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周麗娜/北京報道

　　在出現權益受損后，無組織狀態下的農民工在尋求權益救濟方面極為脆弱，在無可勝算的境遇下，缺少社會資源的他們往往會選擇群體行動

　　楊志豪的手只剩下一個大拇指和三分之二小指，中指原位上移植了一個腳趾，幫助他吃飯寫字。

　　這位湖南打工者的手的其它部分，是被機器“吃”掉的。楊志豪的工作是在浙江省永康市一家個體金屬餐具廠破舊的車床前用手遞送加工件。2004年3月29日，突然啟動的沖床使他身、手異處。

　　雇主應忠獻多次拖欠醫療費之后，提出以2000元私了，這與楊志豪要求3萬元賠償回家開店維持生計的愿望相差太遠，多次協商未果。

　　老板的惡劣態度、成為殘疾人的心理重創和當地勞動社會保障部門的推推閃閃使楊志豪和老鄉們感到異常絕望。“把老板干掉”的想法在他的心里浮現了幾十次。有的老鄉也說：“這個老板太狠了，一炮炸掉算了”，還幫他出主意到哪里去找炸藥。

　　但是，同在永康打工的堂妹勸阻了楊志豪。后來從一些維權組織和人士得到的精神支持也使楊志豪感到自己不能做違法的事。隨后，楊志豪靠向在當地打工的親戚、老鄉借錢聘請了律師，走上法律維權之路。

　　楊志豪從隨身攜帶的包里拿出兩個大的牛皮紙信封，一個信封里裝著上訴材料，另一個信封里裝著三本書：《工傷保險條例》釋疑、《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法規自助》和《民事訴訟法關聯法規精選》。他告訴記者，這是出了事之后，自己去書店買的。

　　經歷了協商、投訴、起訴、上訴甚至是判決的種種程序后，楊志豪仍沒有拿到滿意的賠償；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已向親友借款三萬余元。

　　“每走一步都特別難，”楊志豪一字一頓地說。

　　防止農民工維權出現偏差

　　楊志豪在要求工傷賠償的全過程中主要靠的是老鄉，他從來沒有想過找工會。他說：“我知道工會，國家應該有一個，但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介紹說，深圳的很多工業區都有一些松散的網絡為農民工提供社會支持。在這樣的網絡里，一般由幾個出來打工早、有威望的老鄉擔任傳遞信息、動員力量的角色。他們在網絡成員遇到困難時會跟老板交涉，最普遍的是討要工錢和索取工傷賠償。

　　“事實上每一次大的群體事件后面都是這些網絡在起作用。”

　　劉開明舉例說，深圳的出租車司機中百分之八十來自湖南攸縣，而這七八千人幾乎都是幫帶介紹過來的，又都集中住在幾個社區，因此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和生活網絡。

　　2005年石油漲價，深圳數千名司機提出減少出租車“份錢”的要求，在和政府協商不成之后，攸縣籍和人數不多的東北籍出租車司機聯合停運，總數不超過一千人的廣東籍司機雖然想出車，后來也被卷入。

　　1994年，零點調查公司曾對京滬1200名農民工進行抽樣調查，平均十個調查對象中就有一個報告在其居住地或工作所在地存在著各種流動人口自發組織，這些組織中有三分之一多是個體戶或做相同生意者之間的互助、協調組織，超過三分之一是同鄉組織。

　　那么，12年后的今天，數據又是多少呢？當記者打電話向民政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部門進行咨詢的時候，工作人員告知，根據有關規定，任何和老鄉有關的團體一律不許登記，因此無法得知全國究竟存在多少同鄉會。

　　“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在正式制度里很難找到支持，只有依靠老鄉關系。除了農民工外，拾荒者等也都有自己的團體，而且都是以老鄉為主體。”劉開明說。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譚深認為，對于農民工而言，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走法律程序往往成本太高，難以承擔，而非政府組織和別的社會團體提供的幫助又很不穩定。因此，在正式途徑難以走通，維權需求無法滿足的情況下，就會有替代性的渠道出現。

　　“要防止農民工維權出現偏差，必須加強制度解決問題的能力。”譚深對《望東方周刊》記者說。

　　“工會要聯合政府多做事情”

　　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統計，2005年，全國礦山和建筑業發生的傷亡事故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四分之三以上。在加工制造業中，農民工的工傷和職業危害也相當嚴重，斷指斷手和職業中毒事件屢屢發生。

　　國務院研究室近日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表明，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農民工人數不到一半。

　　在出現權益受損后，無組織狀態下的農民工在尋求權益救濟方面極為脆弱，缺少社會資源的他們往往會選擇群體行動。

　　據北京建設部門的官方網站披露，北京城建系統去年

　　1 至 10 月共發生群體訪134 起，其中農民工群體討要工資事件占 52

　　起，占群體訪總數的 31 %。2005年11月 12

　　日，河南包工頭陳某從天津市雇一輛面包車，拉了 35

　　名農民工，帶著鋪蓋到建工六建討要工資；豐臺一開發區農民工到某建筑單位討要工資時，把單位的三個門鎖了起來，單位人員無法進出。

　　該網站透露說，被稱為北京CBD的朝陽區2005年1到11月農民工聚集事件多達

　　160 余起，涉及7850 余人次，其中情緒較為激動的達 2600

　　余人次。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兩年來，在部分地區和行業，職工隊伍中不穩定的因素在增加。各地職工群體性事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總體呈現出以下特點：參與人數增多，規模擴大；行為過激，對抗性加強，處理難度加大；事件的重發率高，擇機性強；職工群體性事件的內容具有趨同性；地區和行業性特點突出，困難職工群體是事件的主體；組織傾向明顯，一些地方出現非法組織。”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應當注意進城務工人員為了維護切身利益成立的“同鄉會”等組織，主動聯絡，將其納入主流渠道。

　　“更為重要的是,工會要聯合政府多做事情，尤其是在勞動市場結構調整上下功夫，用實際行動來證明其真正能夠起到維護農民工切身利益的作用,從而達到吸引和組織進城務工人員加入和成立工會的預期目標。”黨國英對《望東方周刊》記者說。

　　“我們不變是不行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中國惟一的工會組織，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全總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工會在這方面投入了很多力量，我們不主張也不贊成別的自發組織介入工人維權。為了適應維權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從組織體制、運行機制到干部素質已經開始全方位地變了。形勢在變，社會進入轉型期，我們不變是不行的，所以維權的任務和內容都要跟進。”

　　全國總工會宣傳教育部巡視員、副部長盛明富向《望東方周刊》記者表示。

　　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紀檢組組長張鳴起補充道：“工人的維權還是要依靠工會。農民工維權，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加快工會組建的力度，把農民工納入工會組織當中，由工會來為他們維權。根據國家法律，中國建一個統一的工會，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不再建立其他的工會組織。”

　　在2003年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開幕式的報告中,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王兆國首次談到“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以及將進城務工人員組織到工會中來的問題。此后，各地紛紛建立農民工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今年6月1日正式發布的“2005年中國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藍皮書”顯示，截至2005年9月底，全國基層單位中有2100萬農民工加入工會，占工會會員總數13.8%。

　　雖然已經有相當部分農民工被組織到工會中來，但大量農業人口進入產業大軍的隊伍，從自然狀態下的勞動者轉移為工薪勞動者，工會自身還難以適應社會轉型的要求，組織協作、組織體系還不能達到覆蓋總量達兩億左右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的要求。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系主任佟新認為，工會為農民工維權是一件好事，還應該多去了解農民工的需求，在維權的方式方法上多加考慮。

　　“在涉及農民工維權的問題上，工會的聲音應該更大一點，態度要堅決，把政策堅決落實到底。”

　　許曉軍表示，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時代，政府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時都應該聽聽工會的聲音。

　　他以《勞動合同法》修訂爭議為例，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勞動成本不能提高，因為這會降低國際競爭力，應該保持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維護農民工權益的調子不能唱得過高。

　　“但站在勞動者一方來說，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這樣的低成本競爭會破壞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超時勞動、過低工資、沒有社會保障、強度過大的體力勞動、各種職業病、對勞動力資源進行破壞性開發，最終將使低成本勞動難以為繼。”他說。

　　在談到新時期工會的改革方向時，他說：“用社會化的手段為企業職工維權，加大外部力量對企業內部的監督，這也是目前工會做得比較好的方面。”

　　盛明富也坦言：“農民工加入工會客觀上要求原來工會的基層組織體制及運行機制必須轉變，工作體制和工作方式必須創新。不創新就適應不了農民工流動性很大這種特點。”-

　　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統計，2005年，全國礦山和建筑業發生的傷亡事故中農民工死亡人數占四分之三以上。在加工制造業中，農民工的工傷和職業危害也相當嚴重，斷指斷手和職業中毒事件屢屢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