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十二大丑陋事件大盤點

中國文字的確博大精深，稍一用心玩味細品，社會政治的千般滋味都可以籠統其中，去年大家都在談著“忽悠”，今年度漢字則非“被”字莫屬了，從“被就業”、“工資被增長”到近日番禺的小稚童舉著“被代表”的條幅抗議，一個“被”字道盡了百姓千言難盡的苦水、無奈、被迫與心酸，也刻畫了政府部門扭曲變形的權力從無賴到傲慢囂張，公權與百姓的關系從三十多年前的互動到如今的反動，從過去的魚水關系到現在的對立關系。一個“被”字道盡了百姓內心的極度不信任，卻又將中國權力的霸道點得玲瓏剔透。12月20日看文濤拍案，整整一集只看了短短的前面幾分鐘，其余都被插播已經放過多少遍的大劇院零距離，我不禁在想，1984年鄧小平可以將中國的最大煤礦向美國開放，為什么一期早已不是秘密的上海海事大學女研究生楊元元事件就不能向百姓開放呢？有什么理由非要百姓被插播呢？為什么如此愚蠢如此不得人心的事情有關當局也敢做呢？他們有什么權力剝奪百姓交錢消費的選擇自由呢？看來2009年的中國，只有“被”字能作為歷史的圖標載入史冊了，我也決意要將“被插播”列入2009年最丑陋的十大事件中讓反動派遺臭萬年。

丑陋事件之首：綁尸要價

側隱之心，人皆有知。孟子說過“無側隱之心，非人也”。在生命之舞中看到一個幼鹿在它媽媽的殘骸旁臥下，解說員說它將面臨母鹿一樣命運時，目睹此景的人都將不由為此揪心與悲哀，何況犧牲者是人乎？在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荊州寶塔灣發生的喪盡天良的綁尸要價事件，“活人不救只撈尸體，白天每人1.2萬元，晚上1.8萬元，一手給錢一手撈人”，船主一手扯著綁遺體的繩子，一手揮舞著與痛苦的師生談價要錢的丑態，讓悲劇更加悲劇地在中國上演了，讓麻木已久的中國人徹底憤怒了，據說事件傳播之后當地人有見到可惡的船主有用腳踹的，也有砸磚的，足以證明其民憤鼎沸到了什么程度。此事在國際廣為傳播，對中國人形象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更是億萬元公關援助也難以贖回的。此事件雖是偶發事件，但也是中國道德危機必然迸發的標志性事件。當社會沒有必要保障而讓百姓面臨沉重生存壓力時，對前途生活的恐懼、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社會效應所導致的對金錢的迷信，從政府官員到法院法官為了金錢什么壞事都肯干時，道德是無能為力的，這類丑陋的一幕遲早都會發生。這個事件不僅是社會悲劇，也是道德與民族的悲劇，更是制度的悲劇。歷史的對比證明，人之初性之善惡在于環境，當人們形成對金錢的崇拜時，人們就自然成了金錢的奴隸。撈尸不救人，要錢不要臉，是市場經濟中見錢不見人的丑惡表情，表明特色三十年的金錢腐蝕讓一些中國人的道德素質公然墮落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丑陋事件之二：高官情婦現象

據說重慶黑社會的頭子曾說過他們就是重慶的第二執政，重慶打黑事件證明他說得沒錯，第一執政就是他們的后臺。能夠證明的就是特別典型地將權錢權色結合到一起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光輝典范——兩對政治大情人。在中國，雖說情婦現象已司空見慣，據說95%的大貪官都有情婦，但是將各取所需，按勞分配的原則用到極致則非重慶的兩對大情人莫屬，就是廣東的陳紹基也稍遜一籌。一對是文強與陳光明，一對是烏小青與胡燕瑜，他們一對是公安的搭檔，一對是法官與律師的搭檔，而且他們真正做到了強強結合，利益最大化。

陳光明據說是愛美之人，不化妝從不出門，她的情人文強雖看不出有什倜儻不群之貌，但正因有他在政治的舞臺上，陳光明作為全國省(市)級公安禁毒戰線上唯一的女總隊長，春風得意，高歌猛進，從“全國三八紅旗手”到“中國十大女杰”，她不愧為十七大的杰出代表，深知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從自己做起，從領導身上做起，她的科學發展觀早已榮膺國際先鋒。而且他們的回鍋肉也的確做得實在地好，在事發之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覺，確實顯盡公安的本事。當她在人民網上做客好話成筐時，誰能想到她也是做情人的呢？

一位是高級法院的執行局局長，一位是“重慶首屆十佳女律師”，一個天天戴著國徽工作，一個張揚著“以正揚善”匾，但是他們的靈魂還是官場的顏色。事實證明在騙子的手上再美好的事物也只能枉作政治道具，再一次證明時下戴著一頂頂桂冠的中國女人身后，往往站著個有實權的男人。烏小青與胡燕瑜的結合讓中國人領略了司法權力與法律掮客的結合足以產生1加1大于4000萬的暴富效應，確鑿證明權力是人民幣的第一生產力。據說他們的關系在重慶是眾所周知的，為什么眾所周知的關系卻能在重慶司法界紅旗飄揚、呼風喚雨？在法律的舞場能大跳錢權的貼面舞？因為中國的官場已經失去了約束。他們的暴露在中國并沒有帶來什么震撼，只不過在更高層面向百姓證明司法腐敗與警匪一家的說法絕非虛妄。

政權的權威應當建立在正當之上，權威的寶座必然跌落在人民公信的喪失之下，不同的政治必然帶來不同的邏輯結果，這是政治學的第一定律。“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這是陳毅元帥在1954年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后寫了名句，毛澤東一代的領導人，認真踐行了幾十年，使國家與人民能同甘共苦呼吸共命運，成為中國歷史永遠值得銘記的華章。如今比比皆是的官場腐敗將政治的孰是孰非、人民的孰得孰失早就點鹵般地衡量出來。

丑陋事件之三：上海釣魚事件　

“本車拒絕一切搭載求助。臨盆產婦、車禍、中風、觸電、溺水，都不關我事，尤其是胃疼的！”，這是釣魚事件發生后人們大秀幽默的杰出小品，與南京助人反被訴一樣，將善良置于被告席上的同樣是公權。

10月20日，上海交管言之鑿鑿宣稱“不存在‘倒鉤’執法”。僅僅6天后，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根據“聯合調查組”調查結果，承認存在“釣魚執法”，再一次將官員的誠信面具撕得粉碎。

要站在權威的制高點上，必須先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釣魚事件到處都有，但尤其以上海的最為惡劣，憑著一個釣鉤，公權就能將當事人大宰一把，即使是執法，也是以大惡制小惡。明明是行政執法的嚴重問題，當事人卻在法院屢訴屢敗，最后要以當事人切指為誓，鬧得全國人民都公開質疑，先是矢口否認，而后進行道歉，將國家政權的公信敗壞得一干二凈，讓特色的執政能力與正當性受到嚴重的質疑。

作為中國最大的現代化城市，為了小政府的私利，公然用警察破案的鉤子手段對待百姓以牟取暴利，置法律正義于度外，失卻了保護人民，維持社會秩序的本份，其手段、其對待問題的表現，都使公權的放蕩不羈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使其道德節操不得不被放到了全國人民的烤箱中。此事件再次讓善良受到公權的強奸，讓正義受到法律的凌辱，助人為樂的行為最后必須以切指為誓，將中國本已淺狹的人性池塘碾壓得干干涸涸。

事件向人民昭示，政府的規則必須基于正當之上，任何游戲對政府而言都是禁區，真正向人民負責任的政府決不能將游戲當作行政手段來使用。

丑陋事件之四：官員色膽包天

中國高官很少發生嫖娼的，并不是他們道德品質高尚，而是他們不差情人，權力變現的方便，使得投懷送抱的美人都能得到巨大的回報，所以除了陳紹基這樣落水的貪官，在岸上的在船上的都還是人模人樣的。

俗話說魚有魚道，蝦有蝦路，下級官員雖缺少高官的本錢，并不證明他們缺少荒淫無度的胃口，有恃無恐的環境終于在中國先后上演了貴州習水縣官員集體嫖幼女案與鄧玉嬌案。

不論是貴州習水縣官員集體嫖幼女案還是鄧玉嬌案，都讓世人看到今日中國禮崩樂壞到了什么地步，官員們的狗膽大到了什么地步，兩案僅僅是冰山的一角，但已足夠證明了官場的丑陋。很丑惡的事情居然形成了市場，居然發生在官員之間，居然存在幾年之久，證明黨紀國法與道德倫理在腐敗的氛圍中沒有絲毫作用。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的招商辦主任居然當著下屬的面向女服務員索取“特殊服務”， 兩次把鄧玉嬌按在沙發上，遭拒絕后居然掏出一疊錢拍打鄧玉嬌的頭部，稱還怕我們沒有錢？即使是關漢卿這樣的大家，晚清譴責小說家李伯元筆下的官場現形記，與這般生動出色的活劇相比也欠功夫。

不論是貴州習水縣官員集體嫖幼女案還是鄧玉嬌案，都讓全國人民震怒，讓人們不由懷疑其特色的正當性。一邊是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度日維艱，即使是窮鄉僻壤的官員都錢不當錢，隨欲糟蹋，我們為什么要供養這么貪婪、荒淫無度的官員？我們有什么理由要讓政府這么有錢？百姓有什么理由去繳那么多的稅？有什么理由去聽那些吃穿不愁的官員們總是說著物價適度上漲是合理的，一切都應遵從市場經濟法則的謊話呢？

   有人說鄧玉嬌案表明中國權勢階層和底層民眾之間水火不容的關系已經到了火山迸發的臨界點是有道理的，自私自利的政府就是壓迫人民的政府，就是反動的政府，從楊佳到鄧玉嬌，從湖南道縣當地百姓打著“熱烈慶祝道縣歷史上最大腐敗分子被雙規”的橫幅到重慶打黑的大快人心，無不看出人心所向，民憤所指，民怨之因，國難之根。

丑陋事件之五：中國公務奢華程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

　　據報道中國現有公務用車六百多萬輛，國家每年光養車的費用就比軍費還高。

張召忠將軍講：我們官員一頓飯能夠吃掉一個大學生四年的學費，一個小學一年的經費。 美國、在歐洲，很多國家的市政廳、市長辦公室從規模、豪華程度而言比不上我們有些地方的鄉鎮辦公條件。三是公務車越來越豪華。英國的中將以下都不配車，官員都不配車，軍事院校沒有一輛公務車，都是私家車，開到倫敦郊區停下來換乘地鐵進城上班。單位集體活動都是租車，租用出租公司的車，專業司機，準時準點，沒有事故隱患。這樣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機編制，抑制了腐敗，節約了資源，提高了效率，大大減緩了城市交通壓力。　　

印度是一個發展中國家，2001年我去訪問的時候，發現包括上將、中將所有將軍的車，都沒有空調，車輛的級別相當于我們夏利車的水平，他們的辦公室沒有空調，只有電扇。相比之下，我們真是汗顏啊！GDP不算高，國力不算強，享受方面卻走在世界前列，而這種享受不是普通民眾，卻是民眾的衣食父母。不是張口閉口就說領導就是服務嗎？既然是服務就要把自己當作公務員，而不是衙門里高高在上的官僚！

    中國“三公”費用多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欄目中披露，社會上有個說法，中國行政開支，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考察、公車的“三公”費就接近9000億元人民幣，占總行政開支的30%。

各地駐京辦超過1萬家 每年開銷上百億。在一個交通發達、信息方便的時代，設置駐京機構本身就是不合時宜。駐京機構的官員大都有近水樓臺的背景，是跑官買官的買辦，甚至成了“截訪、維穩”、鎮壓上訪人員的拘留所，今年發生的強奸上訪女李蕊蕊的惡劣事件，將腐敗的毒瘤暴露了出來。一百億對于百姓來講，可以給他們減輕多少困難，解除多少負擔，人民的血汗不能有回報于民，而是讓少數人公費瀟灑，酒肉中醉泡，干盡壞事，實在天理難容。但類似這類的開銷中國又有多少呢？

    《小鎮招待費用驚人 1個月用掉中華香煙2789包》、《湖南一官員奢侈消費清單曝光 每月10天忙接待》、《重慶某區公車采購清單被曝光 科長"坐騎"24萬》、《溫州干部赴美費用清單曝光 稱考察賭城很合理》、《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690萬受賄清單曝光》、《南京一企業2007年春節時向官員送禮清單曝光》、《抽天價煙戴世界名表，周局長月薪幾何？》、《三公"費一年9000億?廣東官員:多是必要開支》   中國政府不差錢，更不差這類新聞，差的就是民心。

當我們目睹《月薪底線不到千元 4萬大學畢業生風中排隊應聘》，當我們目睹70多歲的老太婆在寒風凜冽的夜里躲避救助人員的關懷要繼續乞討，當我們聽到北京的老人為了超市廉價的白菜在早上四五點就在寒風中排隊，當我們回想為了購到重慶家樂福超市廉價的油，一些窮人付出的生命代價再回味一下貴州習水縣官員集體嫖幼女案與鄧玉嬌案，官員們的窮奢極欲，湛湎荒淫早已到了人神共憤的惡劣程度，讓我們不由發問是不是制度之惡？

執政不是秀口號，行政不是秀表演，愛國重在官員行動，愛民重在實際政策。一個真正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每分錢有責任用得正當，一言一行都須對人民與歷史負責。

    丑陋事件之六：“開胸驗肺”

河南的張海超從事破碎、開壓力機等工種工作3年多后，他感覺身體不適，從北京協和醫院到北大第三附屬醫院，多家醫院鑒定結果為“塵肺病”。但就因為拿不到單位的證明，始終得不到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的鑒定。而歷盡千辛萬苦，在信訪部門的協調下，拿到單位證明之后，卻被該所顛倒黑白地認定為“無塵肺”，最后不惜冒險利用開胸手術，最終證明了自己確實患了“塵肺病”。

本來塵肺的確診是不需要開胸的，但是河南的張海超卻不顧醫生勸阻，執著地要求“開胸驗肺”，再次戳穿了中國皇帝的新裝：中國的官辦機構不是為公正所主導，更不是為百姓而開的，他們保駕護航的對象都是往往都是受害者的對方。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杭州市的欺死馬現象，都表明中國存在嫌貧愛富的官方病，從政府到社會機構，從專業精英到司法人員，為了一己之利可以放棄職守，可以泯滅良知，乃至人大代表直言“寧信民間不信專家”，網民戲言官員誠信不如妓女。

開胸驗肺事件證明中國法律的虛偽、愚昧與落后，受害者要證明受害需要施害者放行，由信訪部門協調拿到證明而不是由政府部門主持公道采取行政手段，簡直可笑極了，但是中國這類利用法律與程序將受害者擋在門外的事件實在太多，證明維護人權，明彰正義在中國有多難，成本有多高。某些法律的歹毒，程序的陰險，公信的喪失，百姓被奴役的地位，一個開胸驗肺的事件就將其丑惡暴露無遺。

丑陋事件之七：樓××事件與暴力拆遷

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曾經是控訴萬惡舊社會的依據，但改革多年后，這一幕又重新回來了。據稱電視《蝸居》里面的人物哀嘆“攢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活脫脫地勾畫出房產商是怎樣讓中國的年青人變為房奴的。

建造房屋的使用的是昂貴的材料嗎？不是！建造房屋需要的是高科技嗎？也不是！而且建造房屋的人大多數是最廉價的勞動力，卻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泡沫，成了許多家庭被迫賣身的陷阱，居然還鬧出了笑掉世人大牙的層出不窮的樓××事件，甚至鬧出了人命。在這些事件的背后，同樣有腐敗的公權作祟，不公正的制度作弊，腐敗的公權與貪婪的資本的結合，讓人們看到其對社會的掠奪行徑已與強盜土匪無異，讓人民想到為什么房地產商是中國暴富最快的群體，中國的官員為什么能享受優裕的生活，因為這一切都建立在對人民的大口吮血之上。

病根就在社會制度，特別是官員分配制度所自然形成的利益鏈，是改革開放放出了瓶中的魔鬼。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就由建筑市場向民企開放想到了樓××事件的發生，但是沒有想到會如此集中，出現在上海這樣的城市，甚至出現得這么地可笑。

由資本家蓋房回避不了三個問題，為了利潤最大化而采取的偷工減料；為了利潤最大化使用最廉價的勞動力；為了利潤最大化使用收買的手段賄賂公權。而事實證明中國的法制對于這一切束手無策，許多地方的政府也成了拖欠工程款的始作俑者，許多地方的法院反而成了包工頭惡意欠薪的保護傘。

偷工減料必然影響到建筑的質量，最廉價的勞動力的被雇傭地位與菲薄的收入，決定了他們對質量可以不負責任，也不感興趣。對公權的賄賂保證房產商可以較低的成本得到經營的保險。只要相關證件拿到手，將房子賣出去，就萬事大吉了。

中國住房問題表明市場經濟理論的失敗，表明市場經濟模式與特色結合，意味著官場更加腐敗，社會又將出現大批的犧牲品。國企改革，官方減輕了負擔，一些官員分得了紅利，但是以幾千萬職工的失業作為代價，甚至一些反腐敗的也隨之被卷入被報復的旋流中。住房制度的改革，將年輕人推入到了房奴的行列，幾代人得用盡畢生的積蓄，最近發生的楊元元自殺事件，就暴露了改革的魔爪留下的傷痕。為什么少數人就可以決定幾千萬人的犧牲？為什么少數人就能決定億萬人的命運？此類的問題再也不能回避了！

有人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調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在不少地區，這一比例甚至已經達到50%以上，另一方面，據中國社科院在北京發布2010年《經濟藍皮書》。藍皮書指出，中國房價收入比超出合理承受范圍，85%家庭無能力買房。炒房可以賺錢，囤地可以暴利，中國的住房問題是社會制度極不公平、腐朽的標志，資本主義的血盆大口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手段吞噬席卷公民的財富，就是以市場經濟的手段讓百姓民不聊生。

最近一些網站掛著《為什么任志強說的總是對的？》的帖子，吹捧其無疑是最具話語權的地產領袖，具備批評部委政策能力和勇氣的人，敢于說出“高房價可控制人口增長與人口素質”、　“部分樓盤價格將漲至每平米10萬元，房價永遠上漲”、　“房子降價賣還不如給銀行抵債”、　“房地產不是暴利業 農民工也買得起房子”、“中國年輕人就該買不起房 ”、“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 ”、“真正說起來，房價是30年來漲價漲得很低的一種商品”這類真相，實際來源于他準確的把握市場和政策之間的關聯，相比潘石屹和王石，任志強無疑是把政治經濟學運用到極致的。鼓吹盈利是企業的責任，受益者也不是任志強和王石自己。而是廣大股東股民，以及機構投資人，或者國企，保證盈利恰恰是任志強們的責任。

任志強先生的確與其他精英不同，除了他不怕挨罵之外，他的邏輯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似乎沒有問題，從道理上能批駁他的并不多，例如最近任志強先生在 《“刻舟”豈能“求劍”》中羅列了一系列現象問道：為什么土地的價格上漲時，國內的房子就不能漲價呢？

的確任志強的邏輯都是從現象中推出，但從現象中推出的邏輯未必都是真理，剝削的邏輯始終都是剝削的邏輯。改革的邏輯本來就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邏輯脫胎來的，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在中國住房并不僅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件道具，通過這個道具，房產商通過房屋實現了勞動價值的嚴重不等值的交換，而政府從中也得到了巨額的回報。

從中國的住房問題可以看出改革精英與主流經濟學家是何等的虛偽，他們從來不愿揭穿這皇帝的新裝。住房問題牽涉到民生，應當從民生的角度制訂規則，官員將優裕的生活與財富是建立在對百姓的掠奪之上和房奴的犧牲之上是極不道德的，有材料稱，49%的房地產成本進入了政府的口袋，一些城市的財政收入的30%以上來自賣地的收入。正是地價越旺，政府越富，賣地越多，官員越肥，國家人民的資源變相成了官員的財富。房地產商為什么敢口出狂言，有恃無恐？房地產商們用利益綁架了政府與金融業，從而利用制度勒索了消費者。將土地賣完了，官員們又該打什么主意？尋找的下一個支撐點又是什么？我們尚且不知，但是肯定又有大批的犧牲品，只要存在官員的高收入高福利高待遇與用錢的隨意性，存在官員給自己定薪的制度，就必然存在以改革的名義創造出新的增長點的空間。

社會制度是不能當游戲規則使用的，從房地產商暴力拆遷到政府的暴力拆遷，從釘子戶的涌現到唐福利事件的出現，表明中國的社會矛盾從萌芽到不可調和，從百姓的不滿到公開的反抗，從盲從于政府到公開反對政府，威權在公信喪失之后的分崩離析，歷史真正進行了一個大拐彎。

有人說唐福珍死于無知與貪婪，我是不贊成這種說法的，唐福珍同樣是在用生命宣示自己的權利。事件并不在于唐福珍的建筑是違章建筑，并不在于為什么這么多年沒被糾正，而在于權力不公正的運用，以及這種運用產生了公信力軟弱無能的致命問題。

有沒有類似唐福珍的房屋那樣先建設后辦證的事件？肯定是有的，惠州市大亞灣區管委會的辦公樓就是國家嚴格限制建造樓堂館所的時期用科技中心的名義建造的，能說其合法嗎？落成之日副省長級的大員都蒞臨其間祝賀，能說其非法乎？央視臺報道的一些地方未經批準擅自搞開發區的事件就合法乎？有誰敢開著挖掘機去拆遷？在權力面前，有權的嫖客就是貴人，無權的妓女就是賤婦，失身于腐敗的公權，必然折于民眾的怒濤。

唐福珍事件是慘烈的，尤其在于是小女子用生命的火炬照亮了這個社會。唐福珍事件證明，公信是政權的生命，只有執政者帶頭守法，百姓才能信法。行政權力的過度使用在和平時期也會遭到慘烈的反抗，權威的使用是有原則的，威權也是有限度的，正是權威的長期透支，使權威得不到信任，正是威權的過度行使，摻雜著腐敗與自私，對待民眾總是采取強詞奪理、無賴、欺騙、耍手段的方式，因此行政權力必然要受到了民間的蔑視、遇到空前的挑戰。盡管在唐福珍事件后官方釋放出了修改拆遷條例的風聲，但是能給我們提供什么進步的啟示呢？一個政權在制訂法律時如果目的在政治而不是民生，法律就不會完善，有權威也會失去權威，必然會被一個個悲慘的事件所演變。法律的進步靠生命作為代價，是執政者的失職與政治的失敗。法律的制訂必須科學理性正義公正，法律的環境必須正義光明純粹權威，否則依法治國就是假的，法制社會就是虛的，政治的軀殼就是腐朽沒落的。

丑陋事件八：躲貓貓事件

上了一定年紀的人，沒有過躲貓貓的可能沒有。從來沒有家長提醒過孩子躲貓貓要小心撞死，因為本來就是安全的游戲。但在2009年2月8日一位叫李蕎明的成年男子在看守所里卻因躲貓貓而造成“重度顱腦損傷”，4 天后在醫院死亡。晉寧縣公安機關居然這樣解釋：李蕎明在看守所里放風的時候，跟獄友一起玩“躲貓貓”，撞到墻上導致“重度顱腦損傷”而死。這條新聞迅速竄紅網絡，網民的強烈質疑也立刻撲來，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調查委員會，罕有的邀請15名網友代表調查事件真相。不幸地是，事實又一次證明網民的智慧至少不低于官方的智慧，2月27日，云南省檢察院正式公布結果，認定“昆明市晉寧縣看守所在押人員李蕎明被同監室在押人員毆打致死一案，是一起發生在看守所內‘牢頭獄霸’打死在押人員的故意傷害致死案件。”

躲貓貓事件再次掃蕩了官員與政府的誠信，成了2009年熱銷的政治燒餅。政治口號，作風輕浮，腐敗失信，制度渙散，不僅危害了社會，也危及了執政本身。

丑陋事件之九：三鹿受害嬰兒權利被剝奪事件

  童叟無欺，是舊社會商家經常掛在口頭的口頭禪，連童叟都不欺騙，足見信譽之好。因此童叟無欺也是一把道德的尺子。

   三鹿奶粉事件，結石患兒有近30萬之多，不僅害死了無辜的嬰孩，同時也重傷了中國的法律，再一次讓中國的法制的虛偽暴露在世人面前。

  2008年10月29日，來自山東、河南、福建等地區的9名受害患兒家屬，同時將9份起訴三鹿的訴狀遞交至河北石家莊新華區法院，該法院立案廳明確表示，法院決定對此事不予立案，而且只是口頭告知，并不下發不予立案裁定書。沒有裁定書，受害兒家屬也就不可能上訴到上級法院，權利就不可能主張實現。新華區人民法院表示，是接到上級法院的指示，暫不受理任何有關三鹿問題奶粉的賠償起訴。不予立案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當事人不能依法律程序向上級法院上訴，受害患兒權利被逼入了死胡同，一個基層法院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其非正式理由則是 “需等待政府的賠償方案”。這樣的做法并非是河北石家莊新華區法院的發明，我兩度控告大亞灣區法院，幾年過去，申訴到省院，照樣無人理睬，中國的潛規則實在太多太隨意了。

2009年兩會召開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與網民交流的時候釋放出人民法院隨時會依法受理嬰幼兒奶粉賠償訴訟案件的信號。隨后，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高勇也在3月6日明確表示，對于不接受賠償的三鹿問題奶粉受害者所提起的民事訴訟,河北省各級法院將依法受理。3月12日，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團律師攜帶6名原告訴訟材料赴石家莊中院，立案庭法官告知“涉及三鹿奶粉受害者索賠的訴訟已經指定由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管轄”。3月16日，新華區人民法院立案庭要求原告補交相關證據。此后，原告律師補交了證據。3月25日，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法院受理全國首起“三鹿奶粉”事件民事賠償案。

2009年11月27日，首起結石患兒狀告三鹿討要賠償的案件在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開庭伊始，作為主要賠償責任方的三鹿代理人向法庭出具一份由石家莊中院做出的裁定書，裁定書表明，三鹿破產財產最后分配已經完成，法院裁定終結三鹿普通破產程序，并于即日起生效，落款日期為11月20日。該裁定書顯示，三鹿對普通債權的清償率為零，意味著結石患兒將無法從三鹿獲得任何賠償。一出鬧劇在劃了一個大圓后終于落幕了，但是給中國人帶來了無數的疑問。

    這個案件是否有轉寰空間，從法律與正義的角度看是有的，從官方的脾性看，門都沒有。有人說按照法律，企業宣告破產后，優先償還的部分包括員工的工資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債權，即如果有銀行貸款，那么需要將抵押的房屋土地等不動產拍賣后向銀行還債。最后，才涉及到償還普通債務，包括對患兒的賠償部分。破產企業需要按照上述順序還債，但一旦財產用盡，債務尚未還清，法院在查明后便會裁定破產程序終結，未還債務一般也就不了了之。三鹿在支付員工工資、社保以及將房產等拍賣還債后，已經沒有任何財產可支配。問題是對這三十萬嬰兒來講，這僅僅是普通的債務嗎？嬰孩健康的權利與正義比銀行的貸款還要落后嗎？

    當地政府應當為三鹿嬰兒負責。從行政責任、道德責任到民事責任，當地政府不能推卸。

首先是行政失察，當農民都知道用三聚氰胺做假，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三聚氰胺形成了供需市場，政府卻長期被蒙在鼓里，直到受害嬰兒大量出現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政府的不作為顯而易見。政府應當為此承擔行政責任與由此應主動承擔的道義責任。

三鹿集團長期向當地政府與國家交納稅收，政府是稅金的接收者，雖然有別于民法通則中的連帶關系，但是當三鹿集團無力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時，政府有道義上的責任需要行使。與汶川地震、7.5事件一樣，哪怕宣示部分也能象征社會的陽光正義。征稅時政府是堂堂正正，負責時屁股溜溜，有負社會契約。

三鹿案件是丑惡的，法制的表現更是丑陋不堪的，為什么法院屢屢采用法律之外的手段對付百姓？為什么法院從不忌憚法度的尊嚴？就因為法律只是政權的工具。當想報復時，檢察機關可以將人隨意逮捕，當需要為害一個人時，法院可以違反法律與程序，當百姓需要法律保護時，法律卻是冷若冰霜。當地勞動局就曾違反程序敲掉了我的飯碗，湞江法院與韶關法院也曾制造可笑的程序陷阱置正義于羞恥之地，惠州法院與檢察院利用程序的問題保護了枉法裁判的法官，中國法制的丑陋與卑鄙無恥早已到了難以復加的地步。

丑陋事件之十：楊元元自殺事件

2008年汕頭市潮陽區和平鎮下寨大隊村民因無法籌集為9歲的小兒子看病的10元錢，竟然導致其用紅領巾自縊，導致窒息昏迷，雖然保住了性命，但智力下降到了四歲的水平。

2009年則是一位學法律的女研究生因貧窮在衛生間自縊，留下了“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那么多知識，也沒見有什么改變”的傷心之語，絕塵而去。

他們都是初升的、八九點鐘的太陽，人生的美好還未真正體驗，便對人生喪失了信心，產生了絕望,不能不說是制度之殤,社會之殤。

中國的研究生早已不是天之嬌子，知識難以體現本身的價值，知識不能改變命運，知識分子在市場面前正在失卻尊嚴，知識可以為權力所扭曲，可以為利益所畸變，可以為生存所變賣，但是中國知識的價值與尊嚴卻難以與世界接軌，事件的悲劇在這里，事件的嚴重性也在這里。當一個知識分子對知識產生懷疑，要用生命來抗議時，表明了社會價值已遭受根本傷害。這種傷害既是潛移默化的，也是惡劣毒化的，表明資本對于知識的眼光輕薄，表明政治對知識的眼光短視，使得民心更加茫然與沉重。要改變中國落后的命運，除了政治光明，還必須靠知識與創造，還知識分子的尊嚴與地位，改變知識分子的被雇傭地位。在學子學習時，有生活的保障，在知識分子就業時，有工作的保障，更要有與知識相稱的收入保障，否則都是空談。

在三十年前歡呼知識分子的春天來臨時，只是執政者預付了一張支票，當執政者無力兌現這張支票而將知識分子與國家剝離移交資本家時，天之嬌子變得一錢不值的命運便注定了。廉價的政治給出的必然是廉價的許諾，注定后來的被游戲者是沒有規則保護的。

丑陋事件之十一：被插播

從07年的正龍拍虎，到2009年的躲貓貓事件，當官員的公信被草民譏諷成“不如娼妓”時，意味著特色的執政危機已經到來。

從2009年下半年起，我這旮旯之地被插播現象日甚一日，官方毫無收斂跡象，從南方網的帖子看來絕非本地一處。

真正的權威建立在公信之上，公信建立在正當之上。沒有正當，就沒有公信，沒有公信，就必然沒有權威。建立在威權上的權威不是人道的秩序，只是一種獸行。

真金不怕火煉，謊言腿短，奇怪的是掌握輿論“正確導向”的地方特色，卻不合時宜、相當落伍地在電視插播上大做丑事，從插播廣告到插播迎客松，再到插播大劇院零距離，其卑鄙足以讓文明人厭惡，其小量足使文化人不屑。如果不相信百姓的認識能力政府可以引導，如果是特色本身的問題遮蔽又有何用？百姓畢竟不是麻木的瞎子。到處開辦孔子學院的當局，就不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嗎？就真的不懂“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的古訓么？

政治越文明則表現越優秀，越愚蠢則越粗鄙。被插播是新世紀最可笑最愚蠢的掩耳盜鈴行為，泯滅不了人的良知，卻暴露了蠢人的恐懼，讓人未聞便知政治的失當，未辯便知內心的虛怯。表現了公權的肆無忌憚，表現了公權對民權的蔑視，表現了公權對人民智慧的玷辱，表現了公權對社會基本價值的公然踐踏，更是執政者自毀法律的信用。

權力可以贏得民心，也可以失去人心，全在于政治的正當與失當，本性的公正與奸佞。對電視的插播屏蔽不了真理，對網絡的屏蔽贏取不到人心，歷史可以打扮，但民心從來都是打扮不了的。

丑陋事件之十二：名星特招入伍當官

將名星特招入伍當官現象列為丑陋事件絕不是指責名星的丑陋，而是現象的丑陋，有些事看起來事小，關鍵時事大，名星特招入伍當官就屬此類。軍隊是干什么的？是保衛國家與人民的，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便沒有強大的國家，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軍隊的政治工作是為了鼓舞士氣，為戰斗力服務的，但名星特招入伍當官能否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呢？

名星的專長與領導的能力本是兩回事，但混為一談已為事實所印證。網上流傳著一張名星行軍禮的照片，沒有軍人的雄姿，連軍禮都致不好，不僅入了伍，而且上來就是團級以上干部，如何以身示范？與“四年一晉升”的規定相比，輕易就坐上了直升飛機，權力起了不公正的率范作用，對于忠誠踏實勤奮的下級軍官而言，這是士氣的打擊，明顯不公。軍官應當是優秀的軍人所構成，除了過硬的軍事素質，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政治素養，具有鐵的紀律，是汗里爬，火里滾，用勇敢、堅毅、忠誠智慧鍛造出來的。僅憑著一副好嗓子可以成為名星大腕，但絕不能成為軍人，中國軍魂決定了軍官必須具有軍人鋼的素質，鐵的作風。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 ”，如果部隊建設將注意力與喜好專注于明星之上，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態，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名星特招入伍當官現象表明，中國軍隊的素質值得警惕，前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的教訓并沒有被中國軍方認真汲取。

日本去年度漢字為“變”，今年果然為“新”，但愿2010年度中國社會不要為 “被”字所裹挾，希望一輪紅日噴薄而出，為中國人民大大地書寫一個“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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