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妻離子散不是物業稅開征后的效果

 我想我應該站出來回應一下謝百三教授，關于物業稅的開征，謝教授已經背離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和立場，只為少數多套物業持有人說話；而治學方法又是一種威脅和恫嚇，缺乏理性和科學精神；并用一種對社會生態的假想取代物業稅開征后的效果，實在是非常荒謬的。先不說百十萬家庭是否會因物業稅的開征而“妻離子散”，這種假想的可能性有多大？單就是把農村住宅也拿出來說事，就是對物業稅的無知。

兩年前領教過謝教授的“現在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最大的盛世”的觀點，當時還沒有出現雷人這個詞，但實際上是雷倒了一片網友，當然也包括我。因為我們并沒有感受到，我們生活在五千年最大的盛世，如果我們是生活在五千年最大的盛世，那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簡直成了笑談，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我不知道在一個體制上存在諸多弊端、經濟上存在結構失衡、社會上存在兩極分化、文化上趨向腐朽和沒落，富豪養妓、貪官奸幼，富者越富、窮者恒窮，反應在住宅問題上有的人占有幾十套房，而有的人上無片瓦，我不知道這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盛世？有多少人想看見這樣的盛世？

 當然，這是題外話。我之所以拿出來說，是想告訴謝教授，中國社會對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已經忍無可忍，中國經濟對出口和投資的路徑依賴已經失去了方向，消費不足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最大制約，不解決這些問題，你還談什么盛世，日本失去的十年在中國再現的可能都將存在。中國社會面臨的是必須尋求改變，而物業稅的開征，是這種改變的方式之一。

物業稅開征的主旨和方向是沒有錯的，目前的時機和環境也比較成熟。謝教授糾纏的很多問題，只是操作層面的問題，沒有多少探討的價值，因為物業稅開征的細則出臺后，按慣例是會征求全體納稅人的意見，然后再進行修訂，再出臺執行的。現在最需要討論的，不管站在什么人的立場和角度來說話，中國社會究竟要不要調節社會財富，用物業稅調節社會財富的方法是否符合中國國情。

就用謝教授的不確切數據來說吧，中國有百十萬家庭因此要鬧妻離子散。當然，這百十萬家庭是個不確切的數據，由于謝教授治學態度一向極不嚴謹，咱也只得就事說事。去年底，有關數據表明，中國1000萬以上資產持有人共有30萬，假定每個人都有一個家庭（不排除有人有兩個以上家庭），那么，只有30萬個家庭，這30萬家庭共持有資產14.9萬億，相當于2007年中國GDP的一半，而人口只占0.238%。中國的老百姓曾經哀求過這30萬人，你們先富起來了，做做好事，幫幫大家吧，可是這些人抖起來了，不僅不肯幫忙反而惡語相向：只為富人造房子，窮人去租廉租房，去找政府。窮人沒有辦法，只得來找政府，政府也沒有辦法，只得開征物業稅。當然，這是簡單的邏輯，說得太復雜，怕謝教授整不明白。

那么，我先站在這30萬人的立場上來看待物業稅，會為了每年一點稅收而鬧妻離子散嗎？我告訴謝教授，會有人這么做，不過比例非常少。只要仔細考證這30萬人的發家史，就應該知道，這些人已經完成了從流氓到紳士的過程，他們會包二奶，養小三，甚至小九，沒幾個人會去鬧離婚，物業稅的費用至少比他們養個小三要少得多，怎么可能為了這么一點物業稅而去妻離子散呢？這種假想出來的社會生態明顯不符合實際啊，更不可能是物業稅開征后的效果。再說，這30萬人大多有產業，靠什么賺錢？消費啊，房價降低老百姓負擔減輕，有錢消費了，富人們才能賺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現在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來看待物業稅。這個稅收在開征前，政府正在把涉及房地產開發過程和交易環節的90多種稅費，影響房價30%左右，逐步的清除和梳理，這一點從去年9月15日以來，不僅是普通購房人甚至開發商和樓市炒家都嘗到了甜頭，當然，這些稅費還要進一步減免，土地出讓金要改革，這樣房價將會逐步接近城市居民的購買力，對房價的長期穩定是個利好。對已經持有兩套以上住宅的城市居民來說，如果有用于出租的，那在出租的收益上納稅是很正常的，那么，持有多套顯然應該多納稅。我們的城市居民有近億家庭，又有幾人持有多套物業呢？百十萬人通過納稅這種形式，讓近億家庭少承擔一點公共義務，并將財富通過消費的形式流轉市場，于國于民皆為有利。

 只要政府保持調節社會財富的宗旨不變，物業稅對絕大多數人，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對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有好處的。但是，如果執行不當甚至稅種重征，對多套物業其征稅率過低，而對普通城市居民征收偏高都會引發社會問題。因為，物業稅說到底是對持有大量物業的極少數富人征收的，不能加重平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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