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后中國大陸財富分配全景圖

追憶爆倉歲月

    1949年12月，大陸易守，國民政府遷臺。奪取政權的一方面對著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大陸，開始了建設“新”中國的歷程，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曠古未有的、綿延幾十載延續至今的財富分配的浩大工程。這個工程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政權初立至90年代初，大致40年左右時間。這一段的財富分配主要的表現是工農產品剪刀差，意即農業初級原材料和工業制成品之間巨大的購銷價差。又因有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苛（堪稱喪失人道）的戶籍管理制度的配合，社會財富從農村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并人為加劇了歷史上本已存在的但大多數年景能相安無事的城鄉二元對立矛盾，這好比掐著奶牛的脖子、捆綁她的四肢，強行擠奶。幸好我們這頭奶牛脾氣夠溫順，又堅忍耐勞，況且不久前剛遭人毒打過，掐脖子、捆四肢于她而言已經算是“優待”了，所以就這樣忍了下來。直到30年后，眼見著她被榨盡了最后一滴奶而將無所出，昔日千年帝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農村和農業行將崩潰，這才給其松了綁，讓她在政策允許的有限范圍內自由覓食。于是，農村擺脫窒息的困境而又活了過來，按官方的話講，生產力得到了解放。不緊不慢過了15年，說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要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跟市場接軌。“逐步”一詞真是甚為微妙，所以面對其緩慢的放開過程和只針對有限的幾個品種，我們盡管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其誠意，但也只能啞巴吃黃蓮。直至今日，又一個15年從世人的眼前流逝而過，因著政府的只求索取（苛捐雜稅）而吝于給予（農業補貼制度極不完善），因著地域間、社會階層間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著農業市場化改革的腳步太慢，因著通貨膨脹、生產資料價格年復一年的上漲，而農產品價格長時間始終在區間內窄幅水平波動，名義價格是漲了，實際價格可能創歷史新低了……凡此種種，導致城鄉二元對立的矛盾日趨尖銳激化，導致農村日漸破敗蕭條，農民日益困頓，導致三農問題已是懸顱之劍，不得不讓正帶領四方民眾走現代化工業之路的帝國政治家們開始正視問題的存在了。然而，時至今日，大陸社會財富的這一條農村到城市的分配路線已經成了輔線，在90年代之后，財富分配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和領域，即通過各類冠冕堂皇的復雜社會工程達到對城市民眾的掠奪和剝削，從而完成新舊利益集團之間（頗具賣國之嫌的是還有國外的利益集團）的財富分配。這就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要重點講的。

    重新回過頭來審視第一階段，現在看來，盡管悲壯、赤裸、血淋淋，善良淳樸的農民兄弟們做出的犧牲卻是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的。唯有如此，“新”中國才能以經歷百年戰爭動亂的創傷后面對封鎖和制裁，在短短三五十年間初創齊備的現代工業體系，而漸立于大國之林。盡管封鎖和制裁有相當部分是自找的（個人以為，緣于奪取政權后的執政黨撕毀之前講民主的偽善面目，行的是與敗寇國民黨無二致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無疑以特有的中國式忽悠愚弄了國際社會）。工業化之前和之中的這個過程，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學，稱為資本的原始積累。西方國家包括脫亞入歐的“犬倭”，靠的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殖民掠奪。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人類才稍稍變得文明了起來。更何況中華帝國向來懷柔遠人，薄來厚往，于情于理都難奉行殖民掠奪政策。所以只好“勒緊褲腰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了。幸得中華民族向來堅忍，配合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造神運動，靠著“愚民”（在此非有鄙薄之意，乃拜執政黨統治手段之“高明”所賜）的滿腔激情而初步完成了原始積累，這個執政黨也奇跡般地在大陸扎下了根。嗚呼哀哉！對岸蔣公耄耋之年而無復國之望，終遺恨他鄉。雖長壽，然負撼九泉，且至今靈柩未歸，豈不悲哉！這個造神運動之所以如此成功，蓋因中國去帝制未遠，民眾未及開化，帝王觀念依舊深植心腦。國民素質尚未到行共和制時卻又經民主共和之耳濡目染，則更容易為暗藏心機的政客奸雄所利用，故袁世凱復帝制、蔣中正直接行一黨一人之專政均不及新執政黨借人民民主之名行專政之實來得漂亮而全無阻礙，而袁、蔣二公終只得短命王朝。豈不聞以英倭民眾今日之素質尚行君主立憲，雖有其約定俗成的一面，但老大中國的這一步還是跨得太遠、太急，并且不太成功，只跨過去一只腳。這君主立憲的問題還是值得我輩后人反思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新執政黨盡管號稱工農聯盟，但其大部分成員均出身農村，幫其打天下的也多是農民兄弟。待入主紫禁城，為坐擁城市繁華，鞏固根基，就將工人階級扶上了正位，而開始了長達數十年對自己本家兄弟的合法剝削。扯遠了，抱歉！總之這一階段于中華帝國的積極意義終究是高于其消極負面影響的，這也是該執政黨所展現的“大智慧”的所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向世人展示該執政黨的“超人智慧”，其中涉及很多各位時下所關心的話題，而這也是我作此文的最終目的。

國企股市篇

    90年代初，一聲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號召，政府啟動國企改革。由此拉開了1949后中國大陸財富分配的第二階段的序幕。恰逢此時，一批具有太子黨背景的海歸開始進入政府相關部門擔任顧問，以便于為日后世襲爵位鋪路。這批留洋派見識了西方國家經濟體貌的種種后，針對國企改革提出了效仿資本主義國家開設國內資本市場以配合國企市場化改革的建議。于是國企的市場化改革的著力點就在其股份制改造上了，資本市場也就開始“摸著石頭過河”了。表面看來這個頗具國際視野的建議是出于他們為國為民的一番好心，但是從十幾年后的今天回顧，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又是一個吸刮民間財富（說的更含蓄點是讓百姓承擔國企改革成本）的陰謀。

    在最初設立資本市場（狹義的即可理解為股市）時，因為畢竟是試點，容量有限，所以上下翻騰了五六年，盡管造就了一批投機新貴，但其社會影響到底還小，遠未達到其當初設想的為國企改革輸送利益的目的。貴在政府能秉持我華夏族一貫“堅忍”的傳統，不急不躁，經過整整一個90年代，把股市從一個水坑大小挖成了一個池子，而這一時期，國企改革盡管已經高喊口號多年，卻依舊停留在做表面文章的階段，少有實際動作，或者行動緩慢。現在回想起來，原來是因為股市沒有到位。中國金融市場向來與國際絕緣，但99年年中卻一反常態的跟華爾街接軌了，這個標志就是以網絡股爆發而帶動的著名的5·19行情。政府以此為契機，通過以中央媒體為代表的各地各類大小新聞媒體向社會大力宣傳股市，向民眾灌之以西方金融市場的理念：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百姓參與股市能分享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的成果，是財富增長的又一來源，投資高科技潛力股，尋找中國未來的微軟和IBM……。于是，這一次中國股市才真正火了起來，才達到了街知巷聞的程度。而且那一時段，凡入市百姓大多賺錢，盡管是小錢，但從沒體驗過金融市場錢生錢快感的他們這一次算是嘗到了甜頭，所以一時間就一傳十、十傳百，動員全家親戚老小來股市的不在少數，各路民間資金紛至沓來，包括銀行資金（負債經營的銀行，其資金最終還是來源于民間）。也就在這一時候，巧合的是國企的體制改革開始大規模進行：最常見的是買斷工齡，即一次性付給工人幾萬塊錢，然后就打發走人，工人實際相當于失業（為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的官方語言是下崗）了。幾萬塊錢，讓一個城市家庭怎么生活，即使一日三餐稀飯青菜，過樸素到極至的生活，又能堅持到多久？眼見股市火爆，就有相當一部分失業工人將這安身立命的錢投了進去，即使不求發財，也盼能給將來生活賺個溫飽的錢。甩掉包袱，國企的體制改革也相當神速，立馬進入股份制改造，然后包裝上市。

    牛市大概持續了兩周年，到01年年中，借著股市火爆而需要上市的國企也差不多都順利上市了。在此，先討論下何謂需要上市的國企。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困難、包袱過重、積重難返的那些沒有經營優勢的企業，不然怎么叫“國企脫困”嘛。再想想，中國人向來自私，這也是民族劣根性之一。所以就有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因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出于自私和小團體利益，優質的公司根本就不屑于上市，讓普通大眾分享其經營利潤，即使上了市的優質公司也盡量不分紅、少分紅，或者少報利潤，這樣既可以少繳稅，又可以正當理由回避分紅。而另一個極端就是績差企業千方百計經過地方政府的包裝，然后上市。各位，股市融資不比發企業債，雖然上市前有很大一筆發行成本，但上市融資所得遠遠高于其成本，而且這些錢就實實在在歸入了企業的資本金，不用還本，更不必付息，想怎么揮霍就怎么揮霍，空手套白狼，這等好事誰不愿意干那就真犯傻了。盡管企業上市融資都會有個公開目的，或技改、或新建生產線，但這只是掩人耳目的花腔，一旦到手就由不得投資者了。而所謂的西方資本市場的那一套回報股東的分紅制度完全是企業的良心工程了，優質企業都吝于分紅，還能指望這些動機本就不太純良的企業？也許是內部分紅（也即非流通股分紅）也未可知。畢竟中國一切制度都不透明，暗箱操作、欺行霸市，自古而然。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話講就是沒有信托責任。在士大夫社會的君主時代，有儒家倫理道德的約束尚且如此，而今道德淪喪，還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但是恰恰在分紅問題上它們卻又設了個陷阱。在上市初期，通過做假帳虛增利潤，粉飾業績，往往高派現，為的是能盡快再融資，配股或增發。而所謂的高派現也是很有技巧的：以現金分紅居少，轉增股份居多。轉增股份其實就是拆股（10股轉增10股就是將一股變成兩股），這在西方股市是利空，因為這相當于稀釋了股份，在不能確保業績同比例充分增長的情況下就直接降低了每股盈利。西方股市是更多地關注企業現金流是否充沛，能進行穩定的現金分紅才是一家值得投資的企業。國內就反其道而行，老百姓也不明就里，一度是嘗到了高轉增的甜頭，但很快一輪輪的增發和配股就接踵而至，獅子大開口向社會索要資金。所以之前的高轉增也就很明顯的成了投到股市這個大水池中釣魚的誘餌了。你能相信在改變根本制度前、在這個社會建立起信托責任，這些經營不良的待脫困國企能憑上市而轉化成值得投資的優質企業嗎？事實也確實是等到錢拿得差不多了，也對做假帳維持企業形象感到厭倦了，這些國企上市公司就開始變臉了。于是就一年績優、兩年績平、三年績差、第四年第五年就ST、PT了。這就是這些需要上市的國企的嘴臉，一言以蔽之，就是圈錢。那么筆者要問，這向普通百姓圈來的錢到底去了哪里？當然不會如招股說明書所說的投入什么技改、新建生產項目之類的，即使有，大多公司也只用掉了一小部分，余下的都先安靜地沉淀在企業一段時間，然后借各種花樣百出的手段和名目繁多的渠道進了領導層或其關系戶的手中，到手的錢或被用于私人揮霍，如投資房產，或為家族日后生計而轉移成國外資產，這倒還算有經濟頭腦的，更有甚者就干脆去澳門、拉斯維加斯豪賭；當然我相信用于私人揮霍的可能是少數，更多可能被用于隨之而起的MBO（管理層收購）及其它形式的變相MBO。從而對企業完成實質意義上的私有化。這實在是個高明的手段，隱蔽、高效、平穩地達到私有化的目的，而不引起社會動蕩，遠勝過俄羅斯“休克療法”。請問，這跟腐敗收受賄賂有何區別？是的，這就是腐敗，完全跟我們平時所關注的官場腐敗別無二致。要知道，國企領導也是有行政級別的，越大的國企，其領導行政級別越高。所以他們也是官場中大大小小的官員中的一份子。只不過是國家讓他們披上了一件商人的外衣而已。因而在這個國家也就更容易形成官商勾結，滋生腐敗的溫床也就更舒適，而腐敗的形式也就更多樣和隱蔽。

    待到01年年中，正如上文開頭所講，該上市的差不多都上市了，股市的水夠深了，池子也夠大了（其實已經升格為湖泊了），眼見著小老百姓都在股市上或多或少地賺了些錢了，并且還不斷有新增資金被騙進場，國家就要開始它的另一個工程：為補充社保基金資金缺口，需要其減持非流通國有股，實際就是要讓這部分非流通股上市流通。關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問題（就是時下流行的股權分立問題）是又一項體現我們這個執政黨非凡智慧的創意，不見三權分立倒見股權分立。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同股不同價，前者在二級市場溢價發行，溢價少則幾倍，一般則多在十幾倍，幾十倍者亦不少見。非流通股則多以面值（1元）或企業每股凈資產值（一般平均也就兩三元附近，過五元已經是很了不得了，當然也跟股本大小有關）計算。不僅如此，還同股不同權，因國有股一股獨大，無論持有多少流通股，都沒有實際表決意義，也就無法維護流通股東的合法權益，而企業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往往也就成了企業過過場的做秀表演或形象工程。可見，大陸百姓當時是如何買了實際不名一文的高價國企股，莫須有地承擔了國企名不副實的體制改革成本，對于那些因企業改制而被踢出又懷揣“安撫金”進入股市的“下崗”職工，實際上承擔了雙重的成本。而事實上，這個工程的借口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社保基金成立運作的目的就是為民眾的失業、醫療、養老等做保障。而民眾投資于股市最終也不過是為了這些個目的，非分之想固然有之，然縱有一夜暴富夢，也是為了能在保障未來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提高生活質量，吃好、穿好、用好，這其實能促進消費、擴大內需，從而帶動各行業公司的業績提升，為經濟增長作貢獻。美國為什么連年需求強勁、經濟繁榮，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其國內股市繁榮造成其民眾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樂觀而敢于擴張消費支出。而中國喊擴大內需快已十個年頭，效果如何呢？對比股市，答案不言自明。這樣看來，國家的這項政策等于是把錢從民間這個口袋轉移到自己的名下，盡管最后還是會以各種形式返還民間，但這其實是做了一次無用功，還要白白浪費轉移成本，面臨轉移風險，而股權分立體制的存在意味著這個轉移成本和風險都要由流通股股東承擔。事實也確實如此，最終這項政策成為中國股市崩盤的導火索，換來了連續五年的熊市和股指的腰斬。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取消該政策，但為時已晚，惟利是圖的政府再難喚回市場的信心。而這五年經濟高速穩定增長，股市一熊再熊，經濟晴雨表的功能到底體現在哪里？難道是政府出臺的經濟數據都是假的，經濟根本沒增長，而像股市一樣是走低的。無疑兩者都是謬論！出臺政策那時候，筆者大學教微觀經濟學的老師就說到，這政策必然帶來股市的下跌。筆者當時年少，不識我們這個執政黨政府種種丑陋、貪婪的面目，亦不能深究其理，故對老師的判斷也只將信將疑，不想竟一語成真。然而，恐怕做出正確判斷的那位老師亦不曾想到事態最終會演變到如此慘烈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吧？

    在這之前和之后，股市還分別有兩段重要的插曲，又碰巧是出自一對師徒。先是經濟學前輩吳敬璉老先生炮轟中國股市是個賭場，接著就站出來五位重量級“經濟學家”聯名批判吳老先生的論斷。一時間好不熱鬧，萬民皆知，客觀上極大地增加了股市的知名度。筆者當年書生意氣，認為股市是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產物，盡管表面的參與過程有點像賭大小，但還是有所區別的，也有其實體經濟作支撐的。而對于時下中國流行的官學結合（官商勾結的孿生兄弟），更是不明其道。我從沒想到純凈象牙塔內數位德高望重的學者會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參與到財富分配的爭斗中來。如今想來，不管吳老最終出于何目的而炮轟股市，他的結論是可以確認無疑的。而且大陸股市不僅是參與其中的蕓蕓眾生在賭，更關鍵是你會發現最大的莊家和賭客是執政黨政府，所以必然也是一家吃萬家！

    這第二段插曲就是吳老的高徒許小年博士所提出的A股“千點論”和“中國證券市場推倒重來論”。盡管許先生自己不承認下此論斷，但市場和民間已經默認其為始作俑者，姑且當回替罪羊吧。許博有深厚的海歸背景，加州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又任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后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即赫赫有名的中金）董事總經理，現任中國No.1、亞洲前列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教授。以他的這種內外兼有、官、學、商三位一體的身份，在中國金融界內怕是無出其右了。中金公司成立于1995年，兩個主要股東是建行和摩根斯坦利，當然為建行控股，實際掌舵人為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之子朱云來。它是秉承國家意志設立的投資銀行，其主要業務是證券承銷，其另一項交易業務僅為大機構服務。在最初成立的五年間主要致力于海外拓展，但成果不大。直到99年許博加盟中金，并于2000年取得開展國內業務資格、回歸大陸后，中金才名聲大噪、鶴立雞群。此后不久，借著A股的轉勢，許博就拋出了著名的“千點論”和“推倒重來論”。這不又是一個很巧合的時間點嗎？在股市走熊的前三年間，中金公司承銷了數家規模堪稱股市超級航母的企業上市股票，一次次刷新國內股市紀錄，包括中石化、中聯通、長江電力、招商銀行等。理論上大盤股的上市能力挺股指，但在熊市中實際招致了打壓人氣、讓市場連續失血的惡果。試想，本來就只是一個湖泊，還遇到枯水期，強行讓航母下水，后果就是水量更顯枯竭，航母也必擱淺。筆者不事其煩地敘述了這么多關于中金、許博的背景、關系和種種所為，不過是想為下文所述及的一些現象和推斷找到一點根據。在中國，這錯綜復雜的關系就是能讓我們看清事物本質的著眼點，對此讀者不可不察。

    事隔五年，當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時，A股果然最低破了千點（如果考慮到股本的變動，實際最低已到800點），當時市場3元以下的績優公司的股票遍地皆是，而已戴或行將戴ST帽子的更是滿地開花，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時連ST、PT的公司股價都有十幾甚至幾十元。而市場的另一方——昔日叱咤風云、呼風喚雨的券商是倒的倒、并的并，動輒幾億、十幾乃至幾十億的資金虧空被接連暴露出來，幾乎沒有一家券商是有清白之身的，可謂度日如年、朝不保夕。中國股市到了這個地步，哀鴻遍野、一片蕭瑟，也相當于是被推倒了。可笑當年正值筆者為了找工作而過著狗一樣的生活，也曾抱著金融強國的純真理想而千方百計往各家券商和基金公司的人力部門投簡歷。幸好他們是自身難保，不裁員已屬不易，還奢望招新員工（即使招的也多是無正式身份的銷售員，也即拉客的經紀人）？而我之后也找到了更能施展抱負、符合自己性格的工作。真是天意眷顧于我，無以為報！許博一語成偈，筆者實驚為天人。也就在此時，A股短暫破千點后就峰回路轉，一股神秘的力量將之托起，今天看來是抄了個歷史大底。據查，當時中金公司席位多有巨額交易，而巧的是此間關于社保基金增持A股、商業保險資金大舉入市、QFII申請增加配額以加大持倉力度（QFII是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在此輪熊市中后期進場）、中金公司也出言股市已具備投資價值等新聞鋪天蓋地而來。大陸執政黨的宣傳手段向來一流、宣傳機器向來強大、宣傳攻勢向來猛烈，這一點從其草創之時便已可見，光是它當年蠱惑人心的宣傳就足抵得上國民政府800萬軍隊，蔣公淪為敗寇實不必過分自責，要怪也只能怪宣傳包裝手段沒有對手高明卻一味的顧了武裝。它們從來不會做無目的的宣傳。而今事實上就是這內外兩股力量（主要還是社保基金）抄了A股的千點大底。對此，筆者不禁要問，當年引發股市轉折的國有股減持是為了充實社保基金，現在社保基金反而荷包滿滿地來抄股市大底了。豈不自相矛盾？這當中到底暗含了怎樣的一個陰謀？而預言如此精準的許博到底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雖說無巧不成書，但此間的巧合未免也太多、太離譜了點吧？可笑筆者還自以為是，去年此時個人博客初建，亦正值股市破千點，于是就撰有《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再論A股》一文，文中彌漫悲情氣氛，認為破完一千必到800，而后500，血崩！但是當時筆者的確是過于意氣用事了。忘卻了大陸這個執政黨向來是將一黨的私利放在首位，盡管表面冠冕堂皇的宣稱“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社保基金雖冠以國家名義，在黨領導國家的大陸，實則亦是黨產的一部分。請問諸位，你們對現在的社保體系滿意嗎？失業金能維持最低生活標準嗎？醫療補助能看得起病嗎？養老金夠頤養天年嗎？而且農村中的8億農民兄弟還沒有資格參與社保中來。實際的社會保障標準極低，所以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大部分的錢被劃作黨產了，才不斷向外界宣傳社保基金資金難以為繼，面臨老齡化社會到來，日后虧空，無力承擔社會責任了。此外，又在這抄底的過程中暗藏多少大小官員的老鼠倉，盡管無從查證、不得而知。但以中國特有國情和執政黨官僚之秉性，其間必定有之，且為數不少。忽視了執政黨及其官僚從不做賠本買賣這一重要原則，筆者當年的市場化判斷也就成為了人們的笑談了！至于為什么偏偏是千點動手而不是在其上或其下，這是個技術問題，千點是具絕對分量的心理關口，在千點下方動手可能已引發社會動蕩（畢竟股市已不同于10年前的小群體，如今社會影像巨大），增加不必要的社會成本；而在這之上，民間資金又未死絕，還有油水可榨，過早動手不符合利潤最大化原則。于是就選擇了以破千點為動手的信號。

    至于QFII，盡管官方批準的入市外資至今也不過百億美元，僅相當于八百億人民幣，只比國內最大的基金公司的管理資金略多點，但這僅是明的。暗的呢？各種形式存在的民間私募基金中有多少外資的成分？官僚的老鼠倉里是否也有美元的影子？公募基金公司所發行基金中的大大小小的個人或法人投資者中又是否也有QFII的代理人身影……？不要以為中國金融市場真的是與世隔絕的，其實是無孔不入的，政策空檔比比皆是。至于這些空檔是故意留的還是因經驗不足、無意而為，我們自難妄圖臆測。但鑒于執政黨一貫以來的精明干練，我們實在有必要考量其間的種種復雜內幕和不可思議之處！

    股市走熊的五年，國企改革進一步“深化”。一方面以石油、電信為代表的壟斷性優質國企從國內市場上攫取大量超額壟斷利潤，然后不事回報國內人民，反而紛紛在香港和紐約上市，讓外人分享其企業成長的利潤。實際上是把大陸民眾的錢變相輸送到西方世界。但它們有充足的理由辯稱：國內市道不景氣，承受不起超級大盤的沖擊，中石化和中聯通是前車之鑒。的確很有理有據，實難反駁。但它們懷揣超額壟斷利潤、現金流量充沛、資金困擾并不強烈，而且完全可以選擇成本更低的銀行借貸來充實產業資本，應該并不急于上市才對，為什么卻偏偏要趁這時候來湊熱鬧趕著上市呢？對此，我們只能感嘆黨國設計的這出棋局太精妙。先以并不績優的壟斷行業大型國企試水A股（中石化身處產業鏈下游，在當年石油部門分離出來的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三家企業中，中石化效益是最差的；而聯通亦是分家而來，在中移動面前終究是個不禁打的弱者，要不是為顧著配合國家做促進自由競爭的表面文章，恐怕聯通早就被一頓猛拳打倒在地，哪還有它今天說話的份），果然市場不堪其累。那別的壟斷型央企就能名正言順地投入國外資本市場的懷抱（香港雖已回歸，但其市場資金結構決定了其仍屬于西方世界資本市場）。另一方面，那些非壟斷性行業但又有重要產業價值的國企，無論績優績劣，都被國外嗅覺靈敏的各大產業基金盯上了。在最近的這一兩年間，它們通過各種正式或地下的渠道（正式的則到了動用國外政府關系的地步，如廣發事件；地下的則表現為大量競買某家企業的法人股或流通股的個人或機構很可能是國外產業基金的代理人，如華平基金注資銀泰百貨，銀泰出面競購杭州百大和武漢百大的股權），以掃蕩的形式兼并收購國內的這些企業，其手段和形式也是層出不窮：有搞中間重點突破的（持股龍頭企業，然后策劃吃掉周圍中小企業）；有搞四面合圍的（持股多家非龍頭企業，對龍頭企業形成合圍之勢，最終達到參股龍頭企業目的）。兩者殊途同歸，最終通過各種合理合法的資本運作手段蠶食各企業股權，并根據中國入世后開放的進程而有節奏地先參股、再提高持股比例、最終控股，從而達到控制國內產業鏈的目的。而本就與它們淵源頗深的QFII機構，也許在未來某一天會成為其幫兇，將所持股份變賣給產業基金，尤其當這些股份成為股權爭奪戰中的關鍵籌碼之時。筆者預言，全流通后的中國股市，遲早會出現這樣的一幕。

    由上不難看到，國際資本正在迅速從資本市場和產業領域有序進入，形成前后夾擊之勢，而國內優質國企又主動向外投懷送抱。這其間，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級政府官員，為著政績或其它名目繁多的一己私利，主動為外資并購牽線搭橋，充當媒人。這其間產生了多少腐敗也必定觸目驚心（由此，中國官員的腐敗也從內源性擴展到外源性）。當我們以歷史眼光來看待這一現象的時候，自然就聯想起百余年前八國侵華、瓜分勢力范圍的一幕，歷史課本上那幅生動逼真的“時局圖”印象尤深。如今的種種，算不算賣國？我們從小所受的近代歷史教育中就是口口聲聲稱前清政府是如何的腐敗、如何的賣國！但在這五年的股市熊市和其間的國企改革，誰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的損害，又是哪些利益集團撈取了最大的好處？通過股市熊市和國企改革，社會財富的分配從城鎮居民、下崗職工流到了誰的手上？國企是全民創造的財產、是人民的財富，結果經過一番眼花繚亂的復雜而低效的改革后，最后都流入了私人資本的腰包，或者化為了黨產。對洋人實行各項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對人民反而實行非國民待遇，無限索取，讓其承擔最大的改革成本而對回報只字未提。“難能可貴”的是由于手段多樣、技術高明、宣傳有力、表現隱蔽，從而實現了“平穩交接”，沒有引發社會動亂，這全都拜執政黨高超的智慧所賜。民眾財富就這樣被巧取豪奪而私分，并且還引狼入室。這難道不算賣國？依筆者看來，這是比當年清廷還要出格的賣國行徑。古者中國是家天下的觀念，并無現代民族國家理念，江山也是靠他滿族先祖打下來的，要論賣國，不過賣的是他一家的私產。且當時內憂外患，為求自保也實是非不得已的下策。而今中國雖號稱民主，卻不過是“黨天下”，這與“家天下”并無二致，從而蒙蔽了官僚，把國家資產當作一家私產來變賣。但這一黨并非一家三口之黨，而是數千萬人之黨，這天下也并非靠一數十萬人的部族打來，而是靠數以億萬計的農民和工人打來的，此后又靠著全體大陸人民“節衣縮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而辛苦經營得來。當今宇內承平，雖小有內憂外患，但也并未到非要靠變賣資產度日的地步。如此變賣而且賤賣人民資產，實比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清廷治國更無能、嘴臉更丑惡、情節更惡劣！筆者并非一排外人士，對改革開放所帶給人民的現實好處感同深受。但在涉及到這些大是大非、利益分配的問題上，我們的開放要遵循一個度和原則。至少在內外方面要設立一個防火墻制度。而其實在主要制度未完善前就根本不能過度開放，否則就只能讓洋人如入無人之境，玩弄于股掌間。當然，如此代價最終還是轉嫁到民眾頭上，那些受了賄賂腐敗的官員自然可以依舊逍遙于外。

    五年熊市，蒸發市值數以千億計，都拿去干什么了？都拿去補那些個敗家的產業窟窿了：銀行資本金不足要補，呆帳壞帳高了要消平；券商出了資金黑洞要填，光這兩項恐怕數千億就不夠花，所以要配合著發發國債來補充資金不足，然而這兩者都是長期性的，并不因一時的彌補治理而可以一勞永逸、高枕無憂，可以說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個無底洞。除此外還有其它不可勝數的敗家產業要拿錢救命。這些成本就都讓善良無助的股民承擔了，讓省吃儉用的銀行儲戶承擔了（利息稅、銀行各類服務開始收費也無非是想為銀行解困斂財）。而今，股改行將結束，股指也重回1600點。盡管執政黨為推進股改出臺了一些讓利于民的政策，但是股改背后到底誰得的利益最多，誰是大贏家，而民眾又真正得了多少好處？實在需要我們深思？而且該黨向來長袖善舞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把戲，會不會哪天又出個什么政策，合法地剝奪了民眾所分得的這點微不足道的股改利益呢？記住，這是在中國，什么都可能發生，而且越是想不到的越是可能發生。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而這也是“黨國”之所以為“黨國”的意義所在！

    以宏觀的全局眼光和歷史態度去審視大陸的股改和國企改革，這實在就是一出精心設計、環環相扣、巧合泛濫、陰謀陽謀扎堆、結構繁復精密而亙古未有的歷史大戲，可是因為國人的溫順和愚訥，終成為了戲里被操縱而犧牲了自我的木偶！

        房產篇

    大陸的房地產改革肇始于90年代中期，97年東亞金融危機，政府為了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結合運用各種市場手段和行政手段，以一系列組合拳的形式，強行加速推進住房產業化改革。在2000年之前，因為90年代初海南房地產泡沫的心理陰影，房改在推進，但從政府到民間仍以居住商品對待之，所以房產價格上漲也算溫和。但從97年到2002年這五年，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慢，物價低迷，進入一個通縮周期，政府動用財政和貨幣政策才勉強維持物價水平，不致使其過分走低。到2002年開始，才有所企穩回升。這段時間的物價走勢顯然給政府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政策打了折扣。1949后的大陸政府向來是“重政績不重民生”，于是這一次就不顧中國社會的發展現實，將“中產社會”的投資品——房地產住宅作為了強化社會消費、粉飾政績的獨門利器。在這之前幾年的住房產業化改革中，政府也積累了不少經驗，逐漸意識到光靠行政手段進行政府單兵作戰負擔太重、效果也不明顯、利益有限，需要有合作伙伴，地產商作為房產改革的主角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成了“天字第一號”的合作伙伴。而那幾年因為經濟的緊縮，銀行呆帳壞帳集中出現，引起國家重視并引發對銀行的改革。銀行亟需開拓新的利潤增長來源應對改革、消化呆壞帳、維持自身發展。于是，地方政府——房產商——銀行就走到一起，以房地產為中心，組成了一個鐵三角同盟，一個斂財的邪惡軸心。地方政府和房產商是典型的官商勾結，互相依賴不足以表現其雙方勾結到無以復加的緊密程度，恕筆者詞匯貧乏，暫且只能用“互相寄生”來形容；而銀行雖然也是這層利益的維系者，掌握著靠杠桿經營為生的地產商的資金命脈，又依賴于房產的銷售表現。所以三者間互為唇齒。在房價上漲的過程中，三者之間的捆綁利益關系越來越緊密，只允許漲，不準跌。以至于到了現在這個地步，明知有泡沫，但已騎虎難下，只有繼續漲才能維持各方既得利益。只要消費者繼續買單，它們就敢繼續吹大這個泡沫！

    政府和房產商無疑是大陸住房產業化改革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用“敲骨吸髓”來形容其狼狽為奸的斂財嘴臉和斂財程度，可謂毫不為過。政府從原有住房者手中低價收購土地，以土地拍賣的形式賣給地產商，然后由其開發，以更高價賣給消費者，賺取暴利。至于這個土地拍賣的形式，是控制地價的最關鍵，我們的執政黨政府似乎是這方面的天才，一到其手上就掌握了精髓而爛熟于心，運用得出神入化。政府往往故意控制投放市場的土地的批次和規模，有時輔之以宣傳機器制造儲備土地資源緊張的假象，由此提高拍賣底價，并激發地產商的爭奪熱情。不過，有時拍賣也可以是形式的，所謂官商勾結，錯綜復雜的內幕想必各位也是心知肚明的。開發項目中有多少是政府各級大小官員的老鼠倉或者是開發商給他們的或明或暗的“進貢品”，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這個倒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土地的購銷差價到哪里去了？當然，肯定是用于城市建設、征地補償之類了。但有明確的公開帳目嗎？這中間清清白白嗎？如今，土地批發收入儼然已經成了全國各級地方城市最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政府財政收入來源，而對民眾的象征性的征地補償也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在土地的征用和舊房拆遷過程中，存在多少強迫和欺騙民眾的成分，房產商扮演了怎樣的一個窮兇極惡的角色，政府又是如何的作為幫兇出現，恐怕也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土地的公有制和住宅的70年限制，則又是大陸執政黨一項可以申請吉尼斯紀錄的非凡創舉。這個意味著什么？很簡單，意味著理論上以70年為輪回，合法地對民間進行一次財富剝削。如此循環往復，永無窮盡。看來，高喊“可持續發展”多年的大陸政府，自然環境日益惡化、發展代價日益沉重，倒是在地產領域和洗劫民眾財富方面動足了腦筋，真正實現了可持續性。當然，前提是土地永遠不私有化，執政黨能夠綿延萬世。筆者納悶，為什么不以更符合我華夏文化、自然天命的一天干地支60年為限呢？政府對老百姓還是太“仁慈”了些。

    在房產改革中，政府和房產商還扮演了一個高明的心理學家的角色。我們這個民族自古以來鐘情于地產。大凡城市中經商致富的富豪大賈，都會選擇買地修莊園別墅。這自然是對大富之家而言，但折射出的是我們整個民族心理。事實也確實如此，大多數人都傾向于無論如何都要有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否則就是寄人籬下、顏面掃地這樣一種傳統觀念。所以租房市場不如購房市場發達，租房價格趕不上住房價格上漲的速度，理論上買房不如租房合算可百姓依然砸鍋賣鐵、不惜動用畢生積蓄甚至家族力量、四處籌資來買房的怪現象。西方國家都不是家家有私房，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倒反而要比西方國家更前衛、更徹底、更全面。家家有房住幾乎等同于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只是在政府和房產商的宣傳語境中和百姓對其的理解，這個“有房住”明顯是指私房（可悲的是也只最多70年），而不是租房。可見，他們是如何巧妙地運用了民族的心理的！

    另一個體現出政府前衛特色的是，為順利推進住房產業化改革，鼓勵百姓買房，政府動用其一貫強大的宣傳機器，極力宣傳西方那一套按揭貸款買房的制度和投資不動產物業的理念，提倡花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提倡享受人生，最明顯不過的就是中美兩個80歲老太太的人生對比的例子了。我們民族的性格決定了民眾向來對生活精打細算，長于儲蓄，用度有節，不到萬不得已決不借錢度日。但是社會主義政府的宣傳力量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加之現存的三代人口結構中，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受苦太多，渴望享受，而我們干脆就是享受的一代人。于是，一個民族的心理就這樣在“甜言蜜語”中被扭轉了過來。幾年之前，一戶人家貸款買房還可承受，現在呢，已經有銀行打出了“父子接力還貸”的旗號，我看不久，就會有“四世同堂百年接力”了。至于將房產作為投資商品的理念，固然先進，也是大勢所趨。但在目前這個購房只為居住的初級階段，政府和地產商過分強調于此，明顯是別有用心，人為夸大房產需求，刻意提高房價上漲幅度和速度，從而加重了民間對房地產的投機氣氛，并由此構成了一個房價上漲的具前因后果的完整循環鏈。

    雖然以傳說中的“溫州炒房團”為代表的各地各類炒房大軍直接推動了全國各地房產由點成線、由線及面地輪番持續上漲，從中暴發者不在少數。表面上看他們是對全國大部分靠掙工度日卻要被動承受超高房價的普通百姓的吸血者。但在市場條件下，存在這樣一批市場意識強烈、嗅覺靈敏的“鬣狗”是必然的，而且他們也是冒有風險的。不僅如此，正因其存在，制造了市場的流動性和初期的繁榮，也使出于居住需求而購房的大部分家庭分享了因房市走牛而財富增值的結果。所以從理性角度，實不必過分苛責于他們。要看到，從社會整體角度看，他們是少數，所得利益也有限，而大部分民間財富被輸送給了政府和房產商，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房產價格上漲的過程中，不幸的是民眾也扮演了及其不明智的角色。這跟上文提及的政府和地產商利用民族心理有直接關系。以我所認識的一位同行為例，他與我同年，但比我早工作三年。所在的單位是在西北某大城市，他也是當地人，西北地區普遍工資不高，當然絕對房價也肯定不能跟筆者所在的東部沿海城市相比。他說他們那邊花二十余萬就能買到一套地處市區且臨江風景的一百多平米的“豪宅”。為了圓買房夢，他省吃儉用（一個人在外度日，竟難得吃葷菜）、不事享受，一個年青人過著中年人負擔累累的生活，一年攢下萬把元錢，就為了幾年后能買上一套房。筆者唏噓，其攢錢的速度肯定遠趕不上房價躥升的速度。另一個極端是，已經買了房的人，有相當一部分是本來經濟并不寬裕的，勉強購房后，面對每月銀行帳單，巨大的還貸壓力讓其此后做人低頭彎腰、哆哆嗦嗦，飯局、旅游等正常的人生享受全都一筆勾銷。背著一眼望不盡頭、也許要搭上大半輩子直到白了頭才能還清的債務，過著清心寡欲、恨不得與世隔絕、暗無天日的生活，我想他們一定懷念之前朋友間開懷暢飲、結伴相游，雖無身份象征的私人房產但生活卻自由陽光得多的日子吧！這不是時下正熱議的“房奴”嗎？正是。在房產問題上，再一次體現了魯迅先生對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剖析。前者是一個欲做“房奴”而不得的人，后者是一個已經做了“房奴”的人。這是就微觀個體言。宏觀言之，則整個社會因著羊群效應（牧羊人當然是政府和地產商）而體現出集體奴性。無怪乎馮侖怒言：成為“房奴”那是活該！對這句話筆者沒有憤怒，只有悲哀！

    筆者要問，對上述兩類人而言（其實是一類人），買到房后究竟有多少快感，有多少滿足感，有多少成就感，又有多少對自己身份、地位的認同感呢？筆者當年學生時代，辛辛苦苦存了一年的錢，買了個時髦手機，結果買到手了，感覺也不過如此。當然手機跟住房效用不一，不能簡單類比。但是人的心理往往如此：追求的過程很虔誠專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旦到手，才發現于己效用不大或者不值得自己所付出的艱辛。依筆者看，為了買房供房而放棄其它諸多的人生美好享受是最愚蠢的行徑。投機市場的規律決定了對于一個市場的被動承受者而言，是永遠都跟不上它的漲跌步伐的。就是說再怎么省吃儉用“虐待”自己，存錢的速度也趕不上房價飆升的速度。要么有足夠的錢，可以不貸款或者少貸款買房，要么就學西方學得徹底點，借了錢如果還想維持瀟灑生活，那就借明天的債還今天的債，借東家的錢還西家的債，借子孫的錢享受自己的人生。大不了破產！很明顯，第二種情況大大背離我們的民族性格，也沒有相應的社會制度支撐。而第一種情況又是屬于少數人的特權。所以，成為“房奴”似乎就是必然的了！而最理性的選擇“租房”也就自然被打入“冷宮”。

    誠然，政府也接二連三地出臺了調控政策，但既然房地產與政府已經利益一體化，況且銀行也涉水甚深，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所謂的調控政策要么成了馬后炮、要么是隔靴搔癢，總之其宣傳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反而為房產的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宣傳作用。可笑，大陸執政黨政府總在扮演這樣的小丑角色！

    筆者自然書生意氣，也不諱言：潛意識中多少存在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情結。而且如果有房，自然肯定希望房產繼續漲、永遠漲；若更有條件，也會加入炒房大軍；更甚者，若筆者就是個開發商，為著小團體的一己私利，也不排除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欺騙消費者購房。但筆者向來不吝于自我剖析、自我否定。在此可發毒誓：若筆者有幸成為上面三種假設中的一員，面對如此畸變惡漲的房市，還是會堅持今天的觀點，保持一如既往的批判精神，包括批判自己！

    按照購買力計算，大陸的房價已經遠超美國。恭喜政府，幾十年前就在喊趕英超美，結果總算有個這樣一個社會指標超過老美了，這是不是大陸全面超越美國的先兆呢？但筆者也是出生于“享受的一代”，已經買不起房低人一等了，不會再為了這個而打腫臉充胖子去放棄應該享受的美好生活了。

        教育篇

    教育產業化改革（當然也包括高校擴招）是世紀之末的99年提出來的，但其身后的背景竟然跟房地產改革如出一轍，都是為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而力促消費、擴大內需。而黨國政府在此間扮演的角色、制造的種種宣傳和運用的手段也與住房產業化改革源出一門。從2000年至今，凡六載，黨國政府將之視為百年大計，一手抓房改，一手抓教改，兩手都夠狠，都夠硬，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民間財富進一步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集中。

    先來看看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怎樣地利用了民族心理。古語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可以說我們這個民族自古以來就對教育讀書極度重視。在科舉社會，這是成為“士”的前提，在當今時代，是能找到工作、安身立命的前提。而因為文革的關系，我們的父母輩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質不高。所以就把他們未盡的心愿全部押在了我們身上，而我們這一代又是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的一代，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同時也是萬千壓力和期望于一身，對子女的教育問題無可爭議地成了日常生活中大人之間談論的第一話題。本就壟斷了教育資源的黨國政府就抓住了這一點民族心理，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賣方市場，不僅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而且是一個幾乎完全缺乏價格彈性的市場。就是說，無論教育消費有多高，為了孩子前途，家長即使變賣家當、沿街乞討，都會給自己孩子湊足學雜費，而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這等好事，向來以斂財為第一要務的黨國政府絕對不會放過，況且既然要啟動內需市場，這是繼房產市場后大陸最大的一塊蛋糕，或許也是最后一片“可持續斂財”的處女地。而且因其需求的強烈和對價格的不敏感，必然是比房產見效更快、斂財更速、風險更小（基本上不存在貸款問題，助學貸款畢竟是少數）。

    而將對象瞄準高等教育，也必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決定了政府不可能在小學和初中階段對學費進行開刀。即使這樣，中國還是獨創了一項“雜費”，所以通稱“學雜費”。這個“雜費”到底雜在何處，可有具體名目？或許很長時期內都將是一樁公案。另外，一樣的內容、一樣的教育和使用效用，因著不一樣的印刷版次，書本價格一年貴過一年。這里面出版商、發行商（全國只有新華書店能發行中小學教材）和學校之間的利益分配到底如何構成，我想也只有靠著大家的想象力去充分發揮了，總之不會太清白是必然的。除此外，對外的擇校費、贊助費、轉校費和對內的校服費、講義費等等名目繁多、或明或暗的大小費用，筆者也不再贅述，畢竟這不是本文討論的焦點。到了高中階段，脫下義務教育的外衣，政府的面目就漸漸露了出來。高中不僅學雜費明顯高過中小學，而且已經有了公費和自費之分。但是這三年于政府而言，還是處于“養牲口”的階段，宰殺期就自然定在了教育的末端——高等教育階段。

    以往中國的高等教育的門檻是比較高的，所以那時的高校是個精英薈萃的地方，大學生們當之無愧地被授之以“天之驕子”的稱號。因為以往高校是政府掏腰包培養大學生，所以就人為控制了招生規模，也就造成進入門檻高，供需矛盾突出的現象了。經過二十年市場經濟大潮洗禮的政府現在學聰明了，把教育扔給市場，政府大幅縮減對學生的教育開支（即高校本科教育普遍自費化），對高校收費進行市場化定價（筆者的大學在筆者進入前一年的學費是2400元/年，這也已經是相對于上一年有20%的漲幅了，但第二年筆者入校就不幸翻番，達4800元/年。當時國家出臺政策是此類高校收費以4000元/年為基準，上浮限定在20%以內，各高校也不是省油的燈，當然是對政策心領神會，用足了上浮，所以就變成了4800元/年。這還算便宜的，那些個民辦高校動輒就上萬元學費），同時降低進入門檻進行擴招（高校之間的合并浪潮也是為了迎接擴招，增加招生規模，畢竟擴招程度直接關系學校收入。而所謂的合并后打造綜合性大學、研究性學府、世界一流高校等等，只不過是個幌子，宣傳做秀的意義更大些）。這樣一來可以做個順水人情向市場增加供應，緩解供需矛盾；二來國家不僅卸下了很大一塊財政包袱，而且是財源滾滾來；三是高校借市場化改革，立馬變得富足起來，老師的待遇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了。所以這個政策可謂一石數鳥。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孩子考上大學就是帶給家族的榮耀，在這個節骨眼上，家長們是無論如何不會在學費上精于計較而犯“糊涂”的，哪怕它已經嚴重超出了家庭自身的承受能力。所以父母借錢供孩子上大學的實不在少數，尤其是農村來的。城市中的工薪階層雖不至于普遍借錢，但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是必然的。及此，筆者念及父母養育我之種種辛酸和不易，不覺間眼眶淚水打轉，深深感慨世間父母之偉大，我等子女今生實無以為報！

    當我們辛辛苦苦接受了四年“天之驕子”的“精英”教育，結果卻發現到頭來找工作竟然比中專、職高生還難。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竟然發現大學生在企業所受的待遇普遍民工化。大學生交了高額學費，為的是學有所長，將來進入社會能有好的起點，不能像過去那樣實現低投入、高回報那至少也應該是高投入、高回報。現在倒好，是高投入、低回報。實際上國家對大學生及其家庭進行了連續的雙重代際剝削。考慮到企業是最求實際的，待遇肯定是跟員工對企業的利益貢獻掛鉤的。所以無需怪罪企業，仔細追究，問題和責任的肇始者還是國家。

    國家不對民間的教育需求作有效、實際的引導，一切向“錢”看，因為普通高等教育需求最大，最有利可圖，所以就刻意淡化職業技術教育的宣傳和引導，恨不得社會上所有的高中畢業生都涌到普通高校去。另一方面，教育改革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產業化改革，對實質性的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卻只字不提。忽視社會發展和時代潮流，所授知識陳舊不堪，跟社會需求嚴重脫節。以筆者經歷而言，學的是金融，大學四年感覺有關經濟金融的課程五花八門，也沒有個重點，什么都學了點，但都是蜻蜓點水，真正的專業課程為數不多，也都是淺嘗輒止。實與筆者當初想象的高等教育相差甚遠。而學校對之卻美其名曰通才教育，只可惜是通而不才、通而不專。筆者因此深感對不起父母的血汗錢。擴招本就埋下日后就業艱難的隱患，但學生所受的教育又跟市場脫節，達不到企業用人的標準，這就造成了一邊是招聘會上大學畢業生求職者趨之若騖、撞破頭顱、擠破門檻的火爆場面，一邊卻是企業苦嘆還是找不到合適的人這樣讓人哭笑不得的怪現象。這究竟是誰的責任？

    可惡的是面對就業難，政府連同教育部和各高校，又開始了另一個別有用心的引導：打造研究性大學，碩士生、博士生擴招。并且目前研究生教育正在逐步的“去公費化”。完全雷同于當年本科生擴招的情形。政府也可謂是良苦用心，不僅可以增加“尖端人才”的數量，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可以延緩就業壓力。殊不知，這是掩耳盜鈴、飲鴆止渴。筆者已經自嘆自身雖為一血統純正的堂堂本科生，然綜合素質已遠不及十年、二十年前的師哥師姐。而擴招后的高校教授一個個可謂神通廣大，長了三頭六臂似的。一個碩導、博導一邊忙于項目研究、論文寫作，間或參加社會活動，更有甚者還要打理自己的公司，一邊又要帶十幾、二十幾個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樣的狀況，教育質量不嚴重縮水才怪。你能相信這些被批量生產出來的碩士、博士的綜合素質嗎？而對于這些一年難得與分身乏術的導師碰面的碩士生、博士生而言，他們付出了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又真正物有所值、名副其實地學到了點什么呢？筆者大學時代的一些考上了研究生的同學，無不抱怨沒學到什么東西，如今面臨畢業，工作還是一樣的難找，要跟本科生搶飯碗，真后悔當初讀研的選擇。無原則地擴招、降低門檻、實際上稀釋了“精英”人群，這種行為也跟對學位指標進行招標買賣沒什么區別了。我想高校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全面擴招是中國大陸政府對世界教育界的一項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重大創舉，其創新的意義就在于把西方工業領域的規模化生產成功地移植到教育領域中，實現了批量化生產的規模效應，從而有效地帶動和推進了教育的產業化進程，從此在中國，高等教育成了可以任意買賣、為政府和高校實現利潤的重要產業。而中國也終于成為了高等教育在校生數量世界第一的國家。筆者在此大膽放言：如今本科生待遇民工化，研究生待遇本科化，隨著研究生擴招的深入，不幾年，研究生待遇也將如同本科生，向民工靠攏。最終，大陸新就業的高等教育人群將普遍地民工化，只是一個是藍領民工，一個是白領民工。而我們整個民族將繼續在世界上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從工地到車間到寫字樓，無不如此。也許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至少還能繼續保持大陸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呢。但是，文明的傳承、科技的創新也就無從談起了，而諾貝爾獎就更是成為天方夜譚了！

    如今的普通百姓，一邊是高房價，一邊是孩子的高額教育費用，已經被榨得快要燈枯油盡了。政府卻絲毫不見收手跡象，反而繼續變本加厲進行斂財，在教育上精于搜刮、吝于投資。拿教育來產業化，并且赤裸裸地將其作為提振內需的突破口，恐怕全世界也只有鼠目寸光的中國大陸政府有這個魄力和智慧做得出來。筆者不禁要學陳凱歌怒吼：國家不能無恥到這個地步！更要效仿孔老夫子言：始為教育產業化者，其國祚豈無長久乎？

        醫療篇

    人的一生什么都可以選擇、可以克服，唯有生老病死由不得我們。而此四者皆與醫療有關。大陸醫療領域的改革或許跟內需市場關系不大，但相信對消費市場的貢獻絕不在于房產和教育之下。因著改革，財富利益源源不斷地從無助百姓那里輸送到醫療機構和制藥企業，所以對GDP也是貢獻有加。而中國大陸的這種醫療市場化改革也將政府不顧民生、不負責任、專事于服務、維護利益集團的無恥丑惡嘴臉徹底暴露。

    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是個現代國家，具備現代的醫療體系和醫療機構，政府就必須承擔起或部分承擔起民眾的醫療健康任務，這是一項社會責任。大陸政府倒好，推行市場經濟是無孔不入、深入骨髓。我總算知道這個執政黨政府借市場經濟之名對社會民生領域進行改革時奉行的是什么原則了，那就是：首要是能迅速斂財致富，如房產領域；其次是既能扔包袱又能有營收的，如教育領域；再次就是雖得不到直接經濟利益，但只要能把包袱扔掉就是得了利益，如醫療領域。簡言之，但凡能賺錢和減輕政府負擔的領域就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所以我們看到了政府對這三者的改革可謂是不遺余力，而對應該進行市場化改革的農業、資源等領域卻進一退二，打起了沉默戰、持久戰。如今，政府就是做了無賴，把醫療完全推向市場，撒手不管了。這一來，醫療上的財政負擔等于就沒了，間接就為政府創造了可觀收入。一切都是利益為怪！

    我們歷來眼中不屑并且出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聊以自慰的陰暗民族心理從而喜歡與之對比的“印度阿三”尚且有免費的醫療服務，一向自詡高人一等的我們呢？人家人口不見得比我們少，經濟不見得比我們發達，醫療衛生條件不見得比我們優越，怎么政府能承擔免費醫療的責任呢？面對民間的質疑，中國衛生部發話了：人家那是低水平醫療服務，在現有醫療水平上我們不可能提供免費服務。如同外交部的發言一樣，衛生部的言論也是完美地體現了大陸政府官方言論一貫的雄辯、無懈可擊然而卻是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它的風格。我只需要問各位一句：在患了諸如感冒之類的小傷小病時，你們是希望得到印度式的所謂的低水平免費治療呢還是愿意支付幾百上千元（現在感冒去醫院花上幾百元恐怕已經不為人大驚小怪了吧）接受大陸所謂的高水平醫療服務？而現在大陸所謂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中有多少藥品和治療手段是醫療機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殺雞用牛刀般無端加諸病患身上的呢？我想我們平時在談論社會的浪費現象時，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醫療領域的嚴重浪費現象。這其中，醫療機構和病患之間是信息不對稱的，同時又利用了病患治病心切，對其言聽計從甚至視醫生為再生父母這樣一種心理，所以他們就有恃無恐地夸大描述，欺騙引誘患者采取多余的治療手段和使用高檔藥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看到了吧，這就是溫順善良的中國大陸民眾所“享受”到的高“阿三”一等的醫療待遇。不過，不管怎么說，城市居民或多或少還有些保障，盡管相對于“高質量”醫療服務仍顯微不足道，但比之毫無保障的農民兄弟們，我們實在應該對政府叩頭跪謝了！

    藥價畸高，是因為醫藥不分家，醫院既接收病人又開藥材鋪，壟斷大部分的藥品銷售，加上各大藥廠為了市場占有率，組織龐大的醫藥代表隊伍作為藥廠和醫院、醫生間的利益聯結紐帶，互相輸送利益、維系目前利益格局。所以醫藥分家喊了這么多年，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現在干脆連雷聲都沒了。這種事損害了相關利益集團，求醫問藥的百姓本就是弱勢群體，求救者的角色注定他們沒有話語權，偏偏政府又只在乎自家利益得失，罔顧民生，因而絲毫不作為，所以就如同缺乏監管的資本市場一樣，散戶被莊家玩弄于股掌之間，上演一幕幕人間悲劇。古者中國，尚且醫藥分家，郎中歸郎中，藥鋪歸藥鋪，今反不如昔。大陸1949后意識形態化、臉譜化的官方歷史教育告我們，歷史總是進步的，新社會總是好過舊社會。筆者怎么覺得或許還是在舊社會生活更幸福愜意，至少像筆者所身處的社會底層溫飽家庭還能看得起病、讀得起書、也居者有其屋，盡管世道亂了些。不過當今的世道就一定是太平盛世嗎？評價世道好壞向來很主觀，也許以舊社會人的觀點，現今的世道亂過他們也未可定。所以，時代不總是在前進的，歷史也不一定就是向前進步發展的，盡管物質生活在突飛猛進，但幸福感就不一定隨之俱增。對此，我們實在需要好好反思官方的歷史教育。又扯遠了，回過頭來講醫療。筆者有一朋友，原先就職于市內一家大醫院的病理科。在醫院，這是個清水衙門，他也自感無前途，所以就跳槽做了某外資制藥企業的醫藥代表，因此我也就對傳聞中的醫藥代表和醫生之間的關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們給醫生送財物（有時直接就是以銀行卡形式的金錢，這些財物沒有幾千塊是送不出手的）、請飯局、邀旅游、提供高比例分成等等，總之就一個目的，動員醫生使用他們生產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在這種狀況下，對于相同的藥品器械，誰家藥商給的提成高，就大量給病患用誰的。這些成本就自然被計入產品之中，如此，藥價想不高也難，但最終還是轉嫁到病人身上。醫院和藥商是攻守同盟，斷不至于輕易放棄利益的。前段時間政府說要整治醫療腐敗，醫療代表們出行醫院均遭阻撓，行事頗多不便，于是就賦閑在家。如今風頭一過，便又傾巢出動了。在此，筆者非有鄙薄朋友從事這行之意，亦深知各行有各行的規矩和生存法則，為了生計，彼此都頗不易。說這些無非是想讓大家看清現在大陸醫療領域的真面目！

    如今，即使一戶中產殷實之家，只要有一人得大病，那就意味著很可能要被醫療機構洗劫成赤貧了。若本就是溫飽之家或貧窮人家，負擔不起中國“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那就只能回家，要么等自動痊愈，要么就殘酷地等死。為什么說是“洗劫”，這應該是個很嚴重的詞。這第一層自然就是高昂的診療和藥物費。第二層是病人家屬像進貢祖宗、侍奉自己衣食父母一樣給主治醫生送紅包（視手術性質大小而言，價格自然也不盡相等。不過即使一個很小的手術，一般也要送三五千元）。或許某個家庭本不想送，但看著人家都在送，不送就自家吃虧了；又或者某個年輕醫生不懂世故，又多少還抱有些以治病救人為天職、視錢財為糞土的浪漫理想色彩，所以本不想收紅包。但看著大家都在收，大家都在送，自己突然就變成了另類被孤立了。所以也就“下不為例”地收了第一次，結果自然有第二次…第N次。久而久之也就視之為理所當然了。收了紅包才能勉強治病救人，不收雖也給病人看治，但打折扣是必然的，甚至故意給病人制造些麻煩（比如慌稱床位緊張，沒有空床位之類的），畢竟從人情上講，他要給送自己紅包的病人更多所謂的“優待”。如果說醫藥代表的饋贈是醫生和藥商之間的潛規則的話，那么紅包就構成了醫患之間的潛規則。于是醫德也就在這些潛規則中迅速淪喪。追究造成這種畸形現象的原始責任已無從查找，也不重要了。但無疑處于漩渦中心的醫療機構和醫生成為了千夫所指的對象。從經濟學角度講他們因醫療資源的稀缺性借“紅包”為調控手段，實際上卻越調控越稀缺，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財產利益得到了空前的膨脹。另外一個現象是相信諸位跟筆者一樣，看到過很多這樣的新聞：某人（往往是農民或者城市民工家庭的幼兒這類草根中的草根）身患重癥甚至絕癥，需要巨額的手術費和后期治療費用。動輒幾十萬的醫療費于他們而言無疑是天文數字，但這些患者就幸運在無意有意中被爆料于媒體，從而使得他們有求助于社會的機會，往往這時有些醫院也會出于公益而減免部分費用，盡管很可能是出于無奈或者趁勢宣傳做秀而虛情假意為之。但是各位發現沒有，在募集善款湊齊醫藥費之前，無論多危重的病人，醫院都不會提前動手術。為什么？是不是費用湊不齊就不動手術了？又或者是借資金未全為借口，讓病人多住一天院就多收一天的護理費。總之是充分暴露了醫療機構認錢不認病的丑陋面目。一直以來筆者天真，納悶醫療機構應以治病救人為第一要務，怎么就非得錢到齊了才肯救治呢？醫療精神何在？蓋市場化所遺之禍也！不過，不管怎樣，這些患者終究是幸運的。更多與他們相似處境的病人卻無情地被醫療機構“冷凍”了！

    有了以上的種種，無怪乎現在民間有種情緒，一提起醫院和醫生都咬牙切齒：醫院是吃人的地方，醫生是嗜血的魔鬼。最終歸結為一條：這是個人吃人的社會！“人吃人”？雖然聽了讓人心驚膽寒，但不正是事實嗎？醫患之間關系的緊張由此也可見一斑。

    醫院本來也并不是如此惟利是圖的，醫生也多少有點華佗扁鵲的精神的。只是當國家把他們都徹徹底底踢向市場以后，市場本身追求利益的本性便輕易地將昔日的白衣天使整個的污染了，如同誤入歧途的風塵女子。也許最初的目的不過是為了生存和發展，但最后的結果是賺錢竟然這么容易。想必當初國家和醫療機構及醫生本身都不會想到市場化會如此成功、日子也會過得這般滋潤吧！只是苦了萬千百姓，一面是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的國家低層次的社會和醫療保障，一面是天價的醫療費用，光在看病治療上，百姓就受了雙重壓迫。于是財富就源源不斷地從民間流向醫藥同盟之間。筆者天性悲觀，今有言在先，若哪天得了疑難雜癥，真不如頭撞南墻、自行了斷算了，免得受累家人！

    當然，政府或出于良心發現，也不是全無作為。比如積極宣傳引導百姓投身商業保險。筆者既然金融出身，也對保險略知一二，深感保險是個能拯救民生于水火中的好東西，但那是在西方。在而今的中國，商業保險公司的種種所作所為將“無奸不商、無商不奸”的金科玉律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借著信息不對稱，本就是專業、生僻的醫療保險條款還處處暗藏玄機，為的是將來能拒賠。比如說針對某個病種，只有同時出現某兩種癥狀才算生效予以賠付，但在醫學上，這又是不可能的，或者這成了另一種病癥，然而不在被保病癥之列。保險公司在制定條款時可謂煞費苦心。所以在中國，保險就是騙人的東西。可笑筆者當年少不更事，對認為保險是騙人的東西之人嗤之以鼻，甚至會怒目相向，真是自己無知反冤枉了智者。在此，深有愧意！

    大陸的醫療改革集中體現了社會的道德淪喪。當然，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是因為一切以自身利益為考量、罔顧民生而責任缺位的不作為的無良政府的道德敗壞，繼而本就因市場化之下受重重利益誘惑的各個社會主體在政府的帶頭示范效應下，整個社會出現了集體的道德淪喪。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視道德為無物的各新老利益集團就不斷地制造著一幕幕人吃人的社會慘劇！當然，我們還是應該相信大多數從事醫療職業的人是有一顆治病救人的濟世之心的，盡管于我而言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聊以自慰！

        結語篇

    歷時整整十天，本文終于進入收官階段。本文構思于兩個月之前，最初只想以一篇文章的篇幅來闡述個人觀點，不想等到寫作時竟發覺主旨過于宏大，縱是萬語千言也難道盡，而且中途又不斷生發諸多感受，故而只得分篇述之。但是從思考到寫作，中間有一個轉換過程，無可避免地發生了一些“能量損失”或摻雜進一些新的有用無用的元素，因此最終還是會有所紕漏瑕疵，也有邏輯不清、表達不明、主次不分等等弊病，于是希望能以結語篇作一個總結和補充，為我的這篇文章畫一個雖不完美但至少完整的句號。

    或許以單篇視之，所述都是正常的經濟現象，跟財富分配似乎沒有很必然的聯系，因而將之冠名以《1949后中國大陸財富分配全景圖》，是否上綱上線且文非所言？誠然，單獨而論似略有牽強，但是我們不妨換一種視角，以歷史的高度和宏觀的視野來綜合地看待這一系列經濟現象，你會很清晰地發現，這是一個大陸執政黨政府借改革之機通過運用各種五花八門的經濟和行政手段，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持久性或階段性地且又是合理合法地對民間創造的財富進行巧取豪奪、剝削轉移的過程，是人類歷史上一項浩大、罕見、復雜、周密的社會系統性工程。前后凡五十余載，分兩個連貫的階段，第一階段以三農（農村、農業、農民）為利益來源對象，殺農養城，畢竟那時中國還是典型的農業國。然正如文中所言，以后人的眼光看，自有其積極意義；第二階段是在城市化、工業化的歷史大背景下，以各個關乎民生的社會領域的市場經濟改革為名，并輔之以利用當時的一些社會經濟事件（東南亞經濟危機、80后獨生子女一代的教育、就業潮）等，開展了全面性、系統性、多樣性、點線面結合，多點開花、層層推進、先是輪番上陣，隨后是疊加融合、聯袂表演并以部分利益為交換，借助“八國聯軍”力量的對城市人群的財富剝削。當然，由于農業領域的行政計劃性未根本改變，所以對三農的剝削也未見停頓，三農問題儼然已成中國社會的一顆毒瘤。于是，在執政黨粉飾政績、一派歌舞升平之下，整個大陸面臨深重的社會危機，只需一根導火索便可爆發。

    對于第二階段的財富剝削，其實就是表現為四大改革：國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改革結果體現為“四化”（當然不是我們從小所受到的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教育）——國企賤賣私有化；平民住房貴族化；高等教育野雞化；醫療天價化。綜合起來，就是國家、政府、政黨的公司化。因而很不幸，就國家民族而言，四大改革均告失敗（當然，現在還在垂死掙扎，只不過這反而意味著對民間剝削的變本加厲），然而就執政黨政府而言是一次伙同相關中外新舊利益集團的利益大分配、大調整。所以，百姓終究不過是國家隨意擺弄的微不足道的棋子，自古而然、為今更甚。或者可以說，政府充分領悟到了市場經濟的精髓，盡管在國企經營上連載跟斗，但在國家、政府和政黨的公司化運作下佳績頻傳，頗有心得和創舉。而國家民族的利益、百姓民生只不過是這家公司所能利用的資源，最終都是要化為黨產的。甚至為達此目的不惜賣國（筆者一直堅持認為，百余年來賣國從未停止，只是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罷了）。

    可悲我華族億萬生靈，溫順奴性不改，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更可嘆、可恨大陸所謂的經濟學家在改革成敗、是非得失的問題上竟然扮演集體失語的角色，反倒讓一個外來人——郎咸平來閑評是非，飾演了一個戳穿皇帝新裝的人。而那些已成為各利益集團代言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名流又是如何回應的呢？評論其偏激的有之，人生攻擊的有之，表面充當和事老，言改革有得有失、總體成就不容否定的官樣、中庸之論，實則文過飾非、回避爭論的更有之。總之都是在顧左右而言它，轉移焦點和民眾視線，中間還不時摻雜著謾罵聲。但是幾乎沒有人敢于對他所提出的經濟問題做正面回應，這到底是大陸經濟學界的低能還是別有隱情？筆者認為，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問題從來都是尖銳的，言論也從來應該是偏激的，觀點更是犀利的。這并非壞事，應大力提倡，這是一種曾在我們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但已缺失久遠的敢于“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俠”的精神。唯如此，對社會種種丑惡的現象才有足夠的穿透力和震懾力，才是有著憂國憂民的情懷。你能想象以不溫不火、有氣無力、遮遮掩掩的態度來針砭時弊嗎？那是明哲保身、心虛發慌、內心晦暗的庸人、懦夫、小人之所為。如果一個學者連講真話的勇氣都沒有，那真是對學者名分的辱沒，還不如名正言順的去當政客，也不必像現在這樣被羞羞答答地冠以“學者官僚化”之名。令人瞠目結舌、啼笑皆非的是郎咸平現象竟然以大陸政府因其“沒有達到國家電視廣播普通話水平”而強令《財經郎閑評》停播這種極富創意的官僚手段而宣告暫時沉寂。依鄙人愚見，這堪稱行政和公共管理學上的經典案例，收入哈佛的教材實不為過。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大陸執政黨具備這樣的高超管理智慧。荒謬、卑劣、齷齪實不足以形容之。

    出現這樣一個財富剝削的過程是有其政治必然性的。那就是在專制體制下，政府最終是恐懼百姓財富增長的。因為從西方經驗看，民富便意味著民眾參與國家事務的熱情的提高和對政治訴求的相應提升，實際就是政治經濟領域的“飽暖思淫欲”。可是對專制政府而言，“萬惡淫為首”，它們感覺受到了威脅，怕有一天會被帶綠帽，盡管從以往的歷史看，中國民眾在政治領域一向而來有“性冷淡”傾向，亦如民間多忠貞節烈女子。但現在都什么年代了，還講三從四德？所以政府就來個未雨綢繆，以經濟手段控制民間參與政治的“淫欲”惡性膨脹，從而避免出現政治領域的“性解放”運動，畢竟政治的“性覺醒”、“性啟蒙”已經夠黨國頭疼不已的了。其實大陸政府是對外給自己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以欺世盜名，對內則行真專制之實。有心者亦可發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間財富的積累，政府和執政黨黨魁是一屆更比一屆專制獨裁，但也是更加的偽善和擅長包裝宣傳。所以，1949后的大陸，只有在改革開放之初與不明就里受了騙的西方有過幾年的蜜月期，89之后就再無溫存了。即使撇開民主政治因素，單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看，每當朝代更迭，經過開國幾十年的恢復、發展，當民間漸漸富足時，中央的統治力便隨之江河日下了。筆者能力有限，不能對此現象深究。如此，就肯定了一點：民間的溫飽是獨裁專制政府發揮最大權威、運行效率最佳的經濟狀態，小康是臨界點，一旦越過，就面臨統治危機。所以小康不過是政府為了欺世惑眾所制造的海市蜃樓，終究是看得到摸不著的。政府畢竟是有“大智慧”的，它會綜合運用現代經濟手段來使這個“海市蜃樓”在百姓眼里顯得更真切些。比如用股市、房市的一段時期的牛市來將民間的財富轉化成能夠不斷增值的“虛擬資產”，等到這誘餌將水下的魚兒養的足夠肥碩時，便開始收網了。最終能僥幸逃脫、幸免于難的肯定是那些不太或者說不夠貪心以及有所警覺甚至敢于斷臂求生之人，而大部分都將成為政府餐桌上的海鮮美味。

    世人或許還感受不到，因著這四大改革及伴隨而來的龐大的財富轉移工程，我們身處在一個轟烈烈、熱鬧喧囂的“大時代”，按政府和學界的描述就是“轉型社會”，歷來社會的轉型期都是亂世，今概莫能外。只是大陸執政黨政府精通包裝宣傳之道，將亂世披上了件盛世、治世的華麗外套以媚惑本就身處其間、難明真相的世人罷了。亂世是最易斂財的，也是最易產生新的利益集團的。因為沒有制度的約束，或者制度雖有，但是“官字兩個口”，于是就隨意任其擺弄，翻來覆去、顛上顛下，只為其一己私利服務而已。但不管怎樣，正如歷史上的其它亂世一樣，其所體現出的歷史意義足以使之載入史冊、名垂千古。若干年后，當改朝換代之際，如今的這筆歷史必將被后人重提，甚至大書特書！

    也許我們應該樂觀點，回顧歷史，上天對我中國還是眷顧有加的。正如第一階段國家對三農的剝削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而今我們所受的種種“洗劫”或許將成為之后幾代人的幸福基石和國家、民族強盛的根源。只是我等凡夫俗子身處其中，自然“當局者迷”了。若為此，我們也不妨甘愿犧牲以成就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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