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及其違法活動，在全國已有多年，但此次重慶“打黑”，卻震動全國，效果明顯，影響空前。人們在歡呼雀躍的同時，也在深入思考另一個問題，能不能學習借鑒重慶成功“打黑”的經驗，像“打黑”那樣反腐呢？應當說，黑惡勢力與腐敗問題是一丘之貉，有若干共同之處：它們都是對人民利益和社會和諧的反動，都是借助和利用公權力失去監督的產物，都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行徑，都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既得利益鏈條，都是長期打擊不力以致養癰遺患的惡果，都讓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因此，從根本上講，“打黑”與反腐，就理應有許多共通之處，可以相互借鑒。

　　那么，“打黑”對于反腐，有哪些重要的啟示呢？

　　像“打黑”那樣義無反顧。重慶此次“打黑”的決心是空前的，用當地領導人的話講，是“逼出來的”、是“沒有退路了”，因而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往可能存在的種種顧慮（如擔心“打黑”影響穩定、沖擊經濟、有損政績、牽涉干部、觸犯“地頭蛇”等）都不在話下了。所以在“打黑”的行動上才堅定果敢，放手一搏。與此同理，反腐敗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我們同樣是沒有退路的。但在不少地方和單位，在反腐敗上卻看不到重慶“打黑”那樣的決心，往往是一般號召多，具體行動少；講外地反腐敗容易，但對本地的腐敗問題及傾向卻往往三緘其口；解決下級的腐敗問題決心較大，但面對自身及上級的腐敗問題卻往往躲避遮掩；對反腐敗做做姿態可以，但要真抓實干就顧慮重重、左顧右盼；對群眾講反腐敗慷慨激昂，但關起門來卻不能下決心與形形色色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團及關系網切割。如此精神狀態，就導致不少地方的反腐敗斗爭一直處于一種沉悶的、徘徊不前的被動局面。

　　像“打黑”那樣從嚴治黨。重慶“打黑”，不僅注重對“黑老大”一類人物的清理查辦，更注重對其后面的“保護傘”即黨政官員的嚴厲追究及查處，從而體現了從嚴治黨的要求。這一點，對于反腐敗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從嚴治黨，關鍵在“嚴”。所謂“嚴”，是一個相對的標準，即對黨員的要求應比對普通民眾的要求更嚴格，對共產黨內的道德標準和紀律約束要比其他政黨及團體更嚴明，對黨內違法亂紀案件的處理要比對一般問題的處理更嚴肅，對黨員領導干部問題的處理應當比對一般黨員問題的處理更嚴厲。如果做不到這些，從嚴治黨就失去了自身特定的、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要取得像“打黑”那樣令人信服的反腐敗成效，就必須像“打黑”那樣旗幟鮮明地堅持從嚴治黨的原則，實實在在地體現從嚴治黨的要求。

　　像“打黑”那樣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重慶“打黑”，很強調依法辦事，對觸犯法律的“黑老大”也好、“馬仔”也好、“保護傘”也好，都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體現程序合法、量刑合法。由于透明度很高，不僅使“打黑”中的“問題人物”很難享有法外特權，而且所有定罪量刑都要接受社會各界的評判。反腐敗斗爭很需要確立這樣的理念及形成這樣的機制。對黨內腐敗案件的處理，迫切需要在增強公開性、透明度的基礎上，構建有利于公眾監督的、彰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制度機制。

　　像“打黑”那樣充分依靠群眾。重慶“打黑”能夠成效明顯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充分依靠群眾。重慶“打黑”不僅是充分發揮專門機關的強大力量，也注重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不僅為深受黑惡勢力侵害的群眾伸冤解難，也為各界群眾檢舉揭發黑惡勢力大開方便之門；不僅各級領導深入基層體察民情、捕捉辦案線索，也用實際行動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鼓舞人民群眾以多種方式（包括勇于與犯罪分子對簿公堂）與黑惡勢力進行堅決斗爭。實踐證明，要成功地開展反腐敗斗爭，也必須像“打黑”那樣充分依靠群眾，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下決心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反腐敗上進行制度創新。

　　像“打黑”那樣既有強大的聲勢，又不搞政治運動。歷史經驗證明，要解決一些積重難返的問題，靠按部就班的那一套往往是不夠的，還必須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一種席卷社會的強大聲勢，從而不僅對問題形成足夠的壓力，而且能夠充分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廣泛參與，以利問題的解決。但與此同時，又堅決不能搞那種以人劃線、上掛下聯、層層檢查、人人過關以及號召檢舉揭發的政治運動模式。把握好以上二者的關系，至關緊要。應當說，此次重慶“打黑”是比較好地把握了這種關系，從而既對黑惡勢力產生了強有力的威懾作用及高壓態勢，又注重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盡量避免傷及無辜，維護社會穩定。這一點，彌足珍貴。反腐敗斗爭需要高度重視這一點。我們在對傳統的政治運動思維及模式保持警惕的同時，也需要下決心抓住反腐敗斗爭中的突出問題，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力量，大張旗鼓，勇于突破，不斷取得讓社會公眾滿意的階段性成果，從而既營造反腐敗強大的輿論氛圍和高壓態勢，以弘揚正氣、鞭撻腐敗，同時也使人民群眾增強信心，積極參與。這樣，才有可能改變一些地方在反腐敗上徘徊不前、積怨甚多的被動局面，真正取信于民。當然，這一切，都需要執政黨始終清醒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黨章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