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離死亡線有多遠

作者： 毛威

任何一場改革，都必須關注它的生命及其對國運盛衰的巨大作用。改革又是不以改革者的初衷為轉(zhuǎn)移的，歷史在這里轉(zhuǎn)個彎，但終將會作出最終的裁決，給后人留下很多的回味和遺憾。

前蘇聯(lián)的改革，舉世矚目。但改革的最終結果，沒有改出一個強大而穩(wěn)固的蘇聯(lián)，它改掉了自己，改革成為前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自導自演的一場葬禮和告別儀式。

那么，改革離死亡線有多遠？也就是它會帶來長治久安嗎？它不僅關系到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關系到改革者的命運，還關系到國運的長短，是一場生死決斗。如果總結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其答案令人不忍卒讀。現(xiàn)先介紹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改革，再來分析改革的反對派、改革者和國家離死亡線的距離。

一、我國歷史上的主要改革

1、商鞅變法。

較早的改革應該是秦國的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前390年---前338年）為左庶長(秦爵第十級，掌軍政大權)，開始實行變法。變法內(nèi)容：一、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二、廢除奴隸主貴族在政治上的特權，按軍功授給爵位和田宅；三、改革行政區(qū)域的劃分；四、統(tǒng)一度量衡；五、制定秦律；六、實行編戶制和連坐法；七、燒詩書，禁游學，加強思想統(tǒng)治；八、重農(nóng)抑商，獎勵耕織；九、鼓勵個體小農(nóng)經(jīng)濟。商鞅變法順應了當時急劇變動的歷史潮流，在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成效，使秦國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首，為日后統(tǒng)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總共進行了22年時間。在他變法之后140年，秦國統(tǒng)一了華夏。

2、秦始皇改革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的改革。秦始皇是一個目光深遠的皇帝，他在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六國后，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實行了中國歷史規(guī)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改革。主要措施有：(1) 確立中央集權與封建制度。在中央，確立新官制，加強皇權的專制獨裁地位；在地方，廢除了所有的分封諸侯國，推行郡縣制。將全國統(tǒng)一劃分為三十六個郡縣，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權。自此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正式確立起來，以后各朝各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按照秦朝的這一體制承襲下來。正因如此，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譚嗣同才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毛澤東也發(fā)出了“歷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以說，秦始皇使中央集權制得以確立下來，對于以后中國命運的發(fā)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2）制定《大秦律》以法治國。秦始皇采取了以法治國的方針，嚴刑峻法而治天下。（3）經(jīng)濟上統(tǒng)一貨幣、度量衡等一系列措施。這一系列措施打破了戰(zhàn)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經(jīng)濟相互獨立、交流不暢的局面，客觀上對各地的商品流通和經(jīng)濟交往都產(chǎn)生的積極作用，符合了封建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要求。（4）文化上“書同文”和統(tǒng)一思想。文字的統(tǒng)一，對中華民族長期保持統(tǒng)一及中華文明的傳承不斷也功不可沒。“焚書坑儒”，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嚴厲措施，對民族文化的嚴重摧殘和破壞，它沒有起到鞏固統(tǒng)治的任何作用，“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秦在改革進行14年后，公元前207年，秦在農(nóng)民起義中滅亡。

3、永貞革新

    唐順宗時期的“永貞革新”就是一次失敗的政治改革。唐朝在玄宗時期之后，宦官逐漸形成勢力，入樞中央，甚至任免將相和地方節(jié)度使，最后發(fā)展到支配皇帝。同時地方藩鎮(zhèn)勢力日益猖獗，不聽中央。永貞元年（805年），剛繼位的唐順宗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進行改革，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形成了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派勢力集團。他們從維護統(tǒng)一出發(fā)，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反對宦官專權。改革的主要內(nèi)容有：（1）罷宮市、五坊使。剝奪宦官魚肉百姓權力。（2）取消進奉。通過唐順宗下令，除規(guī)定的常貢外，不許地方節(jié)度使別有進奉。（3）懲治貪污，打擊貪官。（4）打擊宦官勢力，收回軍權。（5）抑制藩鎮(zhèn)。（6）放宮女，散女樂，節(jié)省皇家開支。這些改革措施看，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擁護。但是改革只堅持了七個月，改革者被既得利益集團罷去職務。永貞革新運動被扼殺，唐朝政治更加黑暗，從此唐朝又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惡例。宦官擁立皇帝，朝官分成朋黨，在唐憲宗以后，都開始表面化了，唐朝政局陷入了動蕩不安之中，過一百年，唐朝滅亡。

4、王安石變法

1068年四月，即位一年的宋神宗趙頊召王安石入京，開始變法立制，以圖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王安石立即建立改革領導機關主持改革。改革措施主要有：（1）實行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限制商人。1069年，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fā)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后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zhèn)溆茫枰怨?jié)省價款和轉(zhuǎn)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2）市易法。1072年，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jù)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后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fā)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3）免行法。1073年，正式頒行。免行法規(guī)定，各行商鋪依據(jù)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4）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調(diào)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nóng)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nóng)田水利法。中央政府以經(jīng)濟手段干預糧食價格。政府開始向農(nóng)民放貸發(fā)展生產(chǎn)，使農(nóng)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nóng)民能夠“赴時趨事”。1072年頒布募役法（免役法），規(guī)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jīng)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nóng)村居民回鄉(xiāng)務農(nóng)，保護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1073年頒行方田均稅法，規(guī)定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土地，檢驗土地肥瘠，分為五等，規(guī)定稅額。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發(fā)土地帳帖，作為“地符”。分家析產(chǎn)、典賣割移，都以現(xiàn)在丈量的田畝為準，由官府登記，發(fā)給契書。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隱瞞田產(chǎn)和人口。1069年頒布農(nóng)田水利法。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nóng)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5）穩(wěn)定封建秩序，實行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jiān)等。其中1070年頒行的保甲法規(guī)定，各地農(nóng)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后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nóng)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guī)軍相參為用，以節(jié)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wǎng)，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wěn)定封建秩序。（6）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yǎng)需要的人才。

王安石變法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除新法，前后共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xiāng)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nóng)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chǎn)者的統(tǒng)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王安石也因此罷相，1086年在孤寂中死去。在這場改革之后40年，北宋滅亡。

　　5、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而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明朝中葉，貴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占，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社會矛盾激化，農(nóng)民起義接二連三地發(fā)生。明王朝處于危機四伏的境地。1573年至1582年，他實行了改革，主要措施：

政治上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推行“考成法”，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提高內(nèi)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并提拔支持變法的新生力量，為推行新法做了組織準備。并且整頓了郵傳和銓政，他的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和“強公室，杜私門。”

經(jīng)濟上改黃河水道，推行“一條鞭法”。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學家潘季馴督修黃河，使黃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廬皆盡已出，數(shù)十年棄地轉(zhuǎn)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達北京。 推行“一條鞭法”。這是張居正在經(jīng)濟改革方面的重要內(nèi)容，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史上的重大變革。 明朝初年的賦稅制度十分繁雜。當時的賦稅以糧為主，銀絹為輔，分夏秋兩季征收。此外，還規(guī)定農(nóng)民要服各種徭役，并交納特殊的土貢等等。“一條鞭法”的內(nèi)容是：“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就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大大簡化了征收手續(xù)，同時使地方官員難于作弊。實行這種辦法，使沒有土地的農(nóng)民可以解除勞役負擔，有田的農(nóng)民能夠用較多的時間耕種土地，對于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起了一定作用。同時，把徭役改為征收銀兩，農(nóng)民獲得了較大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yè)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土地的工商業(yè)者可以不納丁銀，這對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也有積極作用。

“一條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歲入有了顯著的增加，財政經(jīng)濟狀況也有不少改善。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軍事上積極防御。他派戚繼光守薊門，李志梁鎮(zhèn)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臺”3000余座。他還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市貿(mào)易，采取和平政策。從此，北方的邊防更加鞏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韃靼沒有發(fā)生過大的戰(zhàn)爭。

經(jīng)過上述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xiàn)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國家的經(jīng)濟狀況有了改善，財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國防上增強了反侵略的能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張居正領導的改革前后堅持了十年。在改革結束40多年后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再過十多年，明朝滅亡。

　　6、戊戌變法

　　《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時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1898年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fā)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準備。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yōu)橹梗瑲v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變法的主要措施有：經(jīng)濟上，設立農(nóng)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yè)；修筑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fā)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jīng)營管理制度，發(fā)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qū)的軍政大權，準備發(fā)動政變。

　　“百日維新”開始后，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fā)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zhí)蟆按购熉犝保挥窏畛缫炼啻蔚教旖蚺c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nèi)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后，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囚禁光緒皇帝；然后發(fā)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政變宣告失敗。

變法失敗后不過13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再過一年，清帝遜位，清朝滅亡。

二、靠近死亡線的三個梯隊

總結上述六次改革，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是悲劇，不僅是改革者的悲劇，也是既得利益者對立方的悲劇，更是國家的悲劇。站在死亡線邊緣的是改革者，其后分別是改革和國家。

改革家?guī)缀鯚o一例外地成為改革的殉葬品，甚至連至高無上的皇帝也不能幸免。上述六次改革中，商鞅在秦孝公死去后即被車裂。秦始皇被列為暴君。永貞革新僅進行七個月，名義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順宗退位稱太上皇，宦官擁立新君李純即皇帝位，即唐憲宗。到第二年，順宗也被宦官害死。憲宗即位不久，革新派紛紛被貶斥，一部分依附宦官。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馬，第二年被賜死。王伾貶為開州（四川開縣）司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劉禹錫等6人都被貶為邊遠州的司馬。 因此，這次革新運動也叫“二王八司馬”的革新運動。被列寧稱為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被列入了《奸臣傳》，能保住性命是因宋朝有不殺大臣的律例。1582年，張居正病死，兩年后改革的反對派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張居正的長子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連賜張居正謚文忠公，并派錦衣衛(wèi)護送靈柩至故鄉(xiāng)江陵的萬歷皇帝，竟指斥張居正：“罔上負恩，謀國不忠。”下旨追奪官秩，查抄家產(chǎn)，甚至要“斫棺戮尸”。凡是張居正生前所舉薦重用的人，統(tǒng)統(tǒng)被罷斥削籍；凡是以前被罷斥的官員，又大都起用復官。張居正十年嘔心瀝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筆勾銷。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維新派人士，囚禁了光緒皇帝。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等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jiān)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從這些史實上，我真的很惋惜這些有最高良知的人結果自尋了死路。

除第一次改革外，所有的改革都夭折流產(chǎn)。秦始皇廢除的昭穆制度，在漢朝建立后又恢復，秦以法治國，漢與民休養(yǎng)生息，廢法立儒。永貞革新的措施不到一年就被廢除了。而王安石變法，除保甲法等少數(shù)措施被繼承外，其余悉被廢除。張居正改革在其死后受到瘋狂攻擊，改革亦遭廢除。戊戌變法的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外，全部都被廢止。

封建王朝在改革結束后不久大多亡國。除商鞅變法外，歷次變法距離一個朝代結束的時間都不長。短的與改革一起結束，長的不過百年，平均只有43年時間。秦始皇在他死后兩年，秦亡，其次是戊戌變法，14年后清亡。離改朝換代最長的是永貞革新，離唐亡有102年時間，但這段時間，實際上皇帝已名存實亡，淪為宦官的傀儡，中央已失去對地方的控制，藩鎮(zhèn)割據(jù)，軍閥混戰(zhàn)，這種局面一直延續(xù)到宋朝建立，給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三、為什么最美的花結的總是苦果？

總結這六次改革，可以說在以下方面大致相同，同時也是改革者的初衷：鞏固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的統(tǒng)治地位；剝奪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抑制其勢力；剝奪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與國家共享，與民分享，達到國富民強之目的；沖擊原有體制，鼓勵發(fā)展經(jīng)濟，調(diào)動人的積極性。應該來說，改革家的主張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但最終結果，很少達到目的，不僅犧牲了改革者自己，也加速了國家的滅亡，演變成一個又一個悲劇。其原因是令人深思的。

首先，改革的發(fā)生一般是在一個王朝內(nèi)部矛盾重重的時候。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危機四伏，一觸即發(fā)。改革者代表的是一種勢力，而這種勢力，是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重的，所注重的是統(tǒng)治集團的長遠利益。這種利益與眼前利益、既得利益存在嚴重沖突，對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是一種破壞，是不可調(diào)和的生死決斗。

第二，反對改革的勢力遠比支持改革的勢力強大。所有改革的反對派，他們的頭子都在中央，都在最高統(tǒng)治者身邊，其嘍羅遍布統(tǒng)治機構。比如商鞅的反對派首領是太子，王叔文的反對派遍布宮廷和地方，王安石的改革遭到高太后的強烈反對，連支持他的神宗皇帝非常為難，最后不得不罷王安石的相。張居正的改革受到萬歷皇帝的否決；戊戌變法的反對者首領是慈禧太后，各省督撫除一人外都是反對派。這些反對派不僅地位高，而且具有左右政局的實力，連皇帝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反觀改革者，這些倡導改革的基本上都是些讀書人，長于謀政短于謀身，在專制體制下根本得不到改革受益者的支持，不能與他們結成保護改革的陣營，即使有皇帝的支持，但還是孤軍奮戰(zhàn)，注定敗績。

改革的反對派，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最關心的是既得利益，是種種特權，對國家和民族利益是漠視的。他們最團結，最兇猛，最徹底。每一次改革之后，他們一旦得到主動權，就對改革者瘋狂反撲，在統(tǒng)治隊伍中清除，在肉體上消滅，在名譽上搞臭，在利益上清算。所以歷史上的改革，長的20多年，短的僅103天，平均只堅持10年時間。

或許一個王朝的基本國策是在他們的開國君主定下的，后人誰也無法擅替。而每一次改革及其之后的清算，都讓一個王朝付出高昂的代價。皇帝權威下降，政治更加黑暗，人民普遍失望，正義被鏟除，邪惡被扶大。經(jīng)歷這樣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折騰，一個王朝元氣大傷，國本動搖，自救無力，離亡國之日不遠了。從這點上看，改革的影響確實走向了反面，成了幼稚者的瞎折騰。

比較改革和革命，可以說，改革未竟的事業(yè)，最后總是由革命來完成，中國歷史就是這樣。只有革命，才是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寄望于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自我改良，是改革家和廣大人民的社會幻想，注定是要失望的。對廣大人民最有利的事業(yè)，還是要靠人民自己來完成。歷史證明了這一點，用血與火的巨大代價。

我真心祝福我們的改革，能跳出歷史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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