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張殷豪老師的文章《社會醫學和“紅”“專”沖突》。社會醫學認為，政治層面的醫學改革是消除疾病的重要方式。本文以電影《春滿人間》及其評價史為線索，以探索毛澤東時代及其后的社會醫學。本文指出毛澤東時代的特殊性在于，其不僅實踐了社會醫學的一般理念，還進一步思考了潛在的危機及應對方法。毛澤東時代開創的赤腳醫生等制度設計，正是通過正式經濟關系和非正式社會關系的安排，以克服蘇聯醫學體制中“紅”“專”沖突的有益嘗試。最后，張老師認為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雙重背景下，重啟社會醫學的探索勢在必行。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時代的實踐將為此提供堅實的本土經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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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梳理社會醫學發展史的基本脈絡，并將毛澤東時代的實踐置于其中。這個主題有兩點意義。第一，毛澤東時代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成就受到國內外贊賞，但基本都是從公共衛生、初級保健等角度評估，[1]這并不能完全涵蓋其經驗。盡管李玲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及過社會醫學所起的所用，但并沒有具體展開。[2]本文的第一部分以電影《春滿人間》的原型“搶救邱財康”事件及邱財康所在的上海第三鋼鐵廠（以下簡稱“上鋼三廠”）為例，描繪毛澤東時代社會醫學實踐的細節。第二部分分析毛澤東時代的特殊性在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它持續探索如何克服“紅”與“專”的矛盾。筆者首先說明“紅”“專”矛盾對社會醫學的致命影響：蘇聯的“紅”監管“專”模式最終走向專家治國，使得曾經輝煌的社會醫學邊緣化，城市為中心、住院治療為中心的醫療體系主導了50年代后的蘇聯；智利的社會醫學改革則引發醫生群體的激烈反抗，“專”反對“紅”成為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倒臺的重要內部原因之一。以蘇聯為鑒，中國探索超越“紅”“專”矛盾的辦法，并且產生了赤腳醫生制度這樣成功的案例。本文從社會醫學的角度解釋赤腳醫生制度的構想和目標，即幫助農民“掌握醫療衛生大權”，最終消除三大差別。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討論今日重啟社會醫學探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電影《春滿人間》及其在不同時期得到的評價是貫穿本文的線索。

　　一、《春滿人間》：

　　重新發現毛澤東時代社會醫學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些被封禁的影片陸續復映。1978年1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名為《粉碎“四人幫” 影壇百花放》的報道，介紹了剛剛解禁的1949年—1966年（以下簡稱“十七年”）攝制的5部影片，其中包括《春滿人間》：

　　彩色故事影片《春滿人間》，是由原上海天馬電影制片廠于一九五九年攝制完成的。影片的主要內容是：一位鋼鐵工人因公燙傷后立即被送到醫院。熱心于科學事業的院黨委書記鼓勵醫務人員克服畏難情緒，大力搶救。幾度化險為夷后，病人右腿嚴重感染。黨委書記又支持以培養噬菌體消滅桿菌為核心的新治療法，使病人免于截肢，得以重返生產崗位。[3]

　　根據這段介紹，《春滿人間》似乎是一部宣揚科學重要性的電影，但事實上這與影片所傳遞的思想殊為不符甚至背道而馳。《春滿人間》的核心主題，恰恰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背景之下反思醫學和科學的政治屬性，白楊飾演的黨委書記方群正是這一反思的倡導者。

　　表面上，影片的核心矛盾是受到嚴重燒傷的煉鋼工人丁大剛能否被救活，以醫院的主刀醫師范主任和院外專家白教授、李醫生等為代表的醫學專家認為這絕無可能。電影中，白教授引用了“美國外傷權威埃文斯的學術報告”，“燒傷面積在50%以上的，死亡率就是85%；燒傷面積超過70%的，死亡率就是100%”，而我國的醫療技術遠沒有美國先進，由此他認為，燒傷面積已達到93%的丁大剛應該放棄治療，因為治與不治結果都是一樣的。雖然從感情上來說，一些醫生仍然希望盡力救治這位優秀的煉鋼工人，可是當聽到“科學畢竟是科學”的時候，大家都深表贊同，無話可說。

　　《春滿人間》劇照：黨委書記方群關懷鼓舞丁大剛

　　然而，黨委書記方群質疑的正是這句“真理”。在勸說范主任的過程中，她道出了影片真正的核心主題：“我們究竟應該怎么對待科學才是正確的態度？你承不承認，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底下，同樣的科學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她給出的理由也頗具說服力：在資本主義國家，受到嚴重燒傷的病人只能是被剝削的底層工人，絕不可能是資本家，而在他們的制度下，工人很難得到良好的治療。可是在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正在傾全院、全上海乃至全國之力救治一位普通的煉鋼工人，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從未出現的事情。可見，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成果絕不能反映科學的全貌，我們很可能突破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記錄。

　　這種對醫學與政治制度之間關系的認識并非該影片首創，而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醫學”（social medicine）視角。社會醫學認為，疾病既是一種生物學的現象，也是特定社會條件的結果，而且后者的影響更大。[4]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工作、生活的條件大不相同，包括醫療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分配也差異巨大。因此，一個國家的健康狀況與其政治經濟體系密不可分，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會因為政治制度不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健康狀況。例如，從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等指標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現優于同等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瑞典、芬蘭等“社會民主國家”優于美國、英國等“自由主義國家”。[5]所以，要想持久地改善社會的健康狀況，不能僅關注醫療技術的革新和衛生政策的調整，還要推動政治和社會層面的根本變革。在既有的研究中，社會醫學作為一種解放的方法，被寄望于變革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醫療和社會體系，而受到褒揚和期待。社會醫學所推崇的代表人物如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阿連德，不僅都有社會醫學的理論論述，更是社會主義變革的領袖。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健康、疾病和醫學實踐等問題常常和根本的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就像《春滿人間》的主題那樣。甚至，在激進時期，這些問題成為“兩條路線的斗爭”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中國對社會醫學做出了極為深入的理論探討和實踐展開，雖然當時并未使用這一術語。毛澤東時代的特殊性在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其不僅實踐了社會醫學的一般理念，還進一步思考了潛在的危機及應對方法。實際上，在全球的社會醫學實踐中，危機普遍存在。無論變革者如何強調疾病的社會根源，強調政治變革對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在維護醫療衛生系統的運轉上仍不得不依賴醫學專家。然而，歷史反復地證明，醫學專家群體是社會醫學最大的反對集團之一。在毛澤東時代的語境下，這個現象可被表述為“紅”與“專”的矛盾。我們耳熟能詳的“群眾衛生運動”“赤腳醫生”等史實，不僅是新中國公共衛生的創舉，更包含了克服社會醫學危機的嘗試。下面，本文簡要梳理社會醫學的脈絡，并將毛澤東時代的實踐置于其中。

　　（一）恩格斯、菲爾紹與阿連德

　　社會醫學最早的奠基性著作是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6]彼時的英國工人階級健康狀況極差，預期壽命、各種疾病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等統計指標不僅遠不如上層階級，也遠不及農村居民。在恩格斯看來，工人階級中傳染病（如傷寒、肺結核）和職業病（如煤礦工人的肺病和工廠工人的脊柱彎曲）的高發絕不是一個醫學的問題，而是惡劣的居住條件和工作條件下的必然結果。同時，英國醫生的診療費用極高，工人根本無力承擔，只能求助江湖郎中或以鴉片麻痹。而且，看病還會導致誤工甚至失業，除非拖到病得無法工作，工人絕不看病。工人中普遍的酗酒問題也使其健康狀況惡化，但這不能歸結為他們缺乏健康知識或自控力，而是因為飲酒是他們唯一能消費得起的娛樂項目，酒吧是他們唯一可去的社交場所。此外，繁重的工作使工人無暇照看孩子，這也是兒童健康狀況不佳、死亡率高的原因。恩格斯認為，以上一切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少數資本家占有了生產資料，他們組織生產的目的只是為了資本的增殖。從而，工人被視作商品和勞動工具，分配給工人的東西僅限于能使其維持基本生活并延續后代。因此，盡管當時的英國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卻并不設法改善。恩格斯將這一現象稱為“社會的謀殺”，并主張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7]

　　恩格斯的思想影響了德國醫學家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后者一般被認為是社會醫學的創始人。實際上，菲爾紹是19世紀德國最杰出的醫生，被譽為“細胞病理學之父”。但是，作為醫學家的他卻認為許多疾病并非人類的免疫缺陷所引起，而是由于社會缺陷，甚至提出“醫學在其最本質上是社會科學”[8]。他對德國城市的調查研究完全印證了恩格斯的結論：是階級結構的矛盾導致了廣大工人群體及其家庭糟糕的健康狀況。與恩格斯提出“社會的謀殺”相呼應，菲爾紹將壞血病、結核病、霍亂等疾病稱為“人造疾病”。相比于恩格斯，菲爾紹提出了更明確的變革主張。他認為，想要提高德國公民的健康水平，國家應該為每個人提供基本的衣食保障，以增強免疫力；應保障就業，并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其居住環境與工作環境；將醫院和制藥企業國有化，從而，醫務工作者成為國家雇員，醫療服務變成公共服務；醫療保健應該是每個人享有的基本的憲法權利，而不應該通過金錢購買等。與恩格斯的分歧在于，菲爾紹雖然贊同社會主義的原則，卻主張通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改良來實現。[9]

　　進入20世紀后，社會醫學的理念開始在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區流行，其中最著名的實踐者是智利總統阿連德。阿連德在智利大學醫學院讀書時便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也接觸到了菲爾紹的社會醫學思想。和菲爾紹類似，醫學專家出身的他并不認為疾病是個體的生物學問題，而認為其根源是階級結構的矛盾所造成的工農階級惡劣的生活狀況。1939年，身為智利衛生部部長的阿連德發表了專著《智利的醫療與社會現實》。這本書幾乎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智利翻版，有詳實的調查數據和分析，并指出解決智利的健康問題要用社會的方法而非醫學的方法。基于拉丁美洲的現實，阿連德還強調了帝國主義或國際資本主義對人民健康的影響。他認為，想要提升智利人民的健康狀況，就必須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具體來講，一系列的措施應當包括：收入再分配改革以提高工人薪水，國家提供工作和衣食的保障，推行國家住房計劃，將美國主導的制藥行業國有化，進行工業改革并降低跨國公司在智利的主導地位。[10]這些努力伴隨著阿連德全部的政治生涯，直到他在1973年的軍事政變中犧牲。

　　從恩格斯到阿連德的分析揭示了醫學與政治、健康與社會的緊密關系。概言之，提高人民的健康狀況不能僅僅依靠醫學對個體的干預，更重要的是通過政治改革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為此，國家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為全體國民提供生計和醫療服務的保障，醫療衛生領域乃至其他更廣泛的領域應當進行國有化改革。

　　（二）從白求恩到洪若詩

　　社會醫學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系可以追溯到白求恩。白求恩是八路軍的戰地醫生，但他在異國的戰地醫療絕不是僅出于作為醫生的人道主義，而是有著強烈的社會醫學動因。或者說，白求恩之所以加入加拿大共產黨，就是受社會醫學理念驅使。

　　白求恩于1932年發表了著名論文《呼吸肺結核患者盡早進行壓縮治療的吁求》，其中不僅有醫學上的討論，更指出了社會經濟因素對疾病的影響。早期的肺結核并不難治愈，但窮人不可能進行定期的健康檢查，確診后也沒有良好的療養環境。他引用了特魯多（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的論斷：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前者被治愈而后者死亡。[11]肺結核絕不僅僅是肺部的疾病，只有改變整體的經濟社會條件才可能被真正治愈。當時的白求恩還頗為悲觀，他覺得醫生群體無法改變社會經濟條件。[12]但是，在1935年的蘇聯之旅后他迅速改變了看法，加入了共產黨并回國成立了“蒙特利爾人民健康保障組織”（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Health），致力于支持社會化醫療，改革整個加拿大的醫療體系。[13]1936年，他在蒙特利爾的醫學研討會上發表了著名講演《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

　　提供健康保護的最好方式是改革產生這種不健康狀況的經濟制度，消滅無知、貧困、失業……讓我們醫學界更多地討論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而不要盡討論有趣的病例；更多地討論醫療事業與國家的關系，討論這一職業對人民的責任，討論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讓我們承認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技術和科學問題（這里指的是我們對這些詞的狹義理解）。[14]

　　白求恩呼吁“醫療制度的社會化”，并強調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15]他作為醫生加入加拿大共產黨，參與反法西斯斗爭，支持中國共產黨，背后都蘊含著對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希冀。

　　1938年，白求恩在山西五臺松巖口模范病室動手術

　　（圖片來源：王雁、沙飛：《沙飛攝影全集》，北京：長城出版社2005年版）

　　然而，社會醫學的觀點在當時的西方只能被視為異端。自19世紀末細菌學說提出之后，人們對疾病的認識逐漸統一，即由細菌、寄生蟲、病毒等引起的人體生理變化。換言之，疾病只是生物個體現象，而與宏觀的社會、政治無關，醫學也由此成為對個體生理現象研究的科學分支，被鎖進實驗室而與社會切斷了聯系。[16]社會主義國家仍堅持著“社會醫學”的探索，新中國也是其中之一。雖然白求恩生前沒能看到中國大地上社會制度的巨變以及由此引發的醫療衛生領域的變化，但他的繼承者親眼目睹甚至參與了這一過程。

　　英國醫生洪若詩（Joshua S. Horn）于1954年至1969年在中國行醫。70年代他應香港幾所大學學生會的邀請分享在中國的經歷時，提到了一個曾震撼他的例子。1958年，他受邀去上海看一位病人，到機場時他發現已經有三十多位醫生在那里了，心想這一定是個重要人物。其實，這位病人只是上鋼三廠的一位普通工人，由于生產事故被嚴重燒傷。在新中國，每一個普通工人都是重要人物。最終，這位根據過往的醫學記錄不可能被治愈的工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痊愈了，并且奇跡般地回到了鋼鐵生產線上。洪若詩感嘆，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定會根據統計記錄把工人判定為致命傷，而不可能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加以治療。[17]

　　洪若詩所經歷的正是電影《春滿人間》的故事原型。病人的原型是上鋼三廠的煉鋼工人邱財康，治療地點在上海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主人公方群的原型是醫院總支書記程家賢，他在醫務人員悲觀時鼓勵參與會診和治療的醫學專家們要敢于突破現有醫學文獻的束縛，不惜代價地挽救為國家創造財富的工人。影片中著力表現的全國醫療專家的參與，社會各界的幫助，報紙廣播的持續報道，群眾積極的獻血獻皮和關心鼓勵，都是真實發生的。[18]電影中，醫學專家們所依據的“美國外傷權威埃文斯的學術報告”也是真實存在的，它指的是埃文斯（Everett Idris Evans）等人于1952年發表在《外科年鑒》雜志上的經典論文《嚴重燒傷患者的液體和電解質需求》。[19]邱財康的案例確實突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醫療記錄。隨后，眾多燒傷治療的個案經驗得到總結，出現了許多理論和技術創新。6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的燒傷治愈率長期居于世界之首，燒傷面積越大，優勢越明顯。[20]

　　洪若詩和流動醫療隊同事的合影

　　圖片來源：《掃除一切害人蟲》

　　接著，洪若詩又介紹了自己參與的中國第一例斷肢再植手術，同樣是集全國之力研究、治療，成功后又迅速推廣學習。至他離開時，中國已成功完成了二百多例類似的手術，且是全球唯一能夠進行斷指再植的國家。一樣的邏輯，斷指斷肢的患者一般都是在機器旁工作的工人，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得到這樣的重視。不同的社會制度底下，“科學”確實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全國最好的醫生和藥物服務于工人，科研力量也優先投入工人的常見病，使得經濟上貧困、科技水平整體落后的中國，反而給工人提供了更好的治療。

　　事實上，《春滿人間》故事所揭示的絕不只是政治制度對醫療資源分配的影響，它背后隱含了社會與健康之間更加全面而緊密的聯系。大面積燒傷不僅是邱財康個人的疾病，更有其社會根源——它是伴隨著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發展才大規模出現的。電影中白楊飾演的書記說資本家不會被大面積燒傷，而以職業的視角來看，農民、知識分子、紡織工人等也很少遇到大面積燒傷。可對于邱財康這樣的煉鋼工人來說，這就是一種并不罕見的工傷。因此，“搶救邱財康”事件發生在1958年絕非偶然，其背景是“一五”計劃勝利完成，中國的重工業跨越式發展，鋼產量翻了數十倍。此事件三個月后，大煉鋼鐵運動開始。也正是在1958年，中國醫學界開始系統研究燒傷治療。

　　董方中在治療邱財康

　　對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而言，既要迅速推動工業化，又要想辦法應對伴隨工業化而生的各種疾病和更廣義的健康問題。除了提升相關的醫療技術外，新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變革。以邱財康工作的上鋼三廠為例，國民黨統治后期，由于物價飛漲、經濟崩潰，上鋼三廠實際上早已不能正常生產。1949年6月，它被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人民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恢復生產，另一方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革，提高工人地位。1950年，工廠著手改革不合理的工資制度，不斷提高一線工人待遇，并于1953年建立八級工資制。1952年，以三班半制代替三班制，改變了原來工人全年無休的境況。在飲食方面，上鋼三廠新建了更大的廠食堂和更方便的車間食堂，并實行消毒制度和蔬菜肉類檢驗制度保證食品安全。1953年開始還專門設立了營養食堂，安排重體力和體弱職工就餐。為了工人能保持清潔，上鋼三廠新建男女浴室和更衣室，到1962年共有7個浴室，占地面積超過2500平方米。在住房方面，幾乎每年都新建大量職工宿舍和家屬住宅，并于1957年成立房屋分配委員會組織職工代表討論分房原則。為滿足職工的娛樂社交需求，新建俱樂部、大禮堂、療養院、籃球場等。為滿足照看孩子的需求，1955年設立了第一個簡易的哺乳室。1961年，第一個正規的托兒所建成，占地400平方米，有七十多名嬰幼兒，由8名保育員分三班護理，同時還有一名醫師、一名營養師，以及專門的廚房。在醫護方面，為了方便員工迅速就診，在各車間設立保健站和簡易急診室。與“搶救邱財康”事件直接相關的是，1951年6月起全廠職工實行勞動保險制度，對疾病和工傷負擔全部醫療費用且工資照發。在應對職業病方面，上鋼三廠也做了細致而全面的努力。首先，針對職業病進行定期體檢，給患病工人提供治療和療養；其次，從社會醫學出發，職業病的根源是惡劣的工作環境，預防比治療更加重要。鑄造車間的工人最常見的是硅肺病，上鋼三廠一面采取各種防塵措施，一面不斷更新工藝和設備以減少粉塵。至1972年，鑄造車間成功用石灰石砂代替石英砂制造砂模，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自此再未發生新的硅肺病例，相關論文在世界衛生組織發表。對于生產車間的工人來說，高溫引發的疾病最為常見。自1960年開始，上鋼三廠每年對高溫工做高溫禁忌癥的體檢，將不適宜者調離崗位。其他措施包括建立汽水廠提供冷飲，安裝隔熱板，使用空氣淋浴降溫，提供季節性高溫宿舍改善工人休息質量，等等。[21]

　　靳尚誼：《毛主席視察上鋼三廠》（1969年）

　　（圖片來源：龍美術館網站）

　　上鋼三廠的一系列改革將社會醫學的方法一覽無余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可以說，新中國一面大刀闊斧地進行“工業革命”，一面又對工人的健康進行“細膩革命”，逐條處理疾病的社會根源。事實上，民國時期即有中西方學者對上海部分工廠和工人的衛生健康狀況做過詳細調查，包括飲食、住房、空氣、職業病、傳染病、工作時間、工作環境等，其結果幾乎與恩格斯、菲爾紹、阿連德的調查如出一轍。[22]可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業化初期的疾病及其社會根源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政權接手上海工業后，十年之內就“換了人間”，可謂社會醫學成功實踐的典例。

　　所以，在《春滿人間》剛剛播出的1960年，《電影藝術》期刊對這部影片的評價是“這個事件非常典型，是我們時代的無數奇跡之一，表現了共產主義中國嶄新的人和嶄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23]。換句話說，“搶救邱財康”的醫學奇跡乃至更廣義的工人健康狀況的大幅提升的奇跡，根本原因是社會關系的改變，是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結果。這與1978年《人民日報》想要強調的支持先進醫學技術或“熱心科學事業”有著根本的不同。

　　然而，1978年的評價絕非無憑可依。60年代中后期，中國開始新一輪醫療改革的嘗試，《春滿人間》也迎來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評價。在白求恩深愛的中國土地上，醫學與政治關系的探索進一步深入，超過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二、社會醫學的“紅”“專”難題

　　（一）蘇聯的“反面教材”

　　“文化大革命”期間，“十七年”電影大都遭到了批判和禁播，《春滿人間》也不例外。在“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1967年編寫的《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影片四百部》中，《春滿人間》名列第100部，批判的理由是“歌頌資產階級‘專家’、‘權威’”[24]，正呼應了1978年的評價。

　　表面上看，《春滿人間》反思了醫學乃至更廣義的科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著力表現了各行各業（醫學工作者、媒體工作者、工人、海軍、學生等）的參與。在影片的結尾，記者想要采訪參與治療的幾位醫學專家，他們都不好意思地拒絕了，表示在這場手術中自己才是被治療的那一個，治好了“思想上的病”。黨委書記方群也拒絕了采訪，理由是自己并不是主角，“這個戲應該有很多主角……每一個關心老丁命運的人，整個社會，都是主角”。這似乎指向了一年以后正式提出的“三結合”路線。

　　但是，假如我們仔細回溯整個故事就會發現，工農群眾的參與，如寄信鼓勵祝福，植皮手術時踴躍獻皮等，似乎僅限于激發醫務工作者的熱情，對治療并無直接幫助。

　　影片前半段的主要矛盾是丁大剛能否被救活，在手術完成后，丁大剛遭遇了綠膿桿菌敗血癥，唯一有效的藥物多粘菌素只能進口。在千鈞一發的時刻，昆明的一家制藥廠試制國產多粘菌素成功，問題得到了解決。影片后半段，丁大剛的右腿感染危及生命，主刀醫生范主任認為應該鋸腿保命，方群書記則希望盡可能讓丁大剛回到煉鋼的崗位上而一直不同意鋸腿手術，并寄希望于新型噬菌體的研制成功。又是在手術不得不進行的關鍵時刻，醫學院的夏教授研制出了相應的噬菌體，且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幫助下生產出足夠的劑量，從而使丁大剛免于殘疾。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群眾是缺席的，所有的關鍵工作全部由少數專家學者在封閉的實驗室中完成。僅有一例群眾來電提供治療的土方，但后面的情節再無回應，其影響也僅限于鼓舞醫務工作者克服畏難情緒。這在科學專業化已經成為共識的今天非常正常，但在激進時期卻成了“醫療衛生革命”“教育革命”反對的對象。《春滿人間》中的“結合”思想，正透露出“文革”期間著重批判的“他們的所謂‘結合’是‘工程師動嘴，工人動手’，‘工程師出主意，工人照著干’”[25]。

　　1959年，《春滿人間》

　　那么，這種對專業化的批判與社會醫學的實踐有著怎樣的聯系？

　　如上文已經說明的，社會醫學認為，健康問題的一大根源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不平等，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或至少依據社會主義原則對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改良。但是，正如霍華德·韋茨金（Howard Waitzkin）等人在為社會醫學編寫的教科書中所承認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矛盾與持續的不平等雖有改善但并未完全消失，“出現了一種趨勢，即基于專業知識和官僚權威（而非對經濟生產的所有權）的階級結構再次出現”[26]。在這種結構下，醫療資源及其他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會改頭換面地繼續存在，繼續構成疾病的社會根源。因此，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著社會醫學的原則可以自然而然地貫徹，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繼續致力于解決由專業化和官僚制度產生的新的不平等。

　　毛澤東時代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早而深入，其直接刺激來源于蘇聯模式弊端的日益顯現。發表于《紅旗》雜志的著名文章《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首先批判了“十七年”期間醫療衛生工作輕農村、重城市（且主要是“城市老爺”）的問題，而且認為原因是“不少地方的醫療大權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持著……社會主義的醫療衛生陣地蛻變為滋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隨后，又將矛頭直指蘇聯這個“反面教材”：

　　蘇修的現狀，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他們的醫療衛生工作完全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黨內外的新資產階級壟斷了療養、醫療的大權，把醫療衛生當作自己不勞而獲的一種特權，把最好的療養地、藥品、醫療設施都壟斷在自己手里。而勞動人民生了病，卻只能自認倒霉。當蘇聯的勞動人民因病而痛苦呻吟的時候，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正在寧靜的療養勝地尋歡作樂呢！[27]

　　這些說法雖有特定時期的政治修辭，卻也是基于事實。在蘇聯，“專業宰制”（professional dominance）已經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威脅到社會主義理想和實踐。1925年，蘇共先后接見醫學工作者和大學校長代表團，從此，新政權開始大規模接納知識分子群體，被認為是勞動與知識的“聯盟”或者“和解”。可實際上，這并不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階層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愿景，而只不過是他們對一種既定事實的承認，以期在新的國家機器中給自己找到合適的位置。列寧本身就對科層制和泰勒主義十分認可，到了斯大林時代，科學家和技術官僚進一步被賦予巨大權力。蘇共既沒有對他們做意識形態的改造，也沒有改革舊有的科學生產機制，而只是選擇對專家的權力行使進行嚴密監督，即“紅”監督“專”的模式。然而，文化資本很快轉化為政治資本，專家治國模式在蘇聯塑造了新的特權階級。這實際上復現了資本主義的組織機制，并且不斷生產著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新培養的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出身的新干部也被吸收進這一體系。作為既得利益者，專家集團成為社會主義政權內部的保守派和變革的反對者，而原本作為社會變革推動者的工人階級也漸漸消失，剩下的只是消費者和無差別的“大眾”。[28]

　　《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崛起》

　　安舟 (Joel Andreas)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

　　官僚制之下的專家治國在赫魯曉夫之后愈演愈烈，醫療衛生領域的巨大危機也凸顯出來。20世紀20年代—50年代，蘇聯在改善人口健康狀況方面備受贊譽，是其他國家效仿的典范，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最具吸引力的方面之一。然而，60年代—80年代，蘇聯在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等關鍵指標上長期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比如，1958年蘇聯男性預期壽命為64.4歲，1978年則下降至62.5歲，比美國低了10歲，[29]甚至低于同時期的中國。這種停滯和倒退與蘇聯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趨勢相背離，在戰后工業化國家非常罕見。或許是為了在冷戰中維護形象，蘇聯政府在1972年后停止公布預期壽命，1974年后停止公布嬰兒死亡率。[30]

　　實際上，這一時期蘇聯的人均醫生數量和人均病床床位等指標仍居于世界第一，但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不斷下降，遠低于其他工業化國家。在這樣的系統中，初級保健系統發揮的作用很小，預防也不受重視，取而代之的是對醫生和住院醫療的過度強調。[31]同時，許多現象表明，社會醫學的傳統被放棄，疾病的各種社會根源長期得不到處理。眾所周知，嚴重的酗酒問題是影響蘇聯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但這一問題遲遲沒有解決，致使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居高不下。由于蘇聯農業生產中果蔬的缺乏，飲食不均衡的問題長期存在。此外，工業化造成的污染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根據蘇聯政府1989年出版的經濟報告，四千多萬蘇聯人民生活在空氣污染水平是正常水平十倍以上的城鎮。[32]醫療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也廣泛存在，1987年，時任衛生部部長的葉夫根尼·恰佐夫公開指出，農村65%的地區醫院沒有熱水，27%沒有排污系統，17%沒有自來水。[33]

　　蘇聯紅十字醫院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建立的第一家大型綜合醫院，是今天的北京友誼醫院的前身，圖為1952年醫院正式成立的現場

　　拒絕蘇聯式專家治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止中國。1970年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立刻開始著手實現其社會醫學的構想。這首先包括他早已提出的礦業和銀行業的國有化，重新分配土地，大幅提升工人工資，銅礦開采中使用減少粉塵的設備，住房計劃，免費牛奶計劃，反酗酒運動，等等。除此以外，他對醫療衛生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將衛生決策權力下放，鼓勵發展地方衛生中心。除了治療，衛生中心的職責還包括傳染病預防的培訓，建立控制糖尿病、高血壓等問題的小組，食物的分配等一系列社會化醫療的工作。衛生中心的決策也是民主化的，除醫學專家以外，其他衛生工作者（如護士、醫學生、志愿者）和當地居民均要有代表參與決策，共同制定地方衛生政策。[34]醫學專家的決策權被削弱后，醫療資源很快開始重新分配，非住院醫療和預防措施的優先級逐漸壓倒了住院治療。

　　醫療社會化以及阿連德政府對免費醫療的大力支持嚴重損害了醫生在私人診所的收益。不僅如此，這一系列措施使醫生的社會地位下滑——此前他們在智利所有職業中擁有最高地位，高于參議員、法官、銀行家、牧師、高級軍官。概言之，阿連德的社會醫學改革使醫學專家們的政治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備受打擊。因此，醫生一直是智利社會主義政權的堅定反對者。他們與其他專業協會（如工程師協會、律師協會、建筑師協會）一起與阿連德政府談判，希望他保持現有社會結構，不做激進改革。眼見勸說無望，他們又長期參與罷工試圖讓智利社會癱瘓，并要求阿連德下臺。據統計，在醫療協會的號召下，65%的醫生參與了1972年—1973年的罷工。[35]有證據表明，中國高層了解智利的情況并有清晰的認識。周總理曾委婉地建議智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太激進，要分階段，當下要團結和爭取中產階級，而不是把他們推向反面。[36]智利的情況不是個例。“紅”對平等的追求必然會損害專家的利益，在古巴、尼日利亞等國的社會醫學改革中也出現了“專”對“紅”或消極或積極的抵抗。[37]

　　（二）中國的探索：貧下中農如何掌握醫療衛生大權

　　“紅”與“專”的矛盾是如此難以處理。若采用蘇聯式的科層制之下的“紅”監督“專”，專家治國的模式則必然會放棄社會醫學路線；若實行智利式的激進改革推進醫療社會化，又會面臨嚴重的“專”反對“紅”的問題。既然社會醫學不可避免地面臨“紅”與“專”的矛盾，那么中國該怎么應對？

　　在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材料中，一般是說通過政治運動和長期的教育改造醫務人員的世界觀，消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等人對官僚制的學術研究則指出，中國定期發動政治運動，突破組織中穩定的規則和程序，以此抵抗官僚制和精英主義。[38]與社會醫學直接相關的辦法是群眾衛生運動。高敏（Miriam Gross）在研究消滅血吸蟲病運動時指出，群眾衛生運動的許多做法值得商榷，效果也非常有限，甚至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當局并非不知道這一點，但他們顯然有更多醫學和健康以外的更長遠的考慮：當局希望以“科學”作為其治理合法性的來源，但是又不愿讓科學家和醫生借此獲得過多的決策權力；毛澤東希望新政權對基層實行有效管理，但又不愿依賴技術官僚及其組成的完整高效的官僚機構。[39]在參與群眾衛生運動的過程中，群眾得到了鍛煉，提升了科學素養和管理技能，腦體差別被縮小，為之后的群眾全面參與管理打下基礎。這也是一個獲得“尊嚴整治”的過程，工農在參與中提振信心，而專家的社會地位有所降低。[40]在這里，衛生運動的長遠目標是探索一種不依靠技術精英的新的治理方式。

　　赤腳醫生培訓教材

　　一個十分重要卻又被忽略的解決“紅”“專”矛盾的努力是赤腳醫生制度。這一制度廣受稱贊，但以往的評估一般是從初級保健、預防醫療的角度考察其經驗。實際上，構想中的赤腳醫生制度有更根本的政治目標，即“貧下中農要牢牢掌握醫療衛生大權”。為什么赤腳醫生能夠幫助農民掌握醫療衛生大權？讓我們先回到智利的案例中。

　　如前文介紹的，智利社會醫學改革的重要目標就包括社區賦權和人民賦權，以此削弱醫學專家對醫療衛生的控制。這一改革之所以失敗，固然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干預，改革步伐太快等原因，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在當時的制度下，智利醫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的收入大部分來源于自己的私人診所，少部分來源于在醫療中心服務所獲取的國家補貼。作為一個共同體，他們通過醫療協會維護本團體的利益。在反對阿連德政府時，正是醫療協會組織起大規模的罷工，甚至強迫同情社會主義的醫生參與。阿連德政府從西班牙招募醫生緩解燃眉之急，而醫療協會通過不給外國醫生發放行醫執照阻止其行醫。[41]

　　同時期的中國則在制度層面杜絕了這種可能。赤腳醫生根植于合作醫療制度，合作醫療的主要核算單位是大隊。赤腳醫生的勞動以工分計算，從大隊拿工資，工資多少與大隊當年的收入掛鉤。比如，江西省鄱陽縣青林大隊在20世紀70年代有三個赤腳醫生，其報酬是該大隊當年的平均“單位勞動報酬”乘以365天，在每個財政年結束時由大隊支付現金。在這套制度下，醫生不再以職業身份組成利益共同體，而是和生產大隊的村民結成利益共同體。[42]

　　70年代，浙江嘉善縣農村赤腳醫生出診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網）

　　除了正式的經濟關系以外，非正式社會關系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宣傳中，赤腳醫生重視階級出身和“為人民服務”的高尚道德，但在實際運行中，自選拔至工作、生活，赤腳醫生都被牢牢編入鄉土社會的人情關系網中。他們和村民的關系首先是鄉土鄰里關系，而非現代醫療體系中的醫患關系。他們受到村民的尊敬，也因渴望得到村民的尊敬而更加努力、謹慎地工作。[43]在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村民們把赤腳醫生當作“自己人”，也只有“自己人”才能成為赤腳醫生。赤腳醫生制度的重要構想正是，作為農民“自己人”的赤腳醫生能夠幫助他們“掌握醫療衛生大權”。1970年出版的《“赤腳醫生”培訓教材》的開篇選取了三篇文章論證赤腳醫生制度的優越性和貧下中農掌握醫療衛生大權的必要性，文中提及的一些例子能很好地反映出這種構想，這里引用三處：

　　新龍大隊一個貧農的孩子得病，先由一個流竄來的壞人來“看”病，幾角錢的一針安乃近就騙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燒仍舊沒有退。“赤腳醫生”主動上門，細心治療，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錢，病就好了。這樣的例子很多，這就使貧下中農懂得：醫療衛生大權一定要由貧下中農自己掌握。[44]

　　有了“赤腳醫生”，貧下中農在醫療衛生方面更有發言權了。一個貧農病人由“赤腳醫生”送到縣人民醫院就診，那里的一個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醫務人員，把一支體溫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時零三分還不來取。這位貧農在“赤腳醫生”的支持下，當場嚴厲批判了這種歧視工農的惡劣的醫療作風。[45]

　　在醫療衛生戰線，藥箱子、刀把子仍然要靠印把子來保證，今年五、六月間，經過全公社貧下中農討論，共產黨員、“赤腳醫生”王桂珍同志和另外兩名“赤腳醫生”分別進入公社革委會和衛生院革委會，代表貧下中農參與領導。貧下中農還推選醫生黃鈺祥同志進入這兩級領導班子。“赤腳醫生”懂得，斗爭還在繼續。他們說：“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管有什么困難，都要上！”[46]

　　褪去具有時代氣息的修辭，能夠看出，在構想中，赤腳醫生擁有一定的醫學知識，代表村民與城市醫院的醫生交涉，也代表村民進入官僚體系。但是，他們不會站在醫生和官僚體系一邊，而是幫助村民爭取在醫療衛生領域乃至更廣泛政治領域的權力。只有“貧下中農”掌握了“印把子”，重視預防和初級保健的公共衛生政策才能得以堅持，醫療資源和其他經濟文化資源的分配才能更加平等，城鄉和工農之間的差別才能不斷縮小。此外，這一制度也希望能將普及和提高相結合，通過定期培訓和上下對調等方式不斷提高赤腳醫生的醫術，甚至趕超大醫院的醫生，最終實現消除三大差別。伴隨赤腳醫生制度的還有對民族醫學和“土方子”的強調，即“一根銀針一把草藥”。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技術在當時的中國容易普及和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削弱醫學專家權力和地位的考慮。表現赤腳醫生的代表性文藝作品《春苗》的主題就是赤腳醫生田春苗幫助貧下中農“奪回醫療大權”[47]，其中土方子和草藥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見，在制度設計中，解決“專”與“紅”的沖突及其對社會醫學的阻礙是赤腳醫生制度的重要目的。

　　三、社會醫學探索的退卻與重啟

　　中國社會醫學的實踐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從結果上看，20世紀50年代—70年代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加，嬰兒死亡率降低，城鄉差異減小，其成就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48]然而，逐步顯露出的問題也無法忽視：頻繁的政治運動使人疲憊，人們的參與熱情逐漸降低；赤腳醫生的技術并沒有趕上城市大醫院的醫生，而且看起來也不具備這種可能；土方子、民族醫學的挖掘雖然有輝煌成果（如青蒿素的提取，“金針撥障”法的改良），但也受到質疑，比如70年代力推的針刺麻醉，其效果飽受爭議，逐漸消失在醫學實踐中。真正給社會醫學探索沉重打擊的是8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推廣。隨著公社、大隊的解體，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難以為繼。[49]在1985年召開的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陳敏章宣布，“赤腳醫生”這一名稱由于“含義也不確切”而被正式取消。[50]

　　高默波：《高家村：現代中國的農村生活》，1999年。

　　（Gao Village: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Co. Publishers (also issued by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S), 1999.）

　　本文開頭提到，《人民日報》于1978年1月2日以重視醫療技術和“尊重科學”為主題重構了《春滿人間》的故事。該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方毅在會上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它不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如果說“科學”和社會制度有什么關系的話，那就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生產力，這需要依靠的是專業的科研人員而不是“群眾路線”或“三結合”。不熱心科學技術事業的人絕不可能熱心社會主義。[51]在這一敘事中，“專”與“紅”的矛盾并不存在，不過是激進時期的虛構。

　　然而，蘇聯與智利的案例已經證明，若不能克服“專”與“紅”的矛盾，社會醫學將難以為繼。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再次印證這一點。無論在政策層面如何強調“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市場經濟下的執行都困難重重。[52]現實中，醫療衛生路線迅速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靠攏，大量資金被投入購買先進儀器、國際學術交流和研究高深難的疾病。城鄉醫療支出的不平等迅速擴大，住院治療的優先級重新越過預防醫療和初級保健。[53]伴隨著市場化改革，國家力量從各領域的資源分配中逐漸退出，中國的社會醫學探索陷入停滯。

　　這一系列變化意味著什么？

　　在安舟（Joel Andreas）看來，這意味著中國曠日持久、鍥而不舍克服“紅”“專”矛盾的努力失敗了，盡管他對這些努力充滿同情和理解。[54]閆作雷對教育革命和技術革新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結論：社會主義中國希望消除腦體差別，培養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改變資產階級專家壟斷知識和技術的局面。但現實是，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科學的專業化、資本化與勞動分工已經形成一套完整而高效的體系。至少在短期內，在基礎理論和高精尖技術領域，在整個外部世界的壓力下，中國很難獨自“撐破”這一體系。最終，20世紀70年代的革命成為一場“超克社會主義現代性困境的悲壯嘗試”。[55]

　　“悲壯”這個詞有明知失敗卻愿為之犧牲的色彩，但如果我們以另一種視角考察20世紀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對矛盾其實貫穿了革命史。列寧主義政黨本身就是“紅”與“專”的矛盾下的產物：革命的目的是打碎資產階級的“復雜而巧妙”的官吏機器，但“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所以“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是“立刻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以全社會的名義雇傭“工人、監工和會計”以及“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56]

　　具體到中國革命，在戰爭年代，一方面紅軍致力于提高普通士兵的文化水平并且實行軍事民主，因為這是吸引戰士以及提高士氣增加戰斗力的重要方法，也是共產主義的追求。但另一方面，扁平化民主制度中士兵的過度參與又常常影響軍事決策效率和長遠戰略的制定，因此在外部軍事壓力嚴酷的時期，紅軍不得不建立垂直化、專業化的行政體制，集權于專業的軍事長官和政工干部。[57]新中國成立初期，新政權一方面希望工農群眾參與管理成為國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首先接受學習現代工業企業，包括其層級化、專業化的官僚制管理模式。[58]

　　這是“紅”與“專”的沖突，也是“現代官僚體制與社會主義理想之間的沖突”[59]，與其稱之為革命的悲壯，毋寧說是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和反復性下的必然選擇。面對強大的敵人，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要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標，也要講斗爭策略和方法，甚至接受一段時期的停滯和退卻。借用郭沫若的總結便是“凡事有經有權”。“經”是“經常之道理”，是革命的終極追求；“權”是一定現實條件約束下的權宜之計，也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實現長遠目標不得不做的妥協。[60]培育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是理想，但是在現實條件的約束下，這不可能“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實現，只能逐步地完成。而且，在外部壓力大的情況下，有時還不得不部分地恢復、利用現代官僚體制。

　　經過長期斗爭洗禮的革命者對這個道理非常清楚。1975年春，為理解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革命，英國左翼學者、臨床心理學家、衛生政策學家約翰·艾倫瑞克（John Ehrenreich）隨考察團訪問中國。他發現中方人員對于革命的原因和目標的理解非常清晰一致：社會主義社會會不斷生產新的資產階級，這是由于它繼承了很多舊社會的結構特點，三大差別依然存在，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依然存在，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仍需要不斷推動政治和社會的繼續變革，而它的最終目標是消滅資產階級產生的條件——這可以理解為革命的“經”。至于為什么要通過反復的運動而不是“迅速地徹底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各種形式，直接建立更加平等的制度，比如按需分配的工資體系”，中方給出了兩個原因：第一，當下中國的物質條件不足以支撐理想的共產主義體制；第二，人民群眾在意識形態上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而社會主義新人正需要在反復斗爭中培養。[61]此外，當時的中國革命者十分注重“經”與“權”的輕重關系。他們認為，任何組織行為都既有對效率最大化的追求，又必須考慮到它對革命的社會目標的影響，當二者沖突時須以后者為重。[62]當時，西方世界普遍把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視為“溫和派”的勝利并認為“斗爭”結束了，因為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在會上得到重申，政治運動對生產的影響受到了批判，一批重視經濟的領導人恢復了工作。當艾倫瑞克提及這一點時，中方人員哄堂大笑，他們解釋這只是斗爭的一個階段結束了，在新階段革命將繼續且更加深入。

　　如果我們能夠理解“經”與“權”的辯證法，就能夠了解一個事實：革命史上多次重新啟用官僚制度并不一定意味著建立新制度嘗試的失敗，而只是現實條件和嚴酷局勢約束下的暫時退卻和權宜之計。以毛澤東的話來說，這些矛盾“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63]

　　如本文反復論證的，社會醫學的探索與政治制度改革緊密相關。社會醫學在“十七年”期間和20世紀70年代的探索，分別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中國對蘇聯模式的突破為大背景。反過來，社會醫學的探索也為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養分，比如赤腳醫生制度對其他領域克服“紅”“專”矛盾的啟發。80年代后，由于國內和國際局勢的變化，在“不爭論”的指導下，社會醫學的探索順理成章地進入停滯和退卻階段。然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并在2021年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構想。同時發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及常態化防控，大量事實促使人們反思技術中立化的觀點，重新思考醫學與政治的關系。在這一背景下，重啟對社會醫學的探索勢在必行。欲在中國更好地實踐社會醫學，需從本土的經驗出發。毛澤東時代對社會醫學的探索全面而深入，為我們留下大量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仔細審視。本文拋磚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關注這一復雜獨特的歷史時期，為進一步的改革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注釋

　　[1]Meei-shia Chen, “The Great Revers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William C. Cockerham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2]李玲：《醫療衛生改革的問題與出路：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嶄新探索》，載《現代哲學》2015年第5期，第37頁。嚴格來說，王維佳對“第三世界”健康傳播的研究也觸及到了社會醫學的實質。他指出，健康問題不只是專業科學問題，社會政治維度的傾向會影響健康政策，應該把不同社會發展模式作為影響健康傳播的變量，但他分析的重點仍在不同社會發展模式對公共衛生行動的影響。參見王維佳：《社會發展視角下的健康傳播——重訪20世紀“第三世界”的歷史經驗》，載《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58—67頁。

　　[3]小彬：《粉碎“四人幫” 影壇百花放》，載《人民日報》1978年1月2日，第4版。

　　[4]Howard Waitzkin, et al., Social Medicine and the Coming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xii.

　　[5]Shirley Cereseto & Howard Waitzk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16, Iss. 4 (1986), pp. 643-658; Vicente Navarro, “Has Socialism Failed? An Analysis of Health Indicator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Science & Society, Vol. 57, No. 1(1993), pp. 6-30; Howard Waitzkin, “COVID-19 in the Two Koreas,” Monthly Review, Vol. 73, No. 4 (2021), pp. 31-48.

　　[6]Howard Waitzkin, “A Marxist View of Medical Car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Vol. 89, No. 2 (1978), p. 264.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447頁。

　　[8]Rudolf Virchow, Disease, Life, and Ma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4.

　　[9]同注[4]，第31—33、41頁。

　　[10]Salvador Allende, “Chile’s Medical-Social Reality,” Social Medicine, 2006, pp. 151-155; Howard Waitzkin, “The Social Origins of Illness: A Neglected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11, No. 1 (1981), pp. 90-96.

　　[11]這句話常被收入白求恩的一些言論集中，其實是白求恩對特魯多的引用。特魯多是療養院制度的創始人。白求恩在20世紀20年代曾患肺結核，幾乎死亡，后到特魯多療養院中靜養，配合壓縮療法終于痊愈。

　　[12]Norman Bethune, “A Plea for Early Compression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27, No.1 (1932), p. 37.

　　[13]Jean Deslauriers & Goulet Denis, “The Medical Life of Henry Norman Bethune,” Canadian Respiratory Journal, Vol. 22, No. 6 (2015), pp. 35-37.

　　[14]白求恩：《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載《中國社會醫學》1990年第2期，第3—7頁。

　　[15]同上。

　　[16]Vicente Navarro, “Work, Ideology, and Science: The Case of Medici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10, No. 4 (1980), pp. 540-541.

　　[17]洪若詩于1974年11月初發表講演《我在新中國十五年》，演講記錄最初發表于當年11月7日的香港《文匯報》，11月18日中國內地《參考消息》轉載。演講結束后洪若詩與現場觀眾問答，這些記錄被收錄進1975年在香港出版的《學聯中國周文集》。洪若詩的著作《掃除一切害人蟲：一個英國醫生的旅華十五年》更詳細地記錄了邱財康的治療過程，參見Joshua S. Horn, 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07-110。

　　[18]詳細過程參見《廣慈醫院搶救邱財康病史檔案選載》，載《上海檔案》1998年第4期，第52—58頁。根據檔案記錄，洪若詩于1958年7月19日下午參與診療。

　　[19]Everett Idris Evans, et al., “Fluid and Electrolyte Requirements in Severe Burns,” Annals of Surgery, Vol. 135, No. 6 (1952), pp. 804-817.

　　[20]楊宗城：《中華燒傷醫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

　　[21]徐仁秋、陳崇武（編）：《上海第三鋼鐵廠發展史（1913～198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

　　[22]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醫療衛生與社會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35頁。

　　[23]藝軍：《共產主義思想的凱歌——看影片〈春滿人間〉》，載《電影藝術》1960年第3期，第59頁。

　　[24]“紅代會北京電影學院井岡山文藝兵團”（編）：《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影片四百部》，1967年，第15頁。

　　[25]文匯報記者、新華社記者：《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載《人民日報》1968年7月22日，第1版。

　　[26]同注[4]，第48頁。

　　[27]苗雨：《反擊衛生戰線的右傾翻案風》，載《紅旗》1976年4期。

　　[28]Charles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2nd Period: 1923-1930, Vol. 2,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p. 564-566; Vicente Navarro, “Work, Ideology, and Science: The Case of Medici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10, No. 4 (1980), p. 524, pp. 536-537.

　　[29]Diane Rowland & Alexandre V. Telyukov, “Soviet Health Care from Two Perspectives,” Health Affairs, Vol. 10, No. 3 (1991), p. 75.

　　[30]Christopher Davis, “Commentary: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USSR: Reflections on the Nicholas Eberstadt 1981 Review of Rising Infant Mortality in the USSR in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 35 (2006), p. 1400.

　　[31]Judith H. Bernstein & Judith T. Shuval. “Emigrant Physicians Evaluate the Health Care System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edical Care, Vol. 32, No. 2 (1994), p. 141, 146.

　　[32]同注[29]，第82頁。

　　[33]同注[31]，第142頁。

　　[34]Howard Waitzkin & Hilary Modell, “Medicine, Socialism, and Totalitarianism: Lessons from Chil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291, No. 4 (1974), pp. 171-177.

　　[35]Roberto Belmar & Victor W. Sidel,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Strikes and Strike Threats by Physicians: The Case of Chi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5, No. 1 (1975), pp. 57-59.

　　[36]朱祥忠：《周恩來與智利》，載《湘潮》2010年第6期，第9頁。

　　[37]Howard Waitzki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at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52-62;  Ogoh Alub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ctors’ Strikes in Nigeria: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22, No. 4 (1986), pp. 467-477.

　　[38]Martin King Whyte,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p. 156.

　　[39]Miriam Gross,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pp. 181-236.

　　[40]易蓮媛：《“群眾科學”與新中國技術政治研究述評》，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第70—73頁；王洪喆：《從“赤腳電工”到“電子包公”：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技術與勞動政治》，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第37—40頁。

　　[41]同注[35]。

　　[42]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章少泉、喻鋒平等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2—73頁。

　　[43]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542頁。

　　[44]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衛生院革命委員會：《“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培訓參考使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0年版，第3頁。

　　[45]同上，第3—4頁。

　　[46]同上，第12頁。

　　[47]上海電影制片廠：《春苗（電影文學劇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內容說明頁。

　　[48]同注[1]。

　　[49]同注[43]，第557—560頁。

　　[50]陳敏章：《陳敏章同志在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載《中國醫院管理》1985年第2期，第18—19頁。

　　[51]方毅：《偉大的創舉》，載《人民日報》1978年3月29日，第1版。

　　[52]龔幼龍，《社會醫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頁。

　　[53]同注[1]，第470—471頁。

　　[54]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何大明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頁。

　　[55]閆作雷：《技術發明主體之爭與1970年代的科學問題——以技術革新題材的文藝作品為中心的考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閆作雷：《“紅”與“專”的沖突——“1970年代”教育革命題材的文藝作品》，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2期。

　　[56]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二章和第三章。引文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4頁。

　　[57]古田會議前后的歷史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這對沖突。1928年建立士兵委員會制度實行大民主，1930年開始批判“極端民主化”，士兵委員會不得干預軍事決策，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1932年）毛澤東離開權力中心，士兵委員會事實上被完全取消。相關研究可參見任偉：《中共軍隊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與演變》，載《蘇區研究》2019年第1期。

　　[58]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24頁。

　　[59]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載《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第50頁。

　　[60]郭沫若的評價本來是針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認為“得到了一個知音”。這個總結其實道出了中國革命乃至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規律。如果不能理解“經”與“權”的辯證法，就不能理解毛澤東在各個時期各個領域的諸多論述，也不能理解革命的邏輯。李楊對此有過深刻的分析，參見李楊：《“經”與“權”：〈講話〉的辯證法與“幽靈政治學”》，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期。

　　[61]John Ehrenreic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Vol. 27, No. 5 (1975), pp. 18-19.

　　[62]Martin King Whyte, “Bureaucracy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Maoist Critiqu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No. 2 (1973), p. 151; Francis Hearn, “Rationality and Bureaucracy: Maoist Contributions to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19, No. 1 (1978), p. 48.

　　[63]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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