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近十年為人際信用關系最差時代

2008～2009年中國信用小康指數 61.1

信用最差和最好的時代

文 《小康》研究中心

2009年6～7月，《小康》雜志聯合新浪網，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對我國“信用小康”進行了調查。其中，網絡調查人數為3376人。經過對調查結果進行加權處理，并參照國家有關部門的監測數據和大量的社會信息，得出2008～2009年度中國信用小康指數為61.1，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

調查結果顯示:國人對中國整體信用的滿意度在逐年溫和向好；相對企業和個人信用，政府信用更受民眾的關注；更多的網友認同誠意在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中的功用，但依然有近四成的人并不認為人際交往中的“誠”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功；最近十年被認為是人際信用最差的時代，而社會環境的急功近利成為主要“殺手”；農民、宗教職業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被網民選為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

誰是誠信殺手

在《小康》雜志近四年的信用監測中，人們對中國整體性信用狀況的滿意度雖溫和向好，但仍進展緩慢。2006年的調查顯示，高達75.7%的人對中國的信用情況“極不滿意”或“很不滿意”；2007年的調查顯示，73.3%的人對中國的整體信用表達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2008年的調查顯示，這一數字降至66.2%。

有關專家指出，中國民眾信用滿意度的逐年攀升與近年來網絡民主對政府治理的推動密不可分。從“華南虎事件”、“躲貓貓事件”到“七十碼案”、“鄧玉嬌案”，網絡對政府誠信監督的巨大影響日漸顯現。

然而，在本次調查網友們的開放式評論里，留言依然言辭激烈，甚至有人說，“中國人一說誠信，上帝就發笑。”網友們仍然表現出了對中國社會信用的擔憂。

《小康》調查結果顯示，最近的十年被認為是人際信用關系最差的時代。將近九成的人將原因歸咎于“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

政府信用最受關注

調查顯示，相對人際信用和公司信用，公眾更擔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對政府、人際、公司三類的信用危機表示“都非常擔心”；37.8%的人則更擔心“政府”的信用危機。2009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種社會經濟調查數據嗎”的調查中，認為“僅作參考，摻假的成分很多”或“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的比例高達91.1%；而在2007年的調查中，這個比例是79.3%。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直降10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問題相當嚴峻。

政府公信力頻頻遭到踐踏，主要表現為:第一，在維護市場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地方保護主義是假冒偽劣，走私偷稅漏稅的行政根源。打假難的原因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為了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默許、支持甚至縱容造假。第二，工作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不少地方領導從自利性原則出發，對已經生效實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廢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舊賬”，“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領導人的一句話”。第三，行為決策有失科學。為了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很多地方不考慮市場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紛紛舉債大上“拍腦袋”決策的項目，結果造成“一屆的政績，幾屆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第四，工作缺乏公開性，透明度不夠，暗箱操作過多，輕諾寡信，給投資者上當受騙的感覺。

然而，另一方面，相對行業自律、輿論監督和個人自律，人們對政府行為的規范也報以了最大的期望。94.6%的網友認同“帶著誠意和責任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才能贏得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在誠信中國建設最有效的措施中，“政府執法和監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以84.9%高居首位。

相比對政府信用的較高期望，人們對人際信用的期望則相對較低。

只有六成左右的人認同 “帶著誠意與人交往的人會更容易體驗幸福感，也更容易成功”。 民意調查結果反映了人們心理的矛盾，一方面，人們對解放后到“文革”前那段單純而互相信任的生活普遍懷念，另一方面，卻缺乏改善個人信用現狀的動力。

性工作者誠信高于教師

在對49類不同群體的誠信度調查中，結果顯示:農民、宗教職業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被選為本年度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房地產老板、秘書、經紀人、演藝明星和導演排在末位，成為誠信最差的五個群體。

調查的結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會中擁有較高社會聲望的職業群體，如科學家、教師，在本次誠信調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學生，更不及農民、宗教職業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學教師原本應該作為引領社會變革的精神領袖，但這一年里，媒體不斷曝光的學術腐敗導致了這些群體的信用度急劇下降。從浙江大學到西南交大，從遼寧大學到清華大學，從29歲清華畢業生當選市長到其導師被曝年賺超過1000萬元……專家們指出，大學教師群體的誠信危機帶給社會和未來的危害，絲毫不亞于向來最受網友關注的政府官員群體。

最令人意外的是，性工作者成為最講誠信的群體之一，也因此引發了較大的爭議。有網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銳地質疑我們這個時代整體的誠信水平:“最誠信的職業中包含‘性工作者’，可見中國的誠信已淪落到什么程度！”

專家建議，未來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快信用小康的建設進程:第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建立信用法律體系。首先是修改現行的相關法律和法規，為提供不真實數據進行懲罰做準備；其次盡快建立并完善失信懲戒機制。第二，培養人們的信用觀念和信用意識。第三，加快信用信息開放的步伐，依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有關企業和個人的信用信息系統。第四，成立信用行業協會，以對現有信用中介機構進行整頓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方面的溝通研究。

94.6%網友認同“帶著誠意和責任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才能贏得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小康》調查:(2006-2009年)最講信用的五個職業群體

2006 2007 2008 2009

農民(63.00%) 農民(60.8%) 農民(58.4%) 農民(17.3%)

軍人(57.5%) 軍人(56.4%) 軍人(56.8%) 宗教職業者(9.7%)

工人(50.9%) 科學家(51.4%) 科學家(48.4%) 性工作者(8.9%)

科學家(49.2) 工人(48.2%) 工人(43.6%) 軍人(8.7%)

農民工(45.3%) 農民工(45.2%) 農民工(42.4%) 學生(7.9%)

《小康》調查:(2008-2009年)中國信用小康指數

一級測評指標 權重(%) 2008年 2009年 增減

政府公信力 40 61.5 62.2 0.7

人際信用 30 66.2 67.0 0.8

企業信用 30 53.0 53.6 0.6

中國信用小康指數 100 60.4 61.1 0.7

(感謝國家統計局呂慶博士提供智力支持。)

《小康》調查:人與人之間信任關系最好的時代

解放后到“文革”前 52%

解放前 16%

上個世紀80年代 14%

不好說 13%

“文革”期間 3%

上個世紀90年代 1%

最近10年 1%

失信的知識精英

中國的知識精英紛紛卷入各種丑聞風波，一個縱容失信的環境，比失信行為本身更加可怕

文 本刊記者 張旭 孫曉青

公眾眼里，他們是距世間真實最近并為古今真理代言的人。因而，理應也是最可信賴的人。然而，從高考身份造假到學位論文抄襲，再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公開撒謊，中國知識界的失信之舉，正在使這個圈子里的所有人變得可疑。

校園誠信的淪陷

2009年高考身份造假事件發生后，洶涌的輿情對相關部門的責任一一發起追問。首當其沖的自然是教育界，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教育為什么會使這些考生為求利益而置誠信于不顧？重慶市文科狀元卷入此案則令知識界的前景更加堪憂，未來中國知識精英的誠信水準難道如此？

一個無可置疑的結論是，當前中國教育“重利輕義”的傾向與知識界的信用坍塌有著必然的聯系。

事實上，早有專家指出，今日中國的各類學校，特別是大學，已經變成單純的知識技能傳授場所，而其應有的德性培育職能正日漸喪失。在這些地方，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備受推崇，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論則遭遇冷落，習得更多的知識以便獲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成了人們求學的唯一目的。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上，包括誠信在內的各種道德價值皆被視為次要。

一場圍繞誠信展開的科技對抗與反對抗頗具諷刺意味。

2009年高考期間，北京市首次利用無線電監測設備對作弊行為進行偵察。為此，相關部門在全市特設9個無線電固定基站，派出若干輛監測車定點巡查，并責成專人在指揮中心進行全天候監控。據介紹，此次用于每個監測基站的設備成本高達千萬元之多，如此大手筆投入的目的只有一個——防范考生利用微型耳機、帶有LED屏幕的特殊橡皮等高科技工具實施作弊。

在中國未來知識精英的后備力量中，誠信狀況如斯，大學里的學術造假事件亦屢禁不止。2009年，高校學術造假再現“井噴”。

3月，浙江大學賀海波論文造假，被撤銷副教授職務和任職資格；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指論文抄襲，論文鑒定結果為“過度引用不當”。

4月，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陳湛勻因論文抄襲被撤行政職務；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專家陸道培開發布會指認弟子、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存在剽竊、造假等嚴重學術不端行為。

5月，東北財經大學2007年某篇碩士學位論文，與南京財經大學2006年一篇碩士學位論文驚人相似，兩篇論文整體框架完全一樣，除了把地點“江蘇”兩字替換成“山東”，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

6月，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在核心期刊發表的《何謂“理論”？》一文被曝涉嫌抄襲；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舉報其博士學位論文抄襲。

7月，西南交通大學對其副校長黃慶的論文涉嫌抄襲一事，給出了處理意見，認定黃慶的博士論文有抄襲行為且性質較為嚴重，取消其博士學位，撤銷其博導資格。

……

而這僅僅是當代中國學術造假史上的一個片段。有相關機構對中國科技工作者的學術造假問題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將近5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的學術不端行為“相當普遍”；超過50%的科技工作者對學術不端行為抱以寬容的態度——這讓人對知識精英的誠信意識感到不安。

知識精英遭遇集體考問

知識精英對誠信價值的不敬無異于向其身份的權威性發起了挑戰。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知識精英始終兼具道德楷模與學問領袖的雙重身份，而他們的天職則是通過知識的生產與傳承來踐示社會道德。關于知識精英的理想人格，《左傳》曾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顯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評判體系中，知識分子的頂級業績應是樹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功立業和著書立說則次之。其中， “信”又是根本。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人若不講信用，則與之相關的一切便皆難辨真假，學問自然包括在內。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公眾對知識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遠高于政界或商界領袖，于是，當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精英群體也變得不可靠時，公眾的失落可想而知。這種失落在一些事情發生后，輕易即可變為群情“激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詐捐門”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報賑災款的余秋雨在這個夏天成了眾矢之的。曾經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間坍塌，余秋雨為他的謊言付出了20萬元換不回的代價。

易中天在質疑余秋雨時表示，“在我看來，捐不捐款，是每個人的自由。面對質疑，也有權保持沉默。但一旦開口，就不能撒謊。實際上，余秋雨的問題，不在捐沒捐款，而在撒沒撒謊。這就必須質疑，必須追問。這種質疑和追問，既是對公眾負責，也是對余秋雨本人負責。”

“全民罵殺余秋雨”的批判運動對于余秋雨個人而言也許有“用刑過猛”之嫌，但作為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誠信考問卻也在情理之中。人們的憤懣源自被愚弄之后的發泄，更源自一種深刻的憂慮——從此以后，以這個名字為注腳的話語均需辨識，而在此之前，人們曾將這樣的話語視作知識并對之深信不疑。當身負知識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謊時，令公眾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舉，而是將來，人們還能把探求真實的希望托付給誰？

“知識分子說謊是一件特別讓人沮喪的事。這就好比從書中引用數據，當已經引用了成千上萬個數據之后，你突然發現書中的一個數據是錯的。這時你的感受就是知識分子說謊給社會造成的影響。”一位知識分子對余秋雨事件如此評價。

有研究信用問題的專家指出，個人的失信行為往往會使其所在的組織、社區遭遇信用危機。如果社區成員的公共意識淡漠，那么一方面，個人的失信行為會相對無拘無束；另一方面，這個社區的其他成員也會頻遭誠信質疑。

事實上，余秋雨的“詐捐事件”使知識精英作為一個群體遭遇誠信追問，就連極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證明，以此洗清公眾對自己的懷疑。

如果中國的知識精英紛紛卷入各種丑聞風波，我們是否應當追問:到底僅僅是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還是整個社會出了毛病？根據知名學者丁東的觀點，對于知識精英失信行為的討論不應僅停留于當事人是否應受責罰或者如何受責罰，而是應該由此反思，導致這些現象的體制性、社會性原因是什么？

以學術造假為例，支撐學術成就虛假繁榮背后的那一套“只重發表，不問其他”的知識生產機制和各種鼓勵政策屢糟詬病。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在談及學術造假問題時認為，“工作本身如果變成一個謀生手段的話，每個行業都難免功利。老師們同樣存在這個問題，目前中國學術研究所含的功利成分較多。因為現在的教師還沒有達到衣食無憂地做學術的地步，這個現象屬于導向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問題。”

丁東曾發表文章指出，誠信的大面積坍塌，僅僅歸因于某些個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某些失信行為漸成常態，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倫理導向出了偏差，維持正義的社會基礎秩序已被破壞。傳統屬于清流的領域現在已經濁浪滾滾，污水四溢。

誠如其所言，一個縱容失信的環境，比失信行為本身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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