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涌

　　寡頭們喜歡利用壟斷權力，倒來倒去掙快錢。這樣的經濟，即使能夠創造短期的繁榮，從長期看也是沒有前途的。所以，改革當今面臨的挑戰，是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起飛的紅利，防止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寡頭的手中

　　有人把當今關于改革的大辯論定為“姓資姓社”之爭，我看未必。這場爭論，實際上反映著改革所面臨的一個嚴峻的選擇：是要小民百姓的經濟自由，還是要由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的寡頭經濟？

　　所謂自由派經濟學家代言人張維迎非常堅定地說：“民眾可以發泄情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學者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情緒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民眾的情緒所俘虜。”言下之意，民眾所能表達的，只能是“情緒”。民眾不具備精英階層“理性思考”的能力。改革的目標，是“用企業家代替政府官員制定經濟政策。”這是一個典型的由市場精英來把持政策制定過程的寡頭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會給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前途？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追溯一下市場經濟的歷史。

　　在世界市場經濟史中，13～15世紀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是個經濟奇跡。這些意大利城市，利用各封建王侯之間的爭斗獲得獨立。它們經營城市，就像經營一個超級公司，貿易船隊遍布歐亞，財富迅速積累，實力很快超過了周圍的封建王侯。曾顯赫一時的拜占庭皇帝，由于財政破產，跑到威尼斯借錢。可是，在威尼斯人眼中，這位皇帝不過是一位借錢不還的債務人，于是正當行使自己的債權人權力，將其下了獄，等帝國湊夠了贖金，才肯放人。意大利城市國家之氣焰，由此可窺一斑。

　　但是，這些企業經營的國家，權力過度集中在市場精英手里。他們的壟斷，最終窒息了城市的活力。在那里，權力全由行會精英們控制。他們彼此通婚，強化家族紐帶，形成封閉的小圈子，把持著一個城市的主要貿易。在政治上，也只有進入這個圈子才能獲得權力。結果，城市國家內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形成了一種自我交易的格局。比如國家要把一塊公用的土地拍賣，對土地進行估價的和最后買下這塊土地的，常常是一個家族。

　　這樣高度壟斷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一度給各城市帶來了驚人利潤。當別人不搞“市場經濟”時，他們的生意眼還有相當的優勢。但當資本主義經濟在其他國家崛起時，他們因為固守原來的既得利益，不能與時俱進，最后在國際競爭中坐失良機。

　　這時在英格蘭，完全不同的變革發生了。14世紀的黑死病后，人口減半，人變得更有價值了。過去的農奴，現在利用統治集團的矛盾，和領主討價還價：我只愿意付現金地租，不愿意再服傳統的勞役。領主不同意，他們就跑到別的地方。最后領主只好投降。由于現金地租是固定的，幾代不變，以后人口增長，物價飛漲，地里產的糧食賣得貴，許多農民最后發展成大型的商業化佃戶。其土地利潤，刺激了農業革命。不要忘記，當時的社會，農業是主要經濟部門。農業革命，當然使英國國力大增。最后以英國為代表的民族國家，取代了城市國家成為世界的主宰者。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意大利的工商寡頭壟斷了政治和經濟權力之后，他們短期可能獲得巨額利潤，長期則必然衰落。但英格蘭的小民百姓從統治階層爭取到了一定的權利后，他們的創造性就會充分發揮出來。權力的下移，導致了國家、社會的強盛。

　　中國目前的發展，有走向寡頭經濟的危險。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已經公開提出讓企業來代政府進行經濟決策。我們有把一個縣當成個大公司經營的地方官。我們到處建開發區，說征地就征地。小民百姓幾乎沒有任何權利抵擋這一切。于是，高樓大廈一棟棟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這一由企業來主持規劃的新式計劃經濟，確實相當有效率。

　　但是，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豐富低廉的人力資源的基礎上的。15年后，中國進入老齡化，人力資源不足，外資跑到別的地方怎么辦？那一棟棟高樓大廈，萬一空下來怎么辦？小民百姓基本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家庭內部沒有積累，無法對下一代進行教育投資、提高人口素質。到時候想提升產業結構，瞄準高端企業，我們哪里找高端的勞動力？

　　所以，改革當今面臨的挑戰，是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起飛的紅利，防止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寡頭手中，更要防止這些寡頭過多地把持資源配置權。小民百姓的利益應該有基本保障，應該在經濟決策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一個保護每個競爭者的市場體系。中國的改革，才會有后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