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旗幟網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

劉日新

第四講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

世界銀行的報告曾經概括從蘇聯東歐到中國亞洲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曾經取得巨大成就，現在進行改革開放，盡管語帶諷刺，讀起來不免使人有點心酸，但基本上反映了實際。報告說：“1917-1950年間，占世界人口1/3的國家退出了市場經濟的舞臺（按：指脫離了資本主義世界），并進行了另一種經濟制度（按：原譯為經濟體制，不準確）的試驗。最早是在前俄羅斯帝國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隨后在中國、北朝鮮和越南（以及其他地區類似的及模仿的國家），它們都進行了大量的努力，對生產進行集中控制，并通過國家計劃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資源。這項巨大的試驗改變了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的版圖，確定了20世紀的大部分進程。到目前，這項試驗的失敗引發了與那些同樣的國家變化進程相同的根本性變革的動機，試圖重新建立市場并重新使自己融入世界經濟之中（按：指重建市場經濟，即恢復資本主義經濟）。”接著文章用《共產黨宣言》對19世紀資本主義危機到來的描述的話，來諷刺現在轉軌中國家（按：指社會主義改革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然后說：“轉軌的長期目標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改革目標是一致的：建立一種能使生活水平長期得以提高的繁榮的市場經濟。”（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第1頁）

世界銀行上面的話，大輪廓是符合事實的。這一講要講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也不分國別，不講某一項具體改革，而從總體上，從大趨勢上進行分析，因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事實上確實有一種理論貫穿其中。當然，從邏輯上講，必然是從中國到外國，從過去到現在，從實際到理論。本講主要分：一、改革開放之風自蘇東國家吹來；二、改革的方向和內容；三、中國改革30年了，為什么還不達標？四、從目前的實際看，中國的改革出路何在？這些問題提出來與大家商討。

一、改革開放之風自蘇東國家吹來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東歐的波、南、捷、匈等社會主義國家率先實行改革，以后蘇聯也搞改革，這股風很快吹到中國來了。先是國營企業改革，向企業擴權，把權擴給誰？匈牙利規定擴給“企業管理委員會”，蘇聯擴給“勞動集體”，都包括工人群眾在內。但傳到中國，當時的總理拍板，變成了擴權給廠長，這一下子把我們原來的正確的工業企業管理體制給破除了。

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正確地規定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要統籌兼顧。“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各生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72-273頁）1960年毛主席提出了《鞍鋼憲法》：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技術干部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89、91頁）這套企業管理體制是很科學的，突破了原來蘇聯的“馬鋼憲法”，不但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還傳到了國外如日本、德國，他們吸收其中有用部分為他們的工業服務。改革開放后，我們自己倒把它廢了，形成“墻里開花墻外香。”現在我國的領導人，以改革之名，借口吸取東歐的經驗，廢除原來行之有效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變成了廠長獨裁制。這樣，廠長擁有對工人的生殺予奪之權，于是發生了一系列被無故開除的工人同廠長拚命的事件。工人與廠長的矛盾，由內部矛盾變成了對抗性矛盾，在改革中埋下了不和的根子。

東歐國家的改革，盡管我國主流精英尊崇那里的改革派學者，是所謂“東歐學派”，但實際上那些學者并不是有統一的學術思想，他們的觀點差別很大，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崇尚西方資本主義。如捷克著名的改革派經濟學家奧塔﹒錫克，曾提出經濟體制徹底改革，就是從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參見《參考資料》1991年1月31日）改革進一步發展，這些學者紛紛露出了原形，他們是信奉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者，公然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取消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有的后來干脆跑到西方國家去了。東歐一些堅持馬列主義的正派學者，著書批評這幫人是“叛徒經濟學家”，是符合實際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其方向所以存在問題，外有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內有修正主義的背叛。特別是修正主義分子作內應是最危險的，因為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戈爾巴喬夫曾自我招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原載捷克《對話》雜志，1999年第146期）這簡直是一個新生的敵對階級分子的嘴臉，是一個兇惡的敵人，作為篡奪了蘇共總書記的領導者，他能把改革領向正確方向嗎？當我國的正派學者面對蘇東改革在亡黨亡國，提出要反思改革，吸取經驗教訓。我國的主流改革派公然說，不許反思，反思蘇東的改革，就是反對中國的改革。真是豈有此理！

在開始搞改革的時候，許多人并不知道這些改革精英心目中的改革是什么貨色。我們這些國家計委搞改革的同志，認真收集整理了東歐這些國家大量的資料，供我國改革參考。有的資料我至今還保存著。例如，在改革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上，我國原來的體制，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企業有相對獨立性。改革開始后，照搬東歐的，有的主張企業只有“有限主權”；有的主張企業有“無限主權”，包括西方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企業制度”，和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論”。后者是鐵托反“斯大林獨裁”，認為蘇聯國家集中了企業的財力搞建設，是不對的。他們的企業完全自治，國家的財政不管建設，只管外交、國防和鐵托的老游擊隊戰士的生活費用。這些理論搬到中國來，各執一詞的學者就互相攻訐，鬧得不可開交。我曾同企圖照搬南斯拉夫“企業自治論”的教授辯論，我說南斯拉夫的經濟搞得一團糟，不是證明他的理論失敗了嗎？回答說，南斯拉夫失敗了，我們還可試一試。我說，我們試，造成損失怎么辦？那由你們計委去收拾，我們不管。請看這一班改革派學者，對國家的經濟命運多么不負責任！

我國的某些改革派，首先是國家體改委高尚全之流，實際上，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自由企業制度”，一貫批判原有體制是高度集中的體制，為企業爭財權。由于那是一個由趙紫陽總理兼任主任的國家機關，影響特別大。實際上，我國原有體制集中的程度并不高，到1978年，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31%多一點，比歐美發達國家要低很多。在改革初期，我們的官方提出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自由化的改革派不顧實際情況，連續十幾年一個勁兒地叫喊擴大企業的財權。官方頂不住這個壓力，以致到上個世紀中期，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0%多一點。連世界銀行也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的財政這樣分散的了。”當時的財政削弱到只能維持政府的日常開支，企業有了錢就任意擴大工資福利，出現所謂“工資侵蝕利潤”的現象。這樣一種分配結局，耽誤了國家建設。由此可見，理論上的謬誤，對我們國家的實際經濟工作造成多么大的損失！

二、改革的方向和內容是什么？

改革什么，這個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存在爭論。西方經濟學提出改革“ECONOMIC SYSTEM”（俄文也一樣），我國西化派，對從西方經濟學和東歐傳輸過來的這句話，他們心領神會是改革“經濟制度”。但表面上也贊同這句話翻譯成中文：改革“經濟體制”，但實際上這是為了騙人。他們在具體操作時，是把公有制改革為私有制。而我國堅持馬列主義的傳統派，則針鋒相對與之作斗爭，并引證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改革是“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

1990年我在《經濟大詞典 計劃卷》里下定義說：“‘經濟體制’是‘經濟管理體制’的簡稱。社會主義國家組織領導國民經濟的管理制度的總稱。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劃分管理中的權限和責任。屬于上層建筑…”（此書第132頁，劉國光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這個定義，對他們利用這句外文搞私有化，是一個揭露。

新自由主義是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來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侵略，和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工具。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要求是：私有化、市場化、外向化、小政府化。這些要求決定了原蘇聯東歐國家和我國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內容。

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是最反動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惡毒攻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認為只有搞市場經濟，才能實行他們信奉的自由主義。因此新自由主義把蘇東國家和中國改革的方向，定性為市場化改革，或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國的主流派有的還扭扭捏捏不肯承認這個改革的方向，至今仍在說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含著計劃性的一面。但是既已上了賊船，就身不由己了，一切由主子說了算。西方主子說，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只有消滅計劃經濟，才能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的主子說，市場經濟沒有姓“資”、姓“社”兩家，只有姓“資”一家，哪有什么計劃性的一面。官方的權威著作說：“我們應當明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而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它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在運行規則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兩者大體上是差不多的。

我國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或市場化改革，官方明確改革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我國主要改革內容幾乎同蘇東國家相同，設計者都是美國的高級智庫和新自由主義著名學者，有的曾經是俄羅斯改革設計師，多次親蒞中國指導。

1、私有化。美國政府曾承認插手蘇聯的改革，干涉其內政。美國前總統布什說：美國政府正十分密切地注視著蘇聯內部迅速變化著的局勢，正同各個派別保持著密切聯系。我們支持那些改革者，那些主張民主的人，不管他們是誰。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壟斷資產階級的智囊布熱津斯基，用他搞垮蘇聯的經驗，對中國的改革指點迷津：中國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要是非公有制國家（即要實行私有化）。（參見他所著《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中國的改革，從上層建筑到經濟基礎，實際上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旨意做的。

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的頭頭弗里德曼，1988年來華會見趙紫陽，公開指明：“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

原籍波蘭后來加入英國籍的西化派學者布魯斯，1985年來華，因當時中國的馬列主義學者還有相當勢力，他不便公開宣揚私有化，只好隱晦的說，中國改革應實行“所有制多樣化”，提出國有企業并不是最好和最理想的形式，“國有經濟也要多樣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薩克斯，俄羅斯改革“休克療法”的設計師，他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方案簡言之，即大企業股份化，小企業出賣，很快就實現私有化了。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受中國改革派的邀請，數度秘密訪華，事后透露他的話：“中國改革抓產權抓得對，私有產權要占50%以上。”他還提出中國要有財產法，以保護私有財產。前年我國終于通過了《物權法》，完成了這位設計師的重要交待。

什么是俄羅斯改革的“休克療法”？我國西方經濟學的泰斗陳岱孫教授解釋說：“‘休克療法’是美國一個年輕的大學教授發明的，并被推銷到原蘇東國家。‘休克療法’一詞是SHOCK的音譯，意思是打擊一下。原蘇聯采用得多一些，結果出了問題，不幸而言中，真的‘休克’了。‘休克療法’是一個教授的發明，但得到了一些西方政府的支持。這里恐怕有政治意義，即希望你趕緊變，變得不能恢復到原來的樣子。”（陳岱孫：“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代序〕”，載《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第1頁，高鴻業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還有一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科斯定理”，也對我國改革搞私有化起了一定作用。簡單的說，“科斯定理”認為，只要產權明晰化，市場機制可以引導經濟獲得高效率。怎么才能產權明晰化？那就只有實行私有化，因為公有制名為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所無，產權虛置，是沒有效率的。這好象是天方夜譚，不要事實作根據的，但卻在我國流行一時。

為了配合西方經濟學搞私有化，我國的老經濟學家于光遠也信口開河，大發高論，說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南京有位懂德文的教授，翻遍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有三百多處講公有制，此文刊登在全國許多報刊上，這一下拆穿了這位老學者的謊言，其目的是為搞私有制嗚鑼開道。

由于官方掌握話語權，動用行政權力，強制推行私有化，照搬西方的管理層收購（MBO），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結合起來，于是沒幾年功夫，我國就把一個碩大的公有制國家變成了私有制，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的報告說，從2000年到2005年，私營經濟在全國GDP所占比重，由55%上升為65%，平均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3月4日）這樣，目前私營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在70%以上。另外，國家統計局老局長李成瑞也有測算，結果同工商聯數字差不多。（參見李成瑞著《大變化》，中國展望出版社，2007年，第15，16頁）

關于國有工業私有化的情況，經過30年改革，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到2007年只剩下10%，目前可能少于此數了。（參見劉日新著《國有工業企業改革及其比重問題研究》第142-144頁，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2007年）

2、市場化。這主要是通過價格的調節，取代計劃的作用，自發的調節資源的配置，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市場化改革派糊說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排斥市場。實際上從“一五”計劃起，就承認“價值法則的作用”，利用價格的作用來調節供求。但當時如毛主席說的：“計劃第一，價格第二”，這實際上是在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正確處理了計劃規律和價值規律的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原則。

現在搞改革，實行市場經濟，讓價格自發的調節經濟，這是資本主義的原則。1988年，搞價格改革闖關，學“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更大些。”（《鄧小平文選》第262-263頁）趙紫陽在弗里德曼的耳提面命下，學貨幣主義一套（貨幣學派的教條本來是“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但學歪了，不但不管住貨幣，反而放開貨幣（當年現金M0比上年猛增46.7%），放開價格。這樣搞價格改革“闖關”，結果鬧了個嚴重的通貨膨脹，1988年消費價格指數高達18.8%，1989年仍達18%；搶購風席卷全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這實際上是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市場經濟，搞資本主義。由于違背了客觀規律，當事者碰得頭破血流，老百姓吃了大苦頭。

在搞價格改革“闖關”之前，陳云曾通過姚依林、李鵬表示反對；闖出了大亂子之后，1988年10月8日，陳云找趙紫陽當面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5頁）這是嚴厲的批評。《陳云年譜》特別注明，陳云以往也用過“市場經濟”的提法，這次特意加上“西方”二字，表明他反對照搬西方資本主義一套到社會主義中國來。此事表示陳云已公開表態要與市場化改革派分手了。

以后價格改革采取逐步前進的辦法，減少國家定價，增加市場定價。現在市場定價占95%，比西德所占比例還高。

市場化還有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取消計劃經濟。哈耶克的名言：“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們特別反對指令性計劃。指令性計劃，這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觀點，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取得輝煌成就的法寶。所謂指令性計劃，用列寧的話說，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是文人清談一樣，而是“全國性的任務”，是要執行的。（《列寧選集》第四卷第472頁）用斯大林的話說，“我們的計劃不是預料式的計劃，不是猜測式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是各個領導機關必須遵照執行因而能決定我們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將來發展方向的。”（《在聯共（布）十五大報告》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

搞指令性計劃，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必然采取的管理經濟的方法，中國并不是在建國后照搬蘇聯的辦法。1942年，毛主席總結各根據地的財經工作的經驗，指出：“在產量與銷路問題上，應由財廳及有關機關，在財經辦事處統一計劃下，給予各廠以一定數額的生產任務，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成品有一定機關按時接收，解決產銷之間的矛盾現象。在這個統一的計劃性上，要實行各業之間的相互協助，消滅相互孤立甚或相互妨礙的本位主義。”（《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單行本第84頁，東北書店1946年）這里雖然沒有使用指令性計劃之名，但把指令性計劃的內涵說得再清楚不過的了。從根據地到建國后計劃工作的實踐證明，指令性計劃的辦法，是我們經濟建設取得成就的重要方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流行我國的時候，我公開頂了一下。我在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委《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中，批評新自由主義：“把計劃經濟理解為僅僅是指令性計劃，是片面的。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采用指令性計劃的辦法來管理。除了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活動需要實行指令性計劃以外，對大量的一般經濟活動，應實行指導性計劃。市場調節是計劃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入世后，清理過時的文件，這個文件沒有被清理掉，因為我國仍然要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在1992年十四大前夕，市場經濟之風刮得很兇猛，從上到下要求撤消國家計委，取消計劃的呼聲高唱入云。趙紫陽總理曾對姚依林副總理說：改革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改掉你們計委的。下面的改革派學者說，美國沒有計委，他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得很好。現在改革到了關鍵時刻，要攻克“三里河這個頑固堡壘。”（三里河是國家計委所在地）當時國家計委主管計劃改革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找我談，現在怎么辦？我說正面爭論，他說不要計劃，你說還要有計劃，沒有說服力，不如拐個彎說。我1991年去過韓國，那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從六十年代開始，執行了六個五年計劃，就由一個農業地區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于是就寫了一個《韓國企劃院簡介》的材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報》轉載上報了中央。李鵬總理作了批示，鄒家華主任接著要我們整了八個國家和地區怎么搞宏觀調控的。這些資料為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決策，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都要用，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這樣，國家計委沒有被撤消，在宏觀調控中定了位。這也可以說是市場化改革在我國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1990年，匈牙利經濟學家柯爾奈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通向自由經濟之路—拋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同哈耶克污蔑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相呼應的。書中極力推崇亞當斯密無形的手，公然要打倒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可能內容露骨反動，國內未見公開翻譯出版。柯爾奈以前出過《短缺經濟學》，《成長、短缺和效率》等書，那是污蔑社會主義的，被當作美國大學的教材。在我國也有一定影響，他本人了來過中國多次。1985年他應邀參加了國家體改委召開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提出所謂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2B模式）。當場有人指出，這不是法國的資本主義模式嗎？可見其改革是什么貨色。現在更進了一步，公然著書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了，叛徒的嘴臉不是暴露無遺了嗎？這就是所謂改革派提出的“東歐學派”的代表人物。

3、外向化。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方針：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平等互利，互通有無，幫助民族主義國家建立獨立經濟。對外只能起輔助作用，主要靠國內市場。”（《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641頁）過去外貿依存率不到10%。在出口總額中，內資企業占90%以上，外資企業占不到8%。現在全部否定過去的方針，認為那是閉關自守。新時期要搞開放型經濟，實際上是實行新自由主義要求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目前正逐步演變成出口依賴型殖民地經濟。2008年進出口總額25616億美元，已連續幾年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西方吹捧中國是“世界工廠”，實際上如國際勞工組織說的：中國正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現在中國是發達國家的加工裝配廠，是為跨國公司打工，向外國資本家提供廉價勞動力，敞開廣闊的市場，耗費了可貴的能源和原材料，污染了環境，只賺取了一點微薄的加工費。200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率高達59.8%（前兩年都在66%以上），高于以貿易立國的日本，也高于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美國，兩國的外貿依存率均只有不到20%。由于過度貿易，同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增加，同發展中國家也緊張，如有的非洲國家反對MADE IN CHINA的中國貨。

應當指出，我國目前的出口貿易是以外商企業為主。從1995年起外商企業的出口額，就超過內資企業的出口額，2007年、2008年兩者分別為6176億美元、5385億美元，和6751億美元、6626億美元。對此日本有評論說：中國經濟在宏觀上取得了成功和發展，但在微觀上中國的民族企業的發展已達到了極限，正在走向衰亡。

現在大量進口外國商品，2008年達11331億美元，嚴重沖擊民族產業。外國的農產品搶占國內市場，如東北的大豆快被擠垮了。

關于引用外資，1979年李先念說：“我們引進的目的是為了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們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不能依賴借外債。”（《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8頁）事實上，上個世紀90年代引用外資在觀念上和政策上都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1991年還是以借外債為主，到1992年起就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了，從2001年起就不再借外債了。近30年來，從1979-2008年共實際使用外資10498億美元，共中對外借款1472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8526億美元，外商其他投資500多億美元。

各地對引進外資開展激烈竟爭，你優惠50年免稅，我優惠70年免稅。他們以為外商都是來幫助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給我們帶來了發展，帶來了幸福，表示感恩戴德。殊不知那是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列寧曾經指出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帝國主義論》）陳云看清了這一切，1989年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注）和侵略別國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0頁）

（注：指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論述的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特征：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家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已經分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時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塊土地。因此，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都想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

目前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令人觸目驚心，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已占很大比重。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如化妝品，啤酒飲料行業，玻璃行業，家用電器行業，電梯行業，汽車行業，外資已占銷售量的絕大部分。橡膠輪胎工業，民族工業基本上被擠垮。感光材料行業，日本的富士和美國的柯達占有市場份額的絕大比重。現在中國的招商引資門戶洞開，基本無禁區，外商愛向哪里投資就向哪里投資，拱手讓出廣闊的國內市場。而且實行種種優惠措施，實際上是超國民待遇，造成許多地區重復建設，結構雷同，生產能力過剩，導致經濟危機。前兩年法國總理反對外資并購，喊出“經濟愛國主義”的口號。對比我們這里，豈不是“經濟賣國主義”？

關于對外經濟關系，現在一個新動向，就是所謂“走出去”。這與前三十年的對外援助有所不同。那時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性質，無論是對朝越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對非洲民族主義國家，都要遒守周總理宣布的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詳見《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35-536頁）現在執行xxx宣布的按“國際通行規則”辦事，實際上是按利潤原則辦事。有的網評說，中國現在一方面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成了殖民地經濟；另一方面也在對外侵略剝削，逐步成為社會帝國主義。非洲有些國家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持反感態度。

三、中國改革30年了，為什么還不達標？

中國的改革，如上所述，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要求，私有化，市場化，價格放開，貿易自由，已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們的改革精英自我感覺良好，甚為滿意，但得不到西方大國的認可。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是否成功，有一條評判的潛規則，就是要得到西方大國的承認才行。布什任美國總統時，曾打電話給普京總統，承認俄羅斯的市場經濟地位。（俄羅斯改革的代價是巨大的，經濟倒退幾十年，比衛國戰爭的損失還要慘重，人口減少，人的壽命縮短，等等）這對中國領導人可能剌激不小。前幾年，我國通過外交途徑，得到了四十幾個中小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這沒有用，西方大國還是不承認。于是我國的副總理吳儀前年訪美時向美國提出，要求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美國人置之不理。溫家寶總理出訪歐洲時，要求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被拒絕。去年溫家寶總理出訪美國時，拿出幾千億美元為美國救市，同時請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但沒有得到承認，沒幾天，美國竟援助臺灣64億多美元的軍火。網評說，這是熱臉蛋貼了個冷屁股。美國人也太不講情面了！

為什么歐美的大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呢？這令我們的精英百思莫解。其實，世界銀行早就道出了秘密：“至今為止，無論是1978年開始改革的中國還是越南，都沒有進行脫離共產黨對政府領導的政治轉軌。”（世界銀行《從計劃到市場》1996年發展報告，第3頁）西方大國對領導無產階級搞革命的共產黨，是恨之入骨的。盡管我們的官方多次聲明，中共已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但在他們的眼里，市場經濟由共產黨來領導，是不可思義的，是史無前例的。因此，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他們來說，是合情合理的。“我們黨的…名字是否也可以考慮改成人民黨、社會黨之類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關系馬上會改善。”這種設想，可能會實現，會獲得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歡心，但同時會失掉中國十幾億人的民心。中國共產黨幾十年領導人民搞革命，給人民帶來解放和幸福，深得民心。一首《東方紅》，一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最近在群眾推選的一百首紅色歌曲中名列前茅，證明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是永遠難以磨滅的。到底改不改共產黨這個名字，這恐怕是當今領導權衡利弊得失，不能不慎重考慮的大問題。這個改革的達標問題，確實是一個不容易下決心的難題。

四、中國改革的出路問題。

上面簡要的回顧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看到了蘇東國家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初步接觸到了我國陷入資本主義改革的窘境。

特別是當前我們改革學習的榜樣美國，由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危機，給全世界帶來災難，促使我們猛醒。應當說對我國改革的出路問題，不難得出結論。

簡言之，應當堅決拋棄修正主義路線，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路線上來，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2009/7/3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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