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三失"制約中國社會矛盾高發期
 

 
鄭杭生
 
光明觀察

 
失業、失地、失房，學術界稱為“三失”。這三件大事直接間接都是政府行為主導的，因而導致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緊張。其他還有工程項目移民引發的社會矛盾；農民工無保障處境和不正常勞資關系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企業軍轉干部問題等。現在的信訪、上訪、群體性事件，幾乎都與上述這些問題有關。

社會治理和善治的核心之點，在于由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共同來治理一個社會。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

讓各個層次不同社會利益群體通過正常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它也是一種社會安全閥機制，讓對立情緒和不同意見發泄出來的途徑，以避免它們的不斷累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當然在建立表達機制的同時，也要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

我國社會矛盾活躍期多發期的特殊復雜性

一般地說，隨著人均GDP進入1000-3000美元時期，各國社會都會進入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進入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風險期。這里的不協調因素和社會矛盾，主要表現為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利益沖突。廣東目前人均GDP已接近了2000美元，也正處在公共安全事故高發期、各類社會矛盾凸顯期。這是世界各國同期歷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政黨所不得不面對的。

從特殊性上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社會普遍發生的幾件大事，又使得我國的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顯得非常尖銳和緊張。主要的是三件大事:這就是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破產所引發的職工下崗失業、農村土地征用所造成的農民失地、城市房屋拆遷所形成的居民失房。這失業、失地、失房，學術界稱為“三失”。這三件大事直接間接都是政府行為主導的，因而導致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緊張。其他還有工程項目移民引發的社會矛盾；農民工無保障處境和不正常勞資關系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企業軍轉干部問題等。現在的信訪、上訪、群體性事件，幾乎都與上述這些問題有關。

上述矛盾要是應對得當、處理得好，社會就能保持穩定，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是應對失當、處理不好，就會造成社會動蕩，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障礙。

我國社會矛盾的一些新特點

我國社會當前正處在快速轉型過程中，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相互交織，社會分化趨勢加劇，利益多元化格局鮮明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社會矛盾涉及到各類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利益訴求，表現出以下新特點。

1.社會矛盾的主體——利益群體相互博弈。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突出地表現為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之間，尤其是新產生的利益群體之間的一致與摩擦、相同和相異，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博弈和相互沖突；社會的不和諧突出地表現為新利益群體因利益差別所引發的新矛盾。原因何在？二十多年來我們的改革是以經濟為主導的改革。表現在社會關系方面就是經濟利益的分化加劇。由于經濟利益分化而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群體，如私人企業主群體、農民工群體、失地農民群體、失業職工群體、失房居民群體，以及城市中的房產主階層等構成的利益群體，等等。這些群體的分配訴求、利益沖突越來越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2.社會矛盾的焦點——黨和政府首當其沖。現在，黨群、干群之間的矛盾不斷增多，黨群、干群關系比較緊張。黨和政府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為什么政府行為這么普遍？這里有體制性因素:由于我國社會三大部門結構還不完善，政府組織、企業組織、民間組織還不能各司其職，功能互補，政府還集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角色、調節者和經營者的角色于一身，管了過多的事情，承擔了過多的責任。

另外，我們的黨政機關、司法執法機關、公共機構及其干部中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加重了黨群矛盾、官民矛盾，使得本來已經尖銳的這類矛盾更加尖銳。

3.社會矛盾的互動——趨向激化訴諸沖突。現在，社會矛盾的互動方式往往采取激化、尖銳、甚至惡性沖突的方式，具有傾向激化訴諸沖突的趨勢。激化的方式日趨多樣化、暴力化、群體化。激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些矛盾，因為涉及切身利益，很容易激化，有些本來是小事，由于沒有及時化解而激化。還有就是矛盾主體雙方都沒有經驗，比如說勞資關系:我國的私人企業主階層，絕大多數都是上世紀80年代后先富起來的。我們的農民工階層，也是上世紀80年代后擴大起來的。雙方對如何處理勞資關系都沒有經驗。有些資方做得很過分，普遍的是工人工資長期保持低水平，一年算一次的年工資、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等現象較普遍。農民工維護自己的利益，走正常的渠道難，于是就走極端，進行報復，或引起轟動效應以求解決。種種激化的社會矛盾又相互作用，極大地影響社會的和諧氛圍。

4.社會矛盾的表達——維權目標手段脫節。矛盾的表達往往采取多渠道、多樣化的維權形式，而維權的目標和手段常常脫節。這就是說，維權目標的正當性與維權手段的正當性不是必然統一的。如果正常維權成本太高，那就肯定是鼓勵人、刺激人用不正當的手段維權，會助長“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風氣。

重建社會信任 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

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化解新生社會矛盾、解決新生社會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

1.要更新理念。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矛盾多發期和活躍期的現實，把貫徹以人為本的重點放在讓弱勢群體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上，放在改善他們的弱勢處境上。要樹立共贏互利的理念，使參與我們社會發展的各方，特別是強勢和弱勢各方，都能獲得共贏互利，而不是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獲利，則是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是社會發展問題上“零和游戲”。要樹立“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理念。迄今人們看到的每一個社會進步，都是伴隨著社會代價的。增促社會進步，就是增加和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成員個人的全面發展；減縮社會代價，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社會弱者的基本權益，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要樹立社會治理特別是善治的理念。社會治理和善治的核心之點，在于由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府、社會組織與公民，共同來治理一個社會。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當前我們要完善的社會管理，包括了把社會矛盾處理的觀念從統治轉變為治理和善治，而“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格局和模式的提出，在現階段可以看作是一種既符合現代治理善治理念、又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

2.結構調整。所謂社會三大部門是指現代社會日益分化為三個既相互關聯又彼此獨立的領域:第一，國家或政府或政府組織，也叫公共權力領域，通常叫社會“第一部門”，屬于政治領域；第二，市場或營利組織，也叫私人領域，通常叫“第二部門”，屬于經濟領域；第三，社會組織，也叫公共領域，即通常叫做“第三部門”。社會三大部門的運作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特點:作為社會實體性的組織構成，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也不能相互代替，其比例也要合適。經驗證明，“大政府，小社會”是運作和管理成本很高的模式，而“小政府，大社會”則是比例比較合適的模式，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形成；三者的互動機制要良性，要相互促進，在動態的相互交往中真正建立起穩定的社會部門結構。

此外，社會三大部門，作為社會實體性的組織構成，還各有其所遵循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原則，各個領域之間的交往關系和交往原則不能混淆、錯位。例如經濟領域中等價交換的交往原則，不能作為政治領域中權力交往的原則，也不能成為社會領域中公益協商互動交往的原則。同樣，政治領域中的以權力為媒介交往原則，也不能作為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中的交往原則。隨著社會的發展，第三部門的影響越來越大，它既能彌補市場失靈，又能彌補政府失靈，還能極大減輕社會管理的成本。

當前我國三個領域聯動的社會結構和整合機制還沒有很好形成。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或三個部門的比例、力量大小還嚴重失衡。計劃經濟留給我們的政府無限型、全能型的遺跡，還時有表現，即使實際上是在向有限型、非全能型轉變，觀念上有時還往往停留在無限型、全能型政府上。我們的第三部門剛剛開始發育，無論就數量來說，還是從質量來說，與前兩個部門相比，還不成比例，我們還沒有脫離大政府，小社會的結構格局。

3.轉變功能。轉變功能，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主要要在制定正確的社會政策上下功夫，建設各種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利益的長效機制。社會政策是執政黨調節社會利益關系、落實共贏互利理念、貫徹社會公平、公正的主要手段。實施一種社會政策也同時意味著建立一種社會機制。

首先，建立表達與反應機制。所謂表達機制，就是使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有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正常渠道。讓各個層次不同社會利益群體通過正常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它也是一種社會安全閥機制，讓對立情緒和不同意見發泄出來的途徑，以避免它們的不斷累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當然在建立表達機制的同時，也要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另一方面，黨和政府要建立規范的對話、協商和處理問題的反應機制。這就是加強與各種社會團體、社會組織的交流，切實了解民情民意，增強黨和政府與群眾溝通的能力，并對群體反映的問題作出依法、及時、合理的反應。

其次，建立協調與兼顧機制。制定政策要公平地反映和協調城鄉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反映和協調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利益，反映和協調不同方面群眾的合法權益；在堅持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兼顧最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與不同階層的具體利益，充分考慮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堅決反對和糾正各種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具體而言，政府要加大調節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結構，調節好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分配體系。要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在戶籍、教育、就業、身份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礙，給進城務工人員以公平競爭的機會，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要著力做好關心群眾特別是困難群眾生產生活的各項工作，切實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

再次，建立共享與保障機制。共享機制就是確保作為我們黨最廣泛最可靠執政基礎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享受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共享機制是社會穩定的高線，一個社會進步的成果能夠共享的社會，一定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保障機制，就是社會對各類弱勢群體(由于自身原因、自然原因、社會原因而陷入弱勢地位的人群)的保障，特別對在社會改革中經濟社會地位下降明顯的困難群體的保障。保障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維護他們的基本權益，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這種保障機制是社會穩定的底線。

最后，建立共識和責任機制。在社會轉型加速期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既取得社會進步、又付出社會代價的過程。社會代價不可完全避免，但可以減少、減輕。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在肯定社會進步的同時，想辦法減少社會代價，把社會代價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內。這是增強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基本含義。

在認識和處理各種利益關系時，也應該有這樣的共識，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上負有主要責任，執政黨的黨員和各級干部，肩負為民謀利、做民公仆的責任，他們在制定政策時最大限度地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努力實現各方利益同步增長，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廣大群眾也要增強主人翁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在積極表達訴求、反映問題的同時，對暫時的困難予以充分理解。

總之，協調社會利益關系，達到以利益調節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社會建設工程，只有逐步消除上述結構性障礙和功能性障礙，形成社會三個領域互動、聯動的社會結構和整合機制，三大部門各自都能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并且這種作用能夠相互配合、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摩擦、相互抵消，才能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結構協調、功能協調的社會長治久安的部門結構。 (鄭杭生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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