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輿論大嘩：半個世紀來人們熟知的英雄，千千萬萬青年崇敬的偶像，怎么瞬間功夫就生出此等疑竇來？到底是歷史有誤還是有人憑空造出的事端？此時，幾位耄耋老者拍案而起，以當年親眼所見英雄壯舉的鐵的事實，給謬誤邪說的制造者當頭棒喝。這些老者，都是當時與董存瑞并肩戰斗的戰友。
回頭想想，這件事還真讓人有幾分擔心：假如沒有董存瑞的戰友們站出來說話，或者說此事發生在許多年以后，這些作為董存瑞戰友的老者已經作古，那么“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豈不又成了一樁歷史疑案？那時我們面對英雄的畫像說英雄故事，怕是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細作分析，董存瑞遭遇的“尷尬”并非孤立事件。近些年來，有兩種傾向很值得人們關注。一種是以研究歷史為名，一些人打著“消解權威”、“顛覆傳統”、“解構英雄”的旗號，以敢于質疑和重新解釋人們心目中的英雄為能事，隨意地憑主觀猜想弄出些諸多是非來，讓廣大讀者一頭霧水，無所適從。在這股濁浪中，連魯迅、岳飛這樣被譽為民族魂和英雄化身的大人物也未被放過，都被納入了“消解”的范圍。與此相反，魯迅的同胞兄弟在政治上與魯迅南轅北轍的沒有骨氣的文人周作人，卻一再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著作被出了一部又一部，被社會稱為“周作人現象”。又如那個力主投降、殘害岳飛的奸相秦檜，卻有人嫌他在岳飛廟的雕像跪的時間太長了，要讓他站起來，給他立一尊“挺直了腰桿”的雕像。如此等等，這些以“顛覆傳統”為能事，是非混淆，美丑不辨的事，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憂慮，因為它已經觸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道德底線。
與此類似的另一種現象更應特別值得關注，那就是用娛樂形式調侃英雄。有的人不講社會效果，追求“娛樂至上”，隨意歪曲已深入人心的藝術形象，隨意拆解經典作品，用一些不良的文化炒作使謬誤流傳，貽害百姓。前一段，引起社會公憤的網絡無底線“惡搞”就是鮮明例證。“惡搞”不過是網絡時代一種新興的取樂形式，但“惡搞”過了“道德”這個底線，則難免會犯眾怒。此類“惡搞”的段子中，電影《閃閃的紅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變成了整日作夢掙大錢的地產巨商之子。他與惡霸胡漢三的斗爭，也被搞成“參賽歌手”與“評委”之間腦筋急轉彎的游戲。如此者，電影《鐵道游擊隊》的游擊隊員也倍受“蹂躪”，被惡搞成滿嘴臟話的“參賽歌手”，那個為人熟知的勇士大隊長劉洪竟被說成是“誰不知道你和坐臺小姐熟啊”之類的低俗之人。還有，《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沙家浜》中的阿慶嫂，這些文學的經典人物形象，在其他形式的改編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此等不良炒作，極大地敗壞了社會文化氛圍，是對英雄和先烈的極大不敬。不論從歷史角度歪曲還是用娛樂形式丑化，損害的是我們的道德傳統，傷害的是人民群眾的感情。
娛樂從來都是有“底線”的，不是什么都可以調侃，什么都可以戲弄的。真善美、假惡丑，歷來涇渭分明。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在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不能允許的。眾所周知，在法國，圣女貞德是法蘭西民族的英雄，對她調侃打諢被視為違背道德的極端行為；在印度，甘地是圣雄，老百姓把對他指手畫腳視為犯罪；在美國，馬丁·路德·金是反抗種族壓迫的無畏戰士，對其有不敬之詞會遭到美國民眾的痛斥。
同樣道理，在中國革命史上產生的無數個像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英雄，也受到我們全社會的尊崇，他們身上具有的獻身精神，體現的是我們民族的道德傳統，對他們的不敬，同樣應被看作是對我們民族精神的褻瀆。不論他是歷史上真正的英雄，還是根據生活原型塑造的藝術形象，都潛移默化為一種精神品格，理所當然地應被視為我們的道德楷模。應該指出的是，當一些不良風氣把消遣和娛樂奉為第一宗旨時，一些追名逐利者，常常在娛樂圈里“發掘”材料，在茶樓酒肆“激發”靈感，在流行時尚中“附會”思想，這些人的常用手法，便是拿英雄“開涮”，拿經典“說事”，在他們看來，用這些為人熟知的人物故事，最容易制造“轟動效應”，也最容易迎合“市場”，追求到所謂的“點擊率”。殊不知，在他毫不費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時，卻攪亂了大眾的視聽判斷，也降低了他自身的道德品位。
不論是文藝還是媒體工作者，把個人極端或偏激的觀點強加給大眾，都是極不負責的行為，因為，那會喪失一個文藝或媒體工作者的良知。宣傳工作的導向作用，就在于向群眾明確提倡什么，抑制什么、反對什么，褒優懲劣，激濁揚清，向社會傳遞科學的價值觀和健康的審美情趣。當一種錯誤傾向流行時，我們期待媒體有更多的“清醒者”站出來說話，用全社會的力量堅守我們的道德底線和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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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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