搞突擊，又不講實際的話，說自己怎么好，外國人怎么苦，外國都失業，經濟危機，其實自己連稀飯也沒得吃，一年買三尺布，還要靠發票。”

“現在改革開放還開放得不夠徹底，不允許外國資助，不允許我們的教友公開去梵蒂岡學習。教皇那里金條、金磚多得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送的，這么幾千年，積攢了多少財富啊。外國發財的人多，全部都捐的。要是跟教皇通了，我們的教會馬上就興旺發達了。我們村以前的學校、孤兒院、教堂，那么好的房子，都是外國人出錢做的，他們的錢多得不得了，以前都是用銀元一箱一箱地送來的，那個時候哪個地方能夠建這么好的房子啊？” [1]

在底層基督教徒中，還流傳著按照基督教教義和歷史觀編篡的一些“故事”，例如孔子是基督徒，周恩來也是基督徒，要不然名字中怎么會有個“恩”字呢，恩就是上帝的恩典。還有諸如為什么沿海地區會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一樣發達，就是因為他們信仰基督教的緣故。諸如此類隨意篡改歷史的事實在教會里很普遍，這對于基督徒的下一代有著直接的影響，他們將完全、毫無保留地接受基督教史觀。

可以預計的是，隨著基督教占領農村陣地，基督教史觀將逐步擴張，中國近代史乃至整個中國史都將重寫。

中國民間傳統的信仰體系首先被定義為落后、腐朽的“迷信”是有著基督教淵源的天主教所為，它從明朝再度在中國傳教時就有此一說，但將其打擊得最厲害的是伴隨所謂西方先進文明而來的基督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就是以一種先進的面目出現，而與之相對的民間信仰則是落后的，必須祛除的。這種先進與落后的二分世界觀隨后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尤其表現在新文化和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承接了這種“進步”的世界觀，擔負著改造中國的重任，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改造和建設之所以如此徹底與其世界觀有密切關系。

新中國前三十年農村的改造對北方的傳統民間信仰是連根拔起，沒了根脈的信仰就缺乏自我解釋、自圓其說的系統，七零八落的信仰枝節在有著強大體系和自我解釋力的基督教面前顯然是不堪一擊。基督教在北方的傳播進一步肢解傳統信仰，使其迅速瓦解。河南蘭考農村的基督徒中有64%的人之前都燒香拜佛，后丟了“香盆”、砸了菩薩，跟了“主”。 耿母燒香拜佛一輩子，到64歲投靠了主，罵她的大兒子、陰陽先生耿德玉不孝順，連“泥菩薩都不如”——老人跪拜一輩子的神像在信主之后就成了泥菩薩。

在基督教這種“國家承認、支持”（農民語），又有著先進、強大話語系統的宗教面前，傳統信仰顯然是非常不自信。所以我們會在北方農村經常聽到七八十歲的老人將傳統信仰和儀式規則說成是“封建迷信”，對自己的信仰很不自信，甚至有的人根本不敢承認自己燒香拜佛，從而顯得落后、見不得人似的。在南方，因為傳統的信仰還成系統，有著自己的一整套解釋系統，在基督教的話語面前盡管有落差，但依然能堅持自我，但總體的狀況也是在趨向弱化，基督教的強勢話語進去之后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南方農村的這種自信。鄂南農村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

中國傳統農民賴以安生立命的價值觀是傳宗接代，將短暫生命的意義寄托在無限的血脈傳承過程中，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價值理念，它講求的不是當下的享樂和縱欲。用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砸鍋賣鐵也要將子女培養成人，他們關注的是自己的子女，而非自己。基督教的傳入正在稀釋這種觀念。表11是蘭考南馬就“為什么活著”對基督教信徒的問卷調查。

表11、人活著是為什么（N=50）

在教徒中對判斷（1）作肯定回答的占了68%，而傳宗接代的傳統理念則只有12%的人認可，對判斷（5）作肯定回答的也只有26%，說明基督教教會對人們價值觀念的灌輸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基督徒那里消解得較快。而此觀念又將溢出教會，導入到村莊社會，從而侵蝕整個農村的價值理念。傳統的價值理念被基督教認為是腐朽、墮落和自私的，只有為上帝“做工”才是人生真正有意義的選擇。基督教給傳統的價值理念扣上了非法性和政治不正確性的帽子，使持傳統理念的人成了過街老鼠。

由于農村文化和價值被基督教進一步侵蝕，主體性越來越脆弱，文化更加缺乏自信心，所以就無法給予自身思維、實踐以及一系列的社會變革和政治社會現象一個符合內在邏輯的解釋體系，因而往往尋求外部世界的知識和信仰資源進行闡釋，而基督教作為一種“先進”的、強勢的話語系統就更容易被農民接受。

基督教不僅否定農村信仰的合理性，肢解其文化主體性，而且直接否認中華文明之存在。在基督教教會上層，牧師、傳道人以及其他教會成員的知識系統中，已認定中國自古就沒有自己的文化和價值，中國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度。所謂的傳統文化在他們那里就成了專制、人治、計謀、殺戮等，并將教會內部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某些神職人員以權謀私等歸結為傳統文化的惡果，若非中國傳統文化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特別是現在家庭教會四五十歲的那一代領袖，缺乏全面的圣經基礎和系統的神學培訓，缺乏一定的人文教育和文明社會的理念，但對中國傳統的人治、謀略等頗為精通和嫻熟，在教會那很有威信和主導力，打著信仰的名義為個人謀私利，有時甚至肆無忌憚。”[1] 一位家庭教會的講道員這樣解讀我國傳統文化：

中國學界對傳統文化一直沒有明確的界定。比如，原儒和官儒哪個能代表傳統文化？從原儒的角度看，秦以后儒教文化就不復存在，真正代表歷史的是官方儒學。因此，究竟哪個代表傳統文化需要界定。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早就有基督教的影響。中國從來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這也是不斷有農民起義的原因。歐洲、印度都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所以農民起義很少。中國不一樣，存在民間意識形態和官方意識形態兩種的沖突。官方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形態沒有宗教超越性的骨架，具備現實功利性。民間意識形態，以拜火教為根基，加上印度佛教、摩尼教、所羅亞斯德教，形成一種強調救世主、強調反叛的意識形態。從張角、張良的黃巾大起義到太平天國，一脈相承。所以中國意識形態存在上下沖突。后來中國傳統民間宗教信仰把外來信仰整個融化吸收，達到一個更完備，超越精神的狀態。

中國民間宗教到了清朝，出現兩句話：“無聲老母，真空家鄉”和“二宗三際”，強調龍華初會、龍華二會和龍華三會等。這一切理論，與摩尼教、所羅亞斯德教都有密切的關聯，而摩尼教、所羅亞斯德教又與基督教關系密切。

所以在我看來，（基督教傳播動搖中華傳統文化根基）這個問題就是個偽問題，不存在大家公認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根，因為其本身從來不曾出現過。明、宋、清的文化，本身差距就很大，而不像英法等國那樣有相對統一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什么，我看不出來。[1] 

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關鍵在黨。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農村黨的建設，認真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增強各級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提高黨領導農村工作水平。為此，要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弘揚求真務實、公道正派、艱苦奮斗的作風，以維護農民權益為重點，圍繞黨的農村政策落實情況加強監督檢查，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涉農違紀違法案件。 [1]

不斷提高黨領導農村工作的水平，前提條件是，當在農村始終擁有堅實的領導權，除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無濟于事。對北方農村的調查報告指出，基督教已經或試圖介入村莊的社會和政治事務，實質是與黨爭奪農村的領導權。

無論從組織化程度、組織嚴密程度、組織感召能力，還是從農村的聲譽和評價，基層黨組織都無法與村莊的基督教組織相提并論。河北某村一個跛腳傳道人對調查者說，只要他一揮手，在全縣范圍內可以號召上千教徒。河南B莊的老書記認為，村里基督教負責人聶起會，一個40歲的中年婦女，初中畢業，家境貧寒，要比村黨支部書記還要有“材料”、本事還要大。現在村一級政權（黨支部和村委會）幾乎處在癱瘓狀態，長年不組織開一次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或者根本組織不起來。有的村莊30年沒有發展過新黨員，人們戲稱黨員開會為“兩顆門牙開會”。

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聲譽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稅費改革期間，因鄉村出現嚴重的治理性危機而散失的，至今無法恢復元氣。稅費改革后，基層政權與老百姓打交道的機會少了，村兩委基本上成了鄉鎮的辦事機構，只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基本上不主動建設村莊或介入和關注村民之間的事務，更談不上介入村民的家庭私事。就連村民之間的糾紛也多往鄉鎮一級推脫。[2] 村級黨組織失去了對村莊的社會管理職能。但是，社會轉型期的事情卻并為因此而減少，市場化和農戶經濟的個體化使得農戶面臨的風險日益加大，農村社會各種問題和危機潛伏。因此鄉村兩級政權并沒有因稅費改革而得到農民的重新認可，反而更加壞。

在基層政權進一步退出村莊事務、聲譽日跌的時候，基督教則主動介入進來，彌補了基層政權留下的管理真空。承上文所述，基督徒之所以敢于脫離村莊生活的社會關系網絡、互助和交流圈，是因為他們能夠在教會里獲得一定的幫助。

基督教介入村莊的社會事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農民日常生活功能的補遺

例如教徒之間的互助與換工，能夠在家里勞動力外出或農忙的時候及時完成農活。安徽調查點的章孝蘭及其他基督徒就經常與教友換工插秧，在幫工時大唱圣歌，種子化肥等信息也在此時相互交流。再如教會對老弱病殘孤獨者的照顧上也獲得村民的認可，各地教會都會組織教友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為臨終的老人祈禱，為逝者請樂隊做追思禮拜。這在一個日漸冷漠、各顧各的農村社會成為異樣的風景線，即使不信教的農民也特羨慕。鄂南農村的教會還幫助輟學學生在教會完成義務教育。他們招收因家庭貧困而初中未畢業的學生，免收學費與生活費。表（九）和表（十）都顯示因病加入教會的教徒有近60%，說明大部分人相信信教能夠治病，而且教會也宣揚這個。事實上許多教會都辦有醫務室，專為教友提供醫療服務。有的教會不僅會選派教友照顧病人，而且還出錢出資為病人治病。教會對病人在諸多醫務、金錢和精神上的支持，為其聲譽上的改善、獲得人們的認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2.教會組織介入村民之間的糾紛解決

首先是基督徒之間的糾紛必然由教會來解決，比如教徒家庭里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教會都能順利介入，甚至有的糾紛是傳道人親自上門解決的，這給教徒極大的信心。教徒之間的糾紛一般不會求助于村干部或鄉鎮司法所。在鄂南仙崖村，發生在教會內部的一起強奸案件甚至被教會系統私了。其二是基督徒與普通村民的糾紛，不僅教徒愿意在教會里解決，而且普通村民也相信基督教會給個滿意的答復，至少不會有偏袒。其三是普通村民之間的糾紛。在基督教傳播較為廣的北方農村，如河南蘭考一帶，普通村民間發生矛盾也傾向于找鄰近的教會、聚會點負責人出面解決。B莊教會負責人聶起會在村莊里屬于邊緣性人物，但在當地教會和村莊婦女群體中卻頗具聲望，因此不僅教會內部教徒間的矛盾往往由她出面，而且村莊未信教婦女、鄰里間發生爭吵，她也能夠介入并圓滿解決。

3.教會以村莊道德建構者自居

當前農村普遍出現道德倫理淪喪的社會局面，有學者甚至將諸如子女虐待老人、婦女賣淫被村莊認同、喪事上跳脫衣舞、為了享受而離婚等現象概括為農村出現倫理性危機。當普通農民無暇顧及倫理、又感嘆世風日下的時候，基督教卻給人以道德至上的形象，令人刮目。甚至基督教異端邪教組織在道德方面也毫不遜色。歐陽靜調查的江西F村，地下基督教的善舉正是其獲取合法性資源的手段。地下基督教宣傳“行善”、“愛人”、“紀律”，并利用合法的“三自”愛國基督教以混淆“地上”和“地下”基督教的區別，從而爭奪宗教市場。地下基督教向外界展示的“紀律”幾乎符合傳統中國人行為規范的所有美德：忍讓、節儉、孝順、講誠信、做好事、行善德，幫助每一個有困難的人，并以禁忌的形式規定教徒不能賭、不能貪、不偷、不搶、不奸、不淫、不罵人、不打架等。這些“紀律”給人的印象是，做一個基督教徒就是做一個“好人”。這些道德言辭一般都公開地、心存慈善地四處宣揚，以為其組織獲取合法性與正當性。即使在F村，雖然村民忍受不了（地下）基督教徒的“數典忘祖”，但對教會宣揚的“紀律”，大都數村民采取寬容甚至贊揚的態度。

基督教通過對村莊社會事務的介入，在農村獲得了普遍的合法性和美譽，不僅普通村民認可了基督徒的行為，對基督教懷有好意，為基督教進一步傳播提供了心理基礎，就連鄉村兩級的行政干部也覺得基督教是個好東西，至少是可以為其所利用的。不少鄉鎮干部認為，基督教多的村莊治安狀況就好，刑事案件和糾紛少，無須干部們操心。湖南婁底某些鄉鎮長還向政府申請在本鄉鎮大興土木修建教堂，以完善其治理功能。若在鄉村黨組織與基督教教會進行選擇，村民毫無疑問會投向基督教。B莊基督教信徒每年的增數接近10%，可以說明普通村民對基督教的接受程度。

隨著基督教信徒在村莊中壯大，村莊政治權力中樞已經感受到了這是一股不可小覷、亦繞不開的力量。即使基督教尚未主動介入村莊政治，村莊政治也不得不將其納入政治體制，操持一部分村莊事務。在河南調查點，東村天主教在此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2006年該村成立新農村建設理事會，其成員由駐村工作隊、村干部、黨員和部分村民代表討論決定，其中駐村干部和村民代表都認為應該將天主教會長、副會長吸納進來，因為教會在東村已經成長為較大的力量，教眾占總人口的20%，其負責人能夠比較容易地號召、動員教會力量，有利于村里工作的展開。 而在江蘇不少行政村，在村委會選舉中，由于基督教信徒較多，從而使原本確定的候選人未能選上，而把基督教信徒選舉出來擔任村委會主任。[1]

總的來說，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督教教會尚未主動介入村莊政治，但其承擔著大部分本應該由村級政權和政府來做的社會事務，而在農村獲得極大的聲譽，為其快速發展信徒、動員農村力量打下了堅實基礎。而共產黨的基層黨組織正在一步步地散失對農村的真正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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