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發的礦難事故和自上而下推動的整治風暴，使那些常被冠以邊緣色彩稱謂（如非法煤礦、問題煤礦、“犯規”煤礦、證照不全煤礦、小煤礦等）的煤礦群體一次次映入人們的眼簾。最近的一次發生在山西的醫院爆炸事故，作為事故嫌疑人的醫院總務科副科長，也有煤礦老板的身份。很多事件都在強化著各方面對邊緣煤礦的強烈不信任感。在行政治理的軌跡上，一幅幅畫面顯示了整個治理過程的曲折反復和不可扭轉的氣勢：安監總局局長視察中“重新驗過”的怒斥，發改委批評部分省（市）整頓關閉問題煤礦進程緩慢，4月10日《人民日報》公布全國煤礦關閉礦井進度表，關閉數量超過既定目標，初戰告捷。

        另一方面，在邊緣煤礦與農村交叉的結合部上，“失落的鄉土世界”成了許多人由衷的哀嘆。《人民日報》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略顯哀婉的語氣感嘆到：“不知不覺間我們失去了那個母親般久久佇立的村莊，那個稻田上空白鷺飛翔、群山之間小溪潺潺的平靜山莊，那個中國傳統文化中可‘采菊’、可‘悠然’的田園，仿佛它只在文人的意象中存在過。”專題兩篇文章對這種陷入生態災難的村莊也有描寫。

        生態災難是外在的，內在的則是當地村民與憑借煤礦發家的新富的災難性關系。當地的生態災難、基礎設施殘缺破敗等問題不可能完全依賴上級政府解決。目光轉向新富群體是必然的，這個也是行政治理無法顧及的長久課題。在鄉寧“一事一議”這個多少有些政績色彩的工程里，政府在促使新富充當傳統中國鄉村社會里鄉紳曾經承擔的功能。根據記者的觀察，這種要錢的關系早已存在，暴力沖突也時有發生。雖然當地新富基本配合政府的行動，但新富的自覺意識的缺乏，行政推動的模式，使得短期效應這個致命弱點無法消失。所以，出現半拉子工程的現象就十分正常了。

        漿水村的例子則說明，煤礦新富群體需要克服滑向“土豪”群體的危險。我們現在無法主觀判斷當事人是否有充當開明鄉紳的意愿，但從其行動軌跡上說，對權力庇護和暴力行動的依賴，這種依賴的有效性，決定了他們是可以扔下一個爛攤子而遠走高飛的，而留下過度依存于小煤礦經濟的一個個村子。在大規模整治風暴之后，這個問題也許會更加突出。這正是在關閉類似煤礦后遺留給當地的新課題。                                                                                                              (趙   義)

        “‘一礦一業一事’是個好點子，但就怕落實不了。”3月20日，山西省鄉寧縣趙院村委會張主任在家里對記者說。

        在去年的“一礦一業一事”活動中，毛則渠、桑圪塔、于家河、井壩灣4家煤礦共拿出400萬元，援建趙院移民新村，動用土方30萬平方米，推出了地基。推完后沒錢蓋樓，工程又停下來了。

        張主任告訴記者：“如果沒有‘一礦一業一事’，這工程鋪排不開。現在勢頭挺好，但要靠政府協調，政府也頭痛……”

        鄉寧縣一家國營煤礦高層管理人員的看法，與張主任正好相反。

        “‘一礦一業一事’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弊端。”這名高管對記者說，“第一，很多村鎮都想弄這個錢，還都想多弄點，但煤礦的錢也是有限的，給你修一條路可以，不是‘村村通’都要煤礦來負責。第二，現在的人腦子壞了，接觸一件事，不是想著怎么把事辦好，而是想著能弄多少錢？我們援建一所小學花了150萬元，你要把錢給他，180萬也建不成！第三，現在各鄉鎮政府、各行政村都有自己的建設規劃，都是跨越式的，遠遠超過它的財政承受能力，都在依賴‘一礦一業一事’。我看煤礦別發展了，凈給村里發展了，不如干脆把煤礦送給村里算了！”

        以上兩位人士提到的“一礦一業一事”，是2004年鄉寧縣政府出臺的一項政策，內容大意是：“凡屬鄉寧縣開辦的所有煤礦生產企業，都須在本縣境內創辦或聯辦一個促進農民增收途徑最便捷的非煤企業；興辦一項人民群眾最渴望的社會公益事業。”政府以此號召富起來的縣營及個體煤礦老板，拿出錢來幫助被他們在致富過程中惡化環境因而生活更糟的鄉親們。

        這項政策使煤老板們感受到壓力，也使鄉村政權及民眾得到了處理與煤老板關系的新方法、新手段。由于它給各個利益方帶來了不同損益，所以也激起了新一輪的矛盾沖突。

        沒有主角的采訪

        2006年3月下旬，記者來到鄉寧縣采訪“一礦一業一事”活動。有關部門婉拒了記者的采訪要求，理由有三：一、此事雖經媒體炒作，但上級部門一直沒有表態，也沒有一家黨報報道過，網上還有言論認為此舉缺乏法律、政策依據。二、縣領導班子馬上就要換屆了，縣委書記及縣長的職務都會發生變動，在此時期，媒體繼續報道此事，怕有不利影響。三、該項政策的發起和組織者——縣長張效彪已離開鄉寧一個多月了，現正在省委黨校學習。

        記者與張效彪縣長電話聯系。張縣長亦婉拒采訪，并稱這是臨汾市領導的意見。

        采訪不到縣領導，見見煤老板也可以。但縣里官員告訴記者，今年春節前，臨汾全市煤礦停產整頓，等待驗收，到現在仍未復工，煤老板們都不在礦上。

        而且，自從媒體報道“一礦一業一事”活動后，煤老板們常常接到要錢的電話，很多記者去找他們，拉廣告，搞發行。“記者來了好打發，三五千塊錢就行了。但是現在‘狼’真的來了！檢查安全的、罰款的都跑去了，三五千塊絕對打發不住！”

        這些官員說，現在找煤老板，不能事先聯系，只能直接上門，見得著就見，見不著也別再找了。

        記者在實地采訪中，果然未能見著一個煤老板。請熟人幫忙聯絡，結果煤老板一聽記者來訪，說聲“算了，不想弄這事兒”，就掛斷了電話。

        在記者堅持下，接待部門找來了鄉寧縣“一礦一業一事”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國家。50多歲的賀國家，此前曾任該縣西坡鎮黨委書記，現任縣經貿局黨委書記，“一礦一業一事”辦公室就設在經貿局內。

        賀國家對“一礦一業一事”活動的由來、如何實施等無心多談，而熱衷于駁斥網上的批評意見。“網上那些觀點，不懂中國國情，隨便定調子，我們不去管他！”賀國家說，“建設新農村能只靠政府投資嗎？鄉寧縣去年財政收入6．8億元，縣里只留了1億多元，除去吃飯，剩下的錢全部用到農村也不夠，何況也不可能全部用到農村！”

        賀國家說他還在網上發言，邀請那些批評者來鄉寧兼職當村官，就會明白自己是如何的書生意氣了。

        “我們不這樣搞，黨的執政能力怎么體現？難道就是要讓富的更富、窮的更窮？”賀國家說，“網上說我們的做法沒有法律依據，但也沒有法律禁止這樣做呀。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我們都可以做！”

        賀國家說，以前農民常去煤礦鬧事，剪斷絞車索、關掉泵房、切斷電源，讓煤礦不能正常生產。嚴重時，老百姓把縣委、縣政府都圍起來好幾次。

        “如果政府不管，讓煤老板繼續富下去，讓老百姓繼續窮下去，這種情況是難免的。”

        現在縣里提倡的“一事”，主要是為老百姓解決基本設施建設問題，賀國家認為：“這些事解決了，老百姓心理平衡了，礦與村的關系也就和睦了。”

        賀國家說，“一礦一業一事”是鄉寧縣政府為煤老板們搭了一個平臺，讓大家展示自己。記者問，如果有煤老板不想展示自己怎么辦？賀國家說：“他不展示拉倒，我們連批評也沒有，只獎勵那些展示得好的。”但他又說：“現在幾乎所有的煤礦都奉獻了。”

       “富的富死，窮的窮死”

        “鄉寧人是富的富死，窮的窮死！”這是很多鄉寧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似乎也是對鄉寧縣情的最好說明。2004年，鄉寧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578元。但全縣109座合法煤礦的老板，大部分都有上千萬甚至上億元資產。

        1997年之前，鄉寧縣沒有這么多富人。1986~1995年，鄉寧縣的煤炭銷售價格30元/噸，煤從地下挖出來，賣不出去，在地上堆積如山，有的還自燃了。

        當時，縣里的鄉（鎮）辦、村辦煤礦沒人愿意承包，村干部鼓動膽大、腦子活絡的人出來硬撐著。為了維持煤礦運轉，許多煤老板要借高利貸，到年底還不起錢，礦長們被綁架索債的事時有發生，有一個礦長被綁架過兩次，要債人甚至身綁炸藥上門。礦長們過年都不敢回家。

        2002年后，煤炭價格一路飛漲，最高曾達420元/噸，今年也有370元/噸，而挖煤的成本只有80元/噸左右。煤老板每天出一兩千噸煤，就能賺四五十萬元以上，想不富也難。

       可以說，煤老板是靠偶然的煤炭價格飛漲機會富起來的。所以，富起來后，他們不知所措。他們那些仍然貧窮的鄉親們對于鄰居的飛速致富，同樣不知所措。

       小雯是個16歲的女孩，初中畢業后，來到鄉寧縣城一家飯店當服務員。她家在關王廟鄉的一個小山村里。關王廟鄉有許多煤礦，但小雯的村里沒有，全村人靠種地及上山采藥、砍樹為生，每戶年收入只有一兩千塊錢。

        剛上班十來天的小雯，在飯店里見過一個煤老板，因為同桌的人稱他為“我們煤礦的老大”，讓小雯給他端酒。那個人長得高高胖胖的。小雯說：“這些人可能喝酒了……他們吃一頓，能頂我干一年。”說著，小雯轉過身去抹淚。以前從未離開過家的小雯，到縣城打工后很愛流淚。記者問小雯：“如果你也這么有錢了，你想要干什么呀？”小雯遲疑著回答說：“我不可能這么有錢……如果我有錢了，想把家鄉的路修修。那路太不好走了！一路都是陡坡，騎不成自行車，坐三輪車回家，把屁股都給顛掉了！”

        修路，是鄉寧縣煤老板在“一事”（公益事業）活動中主要選擇的項目之一。在2004、2005年的“一礦一業一事”活動中，鄉寧各鄉鎮煤礦共確定通村公路建設項目56條315公里，投資10865萬元。

        記者在采訪中感到，對于煤老板的暴富，鄉寧一般老百姓并無強烈的“仇富心理”。老百姓最關心的是自己生活得好不好，而不是煤老板生活得怎么好。只要煤老板不欺壓百姓，百姓們并不仇視。鄉寧縣公安局向記者提供的針對煤老板的敲詐案件，只有寥寥數起，還都是發生在2002年煤價飛漲，煤炭富翁成批涌現之前的。

        當地民謠描述煤老板們的荒淫生活，有“包妹子，抽料子”之稱，但對百姓來說，只要煤老板包的不是自家妹子，就不會去管他（事實上也管不了）；“抽料子”，不僅煤老板抽，普通百姓也抽。央視《焦點訪談》3月18日報道，山西河津、鄉寧一帶的農村，吸“面面兒”（咖啡因）的現象很普遍。記者在當地詢問，大家都承認，這是鄉寧農村由來已久的習氣。

        而且，煤老板一般也都不惹本地人。記者采訪中聽說，鄉寧煤礦一般不用本地礦工，一是本地礦工到了農忙季節，要忙家里農活，影響生產；二是本地礦工要一個一個地招，外地人一來就是一伙，可直接組成工作隊；三是“礦長說話，本地人敢不聽；外地人如果不聽，礦長就叫人打他一頓”；四是煤礦的開采活動對當地生態損壞到什么程度，不愿意讓當地人知道；五是本地礦工出了事故，處理起來太麻煩。比如煤礦死一名外地礦工，頂多賠付20萬元，死一名本地礦工，要賠付40多萬元，還要出錢給他辦葬禮。

        老百姓對煤老板不害紅眼病，還有一個誰都不好明言的原因，就是本地的黑礦數不勝數，老百姓們自己也在私挖濫采。鄉寧縣煤炭儲量約有109億噸，分布廣、埋藏淺。當地農民說，刨個坑就能挖出煤來，有的地方甚至是“人在下面，煤在上面”，因此非法采煤的活動十分猖獗，屢禁不絕。

        但是，事實上是由于煤礦的大量開采，惡化了當地生態，使民眾貧窮的生活雪上加霜。煤老板和當地民眾就像是坐在翹翹板的兩頭，富人一個勁兒地往天上升，窮人一個勁兒地向下沉淪。

        所以，老百姓與煤老板這“二老”之間不可能沒有矛盾。當地一名煤礦干部對記者說：“老百姓跟煤礦的關系，就是要錢的關系：給他錢了關系就好，不給錢關系就不好！”

        不管國營還是個體煤礦，每隔一段時間，當地百姓就會找上門來，提出要錢的請求。煤老板們也早已習慣了“破財消災”。通常情況下，由當地村“兩委”的干部負責來與煤礦協商，他們從煤礦得到的好處也不少。記者在鄉寧縣采訪了若干個村，即使是那些很窮的自然村，村干部都有了小轎車。

        黑礦也做“公益事業”

        鄉寧是山區縣，很多村莊就在半山腰上。一名村民告訴記者，山不管再高，本來都有水，“頭頂有血，山頂有水”嘛。但是煤礦一挖到這兒，水就漏了，漏到煤層里了。現在煤是濕的，山是干的。村民們吃水要到山下去拉，開機動三輪車拉一趟水，得三四個小時。

        這種情況在平原也難免。平原上不管哪個村里有井，只要附近開煤礦，一打眼放炮，水井震裂，水見縫就跑，跑到煤層里去了。

        管頭鎮寺坡院村是個小自然村，全村20來戶，100多口人。南山煤礦與寺坡院村隔著一座大山，礦在山北，村在山南。然而山北的礦工們，像一群穿山甲似的，穿過整座大山，將坑道挖到山南寺院村農舍下面。一名寺坡院村民說：“南山礦黑夜白天打炮，我們家的鍋蓋都砰砰跳，晚上村民睡不著覺……”

        寺坡院村張支書告訴記者，2003年臘月，寺坡院村大量出現房屋裂縫、地基塌陷等情況。翌年春節后，村干部去找南山礦礦長，雙方同意，由南山礦出資蓋樓，把村民們遷移到新村。

        2004年4月，寺坡院新村開始建設。南山煤礦出資325萬元，由村干部找施工隊蓋房、引水。

        這項工程被列入2004年4月12日開始的鄉寧縣“一礦一業一事”活動的成果展示中。根據縣政府的統計，在為期兩年的鄉寧縣“一礦一業一事”活動中，共有煤礦投資3180萬元，新建移民新村10個。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因為煤礦的開采活動，使附近的村莊地面裂陷，形成危房，不得已而遷移村民的。

        因此，這樣的“公益事業”，不僅合法煤礦在做，黑礦也在做。記者在某鎮的一座山上看到，這里也有一個移民新村。村民們說，以前煤礦是鎮政府的，村子周圍的煤都吃完了，生產許可證也吊銷了，只剩主峰下一片圓柱形煤田，儲量大約還有一二十萬噸。村里人常說，干脆把這一點資源也偷挖了算了。

        去年，有人承包了這座本已廢棄的煤礦。在開采之前，先要遷移村民。煤老板付給村里140萬元，讓村民們在1公里以外另建新村。今年4月，這個新村基本建好了，記者來時，村民們正各自拾掇著新庭院。

        因為煤礦是黑礦，春節前沒干幾天就停了，至今也未再開工。“現在有許可證的礦還干不成哩！”一名村民說。因為開不成工，礦主走人了，施工隊說沒錢了，不給修下水道，有的門樓上連瓷磚都沒貼。新房沒有水、不通電，路也沒修。

        西坡鎮趙院村共有6個自然村，3個在山上，3個在山下。周圍4個煤礦，共同侵蝕著他們的生存環境。1984年，趙院村就出現了危房，煤礦出資維修，每孔窯洞400元，一共花了幾萬塊錢。1990年代，危房多起來了，煤礦又賠了100萬左右維修費。

        趙院村委會張主任跟記者說，以前煤炭直銷時，煤礦只采一層煤，現在資源少了，煤礦又返回來把下面兩層一塊兒采了，地面上的裂縫更大了。有的落差達1米多，水源也破壞了。“整座山都荒廢了，人都不敢亂走，到處是口子，掉進去就出不來。”

        山上的3個自然村，房子下面都空了。田地不能耕種，史家灣村600口人，只有一半人還在村里，另一半去投親靠友了。2004年10月，100多名村民去臨汾市上訪，要求解決問題，縣委書記去把他們領了回來。去年縣、鎮政府決定趙院村整體搬遷，資金來源即是附近4座煤礦的“一事”捐款。

        “這里不比平川，選一塊地就能搬。” 趙院村委會張主任說，“整個行政村移民，光土建就得500萬元，全部建成得兩三千萬元，缺口很大。有政府協調，煤礦壓力大了，會多出一點。縣長、書記往工地上跑過幾次，要求新村今年建成，但這是不可能的。”

       “礦主就是發一點資源財，他如果想通了，新村建成對他也有好處，”張主任說，“因為老村下面還有資源，可以繼續開采。”

        國營臺頭煤礦是鄉寧縣最大的煤礦。5年前，它每年上繳的稅利，曾占到全縣財政收入的1/4。2004年4月，政府號召開展“一礦一業一事”活動時，自然想讓它起一個帶頭作用。

        臺頭礦也不負領導期望，2004年捐款260萬元，為全縣農民代繳了農業稅，并投資120萬元為雙鶴鄉新建了張元中心學校。該礦負責“一礦一業一事”工作的高副礦長對記者說：“老百姓太窮，靠天吃飯，還得繳稅。礦長提出為農民代繳農業稅，事先肯定跟縣政府溝通過。這是臺頭礦的榮譽……捐建張元小學，也是縣上安排的。”

        “村里修個路，架個線，建個學校，都會來礦上要錢。”高副礦長說，“社會變了，以前是礦上給一點就行了，現在是村里積極主動地來要求解決問題……今年的‘一礦一業一事’項目還沒定下來，不敢定，因為好多村在爭。”

        跟一些民營煤礦老板不同的是，臺頭煤礦謹守本業，對于發展非煤產業非常慎重，到現在也沒申報一個項目。

        政府的兩難處境

        去年至今，網上對鄉寧縣“一礦一業一事”活動的爭議，有說是“逼富濟貧”，有說是“勸富濟貧”，但不管“逼富濟貧”還是“勸富濟貧”，這里的“貧”都不僅包括當地民眾，還包括鄉寧的縣、鄉（鎮）政府。

        1995年之前，鄉寧縣財政長期赤字，現在也仍是僅夠吃飯而已。因此，在“一礦一業一事”活動中，政府希望由自己主導，制造新的局面：富人拿錢修路引水，建村辦校，一來減輕政府負擔，二來使民眾得到實惠，緩和雙方緊張關系。“一礦一業一事”活動辦主任賀國家常說的一句話是：“中國做什么事，都離不開政府推動！”

        雖然鄉寧縣政府聲稱對煤老板只是“勸富濟貧”，但卻把它當成重要的任務，布置給了鄉鎮政府，任務完成以后，鄉財政從中能得到3%的返還，縣領導并會對積極落實政策的鄉鎮領導進行表彰。

        但客觀看來，政府對煤老板開展“一業一事”確實“只倡導，不強求”，不光體現在沒批評過任何一個不捐款的煤老板，而且捐款數目也無一定之規，多則幾百萬，少則幾萬，全憑自愿，縣、鄉（鎮）政府官員所做的就是大量的勸說工作。

        記者還發現，鄉寧縣對外大力宣揚的255個“一礦一業一事”項目，有許多是在2004年之前就已經完成或已在進行的項目，包括高天牧業、惠民養殖廠和翅果生物制品等不少知名項目，也有像號稱投資500多萬元的石窯中心學校，是當地村委會早就決定要做的項目，在“一礦一業一事”活動期間建成，投入使用的。縣政府將這些項目全部納入2004~2005年“一礦一業一事”的成果，可能是出于“壯大聲勢”的考慮，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一礦一業一事”已經有了“雄厚的群眾基礎”。

        但當地的百姓們實際上處于觀望位置，因為得到什么補償、補償多少都非他們所能決定。以前與煤礦的交涉，由村支部、村委會出面，現在縣及鄉鎮政府也橫刀躍馬，殺將出來，他們只能抱臂觀陣。

        問題的關鍵，似乎并不在富人是否應該以及應該拿出多少錢來反哺鄉親，而在于誰應該為當地被惡化了的生存環境負責？

        按照常理來說，決策者、管理者和實施者都應承擔煤炭開采帶來的生態惡化責任，但現在卻由最不應該承擔責任的當地民眾，承受著環境惡化的主要后果。

        貧富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資源型地區的“馬太效應”。“一礦一業一事”政策的執行，能使當地民眾逃出“馬太效應”的宿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