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黑幫底層：小姐、肉霸、賭徒

2009年11月26日　 新民周刊

重慶賭業的滋生有著廣闊的基礎和肥沃的土壤.

重慶警方國慶前夕集中銷毀3378支各類非法槍支.

中國為什么會有涉黑組織

權力和黑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就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這樣的軼事大量流傳在民間。在重慶這場自上而下的打黑風暴中，王立軍端掉了文強，“無間道”由傳聞變為確鑿的現實

社會主義國家怎么還會有黑社會組織滋生與蔓延的土壤？這是很多民眾普遍帶有的疑惑。法律專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確不應該允許黑社會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黑社會組織并不會自動選擇國家體制，它并沒有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同而遠離我們的生活。“權力尋租”成了中國當代黑社會犯罪滋生與蔓延的禍首。

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中政府官員的角色由‘保護傘’轉變為‘黑老大’，并不僅僅是個別官員思想素質差導致的結果，也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升級的表現，而是腐敗轉型的又一標志。它預示著反腐道路將更艱難。因此，重慶掃黑行動應該讓我們深入關注。(陳冰 季天琴)

重慶黑幫發跡史

黑社會是一種經濟動物，具備兩個產生條件，一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利益，一是城市貧困人群和盲目進城的農村人口。前者是黑社會產生的經濟動力，為地下賭場、高利貸等非法行業提供資金支持，后者則成為黑社會的盤剝對象和馬仔資源。當重慶站在經濟騰飛的路口時，這兩個條件同時都具備了。

撰稿·季天琴(特派記者)

現實生活中的黑社會，已不是電影里好狠斗勇的斧頭幫，它通常以“公司”的合法名義出現，伴隨著暴力，以及權力階層的尋租。

重慶掀起的打黑風暴，猶如撕開了一道社會傷口——黑惡勢力與腐敗分子、經濟部門交叉感染，其盤根錯節已滲透經濟命脈，觸及執政利益。

如此險惡的江湖，似乎也只能依靠某種超常規的方式來沖擊。

此前，鐵血人物王立軍“空降”重慶，在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力挺之下，一人單挑一個江湖，不僅當地民眾對這個傳奇警官寄予厚望，在重慶以外，無數的人也在網上盼望：王立軍什么時候來我們這里？

以暴力甚至假借公權力開道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絕非重慶獨有，只不過川渝地區濃重的碼頭文化和袍哥傳統使其更為顯性和乖張。

滋養黑惡勢力的土壤寬廣而肥厚，但是王立軍式的打黑英雄總是可遇不可求。

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此天下無賊？ ——我們離法治社會還很遠，“打黑風暴”無法改變這個判斷，只會讓人對此認識得更清晰。

“換個地方耍嘛”

重慶的老百姓對這些官方數據并不敏感，對于打黑，他們有自己的民間判斷標準，其中之一，即看“亮點”茶樓是否被查處。

重慶的熱辣和率真在夜色中袒露得更為恣意——午夜過后，“摩的”轟鳴著穿街過巷，馬路邊還有喧鬧的火鍋店和大聲吆喝著劃拳的食客。那些數不清的洗腳房按摩室，只在夜里閃耀出曖昧的桃紅色的光。

這些都是重慶黑暗森林里，最市井最底層的風景。

夜生活發達，娛樂業在這個城市的地位舉足輕重——重慶渝中區人大代表陳明亮就是在重慶市大世界酒店云夢閣夜總會被警方帶走的，事發當時陳明亮正在和一群人在豪賭，桌子上放了毒品、現金和刀具。

陳明亮是這次被抓的“涉黑”老大中最有錢的一個，在“棒棒”還是滿城跑的西南山城，他的座駕是價值500萬元的賓利轎車，又花了200萬元進行了改裝。

和中國的其他城市一樣，這樣的風景況味在重慶出現還不過是近10多年來的事情。

上世紀90年代初，重慶還處在開放力量和謹慎力量對峙的階段。一位解放后就在重慶市公安局任職的警察回憶，當時重慶市有關方面要求娛樂場所還有賓館等服務業的開放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領導比較保守謹慎，最后，雙方采取了中和的態度——只開放大賓館，賓館的旅客登記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

不過，謹慎很快就遭到了瓦解。以“為了經濟發展”為由，要求放松盤查，歌廳和舞廳開始興起。

重慶夜晚的人間煙火也因此越來越璀璨，重慶人的娛樂生活開始進入夜店時代——2001年，陳明亮、馬當、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開設了云夢閣夜總會；2004年，王小軍、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區海逸酒店開設豪城夜總會。

在上述人士中，馬當被認為比較“干凈”。相熟人士透露，馬當接手大世界酒店后，為了不受“騷擾”，找到了時任渝中區公安分局局長的彭長健，后來又跟陳明亮合作，以求擴張勢力，結果陳明亮帶來些東西，“有刀有槍，馬當也就進去了”。

雄踞重慶高端娛樂業霸主地位的，是傳奇式人物岳寧。重慶萬豪白宮會所成立時，岳寧才32歲。此前，這個音樂愛好者苦練手風琴12年，因為一場失敗的考試砸琴從商；遠渡重洋后回國，在市歌劇團旁邊開過藥膳飯館，并成功積累了第一桶金。

在很多人看來，商人岳寧身上頗有文學青年的氣質——此人偶爾寫一些“脫離了俗世煙塵”的詩，他在白宮會所的辦公室里還放了一架年代久遠的老式鋼琴，有一次，面對采訪他的當地記者，他還隨手彈了一首法國音樂家的曲子，并告訴記者，“這是我最喜歡的現代浪漫風格”，他甚至還說出了這樣富有哲理的話：一個人最值得炫耀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財富。

另一個認識岳寧近20年的媒體人士認為岳寧的這番話極度不靠譜，因為他的記憶與此大相徑庭：“我對岳寧90年代的印象是很崇拜金錢，見面時有事沒事喜歡掏一把大票子在你面前拍來拍去。”

能夠肯定的是，偽文化人岳寧不是什么善茬。這次打黑行動中，此人因涉嫌6項罪名——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賣淫罪，非法持有槍支罪，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被逮捕。

如今，較場口那座金碧輝煌的萬豪酒店已經失去了昔日的輝煌，顯得十分落寞，白宮會所在6月底就關了門。而在大世界酒店的五樓——云夢閣的所在地，保安也告訴別人：“換個地方耍嘛。”

截至11月初，據重慶官方統計，重慶已經抓獲涉嫌黑惡及其他犯罪人員共2954人，查扣涉案資產17億余元。

不過，重慶的老百姓對這些官方數據并不敏感，對于打黑，他們有自己的民間判斷標準，其中之一，即看“亮點”茶樓是否被查處——這是分別在重慶市渝中區一號橋附近、七星崗捍衛路口及大溪溝等地開設的賣淫場所。

不到重慶，便無法體會“亮點”深刻的知名度，無論是販夫走卒，還是政府官員，閑聊中都不免提到此地。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的一位教授介紹說，“此處物美價廉，價格也十分規矩，比物價局管得還要好”——還不忘加一句，“當然，我沒去過，我認識的人去過的不少”。

在網上，甚至流傳著不少軍事化管理下“亮點”小姐的屈辱故事，不過，十幾年來“亮點”從未被正式查處過。一位律師告訴記者：重慶人民都知道一號橋附近有個亮點，文局長開的。

這次風暴中，這一個處在市中心，與市公安局、渝中區公安分局隔街相望的色情場所，總算被端掉了。

“麻托”，瘋狂的賭場

當賭徒被刺激得血脈賁張時，賭場更像是一輛上演生死時速的汽車，所有影響利益的東西都要拋掉——憐憫、道義、契約，以及法律。

10月底，兩名夜總會老板正在重慶一家茶樓里談轉場的價碼。一位在此次“打黑”風暴中處境危險的老板試圖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轉去另一個場子里。

無論是小姐、還是保安，在談判中都被稱為“資源”。

“他們需要在這個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對話、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成為黑社會最容易控制的群體。”西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力說。

汪力是國內第一批研究黑社會的學者，在他看來，黑社會是一種經濟動物，具備兩個產生條件，一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利益，一是城市貧困人群和盲目進城的農村人口。前者是黑社會產生的經濟動力，為地下賭場、高利貸等非法行業提供資金支持，后者則成為黑社會的盤剝對象和馬仔資源。

當重慶站在經濟騰飛的路口時，這兩個條件同時都具備了。

對重慶警方而言，那是一個壞的時代——雖然這時“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在官方話語中，但是治安確實不比從前；但是現在看來，那確實又是最好的時代——當時的情況還不像今天這么復雜糾結。

當時，幾乎所有的“涉黑”勢力幾乎都處在初級階段，盈利模式簡單又相似——除了娛樂業，犯罪團伙還會選擇在重慶各大酒店以及城鄉接合部，開設賭場，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眾賭博，從中抽成，當然，也包括在賭場開設放高利貸等一條龍服務。

賭博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開始兵不血刃地殺入了重慶的市民生活。

這個城市的麻將聲令人深刻。11月初，在重慶最繁華的解放碑附近，一家小超市的老板用凍飲料的立式冰柜擋住了自家門口，即便如此，你還是能通過“嘩啦啦”的洗牌聲輕易地斷定，里面有一群正在碼長城的能工巧匠。

新的工種由此產生，不少“茶樓”甚至招聘“麻托”——此地，“茶樓”基本上都不是正兒八經喝茶的地方。

曾當過“麻托”的李揚(化名)解釋，“麻托”的工作主要就是陪客人打牌，輸贏自負，每月可從茶樓老板處支取工資1500元左右。這個薪水在當地已屬可觀，在這里，一室戶每月租金才800元左右。

在賭場上，賭博者的興奮閾值總是很輕易地提高，更敢冒險的人也就應運而生，“放水”人員開始進入賭場。“放水”主要是向賭客放高利貸，每天利息為所借出賭資的5%。

當賭徒被刺激得血脈賁張時，賭場更像是一輛上演生死時速的汽車，所有影響利益的東西都要拋掉——憐憫、道義、契約，以及法律。

聰明人一向都針對有錢人放貸，陳明亮由此勾結了一家澳門洗碼公司。重慶的一個民營企業家透露，陳明亮的慣用手法是“邀請”老板們去澳門賭博，并提供吃住行一條龍服務，由陳明亮拿碼。

表面的“親熱”至少暫時遮蔽了陳明亮殘酷無情的本來面目。在澳門，陳明亮專門安排手下負責接待賭客，并隨時報告輸贏情況，而洗碼費賭場則按贏金額的千分之九點五劃到他的賬上。

到澳門賭錢的重慶老板，最后都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離開賭場之前，老板們才發現自己的賭債至少已經以千萬計了，于是“押回重慶，逼其還錢”。

“放水”兇猛

黑社會大佬背后，涌動著300億元的高利貸黑金。在官員跟黑社會勾結的堡壘里，到底是誰在為黑社會提供龐大的黑錢？

1997年，重慶直轄，主政者不再戰戰兢兢地為經濟基礎而發愁。這個城市現在有3000多萬人口，數不清的高樓，還有無數個工地——重慶市長王鴻舉曾這樣向中外媒體形容這個城市的發展速度：每3個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圖。

重慶搭上了中國GDP突飛猛進式的快車，后來的“涉黑”老大們紛紛在此時涉足經濟領域，重慶“摩幫”成為這個時期改革片段的最好腳注。中國制造業的“軍轉民”這個突破口，成就了在“摩幫”這個名頭很響、江湖味很濃的摩托制造群體，成為重慶的一紙重要名片。

彼時，作為重慶市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龔剛模被稱為摩托車行業中的銷售奇才。不過，龔剛模在這次“打黑”風暴中落網，緣于他灰色領域的逐利野心。

“西部大開發必然會出現新一輪的人財物大流動，社會管理、控制和防范機制跟不上，社會治安隨之也將出現新的情況、新的特點”，現重慶市政法委書記劉光磊總結。

對重慶而言，這趟經濟列車奔得過快了，脆弱的車身似乎跟不上輪子飛馳的節奏。隨著重慶經濟的空前活躍，金融、房產領域的“放水”，觸目驚心得可怕。

重慶市工商聯近日的一份報告顯示：重慶90%的房地產公司都借高利貸，相關金額高達100億元，“房地產業正深陷高利貸危機”。

不少地產公司的老板為了躲避放貸方的逼債恐嚇，甚至被迫開始了逃亡生涯。作為常見的重慶黑社會性質組織運作高利貸向房地產業“謀財”的典型樣本，重慶市金龍房地產公司經常被業界提起。

了解金龍內幕的一位企業家透露，其老板為人活絡，又抓住了房地產開發的黃金時期，公司巔峰時期一年能開發5萬平方米的項目，總資產數億計。

這樣的好故事卻因為高利貸的出現早早收場。由于向高利貸借款400多萬元，在每月高達160萬元利息的重壓之下，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其老板被迫將3000多萬元的房產過戶給放貸方，“不敢不配合，否則不是傷就是殘，控制你的人身自由就更正常了”。

不過，高利貸還是沒有放過他。為躲避放貸方的逼債恐嚇，最后，該老板不得不將股權拱手送給一個朋友，逃往云南、西藏等地躲債。

據已查證的事實顯示，金龍高利貸案的背后操縱者，正是此次被緝拿的龔剛模等人。龔與曾當過警察的陳坤志共同成立了重慶萬貫財務咨詢公司，該公司的實際業務就是向企業放貸。

金龍的故事并不是孤例。在巨大的資金壓力下，重慶多家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維持運營，借用民間高利貸，逾期難以償還。這些高利貸不僅數量驚人，利息更是高得離譜。

重慶市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會會長黃偉坦言，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才導致了放水公司的盛行 ，“銀行只會去支持大企業，而它們卻未必一定缺錢”。

黑社會大佬背后，涌動著每年上百億元的高利貸收入。官員跟黑社會勾結的堡壘里，到底是誰在為黑社會提供龐大的黑錢？

在此次打黑過程中，王立軍提供的一份數據顯示，重慶黑社會僅“放水”就放了300多億元，相當于重慶全年財政收入的1/3。

“我接觸過這些人，據我了解，這些資金來源一些是貪官的非法所得，通過放高利貸達到洗錢的目的，還有部分是國有銀行通過職務之便弄出來的錢，”律師周立太如此分析。

可以得見的是，在游動著數億高利貸的重慶，討債事業相當紅火。無論是在賣小面的弄堂里，還是在希爾頓酒店的圍墻上，隨處可見“追債維權”的“牛皮癬”。 很多追債公司為了取得工商局頒發的營業執照，甚至以咨詢公司的名義出現。

追債的技術也隨之升級，龔剛模甚至給他的手下配置了自制砍刀、手槍等武器，并有嚴格的內部分工。在這些監管缺失的灰色領域，一些團伙甚至有了AK47，以及警方專用的移動電話定位系統。

黑金和權力的媾和

在袍哥傳統和碼頭文化交融的重慶，各種建立在金錢、親情和友情之上的社會關系，在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國前茅的城市里，被緊密地織成一張網。

時間再倒回到本世紀初——那個時候，大佬們的江湖還遠遠沒成氣候，陳明亮最大的生意還是夜總會，陳坤志則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倫仍在鄉下殺豬。

在近10年的時間里，這些大佬們在不同的領域拼殺，手段各異，但是最后都無一例外地站在了財富的金字塔尖。對經濟人而言，“無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財富新貴總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臺。

2005年，“有刀有槍”的陳明亮當選為重慶市渝中區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進軍房地產，斥資1.4億元在人民廣場打造了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重慶泰古三峽古玩城，被稱為重慶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壟斷利潤越誘人，爭搶利潤的人就更狠，黑社會的形成就具有了一個更廣闊的基礎、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慶的發展史，不難發現，在交通、物流、土地、娛樂等相對壟斷的行業中，都可以見到黑惡勢力的陰影，以及政府的保護傘。

在“重慶屠夫”王天倫的發家史上，不難找出政府主導的痕跡。

作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慶合川農村的王天倫剛出道時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倫的愿望就是從村里收購更多的生豬，然后他琢磨起稻田養魚，這一方式后來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漸走到了事業的最高峰。到王天倫案發，他的公司已壟斷重慶市場七成以上的生豬供應源。

“屠宰行業打出了一個老大，王天倫，綽號叫王三兒。豬肉行業的壟斷特點，在于控制生豬來源和批發渠道，他勢力范圍內的生豬，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廠，否則就收拾你”，某個從事過屠宰行業的人士說。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廠，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說你也曉得，要成為幸存的8家有多難。市里還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據說投資兩個億，但是只以每年100多萬租給了一個姓周的人，也就是說200年才能收回投資。這種游戲，我們是參與不進去的。”

2005年5月，王天倫給當時的重慶市政府領導寫了一封信，請求組建重慶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發展成“豬霸”的路上，重慶市政府官員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團對其公司的收購。王天倫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大渡口區政協委員。

建立在威逼、恐嚇甚至毆打上的壟斷，幾乎在每個行業都盛行。而在個別市場，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進一步細分到，豬肉霸、牛肉霸、豬脆骨霸，具體到重慶人民熱愛的小面，還存在著個“小面聯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經常發生。2006年，沙坪壩的一個“牛肉霸”為了教訓一個不到公司進貨的經營戶，雇人將該經營戶砍死，一條人命的“酬金”僅為1萬元。

早年為派出所警員的陳坤志因毆打他人受到撤職處分，脫下警服后進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連發生了該公司以4300萬低價獲得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重慶辦事處21億元的不良債權、以低價拍得“奧妮土地”地塊的蹊蹺事。

“奧妮拍賣案”曾遭央視《新聞調查》曝光，在這條黑社會和權力勾兌的利益鏈上，牽扯到了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以及重慶高院原執行局局長、重慶市法官學院院長烏小青。

曾參與此次拍賣會的當地記者對當天的緊張氣氛記憶猶新——無論是進門處，還是拍賣場里，都是一排排穿著黑西裝的“小平頭”壯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爾夫會所接受央視采訪時，陳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幫、流氓，那是很低級的。”

當“涉黑”勢力與公權力勾結時，司法腐敗在所難免。在重慶，不少律師都有司法界的“及時雨”之稱。

這個說法得到了一位律師的贊同，“現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師，但是有問題的還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萬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脈的。”■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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