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199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與80年前大蕭條前的美國經齊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經濟正在進入高風險運行期支持經濟增長的三大長期因素正在發生變化，經濟波動必不可免，貨幣信用擴張及“高增長病”，等等，因此，控制及化解風險應該成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旨。 一、蕭條前的美國經濟與當前中國經濟的比較 所謂大蕭條前的美國經濟，是指大蕭條爆發前10年間一戰結束后1919到1929年10月的美國經濟。80年后的今天，再回顧一下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發生在80年前的美國經濟，與1998年以來至今的中國經濟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 1、都經歷了一次經濟衰退 先看美國。1917年4月美國正式作為協約國一方參戰，美國經濟進入戰時管制時期，成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全面掌管美國經濟。在大量政府支出的刺激下，美國經濟增長速度迅速由戰前的3%左右，上升到18%左右。隨著一戰的結束，美國進入了為時2年（1920～1921）的經濟衰退期。其主要原因為： （l）戰時政府開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驟然減弱； （2）國外需求（出口）大幅度下降； （3）戰時政府發行的債券貶值，引起金融體系危機，并導致通貨緊縮。 美國經濟這次衰退的表現為： （l）經濟增長大幅下降。經濟增長速度由高峰時期的18%，下降到-8%； （2）大量銀行破產。1920年和1921年破產的銀行達到661家； （3）物價水平急劇下降。據當時的勞動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21年批發價格指數下降了46%； （4）失業率上升。大量的從一戰戰場上退伍回國的美國軍人，找不到工作，失業率大幅上升。 再看中國。1998年中國經濟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出現了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其表現為： （l）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增長率由1996年的9.6%，降到1999年的7.1%； （2）物價水平持續下降。1998年主要物價指數均出現負增長； （3）大量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失業率上升。 2、政府都采取了刺激經濟的政策 先看美國。美聯儲為了應對這次經濟危機，一改長期以來自由資本主義政府奉行的清償主義原則，采取了以下一系列刺激經濟的干預主義的宏觀調控措施，實行了沒有凱恩斯理論的凱恩斯政策。 （l）建立了公開市場運作機制。1923年，成立了本杰明斯特朗領導下的公開市場投資委員會（OMIC），這標志著美國公開市場操作正式運作； （2）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大量回購政府債券，增加貨幣供給，降低貼息率； （3）采取低再貼現率政策，使再貼現率長期保持在市場利率之下。除了以上擴張性貨幣政策之外，美國政府還推行了一些干預市場的政策，如以道義勸說的方式，干預勞動力市場，控制工資率下降和失業率上升，扶持農業，實施農業信貸和農產品價格補貼政策等。 再看中國。中國政府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的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有： （l）增發國債，增加政府支出。自1998到2002年，中國政府連續幾年每年增發了規模在1000億元以上的長期國債，累計增發規模達6600億元，直接帶動投資在32000億元以上。 （2）放松銀根，包括下調利率和準備金率，放寬貸款政策等。 3、復蘇后都經歷了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期 先看美國。1921到1929年是大蕭條前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確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在這個階段： （l）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雖然經濟增長率也存在著波動，但沒有出現過嚴重的經濟衰退。據估計，1921～1929年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為4.4%，是美國經濟發展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 （2）價格基本穩定。1921到1929年間，美國的價格波動較小，變動率基本上是在5%之內。 再看中國。自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強勁增長的勢頭，其特征是： （l）高增長。增長速度在9%以上； （2）物價總水平的變動率低。 4、都在不同程度上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 根據羅斯托的觀點，大眾消費階段的主要表現為大眾消費的潮流從基本食物、穿衣、住房的消費轉向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美國正是在這一時期進入了大眾消費階段，其主要表現： （l）汽車開始進入普通人的家庭，汽車消費迅速普及。1920年美國3個家庭擁有1輛車，1929年基本上實現了1個家庭1輛車； （2）房地產業出現空前的繁榮。汽車消費的普及帶動了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到了1925年達到了頂峰。一直到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的房地產業才恢復到1925年的水平； （3）電氣化時代到來，家用電器開始普及。電力革命促使如電冰箱、電扇、洗衣機、烤箱、收音機等家用電器進入美國家庭。 再看中國。1990年代中國完成了以家電等耐用消費品為主導的“消費革命”，進入新一輪的“消費革命”階段，即所謂的大眾高消費階段。由于中國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大眾高消費階段主要發生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和沿海地區。但是，有一點是十分明顯的，即中國社會的消費主流已經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轉向改善住房、汽車、計算機、通信等高級消費品的消費。 5、都進入了資本密集化生產方式的階段 先看美國。始于19世紀末的第二次技術革命，推動了美國經濟結構迅速向資本密集化和規模經營的方向轉變。曾經是美國經濟支柱的農業、棉紡織業、木材加工業，迅速為機械制造、鋼鐵、汽車等重工業所代替。美國經濟的資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這一過程雖然是在一次大戰前已經基本完成，但在1920～1929年電力使用的普及，以及隨著以自動化的生產流水線為標志的福特生產方式在各制造業的普遍采用，使資本密集化的過程進一步加深。 再看中國。中國目前正處在國民經濟的重型化階段，資本品的生產即重工業的生產大大地快于消費品的生產即輕工業生產。自2000年以來，中國重工業生產速度持續高于輕工業生產3～5個百分點，重工業在工業中比重由1998年的50.7%，上升到2004年的66.5%。經濟的資本密集化程度大大提高。 6、都經歷了資產泡沫 在美國，1925年前主要是土地泡沫，1925年后主要是股市泡沫。土地泡沫開始于佛羅里達的土地投機。1920年佛羅里達出現了土地熱，其后土地熱不斷升溫，到了1926年，佛羅里達遭受嚴重的颶風襲擊，使土地泡沫破裂。股市熱持續的時間更長。從1921年開始，美國股市進入了大牛市，股價一路上揚。1925年以后，美國的股價增長進一步加速，到了1929年9月，股價達到了最高點，不到4年時間，S&P綜合指數上漲了3倍。 再看中國。應該說中國的資產泡沫化程度不如當時的美國，但資產泡沫化的現象同樣存在，只是發生的時序相反。2002年以前主要是股市泡沫，2002以后在部分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房地產泡沫。 7、都存在看內外不均衡的問題 戰后，英國進入了一個長期衰退期，經濟增長下降，失業人數大增，英鎊大幅貶值，外債激增。這種情況下，大量黃金流入美國。當時英國是黃金的儲備大國，英鎊仍然是國際通用貨幣。這時的美國尚不想以美元取代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國為了支持英鎊，抑制黃金流入，不得不增加貨幣供給，降低美元利率。 雖然原因不同，當前中國經濟也出現了當年美國類似問題。由于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的增長，以及一些國際游資到中國尋找投機機會，大量美元流入國內，央行被動投放人民幣。同時，央行也不得采取低利率政策，擔心進一步刺激境外游資流入中國，將會沖擊中國的金融市場。 問題是未來幾年內中國經濟會不會重復80年前美國經濟所經歷的大蕭條的故事。 二、中國經濟正在進入高風險運行期 初步判斷，未來幾年內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進入較大幅度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1、變化中的三大長期因素 應該看到目前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長期因素正在發生變化 （l）低成本的勞動力因素。 隨著國民經濟的資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十分明顯。低成本勞動力的優勢正在逐步弱化。同時，勞動力市場價格趨于上升。近兩年在局部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就反映了這種情況。另外，目前國家積極推行的社會福利政策如勞動保障制度，也會提升勞動力的實際價格。 （2）制度變遷或體制轉軌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在遞減。 經過了2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市場經濟運行的體制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形成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制度的運行基礎。這是一個自然成長的發育成熟的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今后可能很難再有由于體制性約束的放松，而突然爆發出來的對經濟增長刺激的勢能。 （3）高儲蓄。 儲蓄傾向高是中國人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其他東亞國家，如日本、新加坡也曾經出現過這種類似現象。中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高達46%，日本人儲蓄率最高的也不到40%。2004年，中國人的平均邊際儲蓄率高達80%。高儲蓄結果支持高投資，高投資帶動高增長。應該說，高儲蓄目前仍然是支持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儲蓄傾向的代際變化十分明顯。有學者研究日本、臺灣都經歷由于收入主體的代際變化，而產生的儲蓄傾向大幅度地降低。有專家預測，2010年以后，中國將進入老齡社會，老齡人口理性行為是負儲蓄或零儲蓄。因此，隨著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進程的加速，未來10年內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很可能將從目前的高位急速掉下來。 2、生產方式變化使經濟波動不可避免 前面講過，目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著資本密集化嘆者說是資本深化的過程。資本密集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好處十分明顯，但是，其結果是資本結構更加復雜，由最終投入到最終銷售的生產過程更加延長（現代化經濟特點就是“用商品生產商品”）。也就是說生產過程更加“迂回”了，即所謂的“迂回生產”，更加間接了，更加跨期了，當前的生產決定于未來的消費。這樣就使得經濟波動將成為中國經濟的一種常態特征，是必不可免的。其原因有： 第一，由于資本結構的復雜化和生產過程的延長化，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系異常復雜。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供給與需求平衡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即使市場信號沒有由于人為的干預而失真，供給與需求的不平衡狀況會是一種常態特征。這是因為當前的市場信號也不可能完全反映未來的市場供求關系。期貨市場只能起到一定的平抑和調節當前供需與未來供需的作用。 第二，企業家的有限理性，也決定了經濟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無論企業家有多么精明，也不可能預知未來，存在著哈耶克所說的“不可救藥的無知’。企業家的失算，特別是“集體失算”，也使經濟波動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第三，目前中國要素市場的價格信號扭曲的現象還比較嚴重。主要是資金市場和土地市場的發育不完善，利率、地價不能真正反映其供求狀況，這就更增加了經濟波動的可能性。 問題是我們如何對待不可避免的經濟波動。首先，要承認和適應經濟波動。經濟波動與現代市場經濟與生俱來。要想搞市場經濟就要接受或者說要承受經濟波動。其次，要看到經濟波動的正面作用。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優勝劣汰”，而“優勝劣汰”作用只能在經濟波動中才能充分發揮出來。這就是經濟波動自動清除機制。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是經濟波動（Fluctuation）演變成為經濟周期（cycle），不能接受繁榮后的蕭條，不能接受80年前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在什么條件下，經濟波動就會演變成為經濟周期，按照米塞斯--哈耶克商業周期理論就是，當出現了信用擴張過度的情況，經濟波動就會演變成為經濟周期。 3、貨幣信用擴張因素 當前中國政策界、學術界普遍都接受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現代貨幣主義的說法，即通貨膨脹即信用膨脹，等于普遍的物價上漲，通貨緊縮即信用緊縮，等于普遍的物價下降。但是，近年來美國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提出，貨幣信用擴張與收縮不一定反映在物價水平上，特別是消費品價格上，如CPI、RPI。因為貨幣信用擴張還可以表現為： 第一，資產價格的上漲。如股市、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80年前的美國經濟就是如此。當今的中國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這種情況，目前主要是表現在房地產市場上。 第二，使社會資源更多地流入資本品生產部門（重工業）。因為資金更加廉價了，但是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不一定能夠傳遞到最終消費品上，有可能發生消費品價格與資本品價格倒掛的情況。近兩年中國的資本品價格上漲很快，2003年平均上漲了2.2%，2004年平均上漲了5.6%，而同期商品零售價格增長幅度很小，2003年還是下降的，2004年只上漲了1.3個百分點。 第三，要考慮“囤積貨幣”。在貨幣作為交易手段的情況下，貨幣與價格的確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但是貨幣不僅是交易手段。在中國目前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發育不成熟的情況下，貨幣還是個人財富的存在形式。如果貨幣流出銀行系統，成為人們的手持現金，就不會影響物價，如果囤積的貨幣存在銀行，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還會進一步放大信用擴張程度，貨幣在銀行系統自我循環。 總之，判斷目前中國經濟是否出現通貨膨脹抑或通貨緊縮，不能只看CPI，還要看貨幣量。具體地說是實際貨幣余額（實際貨幣余額是扣除了價格因素的貨幣）。如果實際貨幣余額增長長時期地超過了實際經濟增長，就要十分警惕了，說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信用擴張。 以此標準判斷，中國目前是否存在著信用膨脹的情況？長期以來，中國的實際貨幣余額持續大幅度地超過實際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的幅度在3%～10%之間，M2比GDP超過了1：18。這一比值可能是世界各經濟大國中最高的了。如果單從這一指標看，目前中國經濟中確實存在著信用膨脹。由于目前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過程尚未完成（如征地實際上就是一種貨幣化的過程），部分貨幣存量被這一因素所抵消，但即使如此實際貨幣余額存量也是太大了。特別是其中一部分貨幣存量實際上是用于稀釋銀行系統的呆壞賬。中國的金融系統存在著系統風險。 4、中國經濟“患了高增長病”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從1978到2004年27年間，只有3年經濟增長速度低于7%，平均增長速度在9%以上。這里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未來10到20年中國經濟是否還能繼續保持這樣的高增長。日本保持9%的高增長只有19年（1955～1973），在當時已經算奇跡了。以后10年的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最高只有6.1%。美國經濟自南北戰爭后到大蕭條前的平均增長速度不到5%。這一階段美國完成了“超英”轉折，取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無論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看，還是根據康德拉耶夫長波理論，未來10到20年中國經濟還繼續保持8%～9%的高增長可能性是不大的。 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能否承受中速增長，也就是說年均增長率在4%～7%之間。如果中國經濟不能承受中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速度低于8%，方方面面的問題就暴露出來，矛盾就尖銳化了，政府就不得不再用盡各種辦法刺激經濟，這樣中國經濟實際上就是患了“高增長病”。大繁榮后就是大蕭條，經濟波動就會演化為經濟周期。 三、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經過了25年的高速增長，目前已經到了高風險期，控制風險和及時化解風險，應該成為中國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旨。 第一，逐步降低對經濟增長速度目標的控制底線，要允許經濟增長有一定程度的下滑。第一步將經濟增長的“靶向”目標下調到7%，最終下調到5%。要讓中國的企業及金融系統逐漸適應中速增長。同時，通過下調經濟增長的“靶向”目標，使中國經濟系統中各種結構性的矛盾逐步得到釋放，避免出現在高經濟增長的掩蓋下，使各種結構性的矛盾逐步積累，最終演變成為類似于1929年的大蕭條。 第二，要特別防范金融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風險，盡快建立起健康、運行穩定的金融體系。 第三，按中國銀行系統的資產比例如20%～30%，保持一定量的外匯儲備。國際經驗證明，中央銀行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在發生金融危機時，能夠履行最后貸款人責任的重要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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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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