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陽奉陰違到駁斥中央"無稽之談"　中國地方主義愈益猖獗     
撰文 吳忠     

    

香港---中國最新宏觀統計資料表明，北京兩年來的緊縮政策沒有奏效，未能給過熱的經濟降溫，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方保護主義日漸大行其道。

可以肯定地說，地方保護主義或地方主義并不是中共政府統治下的新事物，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之。因此，中國有句俗話：“山高皇帝遠。”

甚至在已逝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這樣最具影響力的“帝王”統治下，中國也從未能根除地方保護主義。在1972年初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北京中南海會面時，毛澤東便饒有風趣地說：“我的影響力僅限在北京幾十公里范圍內。”

不過，在毛澤東或鄧小平的“強人”統治時代，地方官員對北京的命令充其量只敢采取“消極反抗”。他們從不敢公開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力。然而，如今因為市場經濟已在中國植根，“強人政治”已一去不復返，地方分權就自然抬頭。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去中央集權化，它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終旨恰恰相反。這就為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提供了方便門。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周二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9%，比去年同期高出0.9個百分點，也高出之前的所有預測（最高是10.2%）。

中國總理溫家寶今年3月向全國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把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定為8%。如果要實現溫總所定的預期目標，中國就必須把下半年的GDP增幅控制在5%。現在，普遍預計中國今年全年的GDP增長率很可能在10%以上。

如今，甚至一些中央政府官員也開始與經濟學家一道公開譴責地方政府違抗北京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

以鋼鐵行業為例。當2004年初北京首次采取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時，鋼鐵、鋁和水泥行業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對象，因為中央政府擔心過度投資這些行業可能導致生產過剩。中國國家發改委最近也三申五令要求關閉小型鋼鐵廠。

然而，上周，國家發改委工業部在一份文件中承認，地方政府常常把上級的命令當耳旁風。文件指出，技術落后的小型鋼鐵廠主要集中在河北和山西等北部省份。文件道：“對地方政府來說，要關閉那些體積不到300立方米的熔爐是一項艱巨任務……結果，國家發改委的命令根本沒被貫徹執行。”

因此，國家發改委不得不把關閉這些小鋼鐵廠的最后期限從2007年延長至2010年。

地方政府違抗北京的命令，主要是受經濟利益驅使。中國市場對鋼鐵產品的需求強勁，因此這些產品的價格持續走高。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技術落后的廠家也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

在近年來發生一連串嚴重礦難事故之后，北京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關閉小型煤礦。但同樣因為受到利益驅使，地方當局對北京的命令置若罔聞。

這些絕不是個別情況。其實，地方政府官員挑戰北京權威，不僅限于經濟方面。在其它社會領域，北京的命令也常常被公開違抗。

在今年3月全國人大年會期間，溫家寶公開指出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猛增是引起公眾不滿的主要原因，并誓言要解決這些問題。之后，北京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把過高的房價降下來。但是，許多大城市，例如深圳、廣州、甚至北京的房價仍然持續走高。

為了減輕學生家長日益沉重的經濟負擔（他們的不滿情緒也與日俱增），北京已下令禁止學校隨意增加學費和其它費用。不過，顯然許多地區不把北京的禁令當一回事兒。因此，中國最高價格監督機構－—國家發改委決心“殺雞駭猴”，不久前公布違抗北京禁令的學校的名單，希望控制學校亂收費情況。

結果如何？至少3所學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公開抗議。“無稽之談！”這是南京審計學院負責學生事務的江宇全（音譯）給國家發改委列出的黑名單的評論。如今“無稽之談”已成為地方官員對中央政府命令表示不滿的流行說法。

江夠膽反擊國家發改委的批評，是因為他認為他們的學校被冤枉了，因為所有費用增加都是經過江蘇省政府相關機構的正式批準。因此，南京審計學院認為加收費用完全是合法的。

醫療費猛增，水平與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相去甚遠。因此，許多人即使病了，也不敢去醫院看病，實在是看不起。由于擔心公眾日益不滿引發社會動蕩，衛生部已決定在城市開辦一些低收費醫院為低收入病人提供服務。不過，地方政府仍然對這種政策反應冷淡。

經濟富裕的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蘭公開表示，廣東不會開辦平價醫院，理由是該省已在公立醫院投入大筆資金。

教育部因為沒能阻止學校的亂收費行為，遭到公眾批評。在去年底退休之前，前教育部長張保慶猛烈批評地方保護主義損害了北京的善意政策。張保慶在記者招待會上憤怒指出，中國目前的問題，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常常走不出中南海那道紅墻。

毛澤東當年用略帶謙虛的口吻說他的影響力僅限于北京；現在張保慶說中央政府的政策走不出中南海政府大樓。這生動描述了地方保護主義在中國有多猖獗。

為什么會這樣？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改變。隨著計劃經濟的廢除，中央政府已放棄了對經濟事務的直接控制權。另一方面，由于經濟活動在地方進行，它們直接關系到地方利益。地方官員竭力改善地方經濟來彰顯他們的政績，進而獲得升遷。他們不需要，也不想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因此，在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會竭力維護前者，這是很正常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央政府事實上把國家的所有資源控制在手中。不過，現在它手中只控制著稅收和直接歸中央管轄的400間國有企業的贏利。嚴格說來，許多公共開支都是由地方政府負擔，這就給了它們更大的話事權。例如，如果學校和醫院降低對學生或病人的收費，它們就必須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但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或負擔不起這些補貼，北京的政策不管初衷有多好，也不可能獲得成功。

盡管地方保護主義歷來都有，但如今它如此猖獗確實不正常。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經濟結構與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雖然中國已快速轉變成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實體，但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需要改革當前的政治體制，根據新的經濟結構闡明并重新考慮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的角色、權力、義務和責任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樣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即使不能完全被消除，也可以得到緩解。通過這種方式，地方保護主義將會得到遏制。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胡錦濤領導的現任中共政府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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