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姍姍而來，“包身工”踽踽而去

——文化與生活的與時俱進并不同步

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新華字典》收入了大量生活中流行的新詞語，比如“雞”，以往的面向中小學生的字典辭書，一般均釋為“一種家禽”，現在則增加了一個義項：“妓女的貶稱”。該字典號稱“富有時代氣息”，自然是與時俱進的，應該高舉雙手贊成。

不過，這難免令人一下子就聯想起到前些時候與之似曾相識而結局相反的另一件事——人們對于新版中學教材抽去《包身工》的議論。“包身工”與“雞” ，都是近些年在神州大地上風起云涌遍地開花的“新事物”，都是“看不見的手”對“資源最佳配置”的產物，也是勞資雙方的“優化組合”的碩果——“對改革做貢獻”的能人“持大股”占有生產要素MBO，弱勢者利用自己的“優勢資源”淘金：男人有勞動力，可以去“打工”、作“包身工”；女的呢有“青春資源”，“素質高”的可以為大款顯宦作“二奶”，到星級賓館“坐臺”，“素質低”的，自然去作“雞”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嘛，只有這樣才能出“效率”！

言之成理，煌煌高論，令人佩服！

雖然如此，不過依然難解困惑：一樣的“人”，為什么兩樣待遇？同時同質，而且都是梅開二度，鮮花重放？

這一文化與生活的與時俱進而不同步的現象，該如何解讀呢？

請試言之。

俱進而不同步，借一句流行的話語，也是一把“雙刃劍”。

 “雞”在權威字典中的出現，是一種身份認證，標志著社會對這一大量既存事物的承認。精英有“讓性產業陽光化”的設計，此亦其形而上之實現也。亦如“三陪”、“二奶”、“保鏢”、“堂會”、“下跪服務”、“擺平”之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嘛。至于“貶稱”云云，倒有點失之用詞不當：“雞”為“貶稱”，難道“小姐”是褒稱、美稱？而且，也顯得顯得缺乏前瞻意識——“性產業陽光化”之后， “充分市場化”了，“雞”自然會先“鳳”起來。

至于“包身工”的遭遇，是生活對既存事物的默認，干了再說，無須拷問，更無須張揚，不必爭論，“跟著感覺走”是了。“主流精英”高論有所謂“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庶幾近之。

以“包身工”為標志，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廠。300元的工資，每天12－16小時的勞動時間，用狼狗保安“保駕護航”的自由，罰跪、熱死、累死、集體燒死、墜樓逃跑等新聞時見報端，4萬余枚斷指再植手術的破天荒記錄——堂堂珠三角發達地區，每個鎮都有可做斷指再接手術的醫院！“據英國《星期日郵報》近期報道，隸屬于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深圳龍華工廠擁有20萬名員工，龍華工廠的員工一般住在可以容納100人的宿舍里面，外來訪客未經允許不得入內；蘋果的旗艦產品iPod主要由女工生產，她們的月收入僅有27英鎊(約合人民幣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5個小時。” 而這些，不光是勞資的優化組合，更是發揮中國勞動資源優勢，“犧牲一代民工”、“再為洋人打工20年”、“褲子換飛機”等發展戰略的必然產物。

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上曾產生過的兩個經典名篇：《包身工》和《日出》，它跨越時空地保留下了中國人民對半殖民地時代的集體記憶。如今，隨著文化精英對歷史顛覆的深化，這一記憶已經變成“黃金十年”的熠熠閃光的溫馨回味了。上海市正在利用外資原汁原味地重塑作為舊日大上海的標志的“百樂門”，且以萬元月薪招聘伴舞美眉。8月21日的《新世紀周刊》文章介紹一位大不列顛老殖民紳士的孫輩重訪百樂門的感受：

“最后一 個音符奏完，英國人派克拉著女舞師左轉一圈，單手托腰將她側摟在懷里，女舞師的金色裙擺在褐色地板劃過半個圓弧，隨之靜止。‘太有意思了，似乎回到祖父的時代！’——送走舞師，派克在玫紅色的沙發上坐下，喝一口嘉仕伯啤酒，有點氣喘地說。”

“黃金十年”的上海，高峰時（1927年）明暗娼的總數達12萬人——用張維迎先生的話說，感謝老板為這么多的女性“打造了飯碗”，而且，他們的高額“花稅”也為GPO作了貢獻。——這之前，民國6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耳對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的比率作了調查，上海為1：137，妓女比例之高，居世界8大都市之首。之后，張愛玲時代據日偽上海市警察局《年報》披露，1942年上海有妓院3900余家。“雞”并非新創，乃是舊日名物的復現。舊上海妓院種類名目，有書寓、長三堂子、么二堂子、寧波堂子、廣東堂子、野雞堂子、外國堂子（最初是西班牙女子居多，后來各國籍人均有，而以白俄居多）、東洋堂子（日本妓院）、咸肉莊（又名韓莊）、咸水妹、新興妓院、私立妓院等。——這一些“上海寶貝”，不知新版詞典可曾收入？

世界不是“民粹主義的烏托邦”，“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古而然。有“鳳凰”，也就有“雞”。那些“低素質”的無以謀生的女性，如《日出》中的“翠喜”和“小東西”之類，攀不上“長三、么二堂子”，只好靠深夜逡巡于四馬路邊拉客，以維持血淚斑斑的生涯。——他們猶如“野雞”，“雞”亦簡稱也。如今之“雞”，或因弱勢貧困而無力自持的一些“川妹子”、“湘妹子”，或如東北“共和國的長子”的子孫們，因為破產改制生活無著貧困無奈而淪落，如《那兒》中之杜月梅，因此，寬厚的大眾對她們很能理解，他們并不鄙視“雞”。有意思的是，由主流媒體“打造”的更新觀念，對陳白露們的價值觀念也作了“顛覆”：“太陽出來了，太陽不是屬于我們的”，露露小姐實在傻冒，她的資質和身份正是最酷的當紅明星，何不安分？實在不可思議！今日的露露們，不正是年輕一代的輝煌青春偶像嗎？

“姍姍而來”也罷，“踽踽而去”也罷，我覺得，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歷史的“記憶”，還是以不忘卻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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