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認李志強同志為革命烈士宜慎重而行

據報載消息，2006年8月11日下午4時許，北京海淀城管分隊副隊長李志強同志在執法時被受罰人崔某刺中頸部，經搶救無效，于當天下午6時06分死亡。目前北京市有關方面正在積極申報追認李志強為革命烈士。

對李志強不幸因公殉職，社會反映是惋惜同情的；但對追認其為革命烈士，許多人表示了不理解，甚至反對的聲音也不算小。這是為什么呢？這恐怕是：1、對國家有關政策的理解尚存在很大差異。2、對目前北京城市管理執法的某些形式和具體做法不能認同。3、對案件來龍去脈的認識和當事人的行為還有不少爭議。由于追認革命烈士是一件非常嚴肅莊重的大事，它涉及到對以往革命烈士的尊重和沒有追認為革命烈士的大量見義勇為者和因公犧牲者功績的評價，也關系著將來的同類相關事宜的處理。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講，政府有關部門對追認李志強為革命烈士一事宜慎重而行，應該傾聽多方面的意見，深入調查研究，分清是非罪錯，讓壞事轉化成好事，以促進新時期烈士評定工作和城市管理執法工作的規范化、法制化、現代化、文明化、科學化。

目前國家追認烈士的法規，主要是依據國務院關于發布《革命烈士褒揚條例》的通知 ---國發(1980)152號 1980年6月4日 ，還有民政部關于貫徹執行《革命烈士褒揚條例》若干具體問題的解釋 。關于革命烈士批準事項，條例是這樣規定的，第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批準為革命烈士：

(一)對敵作戰犧牲或對敵作戰負傷后因傷死亡的；

(二)對敵作戰致成殘廢后不久因傷口復發死亡的；

(三)在作戰前線提任向導、修建工事、救護傷員、執行運輸等戰勤任務犧牲，或者在戰區守衛重點目標犧牲的；

(四)因執行革命任務遭敵人殺害，或者被敵人俘虜、逮捕后堅貞不屈遭敵人殺害或受折磨致死的；

(五)為保衛或搶救人民生命、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壯烈犧牲的。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三條規定以外的犧牲人員，如果事跡特別突出，足為后人楷模的，也可以批準為革命烈士。

憑心而論，就這些規定而言，李志強似乎還不能評為革命烈士。因為革命烈士之所以能夠成為烈士，關鍵在必須參與與戰時革命性質明顯有關的事業工作，必須參與與國家既定的敵方進行的斗爭或戰爭，在和平時期，必須有事跡特別突出、足為楷模、見義勇為、英勇壯烈的行為。這些條件，李案顯然不存在。

首先，李志強參與的不是戰時革命性質明顯的工作。革命這個范疇是不能隨便應用的，它的嚴格含義是表示一種符合人類進步發展方向的大規模的具有階級斗爭性質的社會變革運動。孫中山是這樣說的：“‘革命’兩字出于《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意義甚佳，吾黨以后即稱為‘革命黨’可也。”此后，“革命”一詞成了一個極其深刻的政治術語，被人們廣泛運用至今。 按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實踐分析，目前我國革命烈士中的“革命”只是指直接參與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但李參與的城市執法管理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行政公務，不具備明顯的社會主義革命性質，更不是戰時工作。第二，李不是為保衛或搶救人民生命、國家和集體財產壯烈犧牲的，事跡也不特別突出，尚不足成為人民公認的楷模。

據媒體報道，疑犯崔某是20多歲的無照小販，是一個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自謀生路、操勞困頓的小青年，居所不足4平方，生活狀況估計較差，這樣的人一般不會是社會主義國家既定的敵人吧？所以李和崔的矛盾充其量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李的死亡是這種矛盾激化的結果。因此，如果定李為革命烈士就有些不倫不類，而且也曲解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神圣意義，對那些為勞動人民翻身解放謀幸福而壯麗獻身的革命先烈也不啻是一種嘲弄！

任何風浪起于青萍之末。李崔矛盾的激化，可能與北京城管執法中的某些野蠻粗暴簡單的不文明行為有關。8月12日下午，北京城管執法局副局長王連峰在新聞發布會上稱，近年來，阻礙、妨礙執法或暴力抗法事件時有發生，僅今年就已有76起暴力抗法事件，有89名城管人員受傷。人們不能說這些情況都是由野蠻執法引起的，中間也不排除少數違法者故意藐視法規的肆意妄為，但至少可以這樣問，為什么這類阻法抗法行為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呢？為什么一些平時老實巴交膽小怕事的個體商販面對有組織有權力的強大城管機器也敢來個兔子咬人呢？他們難道就沒有家庭孩子和今后的活路打算嗎？我們已經看到城管隊之間因誤會而起的斗毆鬧劇，也已經看過媒體多次曝光的執法者向被管者施暴的新聞；貴州某縣為狂犬病3人死亡就不分青紅皂白濫殺5萬條狗，安徽某市為市容整潔就全面禁止攤販經營；追逼無證摩托致人撞死，抓罰小廣告追得孩子在飛快的汽車中滿街亂跑……。就是筆者也親眼看見過賣點小農品的老大娘被城管踢得雞飛蛋打的場景。在這樣愈演愈烈的野蠻暴力執法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當然會激化，所以出現李崔慘案也就不奇怪了！

據報道說，崔某曾經常被城管處理，在月內，剛剛攢錢買的做買賣的三輪車已經被城管沒收，這次又要沒收賣烤腸的三輪車。請看新京報對現場的描述：“李志強上前對該男子進行處罰，雙方發生口角。男子抄出一把10多厘米、兩邊帶齒的尖刀，情緒激動，朝城管隊員揮舞。10分鐘后，該男子被城管隊員控制……”這里，沒有說明李是怎樣處罰崔的，也沒有口角內容，更沒有說清為什么要用10分鐘才控制住崔，是怎樣控制的。顯然這是有模糊之處的，如，李的處罰文明否？崔的爭辯有理否？幾個隊員控制崔時毆打否？

當這些問題沒有完全徹底的調查清楚之前，有關領導就如此急忙要追認李為革命烈士，是不是也太草率了？因為，假如城管一個月里就兩次罰沒弱者賴以營生的最起碼的工具，剝奪其生存條件，假如李處罰時使用了粗暴野蠻的不尊重公民憲法權利的語言動作，假如控制時對崔有暴力毆擊行為，那么從黨紀國法行規上說，李與有關城管隊員也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

近年來，黨中央已經多次提出過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題。事物發展的客觀矛盾規律告訴人們，和諧是社會中各個階層各個方面在一定條件下相對平衡協調的狀態，要達到這樣的狀態，處于強勢、主導、決定、管理的階層或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必須主動進入協調態勢。最近有媒體發表了一些發達國家向城市無家可歸者發放帳篷安排住宿的新聞圖片，雖然這些措施對解決城市困難階層的生活也許只是杯水車薪，但至少說明，社會愈發達，政府就愈應該擔負起主動向弱勢群體平衡協調的重大責職，而文明執法、人道執法是城市管理者實施社會平衡協調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因此，城管不文明的野蠻粗暴執法，是城市管理者的重大失職，也暴露了執法者的無能無奈！

從這個意義上說， 因公殉職的李志強和激憤失控故意傷人犯罪的崔某，是不是也都是不科學不人道不文明的粗蠻執法的犧牲品呢？！（新馬2006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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