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70)2009-07-17

反疆獨外交　北京缺硬度
公僕無恥言論 百姓怨聲載道
為求保八 苦了百姓
保八雖有望　救市失衡手尾長
澳干預中國司法獨立 傳中方集體受賄
中國的體制外體制：央視透露了驚人的數據
基層穩則天下穩
官僚資本主義
洋人以華制華

東方日報：反疆獨外交　北京缺硬度

新疆烏魯木齊恐怖分子暴亂之后，國際社會涌現一批企圖利用該事件大做文章，對中國進行戰略牽制的勢力。他們明里暗里支持與放縱疆獨組織，但中國反疆獨外交卻乏善可陳，無所作為。

今次新疆「七五」暴亂，死傷慘重，相當于中國版的「九一一」。如此國難，照理應該有國家領導人出面發表談話，安撫民心，聲討暴力，這在西方國家是相當普遍之舉。但事件發生這麼長時間，中共中央常委一級的官員，至今尚未見有人對國民發表正式講話，這多少令人遺憾。

更可氣的是，土耳其總理對今次事件大放厥詞，在公開場合無中生有指摘中國進行「種族滅絕」，又聲稱要將事件提交到聯合國，但中方卻無國家領導人對其堅決還擊，只有外交部發言人不痛不癢地發表一些評論，如果說中國缺乏還手之力，難道泱泱中華連還口之力都沒有？

隨著暴亂事件的發酵，西方國家已準備利用此事興風作浪。美國自由宗教委員會近日便要求奧巴馬對中國新疆進行經濟制裁，并禁止新疆官員訪問美國，而澳洲也不顧中國的交涉，繼續放映今次北京認定的幕后黑手熱比婭的紀錄片以及接待熱比婭訪澳。

雌雄雙劍 牽制中國

顯然，中國愈是罵誰，西方愈是捧誰，今次暴亂徹底捧紅了熱比婭。這個原本在西方國家沒多少人認識的所謂世維會主席，通過西方媒體高度曝光，成為今次事件的最大贏家，接下去這位被捧為「維吾爾之母」的熱比婭，或許還會被西方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與達賴平起平坐，成為西方對付中國的雌雄雙劍。

其實，疆獨這十幾年迅速壯大，完全跟西方有些國家的明助暗縱有關。由美國國會撥款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實際上是熱比婭最重要的資助者，土耳其和德國則是疆獨在歐洲的兩大根據地，但中國在雙邊外交中，卻從來不敢就有關疆獨問題進行正面交涉。

以美國為例，中國購買美國各類國債近萬億美元，雪中送炭幫助美國走出經濟危機，但其實這些錢中很大一部分，又被美國用來遏制中國，除了支持熱比婭之外，美國國會近期又通過對藏獨流亡政府的資助，一出手便是上千萬美元。至于德國，中國則是多次派出採購團，動不動便是上百億歐元的採購額，但這些國家并不會因此感恩戴德，反而覺得有機可乘，中國的反疆獨外交可謂一敗涂地。

實際上，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的是抓辮子外交，但凡中國害怕的，他們便抓住不放，上下其手，勒索中國，而中國對他們採取的是賄賂外交，花錢買平安。然而這些國家卻貪得無厭，中國奉之彌繁，他們侵之愈急，這種抱薪救火的外交，只會愈來愈被動。中國只有回過頭抓住他們的要害，在他們的核心利益插上兩手，他們才會老實。

太陽報：公僕無恥言論 百姓怨聲載道

內地一些官員不僅空話套話連篇，有的時候說的甚至不是人話，將無知當有趣，視無恥為坦率，侮辱老百姓智慧，而且激發民怨。

日前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提高珠三角地區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

這位曾擔任廣東省司法廳副廳長的省府參事還建議，為了解決當前就業難的問題，各個單位可優先考慮安排本單位職工的子女就業，「誰家的孩子誰來抱」。至于一般大學生，可以鼓勵他們從事修單車、擦皮鞋等「創業活動」，由政府給予優惠。

曾參事的兩大餿主意一出，舉國嘩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規定，公民有勞動權，但曾添貴居然用政府權力打壓，將曾經是珠三角建設功臣的外省農民工悉數趕絕。如此知法犯法，真不知這個曾添貴當年是怎麼當司法廳副廳長的。

珠三角能夠成為「世界工廠」，城市之所以如此富麗堂皇，交通之所以如此便捷，很大部分要歸功于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工，是他們用汗水、淚水、血水以及殘肢斷臂，才撐起了珠三角如今的繁榮，但現在曾參事居然想用學歷門檻將他們拒之門外，這豈不是等于過河拆橋？
權力傲慢 霸氣十足

曾參事的就業理論更是荒唐，各單位優先照顧本單位職工子女，實際上就是人為製造就業不平等，為官員權貴子女走后門提供藉口。按照曾參事的觀點，司法廳廳長的兒子，可以理所當然地到司法廳上班，而農民的孩子，只能在大街上進行修自行車、擦皮鞋的「創業活動」。如此荒謬不堪，曾參事居然說得一點也不臉紅。

其實，類似曾參事這樣荒唐的官員，在內地比比皆是。不久前，海南海口市水務局副局長符傳君一句「經濟愈發達，水愈黑」，也相當聳人聽聞。作為一名水務局副局長，不能正視當地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罔顧民生；本該以「治水」為己任，卻把「水臭」當成當地「經濟發達」的標志。如此錯位，還要他這個水務局副局長干甚麼？

類似的牛人牛語還有，派警察進京抓記者的原遼寧西豐縣委書記：「對我的抹黑，就是對西豐的抹黑。」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林嘉祥：「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敢跟我斗，你們算個屁！」這些話霸氣十足，透露出權力的傲慢，以及對大眾的蔑視。

內地很多官員，表面上「執政為民」喊得震耳欲聾，但實際上無一例外都是執政為己，他們本質上是一批恃權搶劫的政治惡徒。他們的每一句「牛語」，都進一步刺激本已相當緊繃的官民關係，使老百姓怨聲載道。

太陽報：為求保八 苦了百姓

內地上半年狂掟超過七萬億元人民幣貸款銀彈，經濟果然見起色，第二季增長達百分之七點九，遠高于首季的百分之六點一，「保八」又近一步，相信銀彈攻勢在下半年還是停不了。不過，經濟強勁增長之馀，消費物價及工業品出廠價格跌幅卻不斷擴大，通縮陰霾揮之不去，普羅大眾肯定有另一番滋味。統計局官員坦承，一些企業、一些地區及一些群體，可能還沒感受到經濟回升。

數據清楚顯示，這場「保八」大戰是靠投資打回來的。首季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只是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上半年的增幅擴大至百分之三十三點五，意味著第二季增長接近四成。另一方面，首季百分之六點一的經濟增長中，投資只貢獻兩個百分點，消費貢獻四點三個百分點；在上半年百分之七點一的經濟增長中，投資貢獻高達六點二個百分點，消費貢獻反而降至只有三點八個百分點，外貿更拖低增長二點九個百分點，投資成為唯一的經濟火車頭。

投資火熱，為何通縮卻愈演愈烈？因為新資金主要落在與消費無直接關係的地方，例如鐵路、橋樑、電力等基建項目。此外，有相當部分資金流入樓市及股市，根本不涉及實體經濟層面。基礎設施不能說毫無經濟效益，但需要長時間才會顯現，而且只屬輔助及促進性質，并不保證一定能帶動民間投資，經濟一邊熱、一邊冷便不足為奇。

事實上，消費物價及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下跌，正好反映民間消費及投資不振，購買力沒有隨經濟增長而上升。今年首季的零售消費增長是百分之十五點九，整個上半年的增幅反而只有百分之十五，實際是倒退，這從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降低可以印證。此外，零售消費還包括政府部門的消費，撇除這部分，民眾的消費能力肯定更差。

當然，投資鋪天蓋地而來，只要假以時日，民眾不可能完全不察覺，可惜他們的感受恐怕是負面多于正面。無論是房地產或基建項目，一旦大量動工，必定需要大量原材料，結果把價格推高，將影響各行各業。很多分析員認為內地物價在下半年將會由跌轉升，通脹重臨，并非沒有道理，但必須明白，由成本推動的通脹與消費需求帶動的通脹，完全是兩回事。生產成本上升，要不是由企業硬食，要不就是轉嫁予消費者，這是蠶食而非促進消費，期望由他們接力帶動增長將難上加難。

中央大力催谷經濟，今年要「保八」相信并無太大困難，但基建投資創造的需求，以及樓股暢旺帶來的財富效應，只令一小部分人富起來，普羅大眾則要一起承受資產價格急升與通脹重臨的后果。就算順利捱過今年，明年又如何？當政府的資金用得七七八八，民間消費及投資又無以為繼，如何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內地為求保八，為求比歐美率先擺脫衰退，結果苦了老百姓。

東方日報：保八雖有望　救市失衡手尾長

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增長百分之七點一，主要是雖然一季度只增長百分之六點一，但二季度增長加快至百分之七點九。以此趨勢去判斷，令市場對預測「保八」的情緒提升。毋庸諱言，靠政府「灌水」、「輸血」行動，保八已經不成問題，但這個增長目標不是市場內在營運的結果，而是有形之手所打造的，也就是說中國救市銳意保增長，卻未有致力調整經濟結構，換言之，危機發生前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的模式，并沒有實質的改變。保八這個虛空的榮耀，未給實體經濟更多的裨益，反而由此產生的后遺癥值得擔憂。

保八的動力來自政府銳意推動公共投資項目落實，帶動固定投資急速升溫，上半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平均每月以逾兩個百分點的增速，把投資拉起來，同每次經濟走向過熱的形式相似。同時，以財政補貼或稅收減免，促成工業及房地產「去庫存化」，製造了明顯的內需效應。上述兩方面結合，顯示出刺激經濟的政策效果，可以想像，一旦政策放軟手腳，經濟動力會別有一番景象，經濟增長失速將不可避免。

當然，不是說政府不應打救經濟，而是打救未刻意追求落到調結構實處。龐大的投入除流向大項目，讓中小企業難霑雨露之外，更要命的是催谷起資產市場的虛假繁榮。如果貨幣信貸繼續「寬鬆」下去，資產市場就是一個計時炸彈。從現時的取態看，資產市場已置決策于兩難局面，一方面漲勢已經形成，境內境外的熱錢進一步凝聚；另一方面擔心泡沫爆破、游資驟散的危機增加。這種局面應了俗語所說：請神容易送神難。內地打救一場危機，又為自己製造著另一輪危機，至今還未有可靠的退出策略。

這個后遺癥若發作的話，是另一個非常時期的開始，現時的救市運用了非常的財力，運用了非常的招數，另一場危機降臨的時候，是否還有足夠的財力、可用的招數，是決策者要籌劃的事情。其實，如此史無前例的政策組合及資源投入，是很難一再重演的，換句話說，未能借今次救市之勢理順結構，反而催谷起新的風險，經濟何時才能走出失衡困局呢？

救市政策實施過程，其實押上了決策者的信用，可從兩件事體現出來：一是房地產市場名壓實保；二是ＧＤＰ癥候欲收還縱。次按危機發生后，對危機的戒懼，當局曾力壓房地產，同發展商對峙膠著，民意也力促政府壓房價。殊不料，房價不降反漲，救市倒先解了發展商的圍，事件使民眾失望之馀，也使發展商誤讀政策訊息，認為政府也要買商人的怕，當局前倨后恭。虎頭蛇尾，使政策威嚴大大失分。

金融危機未爆前，內地對經濟調整結構頗有鋪排，很典型的理念轉變，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摒棄追求高增長的思維，轉向追求效益及可持續發展，還名之曰：綠色ＧＤＰ。大舉救市終使ＧＤＰ崇拜癥復發，中央為勢所迫訂下保增長的目標，在地方政府角度的解讀，無疑是追求高增長何來錯之有？中央屈從于追求高增長，就是以身作則的示范，其身不正，日后如何去批評地方的不顧效益，甘冒釀成風險去追求ＧＤＰ？看來要上下一心，重返調整結構的實干之路，日后是愈來愈不容易了。

澳干預中國司法獨立 傳中方集體受賄
重慶晚報    2009-07-16 14:44:33

    據澳媒報道，澳洲礦商力拓已將涉及鐵礦石與鋼鐵行業研究的員工撤離中國，以此舉回應其員工被中國有關方面刑拘一事。報道還稱，其他有關外國機構也準備將雇員撤出中國，直至形勢變得更加明朗。

　　中國外交部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了上述消息。

　　有記者問：澳方媒體報道力拓正在撤回其參與鐵礦石談判的員工，中方是否禁止所有與力拓案有關的人員離境？秦剛回答說：“此案正在由中國有關部門依法審理之中，我不掌握有關細節。”

　　秦剛同時表示，澳大利亞方面針對力拓股份有限公司4名員工被拘案的相關言論，是在干預中國司法獨立。他指出，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依法審理此案。在這期間，有關人員的合法權益將受到保護。“最近，在澳大利亞有一些人就此案吵吵鬧鬧，這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干涉，它改變不了客觀的事實，也左右不了中國的有關部門依法辦案。”他說。

　　傳中方談判組“全軍受賄”

　　15日，有媒體援引大型鋼企匿名高管的說法稱，力拓員工賄賂了參與今年鐵礦石價格談判的所有16家中資鋼鐵廠的管理人士。但這一說法遭到鋼廠的否認。“我們公司就沒有聽說過有高管出事。”一參與談判的鋼企人士說，“至少現在寶鋼、鞍鋼也站出來說明與力拓案件無關了。”

　　今年中方的鐵礦石談判小組，是由中鋼協為首，帶領寶鋼、首鋼、武鋼、山鋼、馬鋼、鞍鋼、沙鋼、華菱、包鋼、太鋼等共16家鋼鐵企業組成。

　　消息稱多家鋼企已妥協

　　15日，多方消息渠道顯示，鐵礦石談判基本已告結束——中國數家大型鋼企已和力拓達成協議，宣布接受其降價33%的條件，其中包括寶鋼、首鋼和鞍鋼這些中國鋼鐵業的執牛耳者。河北鋼鐵集團一位管理人員向記者表示，該集團已同力拓和必和必拓達成協議，將鐵礦石價格較2008年基準價格下調33%。但該人士表示，這只是“臨時價”，對于最終簽訂鐵礦石價格協議，他們仍然等待中鋼協與寶鋼的消息。

　　與上述消息相悖，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在回應力拓“間諜案”時稱，鐵礦石談判仍在進行。中鋼協人士也表示，“只要鋼協沒有對外發布公告，談判就仍在繼續。公布之前的所有傳言都是猜測。”

　　相關分析：價格談判面臨完敗？

　　記者接觸到的部分行業分析師認為，隨著現貨礦價格的升溫，中國想要在這場談判中獲得更低價格希望渺茫——中鋼協此前要求鐵礦石價格應該回到 2007年水平，即降幅要達到40%，并強硬表示，絕對不接受下降33%的先發價格。然而，上述消息卻顯示麾下的中國主要鋼企正在背叛它。這也意味著，中國在全球鐵礦石的談判中可能再次完敗。

　　“再這樣繼續下去，對于以后的鐵礦石談判，中國鋼企的聲音會越來越弱。”中商流通生產力促進中心鋼鐵分析師赫榮亮表示，此前，中國的鐵礦石談判由寶鋼來代表，但每次都無功而返，今年改由中鋼協主導，結果極有可能還是一樣，協會處境非常尷尬。

　　赫榮亮認為，為了掌握鐵礦石談判話語權，中鋼協在今年做了許多功課，如審查鐵礦石進口資質、甚至整治過日照鐵礦石交易中心，但即使如此，依然沒能完成既定目標。“關鍵是中鋼協權力有限、手段缺乏。”赫榮亮分析，其實，中鋼協整頓鐵礦石進口的權力，來自于政府相關部門，其自身能做的很少。

中國的體制外體制：央視透露了驚人的數據
香港亞洲時報    2009-07-16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和政治任命官員自愿減薪5.38%，以體現在經濟低迷期間與市民共渡時艱的意愿和決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去年經濟開始滑坡以來，中國內地某些地區公務員的工資不降反升。更有甚者，政府官員公款消費的現象愈演愈烈(內地稱之為“三公消費”，指的是公車支出、公費出國和公款吃喝這三種公款消費)。

    油價漲了，公車能“戒駕”嗎

　　近年來，越來地多的官品公款出國考察事件被曝光，遭到公眾的譴責，部分原因在于互聯網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但也是因為公眾越來越關注政府資金的走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在央視《新聞1十1》節目中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據：前文所提到的“三公”費用一年高達9000億元人民幣。

　　如果說中央政府沒有花大力氣來制止這股歪風邪氣，顯然有失公允。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過一份通知，禁止用公費變相出國旅游。去年5月到11月，全國制止違規出國(境)團組550多批，近4000人次。今年，因公出國經費預算被壓縮20%。被曝光丑聞所涉及的官員已經被撤職。

　　但正如專家所指出的，當前的懲罰力度對違紀官員來說太輕了。

　　加大懲罰力度也許會收到成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解決辦法。道義上的譴責是必要的，卻不能取代監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改革財政體制。他認為，從理論上說，改革的重點一目了然：財政統一與預算監督。但從實踐上說，這些理念貫徹起來非常困難。

　　首先，中國的財政體制過于復雜，難以管理。它不但包括“預算內”體制和“預算外”體制，還包括一套處理各種亂收費所得的“體制外”體制。

　　顧名思義“體制外”收入并不受地方人大或人民政府的監管。據報道，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官員在一次會議上說，土地出讓收益決不能成為市長的“零花錢”。這番話暗示，政府官員擅自使用土地出讓收益其實已經司空見慣。

　　有數據顯示，土地出讓收益普遍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30%至60%。這是相當大的一筆“零花錢”。根據上述事實可以得出一個更加顯而易見的結論：如果沒有統一的財政體制，就不可能進行有效的監管。

　　眼下，監督地方政府預算是各級人大的職責。但一部分工作認真負責的人大代表發現，預算報告令他們無法理解。

　　雖然聽起來很困難，但中國各級政府必須采取嚴厲措施，確保所有開支的透明度和問責制。要知道，對腐敗的反感和憤怒能夠帶來改革，而財政體制改革將成為讓中國走上正軌的最便宜、最有效的辦法。

基層穩則天下穩  中國江西網　 趙樹凱　

趙樹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穩定”，尤其是基層的穩定，正在成為中國社會越來越突出的問題，筆者認為，社會穩定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新的利益協調機制的確立，而這在根本上依賴于政府體制改革的推行。這將是一項緊迫而復雜，需要勇氣與智慧的變革。

不穩定因素是怎么積蓄的

某種意義上，1993年的四川仁壽事件和2004年的萬州事件可以作為地方群體性事件的兩個階段性標志。仁壽事件是“直接利益沖突者”，農民參加的目的在于抵抗基層政府的繳費負擔；萬州事件則出現了所謂“無直接利益沖突”，即參與者的直接利益并沒有受到侵害。萬州事件凸顯出政府的信任問題，是參與者在以往的經歷中對政府產生的不信任逐漸累積，在事件中被激發出來了。另外，參與者的成分也發生了變化，很多是與事件無關的年輕人，特別是學生。在近期的群體性事件中，這種傾向表現得更為明顯：沖突起因呈現多元化、復雜化；沖突的規模、激烈程度有所提高；參與人數增多，人群成分更加復雜，開始上升到了政治層面，顯示這部分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

對于現階段社會形勢，重要的是關注矛盾的生長點在哪里、不穩定因素是怎么積蓄的、不穩定力量是怎么成長起來的。國外研究發現，烏克蘭、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主力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經濟不景氣，我們也有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失業農民工生活無著落的問題，無論是學生還是農民工，一旦出現導火索就可能產生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知識界的政治要求在提升。一部分知識精英通過維權在搞社會運動，而且從一般意義上的維權，引申出政治上的維權。比如征地補償老是解決不了，他們就開始懷疑政府官員不干好事，怎么辦？辦法之一就是通過競選想辦法影響政府。現在一些律師競選人大代表，有政治要求，還有志愿者、民間組織，不可小看他們在維權、表達民意上的作用，這可能是社會穩定中一個很重要的新的變量。因此，當前社會沖突的機率在增高，矛盾的爆發點也在增多。

矛盾激化時基層干部為何不作為

為什么還會出現這么多問題和矛盾？這并不等于改革的方向有問題。老百姓對改革的基本方向、對執政的目標選擇是認同的，但在大方向之下，執政系統的運行過程出了問題，沒有找到一個好的化解矛盾和利益沖突的機制。美國學者亨廷頓就曾指出，很多國家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因為處理不好各種利益關系，都出了穩定問題，甚至導致了政權更迭。相反，經濟發展相對比較慢，社會變化沒那么快，利益關系相對穩定，社會沖突反而沒有那么多。現在，新勞資關系、新社會群體等各種復雜的情況不斷涌現，執政系統內的一套運行規則卻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利益多元化的同時，利益表達的渠道沒有制度化地建立起來，很多利益關系和社會矛盾沒有處理好，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不斷流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出現失業、生活無著落的群體，就為這種不信任的爆發提供了社會基礎。

現在，在政府外部，民眾的利益訴求和參與意識正逐步成長，政府是為了提供公共服務而存在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但在政府內部，尚未形成正式、有效的公眾參與渠道，政府運作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很多問題看上去發生在小的局部，但它卻是在大的制度環境背景下形成的，比如招商引資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征地問題等等。出事地方的縣委書記、縣長沒有處理好，除了個人能力的原因，也和自上而下以招商引資、GDP增長考核干部的整個做法有很大關系。我跟一些基層干部交談，他們非常清楚哪些事情農民的要求有道理，哪些沒道理；哪些事情干部自己做得對，哪些做得不對，那他們為何在基層矛盾激化時不作為呢？

第一，基層干部身不由己。他們在執政系統中扮演的角色，規定了他們的行為模式。

第二，官員和百姓的利益沖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土地管理、計劃生育、環境保護中的很多問題，是地方官員自己從中牟利造成的。比如計劃生育部門收取社會撫養費，當一個地方計劃生育搞得非常好，一個超生都沒有的時候，他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他就主動去賣二胎指標，解決自己的收入問題。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中，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張、不信任和抱怨。有時上面提了很多要求，下面做不到，農民用上面的要求來衡量地方政府的做法，產生很多矛盾，這種情況若繼續下去，后果會很嚴重。從現在看，農民對中央的信任度高，對地方政府信任度低。從行政體制可以看到，中央和省里給基層的權力太少，基層缺乏自主權；從政治上講，政治民主發育得不夠。條條集權的原因是上面覺得下面靠不住，所以把權力收回來，這些部門和錢歸我管，下面的項目由我審批，你得往我這兒跑。這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反過來問一句：上級職能部門這些人就都靠得住嗎？權力集中在你手里，你自己也有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基層政府“跑部錢進”，也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一個100萬的項目，跑下來已經花了30萬，真正落到項目中就剩下六七十萬，老百姓能不質疑？這種體制造成了不信任：農民對地方政府不信任，下面對上面不信任。這個問題從1990年代后期就開始日益明顯。

要把自上而下的問責轉變為民眾對基層政府問責

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而建立這種機制的途徑就是政府改革。如何處理好上層執政系統和下層基層執政系統的關系，核心是要把現在這種從上而下的壓力式的問責，轉變為基層民眾對基層政府的問責：一是上下之間的問責系統要改革，讓下級政府既能承擔責任，自己也有一定的政治權力；二是同級政府內部的問責系統要改革，不能個人集權太嚴重；三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問責系統要改革，讓老百姓有辦法來管住地方政府、地方官員。有了這樣一套制度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什么事歸中央管，什么事歸地方管；這件事地方做錯了，他就找地方，不會找中央，也不會到北京上訪。換言之，一方面，上面要放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和老百姓的所謂“賦權”結合起來，就是讓老百姓來管地方政府，通過民主、公開、政府法制化，建立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政治問責。

此外，要明確劃定哪些事情是政府的權力，哪些事情不是。現在，有些民事主體之間的矛盾，因為政府卷入，也演化成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政府需要明白，很多事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不要把應該通過司法等其他方式解決的矛盾，納入到政府的職能當中。

在具體措施上，改革首先要推動政府法治化。一是通過法律規范界定各個權力主體的關系，包括基層權力機關、政府和黨等各個組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使之實現良性運轉、有序互動。二是通過法律規范基層政府的管理體制，建立成熟的官僚制政府。三是通過法律完善基層民主的運轉機制，建立成熟的基層民主體制。四是通過有效的政治過程，協調各種社會權力利益關系，并取得社會公眾的共識，以此作為立法的基礎，使得法律規范得到社會的信任和認可。

另一個是要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越南在鄉鎮一級搞“信任投票”，不信任達到一定程度就下臺。現在有些地方正在進行探索，比如農民可以決定村干部和鄉里的包村干部的工資等，這些都是很好的經驗。用政治學的話說，就是通過基層政治民主化，把執政系統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讓公共權力進入“籠子”。現在基層政府是在自上而下的上級職權的“籠子”里，上級能管他，但是看不著它；它的服務對象是民眾，但是民眾不能制約它；能制約它的人，可能又不知道民眾的需求。好的治理體制建立起來以后，利益化解的渠道就會暢通、有效，而且能夠分散化。這個鄉鎮出亂子，亂不到全縣；縣里出亂子，亂不到省里，更亂不到中央。

除此之外，要看到社會各種新生力量、各種影響因素。例如，可以進一步擴大公共輿論空間，或者叫社會公共空間，讓社會力量、公民的聲音更強大。這種強大應該制度化，所有的利益群體都應該有制度化的表達渠道，把話都說出來。而且這種利益表達能夠和執政系統形成積極、良性的回應。

官僚資本主義

中國外匯儲備超過二萬億美元，數字喜人，想深一層，又覺不要太興奮。二萬億美元給十三億人來分，平均每人一千五百多美元，約一萬二千港元；反觀香港，外匯基金一萬五千億港元，平均每人二十一萬多港元。以一個城市對一個國家，七百萬人對十三億人，兩者的差距還是很明顯。

中國過去太窮了，如今有二萬億美元在手，已經可以辦很多事。買入美國債券，雖然是否明智很受質疑，但要維持中美關係，互相滲透，利弊一時說不清。現在中國與美國綁在一起，誰離開誰都會有問題，這樣世界是不是會太平一些呢？天曉得。

中國的錢還要用來大量購買外國的資源，石油、天然氣、礦產都是大宗買賣，有的買產品，有的入股能源公司，作長期打算。中國人口多，經濟發達以后，耗費能源驚人，萬一能源匱缺無法滿足供應，很可能引發危機。

中國的錢還要用來安撫百姓，國家干部工資上漲，醫療、教育再改革都要花大錢，基建工程投資大，資助農民買電器，在在要看錢行事。人民收入增加了，對生活質素的要求也高，人心難以滿足，錢再多也難填欲壑。

中國另一宗大開銷是貪官。近日被判死緩的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一人貪污近二億元。貪官捲逃到外國的資產、在國內窮奢極侈的開銷卻由阿公錢庫里出數。此外，各地豆腐渣工程造成重大經濟及人命損失；鎮壓動亂、擴充武警公安也是金錢大黑洞。

錢多是好事，但錢得來不易，如何公平享用，讓每個公民雨露均霑，那才是大學問。往好處去是社會主義，往壞處去是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在三岔路口，吉兇未卜。（東方日報 黎民觀）

洋人以華制華

力拓間諜桉的內幕愈揭愈多，愈揭愈令人震驚。據說這間澳洲公司非常大手筆，一網打盡，涉嫌賄賂十六間中國大型鋼鐵企業的高層，也就是說，整個中國鋼鐵行業幾乎全被洋人收買了。難怪中國在鐵礦石談判中屢戰屢敗，這麼多經濟漢奸吃里扒外，和洋人里應外合，不敗才怪！

最有趣的是，中方對此桉刻意保持低調，反而澳洲政府沉不住氣，不斷向中方施壓。澳洲總理陸克文甚至語帶恐嚇地警告，全世界都在看著今次事件，中國政府必須妥善處理，否則將會如何如何。皇帝不急太監急，澳洲政府的異常反應，可謂欲蓋彌彰，予人的感覺恰恰是此地無銀三百両。

每一個國家都有經濟間諜，但好像中國那樣幾乎整個鋼鐵行業都被人收買，任人宰割，則聞所未聞，這再次印證了一個事實：中國人喜歡做漢奸。洋人正是深知中國人這種特性，所以他們往往先豢養一批假洋鬼子，然后通過假洋鬼子收買漢奸，這招以華制華萬試萬靈，無往而不利。例如今次間諜桉中被捕的四名力拓員工，無一不是華人，帶頭的那位就是黃皮白心的假洋鬼子。這種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在中國人面前扮曬叉燒，正是阿Q口中「里通外國的人」。

羊毛出在羊身上，外資公司出手闊綽，在中國大量收買經濟漢奸，這些成本最終當然還是由中國人買單。據專家估算，自二○○三年以來，六年間中國鋼企僅因價格上漲就多支出約七千多億元，相當于同期中國鋼鐵企業利潤總和的兩倍多。見微知著，在其他行業尤其是金融業，經濟漢奸為中國人帶來的經濟損失，恐怕更是天文數字。（東方日報 陳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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