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六問中國經濟
陳竹友
逢九必變。
30年一輪回。
習慣于感性思維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把彼此看起來毫不相干的東西串聯在一起，而且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1919年，“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從此登上了政治舞臺，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中國人民從沉睡中醒過來了。
1949年，當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新中國成立時，標志著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從此以后可以當家作主—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1979年，鄧小平總書記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全民致富奔小康，標志著中國由國民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中國人民開始跑起來了；
2009年，在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人開始反思和總結30年來“改革開放”、“招商引資”和“外貿出口”等國家經濟發展策略的經驗教訓，中國經濟將由對“外依賴型”導向向“獨立自主型”導向轉變—中國人民可以飛起來了嗎？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任何一個歷史轉折時期，中國人總是在陽光和陰影里矛盾著、在光明與黑暗中輪回著。從1919年到2009年的90年中，3個30年里，醒來的不一定都是睡獅，醒來的也有病貓；站起來的不一定都是幸福，站起來也有窮困；跑起來的不一定都是精英，跑起來的還有野獸；而今，飛起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天使，飛起來的同樣會有“鳥人”。
2010年，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我們有很多問題看不清楚。
一問2010年：中國是否繼續做美國的提款機嗎？
2009年2月23日 ，剛上任不久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迫不及待地開始了她以中國為“壓軸大戲”的亞洲訪問之旅。希拉里對中國的態度歷來“并不友好”，她是美國最堅定的“控訴”中國“人權”的代表人物，但她在選舉時卻表示出少有的“善意”，她說“誰愿意會和自已的銀行（指中國）闖翻呢”。所以，即使在臨上飛機前，希拉里仍念念不忘她來中國的目的：“我確信，中國政府和央行正在做一個聰明的決定——繼續投資美國國債”。
2009年10月8日 ，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傅瑞偉在公開場合同樣表示了他和希拉里同樣的觀點，他直言不諱地說“中國是美國人的銀行”。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30年間， 我們也許根本無法計算美國在華所獲利益的準確數據，但我們可以通過由美國引發的、卻被冠名為“世界的”金融危機爆發前后，中國遭受的直接損失來主觀理解它。
根據 李樹泉 先生的文章稱：“在美國這場空前的金融危機中，中國損失在7000—10000億美元之間，就是將中國2008一年出口創匯總額全部填進黑洞，甚至連個水泡也不會翻出來。”
“中國損失主要來源于：
⑴是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家和企業債券的損失，約在5000—7000億美元；
⑵是美元對中元（筆者注：指人民幣。下同）的貶值損失，三年來中元連續升值、美元不停貶值，從1美元兌8.2元元到今天兌 6.83中元，差價近25%，損失超過3000億美元；
⑶是外匯儲備美元的損失，到2008年底中國擁有外匯儲備近20000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美元因美元貶值損失在3000多億左右；
⑷是中國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及中投公司等海外投資、收購外國企業，此項損失有2000億美元左右。
⑸是中國國有企業、國家商業銀行等公司持有或買賣美國各方面債券等投入損失無法一一統計數據，估計也有千數億美元之巨。”……
中國人歷來善于總結。共產黨人更是善于“批評與自我批評”。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經濟碩果，反思招商引資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也許2010年的中國人，應該權衡一下利弊、計算一下得失、分析一下盈虧了。
當G20會議把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到史無前例的歷史高位時，中國人清楚地看出了西方人“禮下與人，必有所求”的內心本質；當周小川和王岐山同時對美元的國際地位提出質疑時，中國人看到了奧巴馬的失態和美國主流的恐慌；當加入世貿14年來中國出口企業遭遇到西方國家反傾銷起訴占WTO反傾銷案總量的74%時，我們看不出西方國家的善意和“理解”；而當一個輪胎反傾銷就直接導致中國10萬人失業時，美國人卻仍在給中國施壓，要求中國不要進行“貿易保護”。。。。。。
在西方精英的眼里，也許中國不過是一個“錢多人傻”的國家。中國30年來盡情釋放的善意，并未喚起西方資本家已經泯滅的良知。
我們不禁要問：
2010年及以后的中國，還要繼續做美國人的“提款機”嗎？
二問2010年：中國“自強經濟”，是否會回到以國有經濟為主流的時代？
3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一直依賴于“賣”；我們的“賣”依賴于西方及發達國家的“買”。在這“買”和“賣”的過程里，中國遭受到的損失一直被我們用“正常的市場行為”為借口而安慰著自已。我們“賣資源、賣企業、賣銀行、賣勞動、賣苦力”，同時我們也在“買技術、買設備、買品牌、買管理、買經驗”。
猛回首，我們驚詫地發現“賣”的時候我們吃虧，“買”的時候我們上當！
難道我們全中國人都是市場上的弱智、商業里的侏儒不成？
中國經濟戰略的自我定位，是建立在依賴于“國際資本、國外技術、外國市場和國內廉價勞動力以及大量閑置資源”為基礎之上的。當“不爭氣”的國有企業被注入國際資本后，國有企業“復活”了；當“不出名”的本土品牌被外資控股后，我們發現品牌資產立刻變得“有價值”了；當“國退民進”成為中國經濟的強心劑時，除簡單的加工以外，似乎中國的民營經濟并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2009年10月1日 ，當“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閱兵方陣走過天安門城樓時，全國人民都沸騰了。沸騰之后，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經濟什么時候能真正站起來？！
顯然，中央政府已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點，并且已經在著手籌謀規劃了。從山西煤礦的回歸國企，到中糧集團入主蒙牛；從薄熙來重提“大慶精神”，到國資委鼓勵國有企業進入行業“前三”；從溫家寶總理提出的“提高中國制造裝備業水平”期望，到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痛下決心，狠下功夫，轉方式、調結構”的決斷和要求。仿佛都在表達著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經濟將要從過去對外的“依賴型”發展模式，向對內的“自強型”發展模式轉變！
然而，30年來中國的依賴型經濟發展模式，讓中國經濟的增長也產生了強烈“依賴”性！這一依賴性不僅來源于對外的出口貿易，同時也依賴于國外資本在中國本土的稅收交付；而且30年來，國企退出后所導致的國家經濟支撐主體已面目全非；國內消費的成長貢獻尚未正真被啟動和激活；政府投資的拉動增長在2009年一整年內已達到了極限；民營企業90%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下游和薄弱環節。。。。。。那么，2010年及以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來自何處？
面對政府對“依賴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反思，以及對“自強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促動，我們不僅要問：
2010年，主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
三問2010年：中國需要更多“事業”，還是需要更多“產業”？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政府和主流媒體談論“事業”了。回顧我們小時候在學校里、課本中、廣播里看到、聽到的各種各樣的“事業”，似乎已經離我們非常遙遠了。共產主義理想在今天不是被社會拋棄，而是被我們放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貼合百姓的“生活現實”和更加人性化的 “直接受益”。即使如此，和百姓利益密切相關的各種“事業”至少不應該被“產業”化吧？
教育是曾經的社會主義“事業”。
文革時期對“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的培養和教育，是我黨和政府的事業；
鄧小平復出后，提出“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方針是事業。記得1978年中央決定恢復高考時，教育部因為沒有足夠的紙張印刷“準考證”而去請示鄧小平，小平同志果斷決定把印刷《毛澤東選集》的儲備紙調出使用，這時候的國家教育也是事業。
而當教育“產業化”概念被提出來之后，一切都變了。義務教育變成了無教學質量保證、無升學率保障、無進理想學校條件和基礎的“三無教育”。而高校則變成“高收費學校”的代名詞，名校則變成“高收費出名”的院校！在只有68%的應屆大學生就業簽約率和高學費所形成的強烈落差下，新“讀書無用論”，在四川某高中集體罷考的事件中被推上了頂峰。
曾經的醫療合作被稱之為社會主義“事業”。
當醫療改革把醫療文衛事業變成“產業”后，一切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一位老人因懼怕醫院的高費用，當他原先安裝在腿部的鋼板出現脫損時，他拒絕去醫院就醫，自已買來螺絲刀、鋸子等“工具”在家里給自已“動手術”；
當東北某醫院的藥費清單上記錄著，病人已經進入太平間還在輸液和使用白蛋白時；
當普通的感冒需要經過3-4道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測，數次尿、血、大便等化驗檢查時；
當藥廠的醫藥代表和醫院的主治醫生“合作”為病人開具處方時；
當參加醫療保險的病人被醫保主管部門“指定用藥”時。。。。。。
中國的百姓全都被醫院“產業”了。
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曾經的“事業”被如今的“產生”替代的現實。
面對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經濟，真正能解決并拉動內需根本的，不是口號，也不是產業，而是實實在在的“事業”！
是的，老百姓的生病就醫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養老防老問題、住房就業問題、生活保障問題等等。眾多的現實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我們國家的“事業”很可能在經濟“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成為其對立的、主要的阻礙因素。
面對中國經濟和百姓生活，我們不禁要問：
2010年，中國需要更多的是“事業”，還是需要更多的“產業”？
四問2010年：“調結構”、“轉方式”和“保就業”哪個更迫切？
2009年10月16日 ，胡錦濤總書記在山東省考察，在談到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時指出“必須痛下決心、狠下功夫，堅決打好轉方式、調結構這場硬仗”。在媒體解讀總書記這番話時，更多的報道是流于形式的和停留在泛政治宣傳的層面。我們不需要過多擔心媒體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我們需要更多關注的是總書記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期許和期待。
30年來，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是招商引資，衡量地方政府經濟發展和政績的指標標準是GDP。在這一以結果為導向的方針引領下，“中國二千多個縣級政府，實際上變成了二千多個縣級公司”（張五常語）。政府的職能雖然在文件上被定義為“服務型政府”，但實際上卻被更多地附予了“經營”的功能。這一點可以從土地買賣、招商引資、變賣國有資產、建立新區等等一系列贏利性行為中清晰可見。
而在保障性住房、公眾服務、便民為民、弱勢群體保護、社會公德倡導和國家意識及教育文化等公眾性服務提供方面，卻鮮見作為。
“產業結構”指的是某一產業內從供應到消費全鏈的流程規劃和戰略梳理，它包括一個產業的生存環境改善、產業技術提升、產業投資控制、產業產能控制、產業前景引導、市場趨勢變化等系統的、總體的戰略指導。當某一地方政府把自已的一畝三分地命名為“**產業園”或“**谷”、“**基地”后，似乎就萬事大吉了。而重復建設、重復投資、產能過剩等問題在中國卻從未停止過。比如，現在各地政府蜂擁而上的“光伏產業園”就是眼下最具代表性的事實！就在各地政府風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大建光伏產業園時，殊不知中國目前的光伏產業已經進入了產能過剩的極限點！
“生產方式”的轉變，也不僅僅是生產技術和制造裝備的落后。中國制造業的制造裝備依賴進口號程度平均高達80%以上，比如中國轎車總裝線、牛奶生產線、飲料灌裝線、醫療設備、數控機床、石化生產設備等等。而中國僅有的幾家大型國有制造裝備工廠卻仍在“積極地”尋求外資收購。
“保增長”就是“保就業”。中國2009年的應屆大學生就業率為68%，而中專生的就業率卻高達98%，中國農民工更是成為長三角、珠三角企業的“搶手貨”，僅深圳一地8月份欠缺一線操作工人高達12萬之眾！
一方面是“知識型人才”的低就業，另一方面是“廉價勞動力”的嚴重緊缺。二者的矛盾只能反映出中國產業結構的低端和低級。
面對中國生產方式和技術水平的嚴重落后、產業結構的過度失衡和產能過剩，以及知識型人才的就業難、生產線工人的嚴重緊缺，三重矛盾之下的嚴峻形勢，我們不禁要問：
2010年，“調結構”、“轉方式”和“保就業”，哪個更迫切？
五問2010年：當投資“不拉動”中國GDP時，誰是下一駕馬車？
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的“一攬子計劃”和“4萬億投資”，以及2009年上半年的7.3萬億信貸投入市場，還有10多年后重啟的2000萬元“地方債券”等等。依靠政府投資所拉抬的GDP在進入第三季度時，已平均達到了7.7%，中央“保八”目標的實現已無懸念。但是，下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立刻就擺到了中國人的面前：依靠政府的投資所拉動的GDP增長不可能持續，也不可能長久奏效。那么，2009年以后，拉動中國GDP增長的馬車在哪里？
我所居住的城市GDP增速，已經連續幾年躍居中部省份增長率之首。我所看到的是不斷擴建的馬路和街道；拆了再建的機場和火車站、汽車站；一片又一片的居民樓拆遷和商品房建設；一座又一座的立交橋興建和新城區規劃。而城市周圍散居的農民工和勞動力卻大部分仍然在江浙、福建或廣東打工。地方GDP所帶來的指數增長并不能讓當地的經濟發生本質的改變。
據中央電視臺報道的數據顯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可以創造240萬個就業崗位；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GDP，只能創造100萬個就業崗位。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這種依賴投資所拉動的GDP增長可以創造多少個就業崗位呢？況且中國每年平均600萬個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需求，是不可能在建筑建設和城市改造中獲取多少相稱職位和就業需求釋放的。
另外，從經歷過1989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日本來看，政府行為的投資拉動所導致的日本經濟20年來連續的停滯和下滑，似乎在默默地警示著中國：政府的過度投資和過度依賴政府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僅不可能長遠，甚至會出現對未來經濟增長的“負債”和拖累。
30年來，一直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外貿、投資和內需”三駕馬車，在金融危機之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首先，對“外貿出口”的依賴性，所導致中國制造業“集體矮化”的事實越來越嚴重，內部資源幾近匱乏和對外裝備技術的依賴讓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徹底喪失；第二，政府過度的投資拉動所出現的“飲鴆止渴”和未來20年經濟增長的“父債子還”，讓中央政府不可能繼續依靠投資來刺激2009年以后的經濟增長；第三，“內需”的啟動和激活，受到了通漲預期的壓力、百姓收入縮水，以及醫療、教育、養老等諸多現實束縛，當這一切無法在短時間內取得根本性改變時，我們不禁要問：
2010年，當投資“不拉動”中國GDP時，誰是下一駕馬車？
六問2010年：房價與股市背后的利益集團，還是政府，還是資本嗎？
百姓問：中國的房價為什么這么高？
房價答：不要問我為什么高，我的背后有推手！
中國房地產早已進入了“賊喊捉賊”的官商境界。在房地產商的利益分配表和利益鏈中，集合了以“經營”為職能的地方政府、以提供資金收取利息為目的的銀行、以手握審批權以權謀私的部分官員等為主要利益對象的“大股東”；和以開發商為主體、建筑商為附庸，工程監理、水電消防等為跟班的“小股東”。這些林林總總的大小股東們精心謀劃的對象正是中國商品房的消費者—百姓。
一塊城市中央的地塊，不僅在開發商眼里是一塊肥肉，在地方主管部門和當地政府的眼里更是一塊肥肉。“地王”背后最大的贏家不是房地產商，更不是業主，而是當地政府。地價的成本是商品房的第一成本，也是最主要的成本之一。接下來銀行的貸款、貸款的利息稅收，以及多達數十個部門的“審批”和“公關”費用，然后才是建筑商的成本、材料成本和利益相關方的利益。。。。。。加總之后的“超值價”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房價。
突然想起在我們政府的部門里，有一個叫“物價局”的！
好多年來，中國房價總也弄不出一個《成本白皮書》來---看來所有的責任都應該由這個叫“物價局”的部門來負責吧？！當然物價局是要喊冤的，其實政府操縱房價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北京、上海、深圳可以不談，而一個內地中等城市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卻只能指望“出讓”國有土地了。地方經濟上不去，寵大的機構人員要“出糧”，辦公條件要改善，出行要威風體面，消費要有檔次、有水準。。。。。。一個縣級政府可以蓋“白宮”，一個市級單位辦公樓以“鳥巢”為建筑標準！這樣看來，中國房價的現行價格“可增長”空間還很大呀！！！
2009年，中國第三季度的經濟統計數據告訴我們：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973元/年；
2009年，中國社科院和發改委統計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中等以上城市商品房平均價格近4000元/平米。
以下兩個數據對比后告訴我們：中國普通老百姓全年不吃不喝，一年收入只能買到3個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一方面是極度渴求的商品房購買“剛性”（主流媒體通用詞語）市場需求，另一方面是高高在上、一路飛漲的商品房價格。
是誰導演了這場戲？
教科書如是說：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
股市告訴我們：教科書是用來“培養”股民的。
當莊家在幕后磨刀霍霍時，幾乎所有的財經媒體都在大唱利好；當大小非解禁時，幾乎所有的聲音都在為股民做“善后”的安慰和“禱告”；2008年，當中國2000萬股民平均損失達6位數以上時，突然又想起中國還有一個部門叫：證監會！
這時候我們知道了：中國股民為什么都不看K線圖，中國股民為什么都喜歡聽“小道消息”；這時候我們知道了：中國股民為什么從不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中國股民為什么不相信“公司業績”。。。。。。在我們身處的股市里，沒有科學；等待股民的，只有厄運。
這是資本的“力量”！
這是資本的本性。
愿賭服輸吧。
當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一大群低收入人群滿懷期待地期盼著房價的下跌。
2010年，支撐房價居高不下的幕后推手，還會是政府嗎？操縱房價上漲的利益群體中政府的比例會相對縮小嗎？
當金融危機過去的時候，一大群執迷不悟的股民極度興奮地期待著股價的攀升。
2010年，中國股市可以出現主管部門的正面干預和良性引導嗎？可以規范中國股市由莊家控制進入市場控制嗎？
面對房價和股市，我們不禁要問：
2010年，房價和股市背后的利益集團，還是政府，還是資本嗎？
作者：陳竹友，管理暢銷書《企業成長密碼》作者。中國企業發展能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企業發展能力體系管理咨詢理論創始人，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特聘講師，清華大學高級總裁研修 班客座 教授，中國華僑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 上海影響力、北京慧泉天行健、上海德魯克、杭州千匯、深圳確利達、福建德力、安徽商曌等四十余家著名管理咨詢首席戰略管理咨詢師、企業管理培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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