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與整黨、加強中央集權維護中央權威相結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　　

從2007年10月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至今已近兩年了，不少基層走了過場，搞了形式，收效甚微。至今一些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和黨員連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什么也不清楚，有些黨支部十來年沒有召開過一次黨員大會（除了發展新黨員的會議）、沒開過一次生活會。甚至個別基層組織負責人在大會上公開要求：不要大談什么與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與我們保持一致就行啦，與我們保持一致就是與中央保持一致！還有的領導在大會上公然一字一板講：誰舉報我，不管你是署名的還是匿名的，我都會知道是誰舉報的，在上級免我之前我有權先免掉你舉報人，也會找黑社會收拾你，不能讓那些舉報人得到便宜！——普通黨員干部聽到這樣的悖論，麻木不仁，明知不對也不反對，也不爭論，也不向黨的上級組織報告（檢舉）——因為三十年的經驗告訴人們：反對、爭論和報告（檢舉）不但無濟于事，自己還會招來被報告（被檢舉）人和基層官僚集團的打擊報復，甚至喪失生命。由于地方官僚主義的阻擾黨的陽光照不到基層，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地方基層得不到有效的貫徹落實，所以一些地方基層就成為“淪陷區”，一些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受官僚和黑惡勢力迫害，在受苦受難。從近一段時間揭露出來的“女服務員鄧玉嬌殺死官員案”、“官員賭博案”、 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浙江麗水“嫖幼案”、“領導干部包二奶包明星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公安干警（公安局長、派出所長）成黑老大案”、“法官枉法斷案”、“貪污受賄案”、“買官賣官案”中就可以看到到端倪。在開展學習貫徹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2009年5月10日，還出現巴東縣招商辦主任鄧貴大一行三人到娛樂場所逼迫女工作人員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比“黃世仁”還壞，不能不令人深思。　　

2009年6月17日又曝出，河南鄭州市須水鎮西崗村原本被劃撥為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上，被開發商建起了12幢聯體別墅和兩幢樓中樓——這明顯違犯有關土地法規。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面對中央廣播電臺記者的采訪向記者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將黨和老百姓的利益對立起來。作為一個受黨培養多年的干部，他不應不知道“黨和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這一基本原則吧？何況又是在“全黨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已有近兩年時間的今天了。如果連這點常識都沒有，就不能不懷疑這個副局長是否是靠金錢或者人情關系混進黨內的，也不能不對黨的基層組織部門選撥干部的公平正義性提出質疑，同時也對這個地方“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質量做了注釋。2009年5月5日，山西省繁峙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反貪局局長穆新成被紀檢部門“雙規”，此事在當地反響強烈。 繁峙縣里眾多的礦老板和涉礦的各級政府官員，多被這位反貪局長“辦”過。該縣有知情人士稱，穆新成財產大概有2億元，凡礦主均需向其“進貢”，或遭到“以辦案為名的‘敲詐’”。一個科級干部竟然濫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斂財2億人民幣，這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膽戰心驚！　　

2009年7月8日浙江在線報道，浙江嘉興麗池莊園內有80多位業主因房屋質量問題欲起訴房產公司，但是他們委托的律師在取證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政府相關部門始終不配合律師取證，嘉興市建設局副局長鄭成良甚至當著眾人的面將反映問題的材料扔出了辦公室。 　　

      群眾有問題向政府部門投訴是對政府的信任，政府本應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接受投訴，依法進行處理。但政府部門卻始終不肯配合業主委托律師的取證。稍有法律知識的人就知道，政府相關部門不配合律師取證，是違反律師法的，嘉興市建設局副局長將反映問題的材料扔出辦公室，更是公然行政不作為、官僚主義唯我獨尊、“我的地盤我說了算”、藐視黨紀國法和群眾利益的表現。 　　

      如果沒有權錢交易，如果官員沒有分得利益，如果普通黨員群眾能有效對他們進行監督，他們就不會置法律和民眾利益于不顧 ，想方設法地護著開發商了。如果政府官員在事實都沒搞清楚的情況下，就將民眾的投訴材料丟在門外，這就有點赤裸裸的官商勾結的味道了。官員如此無恥，實在是國家和人民的悲哀，也是黨的悲哀！　　

種種嚴酷的事實和實踐說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法律法規在一些基層不慣徹不落實不執行已是常態，造成了“我的地盤我說了算”，“縣官不如現管”， “基層領導干部帝王化一般黨員干部奴隸化”，“基層淪陷” 的局面。這不僅丟失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嚴重影響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損害了黨的形象，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　　

由此可見整頓黨的作風，清楚黨內異己分子和腐敗分子，加強中央集權，維護中央權威已刻不容緩。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與整黨、加強中央集權維護中央權威相結合。重點在縣級以下黨的基層組織開展“反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弄虛作假；查處貪污受賄、買官賣官、以權謀私、以權謀色、枉法判案、瀆職失職、黑惡勢力保護傘（簡稱四反七查）”，做到有的放矢。　　

為什么要在縣級以下進行呢？一是從穩定考慮。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內心反對任何涉及對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黨內的腐敗，是他們對腐敗問題從很少遏制，到庇護甚至縱容，結果導致了這一毒瘤在黨的肌體上迅速發展蔓延。反腐倡廉是民心所向，腐敗是不得人心的，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在黨內只占少數，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他們翻不了天”。但也不能低估他們的能量，要防止他們的搗亂和破壞。力爭“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處活動”在穩定有序的環境下進行，避免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彈。二是從歷史考慮。在過去的幾千年中，縣是我國傳統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單位。在建國前的封建社會省是不重要的，省只是中央派出機構，為了治理國家，縣一級的官員能夠和最高統治者直接對話。新中國成立后的干部選拔制度開始是黨內任命、下管兩級，中組部管到省級和地市級，有時還直接對縣級進行管理，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了下管一級。黨的基層官員實質上成了只需要對他上一級的領導負責，不需要對中央負責，這樣，縣這個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單位在政權系統里就被邊緣化了，縣級官員的行為和黨中央的意圖就容易發生沖突，形成了中央對縣級基層政權鞭長莫及的局面。有人在形容歐洲封建制度的時候，有一句話叫“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現在我國典型地表現出這一現象，縣級政權名義上服從中央，事實上與中央政權失去了聯系。如果縣級政權繼續邊緣化，今后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因為我國的縣很大，比很多小國家還要大。它們治理得如何，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對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認同和評價。所以對縣級以下的政權進行有效治理和監督成為當務之急。　　

二、活動的開展要有一套組織嚴密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鄧小平同志說的好,制度好的話,壞人不敢做壞事,制度不好的話,好人也會變壞。所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處’活動”建議做到以下11點：1、中央成立“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活動”領導小組或者辦公室，具體領導全國各地的活動。各省市縣鄉（鎮）應有相應的組織機構，其組成人員由上級委派，負責本地區活動的開展，主要對上級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活動”領導小組負責。2、各省市縣鄉（鎮）應抽調一定數量的黨員干部作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活動”工作隊，經過培訓異地工作。人員數量按每個自然村3人計算。例如，某縣300個自然村，應抽調900人的工作隊。3、異地交叉開展工作。例如，河北省到山東省，山東省到河南省，河南省到山西省等，以此類推，目的是防止人情關系，官官相護，互相包庇。4、要堅定不移的依靠多數黨員和多數群眾，要入戶走訪，召開黨員會、群眾大會廣泛宣傳，設立舉報箱、舉報電話、舉報網站，鼓勵普通黨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違法亂紀的黨員干部進行檢舉揭發。5、發現重大黑惡勢力團伙或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團伙的“黑老大”和保護傘是黨員干部的要及時向上級組織匯報，對混進黨和政府內的黑惡勢力分子，一律開除黨籍依法嚴懲。6、開展活動要與經濟發展和保持社會穩定相結合，不能為開展活動而活動。7、對嚴重違法違紀的黨員干部，要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按照黨紀黨規處理；8、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干部人數一般不超過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一。9、對犯有錯誤但不是十分嚴重的黨員干部要給出路保留工作，給予改過自新機會。10、對包庇違法亂紀，給違法亂紀者通風報信或者把檢舉揭發材料泄露給被檢舉揭發人的，充當“黑老大”保護傘的黨員干部要堅決依法嚴懲。11、收到或接到署名檢舉的工作人員應當向檢舉人出具收到證明，以便日后對不作為者追究責任。　　

這里說一下為什么要堅定不移的依靠多數黨員和多數群眾的問題。地方權力大了，中央又鞭長莫及，就會產生腐敗。怎么辦？這就要求中央權力在下放給地方基層的同時，也同時把監督的權利下放給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沒有普通黨員和群眾的被賦權，地方的腐敗就會變得不可遏制。這些年有很多學者研究表明，中央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遠比地方基層大。坊間常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來到地方就執行歪啦”，也有的說“上邊的水是清的來到下邊就變混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直面老百姓，而老百姓對地方的腐敗有太多的不滿。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使民主監督給地方基層造成有效的壓力，增加地方基層的透明度，使得地方基層對其下轄的人民負責。很顯然，在這個意義上，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實際上是有利于中央權威和集權，有利于中央對地方權力的控制，有利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落實，有利于建立“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　　

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確看到了人民的權力可以是皇帝權力的基礎。在今天更是這樣。如果中央政府要對地方有權力和權威，就應把自己的權力同人民相結合，使人民群眾“代表”中央來“看管”地方權力。也有一些人擔心，群眾權力的增加會導致社會的失序，出現混亂。但這里強調的是群眾的制度化權力，是基于法律制度范圍之內的權力。現在人民群眾名譽上也有監督權，但實質上是基本無效的。例如，農村黑惡勢力霸占村政權欺壓百姓的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農村黑惡勢力和基層政權退化》的調查中談到中國農村的“五霸天”案例：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一批地痞流氓，并將鄉建筑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一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無惡不作無法無天。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后連續五任村支部書記，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于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一方霸主。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里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勞教出來后和黑幫頭子密切聯系，先后當上吳莊村村民組組長村治保主任，然后又入黨當上村支部書記，成為了七里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得勢后巧取豪奪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成為殺人犯。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一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銅礦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他網羅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之徒，成立了一個十三太保黑幫，為其篡權貪污統治礦山保駕護航，并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后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　　

上述受害干部群眾信訪投訴檢舉，地方包庇遮蓋，有的向中央的投訴信轉來轉去轉到了被投訴人手中。有的地方官員和“黑老大”猖狂明確地對申訴人說：“你告到聯合國也沒用，最后還得由地方來解決，中央不可能直接來管你這事兒。”所以出現了“舉報違法犯罪還得行賄”、“堅持原則受打擊，違法亂紀受重用”這樣的世界奇觀。這說明了我們的信訪監督渠道不通暢不科學，沒有真正發揮好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作用。　　

三、要通過“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和四反七查處活動”達到加強中央集權、維護黨中央權威、反腐倡廉、精簡機構、促進社會持續和諧發展穩定黨的執政基礎的目的。建立黨中央直接監督、任命和罷免懲處縣級主要領導的政治體制；建立健康通暢的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對縣鄉村黨組織及其負責人的有效監督機制（黨中央要真正賦予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有效監督縣鄉村干部依法行政的權力，對黨員干部三次以上署名向中央檢舉的，中央要委派異地人員進行查處），力爭使每名普通黨員成為黨的肌體的靈敏“感應器”；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黨員干部管理機制，對不合格的黨員堅決清除出黨內。建立完善巡視員制度，巡視員每年要抽出半年時間“微服私訪”，“解剖麻雀”，黨中央定期聽取巡視員的巡視報告，對巡視員發現的問題及時總結和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充分依靠黨員群眾科學有效的信訪舉報監督處置機制，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國家的每一個角落達到不扎不扣的貫徹落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可持續和諧發展。　　

言不盡意，僅供參考。懇請不因言獲罪，“跨省追捕”

注：本文參考了鄭永年《改革失誤與基層社會的治理危機》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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