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認為：跨國公司在中國增多可能改變國家性質

    

    人們一般認為，中國正在作為未來的絕對經濟超級大國出現在世界上，盡管她越來越意識到存在嚴重的生態問題和日益增加的社會不平等。很多作家預言中國最后加上印度將成為世界強國，挑戰日本、歐洲和美國。
    從根本上說，中國發展的可行性并不在于她的經濟增長率和創造工作崗位的能力，而是在于生產、流通和再生產的社會關系。現在出現的對勞動力的剝削、農民的大規模轉移、國營企業專業的和半專業的數百萬產業工人的下崗、企業的破產和卷入直接行動的傾向增多，這些預示著將出現大范圍針對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富有的階級的階級斗爭，因為對他們的保護將會針對數以億計被剝奪的工人和農民。這種情況將考驗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
    我們看到同時出現的兩種力量，即外國資本在中國越來越多地占有和階級斗爭的加劇。這兩種現象的交叉將改變或改造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在分析中國的經濟活動時，“中國制造”并不必然地意味著中國人是它的主人，在政治－領土－法律的范圍內包括從事貿易、生產、分配、金融、大規模和長期的研究與開發的非中國的經濟單位，需要確定中國的和非中國的經濟單位和要素的不同表現。要看到中國的和非中國的經濟單位有活力的傾向，確定它們中最后誰占居主導地位。一般來說，人們忽視非中國的經濟單位增長的速度更快，在中國出口和進口中的份額增加，它們的利潤和對新的經濟部門的增長的控制也隨之增加。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深和擴大它的“自由化戰略”以來，這是特別明顯的。外國人掌握的企業的增加意味著投資、商業、出口、金融、布局和決策的實現有利于跨國公司全球的需要，這得到它們的帝國的支持。非中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更多地出現，它們對經濟增長有活力的部門的影響相應增加。另一方面，在中國國家對經濟的影響力下降。重要的是要考慮到戰略性增長的經濟部門與國家的密切關系，跨國公司在中國增多有可能改變國家的性質，支持外國所有的跨國公司的政策的聲調增多。這將是一個中期或長期的進程，除了資本提高經濟擴張的力度以外，還于取決于一些因素，比如本國社會沖突的加劇，或外國的經濟與軍事的對抗和威脅，都可能削弱甚至破壞有力的經濟擴張和對外國跨國公司的控制，其結果可能是貶低或縮小中國的作為。另外，如果我們將跨國公司看成是主要的帝國強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延伸，是帝國嵌入中國經濟的有力的前哨陣地或飛地，我們應當認識到它是帝國發展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在帝國的強國擴張的同時，中國的政治－法律在發展，最近25年來的情況是明顯的，也許今年幾十年也是這樣。
    另外一個觀念也是有問題的，即認為外國投資和跨國公司是為中國的戰略目標服務的，正如當年美國利用英國對鐵路的投資目的是為了擴大美國的資本主義一樣。外國投資加速進入中國廣泛的經濟部門，作為“自由化”的后果，中國的“精英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成為最新投資的企業共同所有者有控制權的成員或是少數股東。隨著跨國公司壟斷一些重要的部門或至少領導著關鍵的企業的管理，外國投資者有利于中國的發展戰略的觀念將失去意義。當中國國家在基礎設施（鐵路、港口、航空運輸等）進行大量投資時，跨國公司增加它們在中國市場有活力的部門的作用。中國的財政為基礎設施投入資金，它是高成本的、長期的和大規模的工程，而回報率又很低。
    中國經濟增長在地理上的范圍和涉及的人口是很有限的，沿海地區和內地差別很大。考慮到缺乏國家在經濟上的一體化，而與外國帝國的強國（日本、美國和歐盟）在投資和貿易上高水平的結合，特別是幾乎所有的外資企業或外國人控制的企業集中在沿海的經濟區，談論中國的國民經濟是有問題的。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在外國企業所在的地區的發展。從地理上說，中國的增長是很有限的，在這些地區更有活力的企業不是中國的企業。國家的收入和支出加強了地區的特點，從最好的情況來說，在國內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而原料和食品部分減少了。外國的勞動力和新殖民地為帝國的強國服務。
    在分析中國經濟時，另外一個有分歧的問題是積累和分配的進程。整個積累、再生產、集中、分配的進程是有領導地進行的，使外國和本國數量很有限的資本家獲利，給一些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帶來好處。外國和本國的企業家得到官方的補貼、轉讓和市場份額，他們的競爭有兩個特點：共同支持增加資本獲利的份額，共同反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抗議或要求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而做出的任何努力。企業家們以國家的名義設計或要求實行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的發展政策，讓那些決定政策的人以某種方式代表工人、農民和失業者的利益。關于衡量中國生活水平的問題，多數分析人士將生活水平與貨幣收入比較，結論是認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貧困已經大幅度減少，機會增多了。這些推斷是很有問題的。衡量生活水平遠不止是看居民的貨幣收入，特別是在經濟從社會主義向向自由市場過渡的時期。免費教育和醫療、帶薪休假的取消表明生活水平的下降，這些都應當從貨幣收入中扣除。流動的數百萬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人的收入還包括食品及電器的補充收入，這也要從貨幣收入中扣除。生活費用（房租、能源、電、水等）的增加應當從貨幣收入中扣除。此外，在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里對勞動力的榨取所造成的體力上和精神上的損害增加了身體殘疾、工傷事故和死亡的可能性，勞動條件變壞也意味著生活水平的下降。地方官員向農民工收取各種費用，私人企業主拖延和不支付農民工的工資，工人的房租使不動產的投機商獲利，這些都使農民工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雖然個人消費在時間和地點上以很不平等的方式增加了，但是就業、土地的占有、物價、退休沒有保險等在生活條件中又是負面的。如果根據貨幣收入對群眾的生活水平的估計偏高，那就是對新的富翁的階級的估計偏低，沒有把他們得到本國和外國更好的私人醫療和教育包括在內，他們容易從政府設計的政策享受特權，他們積累了生產性的和金融的物質資產，他們有豪宅、高檔汽車等非貨幣的資產，單從貨幣收入衡量生活水平，必然低估了這些新的富裕階層的生活水平。在中國群眾的生活水平作為整個商品和服務的一部分生活質量下降很快。特別是如果考慮一下他們居住和勞動的生態環境的不平等，這就更明顯。科學家們和觀察家對中國沒有控制的國家的和私人的公司的擴張造成水、空氣和土地的污染不斷增加已經寫了很多，談了很多。但是很多觀察家沒有注意到的是工人、農民、工資很低的階層的人群的疾病和死亡增多，他們在勞動的場所，在城市之間的流動時，他們對公共用水的依賴，他們的住房的位置受到污染。那些富有者和領導人住在污染少的地方，喝的是瓶裝水，他們在鄉村和海邊有別墅，可以躲開污染的空氣，汽車里有空調，他們的住房和鄉村俱樂部遠離污染的礦山、工廠、下水道和垃圾場。在工業高增長的地區，呼吸系統的疾病和兒童的疾病都增加了。生態的貧困化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對生活質量帶來消極的影響。現在不平等在加劇，對生活水平的衡量以居民的人均收入為基礎，而對貨幣收入的衡量方法是幾乎沒有用或很有限的。人均收入掩蓋了5%的上層和75%的居民之間突出的不平等。平均數是一個對大多數人實際的收入水平有欺騙性的統計工具。
    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公共道德的衰落也是普遍被承認的。中國是世界上公共官員腐敗現象較多的國家之一，這不是必然發生在與私人部門的交易當中。經過洗錢有數百億美元被中國的“精英們”非法轉移到了國外，他們在美國、加拿大或是英國購買不動產、股票和債券，為他們自己和家人支付昂貴的醫療和教育費用。腐敗侵蝕著中國的經濟生活和公共生活，以至地方的城市的官員，他們鞏固了自己的特權，又產生一些新的腐敗官員。
    中國的高增長率和對本國和外國私人投資的吸引力是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人力基礎投資和資本投入的產物。中國1949年革命的勝利創造了經濟持續發展的政治和經濟條件，恢復了國家的主權。中國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國民黨時代的高通貨膨脹、腐敗、對公共財產和金融系統的掠奪，為新的穩定的傾向和財政紀律奠定了基礎，開始重建受到戰爭破壞的經濟。中國組織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計劃（公路、港口、機場、鐵路、灌溉、控制洪水、輸電線路等），實現工業、農業和商業的高速增長，消除了在西方和東方帝國統治下存在幾十年的大范圍的饑餓。
    中國革命勝利以后進行一些戰略性的改革，為長期的增長打下了基礎：在全社會開展大規模的掃盲和衛生運動，對勞動力進行培訓，包括數百萬工程師、科學家和專家。同樣重要的是把鄉村的農民變成了有專長的、生產性的和守紀律的城市工業的勞動力，在建立復雜的勞動分工的進程中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鋼鐵、煤炭和設備等工業的生產為輕工業和廉價的消費品工業打下基礎。在農村對分散的和沒有生產的農業用地實行機械化，向合作社提供社會的支持，以后生產的單位變得更大了。沒有這些深刻的變革，永遠不可能建設國家，不可能出現生產性的經濟。發展的進程不是完全直線的和穩定的：目標過于雄心勃勃，過高估計了組織和技術的能力，比如1957－1958年的“大躍進”，出現了暫時的挫折，特別是給農村造成嚴重的消極后果。盡管在所有制的關系、階級的結構發生了激進的變革，采用新的平均主義的準則，仍然保留著舊社會“商品的、封建的、家長制的和殖民的”根子。如一些干部通過強迫命令等手段以國家的名義將農村合作社剩余的部分交給中央政府搞城市的工業化。以后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在此之前進行的戰略性改革為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環球視野摘譯自2006年4月10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