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緯倫

最近發生的鄧玉嬌刺死地方官員已是一樁天下皆知的案子。此案受到多方關注，引來眾多的議論和評論。如鄧玉嬌是否犯罪？鄧玉嬌的行為是否值得鼓勵？鄧玉嬌案刺痛了誰的神經？等等。筆者對鄧玉嬌的單個行為不做價值判斷。但鄧玉嬌案背后揭示了什么？鄧玉嬌案的發生，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映，刺痛了諸多的社會神經，如此鄧玉嬌案就不僅僅是個簡單的個案，它應該是目前社會狀態真實的典型反映。此案的典型，在和諧社會建設如火如荼之時，對其深入分析探討，能看清很多問題，給我們很多重要啟示。

 我們來看看這個事件主要經過，5月10日晚，服務員鄧玉嬌在湖北巴東野三關鎮“夢幻城”水療區包房內洗衣服。當地招商辦主任鄧貴大誤認為鄧玉嬌是水療區服務員，遂要求其提供異性洗浴服務，遭鄧玉嬌拒絕，鄧貴大等對其反映強烈不滿，鄧貴大拿出一疊錢并朝鄧玉嬌頭、肩部扇擊。鄧玉嬌稱有錢她也不提供洗浴服務。接下來是不是鄧貴大等人進行了性侵犯行為沒有統一的報道。但筆者認為，如果鄧貴大等人沒有更加強烈的行為，鄧玉嬌又怎么會拿刀刺他們呢？

從上面案情可以看出，鄧貴大等官員認為，娛樂場所提供特殊服務是應該的，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鄧玉嬌在這種場所做事，就應該提供特殊服務。對于鄧玉嬌拒絕，他們理直氣壯的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消費者權利”的“侵犯”。那么這些官員身為政府工作人員，執法者難道不知道這種要求不但無理，而且違法嗎？要求色情服務，從公民個人來說，這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并違法治安管理條例可能受到處罰。從官員身份來說，這種嫖娼行為首先違反行政人員的紀律，其次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身為政府官員執法著應當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第四條對賣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強制集中進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產勞動，使之改掉惡習。期限為六個月至二年。有道德，國法，監督制裁機構等多方位的監督與制約，為何鄧貴大們還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呢？當遭到鄧玉嬌正常的合理合法拒絕時，他們不但沒有清醒，反而發出更加強烈的行動，試圖強奸。最終釀制苦果，送了一條“狗命”。

色情業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除了臺灣外已經完全被取締，曾被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引以為傲的事。為什么在這短短的幾十年如此猖獗？為何在社會制度內嚴防，法律體系所制約，各種監督主體所監督的色情業在種種打擊種如此泛濫？結合鄧玉嬌事件，來深刻的認識一下。其實問題早已超出了鄧玉嬌案、色情業的范圍，涉及到社會環境與整個制度建設的思路；還涉及到社會的整體思維模式的僵化。還是結合案例，先從案件主要行為人作為入口。

第一，官員隊伍出現腐化分子，官員成為色情業的主要消費者與保護傘。色情業等腐朽文化本是法律、社會主義制度所不容。這些腐朽文化的泛濫讓整個社會風氣每況日下，社會環境彌漫著諸多烏煙瘴氣。結合此案，首先對行為人鄧貴大等進行分析。鄧貴大等人的身份是官員。他們是知法、懂法、執法的官員隊伍；對這些色情業，他們本應該成為堅決打擊與取締的主要力量。事實是他們不但沒有打擊取締，反而成為色情業的主要消費者，有的還成為其保護傘。這充分說明這個隊伍本身出現巨大的問題。我們用階級的分析法來看，這些官員及國企管理者已成為權勢階層。鄧貴大等人是這種特權階層忠實的信徒，他們在權力與金錢腐朽的社會規范信仰中，完全不顧人民公仆身份，喪失了崇高的政治信仰，甚至沒有了最基本的價值判斷的能力。這些曾經的人民公仆，退步如此，成為人民的寄生蟲，成為腐化社會的重要主導力量。　何新　先生在《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及利益集團分析》對這一階層的給于了深刻的剖析，　何　先生認為，從1949——1976年（毛澤東時代），黨的主導政策取向，是對內抑制民間資產階級集團的形成，對外抵御西方資產階級的滲透和入侵。但是，近十年來，這一政治取向發生了轉變。為了發展私營經濟和引入外資，國家對內扶植民間富豪一族的形成，對外則鼓勵和吸引跨國資本的滲入。在這一過程中，干部體制逐步官僚化，衍生一個特殊權力階層，由于權力失去監督和制衡，腐敗嚴重，發生了深刻的政治蛻變和組織蛻變。

第二，制度監督成了部分階層利用的套子游戲。色情業本有嚴格的監管體系，如公安等等部門，還有法律等規范作為后盾。鄧貴大們等官員階層作出鄧玉嬌案行為，完全沒有考量黨紀國法的行為底線。他們受到體制內的管理監督，還有社會眾多的監督力量。但為何都不奏效呢？一些國內的學者專家一直在呼吁，我們的制度監督體系不夠完善。可制度監督體系到什么時候才是完善健全的？從唯物主義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制度永遠是在一個動態矛盾的運動中，永遠不可能有一個終極的完善。其實中國的制度監督體系已經夠繁雜了。有行政制度內部監督，司法監督，政治監督，還有社會監督。這些年來監督機構是不斷的增加，監督部門在不斷增多。如有專門監察監督機構，還要成立反貪局等。還有人建議繼續增加。

實事求是的講，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與制度監督是必須的。但制度總是剛性的，總是有著機械的一面。如司法體系，終究是人來操作運行的。如果掌控司法的人壞了，那么法律制訂的再完善，也是沒用的。再加上法律異化現象，很多立法者是西化的奴性學者，整天喊著三權分立，搬來西方法律教條，套用在中國法律中，誤國誤民。有些司法制度還不顧國家政體，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些在現實社會實踐中更被放大。尤其在市場經濟狂奔的環境下，在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精神內核指導下，人們的價值趨向個人的利益。權利不斷向地方官員手里集中；中國的司法制度，有淪為保護強勢階層，欺壓弱勢人群的工具。所以綜上看，制度監督不斷完善不過是不斷增加的套子，已經被官權與財富階層作為游戲。光靠制度去打擊權勢階層，保障最廣大的人民利益，凈化社會環境也是一場游戲一場夢。

第三，道德被制度邊緣化，人們沒有了道德免疫力。光用制度與法律是不能治理好社會的。管子認為：四維不張，國恒亡。四維就是禮義廉恥。中國的先哲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先哲圣賢提倡教化的力量。在法治與人化之中平衡。人們常說，法律不過是人類的最低道德底線。僅僅從最低的人類社會規則法律制度去規范社會，調整人類是很危險。當這條防線被突破，人將沒有任何制約力量。從另一個層面說制度不是防線，而是工具性，以此作為規范被大力提倡，成為主要制約力量，是沒有核心力量的，因為制度很容易被利用。鄧貴大等人，就是突破的這條底線，而喪失了最起碼的社會價值判斷能力。然而這個社會太迷信于法制化，泛濫法治運作。在目前市場經濟驅動著社會范式，市場經濟又被稱為法治經濟。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立論基礎，市場經濟假設人都是自私的，利益指引成了其主要形式。當一個社會整個沒有一高標準的道德價值指向。社會的整個環境毫無置疑的趨向惡化。色情腐朽文化泛濫就順理成章了。鄧玉嬌案正是由于社會的規范制度底線被突破，鄧貴大等人沒有了制度防線，而道德不在心底存在，把嫖娼認為只是市場經濟下的交易。把這種腐朽的東西認為是理所當然。鄧玉嬌的反抗是人間正義的反彈使然，也是道德力量對鄧貴大等人的一種自然的懲罰。

鄧玉嬌案讓我們認清了，制度被人們高唱的甚至淹沒了道德的存在。人們不斷的強調制度化、法制化、法治化，然而道德被制度邊緣化，整個社會在一個最低底層的社會制度防御體系內，很容易使得整個社會沒有價值防御能力。制度層面本身就是最低層次的監督要求，這個被優勢地位的人利用，如現在的官僚權貴，買辦洋奴，制度監督就完全沒有能擔當社會的正義要求，監督制度成了保護強者的游戲，加劇社會分化，矛盾會不斷激化。還有現在不斷強調的市場經濟理念被放大成整個社會的行為范式，個人主義私有化理論強調泛濫，褪社會主義色彩，使得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一一呈現。畸形的制度監督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給這些以合理的旗號不斷的合理化、合法化。在目前和諧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要體現和諧，建設和諧，除了對過分迷信的制度建設方面不斷加碼，還應該重視整個社會的教化，社會需要有崇高的價值導向，對官員進行為人民服務的教化，對社會強調社會主義的集體價值觀。從一定意義上說，道德是自律，自律如果發揮作用具有最強的有效性。鄧貴大們當時有一定的道德底線，或道德意識，定然不會在制度監督被突破后，強行做出鄧玉嬌案的行為。所以，在這個社會強調制度監督，不要把道德邊緣化。道德如果完全被泯滅，社會就是在機器化的運作，人與人就是格式化的生活。人將在心靈世界崩潰，人將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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