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紀，歐洲的許多城市手工工場逐漸向大機器工業轉變，工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惡劣，缺乏勞動保護措施，出現了許多職業病。

　　當時，意大利醫學家、職業病和工業衛生學先驅拉馬齊尼深入各地調查，寫成《論工匠的疾病》一書。書中分析了包括礦工在內的52種不同職業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塵對肺的影響，提出在灰塵多的行業工作要掩口鼻等。

　　1700年馬氏《論工匠的疾病》一書的發表，作為標志性事件記入世界醫學之大事記。

　　300年后，中國湖南耒陽一處偏僻鄉村，陸續有人因為“肺炎”、“肺結核”而溘然早逝，這些人一個共同的人生經歷是：他們在中國最發達的沿海城市深圳的建筑工地上，做過數年到十多年不等的風鉆工。

　　【一線調查】 死亡之旅：一個鄉村的致富路

　　徐術忠死了。

　　這是近幾年來，這個小小的村子里英年早逝的第11個男人。

　　9月8日，《中國經營報》記者赴湖南耒陽導子鄉雙喜村11組采訪，從鄉親們口里聽到了徐術忠的噩耗。“他死了，今天上午下葬的。”盡管20天前，記者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見到徐時，他已骨瘦如柴，但一切還是令人十分驚愕。

　　深圳——導子鄉，人間——天國，時空變幻，世事無常。

　　世間已無徐術忠

　　徐術忠化作一捧黃土，永遠住在了家鄉的一處山坡上，再也不必經受氣喘胸痛的折磨，撇下他年邁的母親、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女。

　　8月20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某病房13號病床。35歲的徐術忠，乍看上去有點老態龍鐘。但細察之下，卻發現時光并沒有在他干瘦的臉上刻下太多歲月的印記，病弱之身，反而流露出幾分稚氣，不免讓人心生惻隱。

　　這與記者進病房之前，病友所描述的“形同骷髏”、“令人發怵”，似乎略有出入。

　　他彎腿坐在床上，鼻子里插著青綠色的氧氣管，下頜低垂，一臉的平靜中，透露出一絲凄然。十多分鐘前，護士剛剛給他的右手做過動脈注射，他就這樣一直用左手壓著棉簽，舉止遲滯，神情木然，眼神定格在空中某個虛無的地方。

　　午餐時間到了，桌上的水果和湯飯靜靜地放著。“前兩天還可以吃一點點，現在一點東西都不想吃，有一種厭食的感覺。”偏偏又患上了感冒的徐術忠，喉嚨發出微弱聲音，像從某個遙遠的地方傳過來的。與他同房的病友老鄉也毫無胃口。來深圳這些日子，他們的身體一天天加速消瘦下去。

　　就在前一天晚上9點05分，同村的徐澤志在深圳第二人民醫院ICU病房，倒在了向這個世界追討生命補償的路上。

　　醫院外面，還有一些同鄉奔波在旅館、勞動局、市政府之間的路途上，為挽回與補償150多名鄉親血淚和生命的付出，做最后的努力。3個多月來，他們在這座曾經拼搏過的城市里，經歷了奔走請愿、雨中靜坐，以及同鄉生命突然流逝的種種無助與哀痛。

　　湖南耒陽塵肺病農民工深圳維權之路，走到了最艱難時刻。大多數感到絕望的同鄉們，已陸續返回老家，留下來的二三十人在深圳坂田鎮一個叫揚名酒店的小旅館里，等待越來越渺茫的轉機。

　　記者探訪徐術忠的幾天后，最后一批耒陽塵肺病工友紛紛撤走，10多名住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的重癥患者也辦理了出院手續，徐術忠即是其中之一。

　　拔掉氧氣管，呼吸到家鄉的清新空氣，徐術忠的病情并沒有好轉。經歷深圳3個多月的折騰勞碌，他的生命像抓不住的自由落體一樣迅速滑落。回家后第十日，他不堪負累的肺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氣，得到了永遠的解脫。

　　致富路與“塵肺病”

　　即使后來陸續發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樓，仍流露出一份自豪，因為“地王大廈、賽格廣場、深圳的電視報紙辦公樓，幾乎都是我們干出來的。”

　　1989年到1990年之間，耒陽導子鄉的徐瑞乃、徐瑞寶兄弟等人，相繼風塵仆仆地來到中國最南方的開放城市深圳謀生。很快，他們就找到了一份賺錢的活——給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風鉆。

　　幾乎同時到深圳的村民賀七國還清楚記得，當時還不滿20歲的他得到這份“好工作”的經過。

　　“最早我是在深圳關外做護路工，一天大約能掙10多塊錢，后來給筑路工地搞爆破，一天大約能掙20~30元錢，”賀七國說，“直到有一天，一個四川的打工者跟我說，介紹一份好工作給我，一天能掙80來塊錢。”這就是后來讓導子鄉的男人們趨之若鶩的“風鉆工”。他們干的活兒，就是在深達幾十米的花崗巖地層下，用鉆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樁孔，用來灌注水泥打地基。

　　1991年5月，31歲的徐志輝賣掉家里的一頭豬，換回140元錢。他給家里留了40元，讓妻子去買豬崽，剩下的100元錢，他分成2份，借給鄰居徐龍古50元，自己揣50元，兩人一起踏上前往深圳的旅程。

　　1996年3月，經過老鄉介紹，徐術忠也成為深圳某工地的一名風鉆工，直到2000年8月份回家結婚。

　　頗讓人羨慕的高工資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導子鄉的男人們，“少數先富起來的人”帶動更多的人富裕起來，人均每年數萬元的收入，讓偏僻的鄉村建上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

　　風鉆工的日子“暗無天日”，幾十米深的井下，需要200瓦的燈泡才能看到東西。工友們上來時人都不像人了，全身都是灰塵，只看見兩只眼睛在轉。但收入很可觀，雖然活臟一點、累一點，大家還是認了。

　　即使后來陸續發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樓，仍流露出一份自豪。據工友們說，他們在深圳做過大約300多個工地，“地王大廈、賽格廣場、深圳的電視報紙辦公樓，幾乎都是我們干出來的。”

　　但早在1999年，徐志輝就注意到，一些從事風鉆作業年頭較長的同鄉開始染上“肺炎”，很容易氣喘吁吁，不停的咳嗽、咳痰。

　　2002年，徐志輝發現自己也染上了“肺炎”，醫院拍片檢查顯示“肺部有陰影”。他不敢再去做風鉆工，轉為在工地上收發炸藥。同時，他感到自己爬坡、上樓梯，或者干稍微重一點的活時，都會有些喘不過氣。從這一年開始，雙喜村11組陸續有人因“肺炎”、“肺結核”去世。

　　2003年，徐瑞乃到耒陽城里治療肺病時，醫生得知他以前干過風鉆工，告訴他得了一種職業病——塵肺病。這是村民們首次從比較確切的渠道知道自己的“肺病”在醫學上的確切名稱。

　　截至今年5月他們集體赴深圳“討說法”之前，僅這個小組就先后有10個同鄉因塵肺病而亡，成為當地有名的“寡婦村”。

　　悲情“寡婦村”

　　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進村道路兩旁的樹叢中，四處飄零著新舊不一的紙錢，一絲蕭瑟與凄涼彌漫在空氣之中。

　　9月8日，記者從耒陽市區驅車去37公里外的導子鄉采訪，一路上山巒起伏，郁郁蔥蔥，抵達導子鄉時正值午后，燦爛的陽光下，這個秀美的鄉村跟別處并無不同。

　　但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進村道路兩旁的樹叢中，四處飄零著新舊不一的紙錢，一絲蕭瑟與凄涼彌漫在空氣之中。

　　雙喜村11組的徐龍古，是較早到深圳做風鉆工的人之一。上班不久，他就當上了工長，后來還成為小包工頭。1995年，他的妹夫、家住相鄰的洞中村的倪桂生也隨他南下“淘金”，一干就是五六年。現在，倪桂生在家養病，連丈母娘家里也不能常去了——自從發病后，羸弱的身體已經不能支持他爬好幾里的山路了。

　　而他的大舅子徐龍古，已于2006年農歷九月初六死于家中。徐龍古的弟弟徐益龍也死于同樣癥狀的肺病。徐益龍的妻子劉美秀說，1994年起，丈夫就開始有了胸悶的癥狀，以前一直都當小病在看，“他死的時候不能呼吸，表情很痛苦。”

　　被稱為“寡婦村”的雙喜村11組，大約有三十來戶人家。據村民說，村里只有10戶左右家庭的男人沒有去深圳打風鉆，去了的20多戶中，已有11戶有男人死去，仍活著的10個打工男人中，屬于塵肺病Ⅲ期的占了7個，Ⅱ期1個，Ⅰ期3個。

　　最為悲慘的是老人王翠蘭，今年73歲，5個兒子有4個已死亡（其中三個疑似死于塵肺病），僅存的一個兒子因做過一段時間小包工頭，欠了一些外債不敢回家，也沒有去診斷是否得了病。但村民說，“他做的時間并不短，肯定也是在劫難逃。”

　　老人的眼淚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老人的小兒子徐小伍，病死時僅25歲;2005年正月初八，二兒子徐新春亦撒手歸天;2007年農歷臘月二十四，中國南方遭遇大雪災，大兒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據稱走的時候“又冷又痛，死時瘦得嚇人”。

　　最近幾年，這個不幸的村莊幾乎每年都有1~2個曾當過風鉆工的青壯年男人病逝，“不少是兄弟倆一前一后的走。”

　　賀七國的妻子在家門口拌河沙，即便是這種輕活，她的男人也無法幫上他，他的病情已經到了Ⅲ期，“男人們走了，女人干不動地里的活。村里200畝出頭的農田，現在大概有70~80畝已經被荒廢了”。

　　年輕一點的徐小斌今年32歲，他是徐瑞寶的侄子，被診斷為塵肺Ⅰ+ 期。前幾天從深圳回來，他發現自家的幾間土磚房子被別人的貨車撞倒了，由于村里幾乎沒什么人在家，又是晚上，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他唯有不顧病情，修建新的房屋。

　　2008年，雙喜11組的男人們安然度過了365天，被村里的人慶幸地稱為“平安年”。直到最近，徐術忠妻兒老母的悲哭聲，再次打破村莊的寧靜。

　　誰給他們證明？

　　谷子地在《集結號》里為47名陣亡戰士大呼“我給他們作證，我給他們證明!”被持官僚態度的年輕軍官所漠視。當工友們為“陣亡”的深圳塵肺民工高喊“我給他們證明”時，遭遇了同樣的劇情。

　　要不是曾經雇傭部分塵肺民工的一家爆破公司的老板起了惻隱之心，這個涉及100多人的群體性職業病事件，將永遠游離在世人的視線之外。

政府的“人道援助”

　　2009年4月，導子鄉風鉆工“鼻祖”之一的徐瑞寶在走投無路之下，輾轉到深圳找到自己以前曾經跟過的包工頭，要求對方出錢給他治病。這個老板最后給了他10萬元錢。

　　5月份，消息傳回湖南，徐瑞乃、谷運成、劉洪云等10多名病情比較嚴重者隨即從耒陽趕到深圳，向他們工作過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補償。公司老板表示同情，同時對工友們說，口說無憑，要求他們去做鑒定，以確定是否屬于職業病。

　　從5月22日到6月3日，大約有190名耒陽農民工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簡稱職防院）做了檢查。隨后，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陽籍勞務工健康檢查資料匯總》傳真到耒陽政法委。該資料顯示，其中102人有不同程度的塵肺病癥狀。

　　7月初，工友代表在耒陽市政府特派工作組的協助下，開始與深圳市方面商討解決辦法。由于對深圳政府提出的方案不滿，7月30日，101名塵肺病工友來到深圳市政府辦公大樓集體上訪，冒雨靜坐，事件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2點。

　　8月4日，10多名工友因淋雨連續5天高燒不退，并有2名病情嚴重，他們被送到職防院救治時，遭該院一位醫生拒絕。隨后，其中一名叫徐澤志的工友病危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搶救。8月19日，徐澤志因搶救無效身亡。矛盾由此爆發。

　　8月20日~21日，在各方的斡旋之下，深圳市政府表示認可全部被檢出病情的工友的勞動關系，依病情對全部患者進行7萬元、10萬元、13萬元不等的“人道援助”;對過去死亡的17名患者，給予每人7萬元的“人道援助”;對曾買過保險的員工，則包含責成保險公司理賠在內，給予每人30萬元的援助（賠償）;徐澤志之死，家屬認為有關方面有過失，給予一次性賠償30萬元。

　　民事訴訟遙遙無期

　　對那些重癥患者來說，這點補償只不過是暫時解了燃眉之急。

　　在家養病的村民倪桂生說，為了治病，他家里已經前前后后花費了30多萬元，除了把以前掙來的血汗錢用光，還欠下了10多萬元的外債。

　　塵肺工人大多屬青壯年，過去是家庭的經濟支柱，現在大多已經全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家庭年平均收入嚴重低于所屬的衡陽市農村居民年平均收入水平。北大、清華“建筑工地農民工勞動權益調查小組”深入他們的家庭調查后不完全統計發現：有32.6%的家庭僅能維持基本生計，個別家庭負債已多達10萬元以上。多達74.5%的工人都有家庭養老負擔，68%的家庭至少有一個子女上學;在49名已婚工人中，配偶平均年齡為40歲，平均每家有2.1個子女。

　　事實上，深圳政府方面只是“認可”這些耒陽風鉆工的追償要求而給予其“人道援助”，與真正法律意義上的“確認勞動關系”有根本的區別。當手頭持有爆破證、工作卡的曹斌、黃榮等人要求其服務過的爆破公司進行民事賠償時，這一點顯露無疑。

　　黃榮對原計劃9月28日開庭的勞動仲裁突然被延期大為不滿。深圳市勞動局勞動爭議仲裁委立案調解庭庭長李應強接受記者采訪時解釋說，這是因被申請人開庭前要求對工傷行政認定書進行行政復議，在此情形下，仲裁程序必須終止。即使進入勞動仲裁，走完全部程序還可能需要經過“一裁兩審”，過程非常漫長。

　　對因病致窮，而又生命隨時可能面對危險的患者來說，一場馬拉松式的官司打下來，只會加重自己的病情，甚至“壯志未酬身先死”。

　　在此之前，深圳政府方面在做勞動關系的認定時，表示只對有爆破證的工人予以認可，對持有工作卡的工人不予確認。工人倪桂生持有一張“達濠建筑公司深圳二公司”的工作卡，政府有關方面表示卡上的圖章是方的而不是圓形的，不予認可。

　　此外，談判之初，政府對其他工友的證詞以及一些工人的工作服也不予認可。這讓一些工友十分失望。一直關注此事的援助律師認為，按照最新的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這些證據都是法定可以采信的證據，政府的曖昧態度，讓弱勢群體難以建立對社會的信任，亦是對事件責任人的放任與教唆。

誰應最終買單？

　　隨著耒陽的病患者紛紛返鄉，這一本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公共事件開始漸漸淡出公眾的視線。但敏感的觀察人士并沒有放棄對事件的追問。

　　有評論認為，深圳政府在沒有做到盡職盡責之前，應該少談一點“人道關懷”，因為政府沒有盡到塵肺病的防治責任，而這是《塵肺病防治條例》所明文規定的。

　　更有學者認為，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是勞動用工管理與職業病監督與防治的法律主體，在監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責任;更何況，政府部門是土地的出讓方和最先受益人，建筑工地出現職業病事件，政府應當負有經濟上的連帶責任。

　　曾參與處理此事的深圳市維穩辦一位人士承認，政府對此負有一定的監管責任，但由于早年農民工流動性大等原因，監管實際上很難嚴格落實。

　　耒陽的塵肺病患者在作業時，缺乏基本的保護。據工友反映，一個簡易的口罩，短的要戴上一整天，長的要戴上一個星期，井下汗流如注，根本起不到任何防護作用。工友們說，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樣的后果，也沒有人告知他們這種職業的危險，“否則，給多少錢也不會去干。”

　　深圳一位刑法律師認為，耒陽塵肺工人事件中，無論是施工方還是監管當局，都是一種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為，依此事件之性質與程度，足以構成刑法的一些要件，國家有關權力機關應啟動刑事偵查，走出相關規定“由用人單位舉證”的荒唐邏輯。

　　知名維權律師楊金柱指出，從刑事責任的追究角度來看，雖然用工方談不上“謀殺”，但其行為吻合“在理性認知下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情況下做出該等行為，導致他人死亡”之要件，有“間接故意”之意味。

　　【記者手記】拷問“共犯”

　　電影《血鉆》，揭示了非法的“沖突鉆石”背后的血腥與罪惡。它闡釋了某些美麗的事物背后，掩蓋著政府、商人，以及消費者在其中所忽視的責任與倫理。

　　塞拉利昂，葡語意為“獅子山”，是一個典型的擁有鉆石和貧窮的西非國家。由于政治結構、商業規則、社會倫理的失范，讓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座制造和輸出罪惡的城池。《血鉆》的上映，讓世人開始追問，那些戴在我們脖子上閃爍璀璨光芒的鉆石是干凈的嗎？它沾有非洲人民的血嗎？我們是在幫助他們制造戰爭與殺戮嗎？

　　因為民間組織的不斷揭露，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對塞拉利昂非法鉆石貿易進行全球禁運的決議。此后，“消費者責任”亦被提出：一個不合格的商品對消費者構成傷害，一件不干凈、不道德的商品同樣對我們造成傷害，那是一種心靈的傷害，與此同時，他還會傷害到許多無辜的人（如血汗工廠里的工人）。

　　而事實上，深圳的導子鄉工友之塵肺，與血汗工廠并無本質差別。當政府在出讓土地獲得巨大收益時，它的手上就會沾有塵肺病人的血;當監管者拿著納稅人的錢而玩忽職守時，他的手上就會沾有塵肺病人的血;當5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以及大大小小的商家安享深圳地王大廈舒適的辦公環境時，是不是會有人清醒的意識到，他們的手上或許也沾有塵肺病人的血？

　　在塵肺工人最艱難的時候，那些坐在由前者用生命筑成的大廈里辦公的媒體，選擇了集體失聲。盡管我們理解其體制之困，但他們的良心是否真正進行過自我拷問？當市民坐在快捷的地鐵里的時候，是否想過那一張張變黑、發硬的肺，從而感覺有什么東西要去表達？

　　據了解，在前煤炭部部長高揚文的倡導下，由朱 基、溫家寶兩屆總理批示的“中國煤礦塵肺病治療基金會”已于6年前正式啟動，至今已經拯救或延長了5000多名礦工的生命。

　　我們也看到，北大與清華的“建筑業農民工勞動權益與保障”調查小組在呼吁各界關注，在與深圳政府艱難交涉，盡管力量有限卻并非毫無意義。

　　但是，與塵肺工人事件密切相關的建筑業、爆破業以及房地產業，則紛紛表示了漠然。中國工程爆破協會一位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甚至說，據他了解，建筑行業的爆破工人都是已經從事過多年煤炭爆破工作的工人（意即他們都有專業經驗，并非生手），令人感到不但不負責任，還有混淆視聽之嫌。法律邊界力求清晰，當某些利害相關者藉此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的時候，倫理的結構應當趨向于“模糊”，讓更多人接受道德與良心的拷問。

    （來源：中國經營報- 中國經營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