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原本是一件莊嚴之事。在西方，得入教堂、宣誓言，在主的面前承諾生死不變；在中國，需宴親朋、拜天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然而，人心世道，皆已不古。

　　重慶市郊的人和鎮，最近就有這樣一幕活劇上演：1000多對夫妻，從假離婚，到再婚，再到復婚，荒誕事讓人目不暇接，旁觀者或謂之“兒戲”，劇中人卻有不為人知的悲涼。

　　先離婚，再找個人塞1萬元錢，然后跟他（她）結婚。年齡？不是差距；品貌？不是問題；從沒見過面也沒關系，惟一的要求是：城鎮戶口，且沒有住房。

　　在重慶市人和鎮，婚就可以這么結。該鎮和睦路婚姻登記處的數據統計，2005年，全鎮共有732對這樣的再婚婚姻。離婚的就更多了，一共1795對夫妻，在這一年“勞燕分飛”。

　　對于一個人口只有兩萬多的小鎮來說，這樣的婚姻劇變，或許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45歲的人和鎮集樂村村民葉蘭如今帶著孩子生活，她和前夫郭強，在去年12月，就經歷了這樣一場“人和式婚姻”。

　　現在回想來龍去脈，葉蘭已是欲哭無淚。

被婚姻改變的集樂村村民　

　　１“村長90歲的媽都把婚離了”

　　說得更明白些，離婚后再找個城里人結婚，分配的房子可以從一室一廳增加為兩室一廳。

　　2005年12月，人和鎮集樂村最大的新聞，莫過于村婦女主任魏淑芳再婚。

　　年近60歲的魏淑芳，前不久與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丈夫離婚，又閃電式地登記結婚。她新婚的丈夫，是附近一所大學的在讀生，20歲出頭。

　　在人們嘖嘖稱奇時，魏淑芳氣定神閑地在麻將桌上，向幾位牌友透露了這場婚姻的秘密：“要研究政策”，魏淑芳神秘莫測地說，“結了婚，按政策可多分一間房”。

　　她說的“政策”，是指從2000年始，人和鎮集樂村被劃為重慶市高新區北部新區開發用地，根據拆遷補償規定，拆遷的村民統一分配安置房。

　　魏淑芳透露的消息在集樂村村民中不脛而走。葉蘭也聽到了消息。她和丈夫郭強開始了“研究工作”，兩人初步弄明白了：根據1999年頒布的重慶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市人民政府第55號令），有幾種情況可以得到“優惠”。

　　朋友們指點葉蘭，主要注意第24條和25條。這兩條冗長條文透露的信息是：“一、一對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

　　說得更明白些，離婚后再找個城里人結婚，分配的房子可以從一室一廳增加為兩室一廳。

　　兩室一廳的誘惑在于，房型更合理，在市場上賣得起價。和大多數村民一樣，按照安置房分配政策，葉蘭一家并不缺房子住，他們缺的是錢。

　　按照55號令和高新園區的配套文件規定的政策，每人可拿到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21000元，但男性超過50歲女性超過40歲，高新園區不發放現金，統一辦理儲蓄式養老保險。

　　葉蘭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共5人，只有丈夫郭強和孩子不在辦理養老保險之列，補償費發放42000元，再加上房屋拆遷補償費近30000元，青苗及地上構附著物補償費近3000元，村社撤銷后集體資產分得約3000元，葉蘭一家最后拿到現金78000元。

　　讓葉蘭發愁的是日常的開銷，失去土地之后，家庭收入銳減，只能依靠家中3個人525元／月的養老費。

　　如果能辦假離婚，然后再假結婚，那么就可以另外分到一套70平米的兩室一廳，葉蘭算了一下，按照政策，其中40平方的價格為240元／平方米；余下的30平方價格為750元／平方米。葉蘭只需付出約32000元，但賣出的市場價約為15萬元。

　　這是一筆看起來十分劃算的買賣，但葉蘭有些猶豫，“畢竟從沒研究過政策，不曉得管不管用”。葉蘭和丈夫郭強商量，再等一段時間，看看風聲再說。

　　但事實不容再等了，葉蘭突然發現，身邊的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離了婚。人和鎮婚姻登記處就在和睦路安置房小區的對面，從來冷冷清清的登記處門口，變得像菜市場一樣熱鬧起來。

　　又一個爆炸性的消息這時傳開了，朋友告訴葉蘭，村里的干部們，差不多都離婚，還正在找人再婚。“村長90歲的媽都把婚離了”。

　　“干部做事情不會吃虧的，”葉蘭慌了，“他們懂政策，要不我們也離吧。”聽到這消息，郭強毫不猶豫地點了頭。

　　２默認的另一種拆遷補償？

　　郭強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鄧提醒他們，“要不就寫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這么寫的”。葉蘭和郭強連忙稱是，“對對對，我們感情破裂了”。

　　和睦路婚姻登記處的熱鬧，馬上傳到了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的耳朵里。實際上，在離婚潮方興之時，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向高新區管委會做了匯報，“我們研究了政策，”徐南雄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徐南雄對村民“買進賣出”的算盤同樣一清二楚。但讓管委會頭痛的是，要不要將此默認為拆遷補償的另一種途徑？

　　事實上，此前已有專家測算：按重慶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拆遷補償人均2.1萬元僅能維持一個人生活3年多。對于很多2000年前后被征地的家庭來說，早已入不敷出。

　　“離婚分戶，多分一套房子，也算是政策允許范圍內的一種補償手段了，”安置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解釋，“農民一直希望增加補償，除了讓他們離婚分房子，也很難在其他方面違反政策。”

　　但這也只是工作人員的態度而已，管委會對此并未明確表態。而此時，婚姻登記處的門口已排起了長隊，擠滿了前去辦理離婚的夫妻。

　　在登記處外面，葉蘭嚇了一跳，倒不是因為人多，而是“村里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葉蘭回憶，“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

　　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小鄧，回憶起當時情景更是叫苦不迭，“婚姻登記處啥時候那么排過隊”？登記處原本只有小鄧一個工作人員，自從人和鎮掀起離婚高潮，鎮里專門派了兩個人過來臨時幫忙，“但還是忙不過來”。

　　一直排到下午，葉蘭和郭強終于擠進了辦公室。坐在登記員小鄧面前，葉蘭和郭強手腳麻利地逐項填寫表格，但填到離婚“原因”一欄時，兩人都停住了筆。“我們為啥要離婚呀？”葉蘭先問丈夫，問完忍不住笑起來。

　　郭強也想不出填什么，小鄧提醒他們，“要不就寫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這么寫的”。葉蘭和郭強連忙稱是，“對對對，我們感情破裂了”。

　　整個2005年，人和鎮一共有1795對夫妻就這樣“感情破裂了”。

　　離和睦路不遠的人和大廈，就是安置辦的辦公地點，一名工作人員曾悄悄到婚姻登記處偵察情況，他形容為“人山人海，離婚盛況空前”。

　　辦完手續回家的路上，葉蘭夫婦碰到了朋友劉潔。葉蘭興高采烈地通報：“我們離婚了”。劉潔在祝賀之余十分羨慕，她的丈夫是鄰村人，不在征地拆遷范圍內，不能享受“政策”，因此他們沒有離婚。

　　心情高興的葉蘭看出了劉潔的心思，安慰說，“想辦法把你老公的戶口遷過來吧。沒關系的，這次離不成，下次再想辦法！”

　　３“我們都被耍了”

　　在這位官員眼里，此前管委會對離婚戶的默認，已經是頗為寬容了，“再這樣鉆政策空子，哪個政府受得了呢？”

　　對于集樂村的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復雜的任務：再婚。

　　葉蘭還在猶豫，在她想來，分到兩個一室一廳已經夠了。離婚之后雖然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葉蘭心里始終覺得有點不踏實。要不要再找個人結婚，葉蘭拿不定主意。

　　葉蘭的猶豫顯然不合時宜。第二天，她就聽見有干部拿著大喇叭在村里宣布，“申請增購安置房到12月23日截止，要辦理增購手續的抓緊時間。”干部最后干脆提醒村民，“要離婚的要結婚的，都抓緊！”

　　村干部還透露了另一個消息，開發辦并沒有預想到村民們會離婚分房，因此一室一廳并不多，需求太多，可能很多人會拿不到房；而兩室一廳非常充裕，再婚申請則沒有問題。干部們說的沒錯，村里二期安置時，很多申請一室一廳的單身戶，現在都沒拿到房。

　　集樂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范圍內尋找結婚對象。重慶城區的下崗工人們，成了最合適的對象群體，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涌來。

　　葉蘭終于下定了決心，“兩室一廳還是比一室一廳好”。不過她和丈夫商定，由丈夫再婚，葉蘭自己實在不能接受一個素未謀面的“丈夫”。

　　朋友很快幫忙在江北區找到一個下崗女工，郭強和女工談好條件，結婚分到房子后再離婚，離婚前付清人民幣1萬元。

　　趕在截止日期前，郭強帶著剛認識的“未婚妻”，再次排到了婚姻登記處的長隊中。這一次的隊伍排得更長，此前還猶豫不決的家庭紛紛出動了，“那個時候，真的是形勢逼人啊。”葉蘭回憶。

　　感受到形勢逼人的還有高新區管委會。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專門對婚姻登記處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到2005年11月，人和鎮離婚人群的再婚率已經超過20％，并且仍在迅猛增加之中。“如果任其發展，一個村95％的離婚率，最后就會發展為95％的再婚率。”

　　在徐南雄和他的同事們看來，95％的離婚率可以接受，95％的再婚率則必須避免。“更加可怕的是，通過假結婚，外來配偶可以把戶口遷進來，一旦戶口進來，他們還可以再離婚單獨申請住房，我們研究發現，這個空子可以循環往復的鉆，農民很可能會發現這一點。”

　　徐南雄認為：“大家都清楚這些再婚是假結婚，而且涉及房產。可以預料，再婚人群最后必然出現很多因利益分配引發的糾紛，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本地社會的和諧，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后遺癥。”

　　更加關鍵的是，解決這個可以預見的社會后遺癥的任務，將肯定落到高新區管委會的頭上。隨著再婚潮形勢的日益失控，達摩克里斯之劍仿佛正在管委會頭上抬起。

　　管委會這一次迅速做出了反應，申請將再婚增購房價格由安置優惠價調整為市場價的文件，被遞送到了重慶市北部新區國土與房屋管理局。

　　再婚購房的通道正在被悄悄堵塞，而不知情的集樂村村民還在繼續以日益高漲的情緒投入到再婚浪潮之中。

　　經過前些天的磨練，登記員小鄧已經“摸索出一套提高登記效率的辦法”。小鄧讓登記處隔壁的復印店，把離婚和結婚登記表復印好堆在店門口的桌上，村民們可以先拿表再排隊。登記處的門外，再張貼出表格的正確填寫方法，以便排隊的同時就能填表。

　　“這樣我們就只負責審核，蓋章和記檔，”小鄧說，“登記一對大概只需10分鐘，”“最多的一天，我一個人登記了60多對。”

　　郭強和村里80多歲的李老太一起擠進了登記辦公室，和郭強不同的是，李老太是被孫子背進去的。身體虛弱的李老太在嘈雜的人群中時昏時醒，偶然醒來，她問孫子：“我在哪里啊，這么多人是來干啥的？”孫子只好回答，“您來結婚啊，這些人都是來結婚的。”

　　周圍的人都忍不住笑起來，人人臉上掛著笑容，這個繁忙的場所終于顯得有了些喜慶的氣氛。

　　和前些天離完婚再一起回家不同，現在結完婚的“新人”們，差不多走出登記處就分道揚鑣，集樂村的人直接過馬路回家；找來的配偶則沿著和睦路右轉，到旁邊的公交車站等車。新人們沒有太多的交流，“好多人結完婚還記不清對方叫啥名字。”葉蘭笑著說。

　　11月底，根據北部新區國土局的批復，管委會調整再婚增購住房的價格。但等消息為村民所知時，已有732對“夫婦”登記再婚。

　　在這份文件中，高新區管委會辦公室規定：離婚再結婚的安置村民按申購政策對待，價格為市場價，1800元／平方米。

　　村民們一下子傻眼了：一個多月后，葉蘭和“前夫”郭強分到兩套兩室一廳。但這第二套房，卻必須按市場價購買，哪有獲利空間呢？更關鍵的是，葉蘭也拿不出這筆十多萬元的購房款。

　　失望的葉蘭和同樣失望的村民們涌到鎮政府討說法，“我們都被玩弄了，”他們在院子里叫嚷：“‘55號令’是經市人大審議通過的市政府令，現在高新區管委會出臺規定，怎么能違反上級政策呢？”

　　但管委會對此態度鮮明：我們是及時用自己的新文件“堵住了舊文件的漏洞”。而鎮政府一位官員則這樣告誡村民們，“你們想占便宜，便宜有那么好占么？”

　　高新區高新園開發辦一位工作人員后來告訴本報記者：“安置補償標準是市有關部門經過研究后合理制定的，這個標準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也要考慮本地經濟發展水平。”

　　在這位官員眼里，此前管委會對離婚戶的默認，已經是頗為寬容了，“再這樣鉆政策空子，哪個政府受得了呢？”

　　４“假作真時真亦假”

　　他給葉蘭打來電話，他和那個女工一起過了。“要是拿得出錢，我就回來；但是拿不出錢，我也沒辦法，只能跟她一起過。”

　　“討說法”的村民，怏怏地回到了村子里。生活還得繼續，土地沒了，房子的便宜，也占不到了。

　　葉蘭現在很懷念拆遷前的生活，家里兩畝多地，都種上了平菇，“每天挑一擔菜到城里去賣，能掙百把塊錢”。

　　人和鎮處于市區近郊，這里的農民幾乎都以種菜或養殖為生，收入頗豐，1996年，集樂村還被評為渝北區小康村，蔬菜基地。

　　在拆遷征地之后，葉蘭只能尋找打工機會了，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當清潔工，月薪300元。父母則攬下了附近飯館剝大蒜的活兒，剝一斤兩毛錢，兩個老人坐在屋子里剝一天，能掙十幾塊錢。

　　除此外，統一辦理的儲蓄式養老保險，可以讓葉蘭和父母每人每月領取175元。但據記者了解，重慶市低保標準是每月195元。

　　對于自己的生活狀態，葉蘭形容為“餓不死，但是也過不好”。

　　女人們相對還容易找到工作，她們大多去做鐘點工保姆和清潔工，但大多數40歲上下的男人卻難以就業。“以前從早忙到晚，弄自家的菜有勁得很，”一個正在搓麻將的村民說，“現在起床就打牌，久了也沒意思。”他說這話時，正是雨過天晴，安置小區里三三兩兩的男人在陽光下百無聊賴地聊天閑逛。

　　村民們的就業也讓高新區頭疼過，他們為此專門開設了一個電腦培訓班，希望訓練菜農們以后“做電子商務”。但大字不識幾個的村民們，覺得“這課聽不懂”。

　　事過不久，葉蘭便催促郭強和剛剛“結婚”的下崗女工離婚。“畢竟這么多年夫妻了，既然現在政策規定死了，那我就想還是過正經日子吧。”葉蘭說。

　　但那個找來的女工并不這么想，她要求先付清1萬元再離婚。葉蘭拿不出這錢來。

　　臨近春節，郭強突然消失了。他給葉蘭打來電話，他和那個女工一起過了。“要是拿得出錢，我就回來；但是拿不出錢，我也沒辦法，只能跟她一起過。”郭強告訴葉蘭，他和女工一起去深圳打工了。

　　“你不知道那個春節我是怎么過來的。”葉蘭說，這事一直瞞著孩子和老人，白天她臉上掛著微笑，夜深人靜時才會悲從中來。

　　葉蘭并非集樂村的孤例，“假結婚到最后假戲真做的還不少，”人和街道居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分析，“征地之后很多人沒事做，比較空虛無聊吧，再加上可能夫妻時間長了感情淡了。”

　　更有甚者，就在不久前，集樂村一名被假戲真做的妻子拋棄的丈夫，一怒之下拔刀刺死了妻子，再爬上安置小區的樓房，跳樓身亡。

　　“集樂村里現在大部分夫妻都不合法。”那個最初沒能離成婚的劉潔說，她和丈夫是村里少有的持有結婚證的合法夫妻了，“但又沒辦法，好多人那邊離不掉，這邊拖著過，大家心里都不怎么舒服，好多家都在鬧矛盾。”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表示，要盡快鼓勵和幫助村民們復婚，“上門服務，把結婚證給他們送到家里去”。

　　這個任務自然落到了當初辦理離婚和再婚手續的小鄧身上。盡管復婚的人不多，小鄧“上門服務”的熱情還是很高。就在前幾天，小鄧剛剛給60多歲的李召和、段芳秀老夫婦倆履行了復婚手續。

　　段芳秀老人前不久診斷出身患癌癥，她向家里人要求“死之前跟老頭子把婚復了”。小鄧在老人家里填好了所有證件，把結婚證交給了臥病在床的段芳秀。虛弱的段芳秀把大紅燙金證書抱在懷里，卻哭了起來。和在場的很多人一樣，跟鄰居們擠在屋里看熱鬧的葉蘭，此時也禁不住傷心地掉下淚來。（文中部分采訪對象使用化名）（P1163101）

　　■記者手記

　　放大的離婚之刁，忽略的失地之苦

　　一場集體離婚，把原本默默無聞的人和鎮農民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農民鉆了政策的空子，占了政府的便宜，而且“越來越狡猾”，這是在采訪中政府官員最常表達的觀點。

　　更有甚者，認為這表明了農民素質的低下，和“社會道德滑坡的警鐘”。

　　但農民有著自己的算計。失去土地，他們幾乎失去了惟一的謀生手段。捏慣了鋤頭的手，如今只能在麻將桌上派上用場。他們可以搬進城區的樓房，戶口簿也蓋上農轉非的鋼印，但在突如其來又無法拒絕的城鎮化面前，他們融入得異常艱難。

　　如何維持生計，在農民們看來，多分的一套房子，他們憧憬著作為自己的生活費，孩子的學費，老人的醫療費。他們不缺房子，缺的是錢。

　　在人和鎮原來的菜地上，已經建起了漂亮的花園小區，據說將成為高尚住宅集中的地方、重慶房地產市場新的熱點。

　　小鎮所在的高新區，在未來的規劃中，將有4000多家高科技企業陸續進駐，成為重慶經濟的新動力。

　　在集樂村村民們從村委會搶得的一張財務收支表上，2005年第一季度村財政收入為3000元，支出為172300元。其中包括村兩委誤工補助15600元，年終獎42000元，其他獎勵40000元，雜支50150元，值班補助8820元，便餐5922元等等。而村兩委干部加起來不到10個人。

　　在拆遷面前，在各個利益團體的博弈中，農民無疑是最弱勢的群體。千年來，他們賴幾畝薄田為生，現在，面對隆隆推進的城市化，他們的土地、村莊和生活方式，瞬間即被拿走，全無還手之力。

　　其實，如果不是上演了一場驚世駭俗的離婚大戲，人和鎮農民也就湮沒在中國幾千萬命運類似的失地農民之中。大眾本已對他們失去了新鮮感，在這一次關注中，人和農民的離婚之刁被放大，而失地之苦則被忽略。

　　對于利益的另一方來說，高新區管委會同樣認為，在政策的限度之類，他們無疑已做到“仁至義盡”了，從默認離婚，到給單身戶分房，這已是政策的極致。

　　就如同上演一場大戲，主角們都被照射在社會聚光燈下，然而這場大戲的導演呢？始作俑者，該追問到誰？是什么導致了這樣一場荒唐劇無奈的上演？是拆遷的規則，還是規則后面的邏輯？

　　采訪中，幾乎每一個害羞而坦白地承認自己“離了”的農民，都會添一句，“不是逼得沒辦法，誰愿意離婚”。

　　或許我們不免感慨，人類文明中，婚姻、家庭、親情，這些讓人溫暖的東西，需要堅守其底線，如果放任其遭受利益的扭曲，將是所有人的悲哀。

　　或許我們更需要反思，人和鎮的農民夠刁，正是他們用自己的刁，折射出了利益分配方案中亟待完善之處。在任何一項公共政策設計中，光堵漏洞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設計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方案，才是改堵為疏的正途。

　　不如此，則舞鞋的魔力恒在，更多光怪陸離的表演，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錄入：陳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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