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的社會形態問題。通俗地說,他們總喜歡爭論中國到底屬于哪種“主義”。這真是典型地為意識形態蒙昏了頭腦,中毒太深!如果他們稍微懂得一點現象學的道理,就不會這樣用概念去框現實,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的體制和經濟結構。在這方面,吳思提出中國是“官家主義”的論斷是有見地的。
其實,用“官家主義”這個概念去定義中國的社會形態還是稍顯不妥。因為社會形態是個更為復雜的范疇,而“官家主義”照我看來只適合描述中國的體制。
吳思在《潛規則》里已經用了大量歷史實例詳盡地描述了這種體制。并且他公開暗示,中國現行體制就是這種綿延兩千年之帝國體制的延續。帝國體制!這個表達式可謂切中要害。官家主義就是一種獨特的中國特色的帝國體制——中華帝國體制。
這里我們不能不講到帝國的譜系問題。在近代民族國家出現之前,除去城邦、公社、領主制國家這類國家形式,帝國是主要的并且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起核心作用的國家形式。但是帝國有很多種,有殖民帝國,有商貿帝國,有現代資本帝國。其中中國古代這種帝國體制是比較獨特的。我們知道西方人剛開始環游世界時,認為中國是他們發現的所有文明中最成熟的一個。那時,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文明比西方還要優越。事實上,他們也的確從中國的官僚體制中汲取了有益養分并且運用到了本文明。從理論上也可以說明,中國的這套體制使得它可以將農業生產力發揮到極致,從而遙遙領先于古代世界農業文明的所有其它成員。這一現狀一直持續到另一種更為先進的文明在歐洲崛起為止。
但是,中國帝國體制是古代世界所有帝國中唯一成功的帝國這一事實并不能被作為中國帝國體制的本質規定性。還記得我們上面提到的一個詞嗎?官僚體制!這個表達式很好地補充和完善了“帝國體制”的概念。是的,中國帝國體制區別于其它帝國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官僚帝國體制。官僚性、官家主義是它的本質規定。
這又是什么意思呢?讀過《潛規則》的人當然不會對它感到陌生。即使沒讀過這本書,從當今現實中也可以觀察到大量書中歷史實例的現代翻版。令郎咸平教授憤憤不平的北京二商集團事件您不會沒有耳聞吧?重要的是要了解這樣的事在中國絕不是個案。哪個地方政府不覬覦私人財富,哪個主管部門肯錯過近在眼前的肥肉而不想咬一口?國富民窮正是中國帝國體制的突出特點。應該承認,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環境并不好。
從理論上來說,官僚帝國體制就是意指官職是財富的主要來源的體制。這點和與中國漢代基本同時代、在歐亞大陸另一端與之遙遙相望的羅馬帝國形成鮮明對比。在羅馬帝國,土地是財富的主要來源,統治階級主要靠直接榨取土地。當然,中國財富的根本來源也不能不是農民提供的剩余產品,但是具體剝削形式卻是通過稅收,因而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再分配式帝國。
這導致了很多根本差異。比如羅馬帝國是一個私有財產帝國,它的統治基礎是土地貴族。甚至在缺少這種階級結構的殖民地它還要有意培養這樣的地主階級。而中國雖然形式上也是土地私有制,但是統治者卻極力壓制大地主的發展。從朱元璋開國之初嚴厲打擊江南大地主可見一斑;另外,海瑞、謝瑤環等清官賢相的故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千萬不要幼稚地以為這是老百姓遇到了青天大老爺。這不過是統治者在維護自己的體制,因為他們認識到了威脅自己統治的最根本因素來自于小農制日漸讓位于大地產制。我甚至認為,帝國體制與土地私有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古代史的真正秘密。土地私有可以認為是出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土地私有本身包含有土地兼并的可能和現實趨勢,而穩固的統治又只能建立在小農制的基礎上。所以中國統治者的所有實踐都要圍繞怎樣去解決這一矛盾展開。事實上,我還認為任何帝國的基本問題都是怎樣運用權力和暴力去填平政治組織和經濟要求之間的鴻溝。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為什么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在那么多的方面都恰巧是截然相反的了。羅馬人當官是為了搞地,獲得的官職只是為了投資于土地;中國人剛好相反,肯花幾千幾萬兩銀子捐一個官當,因為他心里明白,在職期間會連本帶利撈回來。
坦率地說,現在的中國政府——不管它表面上的稱謂、口號、理念是什么(一定要知道,這些統統都是表面的、唬人的東西)——正是一個官僚帝國體制下的政府。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最大的問題在于獨裁和專制,似乎獨裁和專制是中國政府區別于它國政府的本質規定。我要說,這種看法是幼稚的,并且也帶有過多的意識形態色彩。獨裁和專制不是問題。不要忘記,德國工業增長最迅猛的時期發生在俾斯麥當政期間,而法國資本主義關系推進最迅速的時期發生在拿破侖掌權期間。體制的差異甚至明顯發生在同為CP國家的中國和前蘇聯之間。毛體制只是蘇聯體制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落后形態的變體。所以,千萬千萬要分清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差異。我是說,只是明白兩者存在差異是遠遠不夠的,要認清是什么差異!因為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很模糊和幼稚。例如極少數人還是堅持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之間的差異。
聰明的讀者肯定已經了然,鄧小平通過復活官僚帝國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小農制而成功復活了被毛時代阻斷的官僚帝國體制。他這樣做有充分的理由。因為蘇聯體制搬到中國這種落后的文化階段上所形成的毛主義的實踐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要恢復經濟看來只有繼續仰賴曾經滋養了歷代帝王的那套土地制度。當然,兩個相隔遙遠的時代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經濟基礎。鄧小平時代的這套官僚帝國體制面臨的全新問題就是要應對已被引入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古典官僚帝國體制末期曾經遇到的外資叩門問題。但這些完全不妨礙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的發揮以及它的生命力的頑強。這種體制能夠繼續生存只不過是證明了一點,那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大業不是沒有完成,而是要從頭開始。
吳思顯然是一個親自由主義的學者,但是我認同他的結論并且欣賞他的見識。我跟他的不同也是跟所有自由主義者的不同在于我對中國未來不抱任何幻想。有些人認為CCP一黨獨裁統治的結束意味著事情將起一個根本上的變化。很遺憾,我不這樣認為,并且我又要重復那句令人生厭的老話了:真幼稚!如果他們能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如果他們能更多地用這種方法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發生史,如果他們能更多地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的運行特點,他們就不會有這種看法了。
最后我只說一句。我認為CCP統治的結束是必然的,而且很快就要到來。盡管它已為CCP的一系列策略主要是“三個代表”所推遲,但是這套體制必然很快松動而到CCP自己所無法控制的地步。他們要承擔自己一手造成的后果。我并不是說他們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不,不是這樣。中國和俄國一樣走的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道路,這與歐美列強的政制發展史迥然不同。事實上正因為此,我對中國前景不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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