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9年底前后，為了優化教師隊伍，我國存有代課教師的絕大部分地區將進行最后的清退。代課教師這一稱呼即將成為歷史。
  在過去的歲月里，為了解決偏遠地區因財政困難而招不到公辦老師或公辦老師不愿去的困難，代課教師們以其吃苦耐勞、無私奉獻、默默無聞的蠟燭精神為教育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如今，為了順應趨勢他們將回歸田埂，又在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貢獻。

  記者2009年12月下旬拍攝于甘肅省渭源縣幾位代課老師離校前后生存狀況的新聞照片，以此特表我們對代課教師這個群體的關注以及對他們的崇高敬意。

  代課老師素描
  王安治是渭源縣黑鷹溝村的一名代課老師。今年已54歲的他從1974年就開始在當地小學代課，因為中間停了1年而不符合轉正條件，在2009年9月拿到600元補償后被清退。家里已經75歲的老父親患有白內障，兩個孩子一個打工一個上學，外債欠了將近5萬元，現在家里生計就靠老婆種的幾畝薄地。代課已經34年的他在學校經歷了9任校長，村里曾有一家三代都是他的學生，身有殘疾的他因為教書，現在連農活也干不了。

  平日，每到清晨5點，42歲的蘇漢偉就已起床，借著微弱的月光給牛羊添完飼料，收拾好家務，6點鐘就挑著兩只空桶順著崎嶇的山路朝2公里外的盧家山小學出發了，半路他要在一個蓄水池里把水桶裝滿挑到學校來作為一天的飲水來源。不到7點，孩子們陸續來到學校，蘇漢偉給自己帶的一年級教室生好煤爐，好讓孩子們上課時不感到冰冷。他們學校一共有7位老師，除了兩個不到30歲的公辦老師作為校長和教導主任外，還有兩位即將退休的已經轉正的老師，剩下的蘇漢偉、張維榮和張學峰都是代課老師。在這個學校里公辦老師每月能有2000元左右工資，而他們三位只有220元。

  見到趙永福時，他剛剛從工地回來，幾年的打工生活讓他與工地上的農民工并無區別，只是和周圍村民家不同的是他們家雖然簡陋但干凈整潔，中堂掛的不是山水花鳥圖，而是一副頗具風雅的毛筆字。這位1987年就開始代課，在2001年還得到了縣里頒發的優秀教師獎狀的代課老師，執意不讓我們去看他的工地，怕我們的采訪讓工頭不高興而扣發他每月1000多塊錢的工資。

  劉亞東是天水師范學院的大專畢業生，一個25歲的大小伙子每月只掙220塊錢，并且一干就是三年。本來他有機會考上公務員或者轉正，但因為是藝術類老師，縣里每年招的人數極少，他一次次錯過了機遇，而他只有三年的擇業期，這意味著明年如果還轉不了正，他將失去進入公辦教師行列的資格。

  42歲的張永紅在學校里代了17年課，他哥哥同樣是代課老師，并且他70歲的老母親也是。三人因為種種原因都沒有轉正，張永紅的父母常年有病躺在床上，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靠種藥材。

  38歲的丁學文，代課10年，依然憧憬著轉正的那一天。

  46歲的楊彥林因兩個兒子上學，已經欠下了不下10萬元的債務，但他還在堅持上課，他說，等到孩子們的公辦教師到來……

  記者采訪感言： 
  “買一臺4000元的電腦需要工作100個月，買一部1000元的手機需要工作25個月，買一瓶3元錢的綠茶飲料需要工作兩天……實現這一切的前提是不吃不喝”—這是一本名為《鄉村代課教師》的書中、描述的每月40元工資的西部鄉村代課教師購買一些物品所需的工作時間。
  這也是2006年以前地處甘肅省渭源縣代課老師的真實寫照。盡管他們現在的工資已經漲到了220元，但仍然難以滿足身處貧困山區的他們的個人生活，更何況他們還要養活一家人。當得知當地政府將在年底前清退完所有的代課老師后，心中支撐他們多年的轉正夢想真的破滅了。

  在渭源采訪，時時被自然環境的惡劣和代課老師的清貧所震驚。這是一塊貧瘠的土地，瑟瑟寒風中顯得格外荒涼。但這塊土地卻盛產洋芋和藥材，這是當地人賴以生存的飯碗。在這塊土地上，代課老師們常年生活清貧。

  早晨6點。西部山區的冬日，看不到任何光亮，氣溫已跌至零下10攝氏度。我們去山村小學的路上經常能看見三五成群的小學生頂著寒風去上學。為了能跳出農門，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靠天吃飯，讀書是他們的唯一出路。
  每到一個學校，每見一位代課老師，不管他們自己抽不抽煙，總能摸出一根來遞到我們手中，或者把茶杯仔細清洗干凈倒上熱茶。平時和外人說話不善言辭，但講起課來卻滔滔不絕。

  采訪的代課老師大都能理解政府的難處。渭源縣全年的財政收入不過2000多萬元，只夠支付全縣5000多名教師和公務員不到兩個月的工資。但他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這次能體面地離開，只希望自己走了孩子還能有人來教。而這樸實的愿望也正是讓他們堅持這么多年的動力。

  回到北京，我繼續開始在大都市里的日常工作，但腦海中還是不時浮現他們佝僂的背影和期盼的眼神，在兩個不同環境中的搖擺，很容易讓人產生恍若隔世的感覺。

  在現代文明社會，曾經為西部教育和祖國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代課老師們，應該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幫助！至少，他們不該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