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保慶在退休前后連續“炮轟”中國教育體制的重重弊端，言語之犀利，所指之明確，讓人曾經為他的大膽直言捏了一把汗。但也有評論“較勁”道：張保慶為什么在任職期間，沒有道出自己的真實想法？
這是一個令人難堪的問題，我寧愿相信：張保慶之所以在任職期間，對中國教育體制弊端閉口不言，不在于他的膽量大小，而在于他當時所處的位置，受到了種種羈絆和牽制，有形與無形的壓力如影相隨，讓一個教育部副部長也難以開口。
近年來輿論對于“教育產業化”的討伐，矛頭多對準教育部。教育部作為直接負責中國教育改革的職能部門，理應接受民意批評。然而，“教育產業化”的總體方向，畢竟不是由教育部來策劃推動的，它據說發端于某個供職于海外大型企業的職業研究人士所言，最終被中國改革的主導者所采納，成為一項自上而下實施的國策。
教育部不過是“教育產業化”的具體操作者，或者說既得利益者與積極推動者，就如同我們目前所關注的房地產問題、醫療問題，讓地方政府和衛生部承擔所有的責任，顯然有失公道。但教育偽市場化泛濫，教育部難辭其咎。
一項關系國計民生的改革，政府在研究其可行性方案時，必然會受到各個不同利益階層代表的游說與影響，教育改革，受到了希望“多給政策少給錢”的某些政府官員影響，受到了試圖在“教育產業化”中、讓學校經濟實力壯大起來的學校領導影響，也會受到期盼在改革中不要淪為最大成本承受者的家長與學生影響。然而，幾方博弈的力量本身就不對等，如果推動改革走向者又過分傾斜于政府官員和學校領導，就會突顯失衡狀態。
這正是令人擔憂之處，一旦改革出發點出現偏差，由于政府干預的意志過于強烈，其強大的外在約束力，會促使改革沿著錯誤的路線越滑越遠，即使改革制定者發現了問題所在，此時要付出的糾偏成本之大，將遠遠超過人們的預期。
《中國青年報》6月12日以《江西教師夫婦舉報亂收費被停課學生要為其洗冤》為題，報道了西省樂平市鎮橋二中的英語教師張秀英因檢舉學校亂收費和財務不明，反被當地教育局宣布張秀英和華春水夫婦停課待崗。這則新聞與此前媒體曾經熱炒的“安徽省阜陽物價局長制止教育亂收費反遭指責，被迫辭職”異曲同工，都是少數敢于反抗現行公立教育偽市場化體制的“異己”付出慘痛代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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