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10月27日，一名廣州環衛工人被發現猝死在出租屋。“胖”是他給很多人留下的唯一印象。生前，他負責清掃城中村的四條巷子，常年與垃圾、老鼠、廢紙盒打交道。出事兩天前，他遭到了環衛站的解雇。

　　余有德昨天死了，也許是在前天，沒人知道確切的時間。10月27日這天下午三點，他的房門反鎖著。房東撬開了沾滿黑色污垢的網格窗。剛一翻身進房間，房東以為他只是睡著了，但隨著打開的日光燈散發出第一溜亮光，死亡的氣氛就籠罩在這間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十月末的廣州仍散發著夏日的余熱，房間粉色的窗簾半拉著。他半躺在席夢思床上，衣服的紐扣敞開，露出肥胖的肚皮。順著嘴角流出的血跡已經干了，凝結在右半邊的臉龐上。他雙手握著拳頭，放在胸前，沒穿鞋襪的雙腳已呈現出一片烏黑的顏色。

　　如果不是這樁意外，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間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進門的客廳里，擺放著一臺老式電視機和冰箱，到處都是廢紙盒和瓶子。一名女工友首先發現了端倪，是她打電話告訴房東，“這個人已經有兩天沒見到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余有德也穿著那件灰色的工作服。這足以顯示他的身份——一名環衛工人，負責清掃長湴村西街的四條巷子。

　　這里是廣州東北部著名的城中村。絞在一起的電線在緊密的樓房間鉆進鉆出，內衣褲隨意晾掛在上面，陽光找不到一絲照進來的縫隙。環衛工、建筑工人、外賣小哥、餐廳酒店服務員聚集在這兒。順著巷外的街道，路兩旁是炒飯、燒烤、腸粉各種小吃店，賣水果的流動商販，以及圍攏在空地上下象棋的無業游民。

　　早幾年，巷子里還沒打水泥路的時候，溝道里的垃圾堆成半人高，住戶與老鼠、蟑螂結伴生活。工友徐平記得有一次，老鼠被垃圾桶里的味道吸引，一個個撲通掉下去，第二天早上，里面竟有幾十個。

一名掃巷子的環衛工。程靜之 攝

　　余有德負責的是徐平隔壁的巷子。兩人時而碰到，笑嘻嘻遞上一根煙，也不說話，抽完又分開了。每天清晨5點，垃圾箱刮擦著狹窄的水泥路面，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余有德拿著紅掃帚和鐵皮畚斗，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名外賣小哥經常在刮擦聲中醒來。頭一天夜里，他放在家門口的垃圾，總在此刻被收進黑色的垃圾箱。扎著長馬尾辮的胖女人騎電動車從這里過，她要趕著將《廣州日報》投進家家戶戶的報箱，垃圾箱為她讓出了窄巷的一側，胖女人道了聲“謝謝”，又接著趕自己的路。一名早起跑步的家政阿姨對他的唯一印象是——“一位胖胖的大叔”，她抱怨著余有德偶爾上工遲到，有時還會忘記帶走她家門前的垃圾。

　　余有德確實算不上勤快。他嗜酒貪睡，還有些貪圖小便宜。工友徐平回憶，每次上工，他都會拖著一輛藍色掉漆的三輪車，凡是能兌錢的瓶子、廢紙箱，在這輛車里越壘越高。棋牌室的女老板把一些瓶瓶罐罐攢著留給他，以感謝他每次清理客人吃剩的煙頭。晚上歇工，他就把這車“垃圾”推回出租屋，一個星期賣一次，也是一筆五十甚至上百塊的收入。這足以維持他三天的酒飯錢。

　　很少有人留意，一條紫紅色的傷疤，像一條蚯蚓，盤在他左手的手腕上。筋脈已經斷了，五指不能彎曲，他只能將掃把夾在腋下，手掌再搭把力，把垃圾送進畚斗，動作因此顯得笨拙。

　　在余有德對外的說法里，兩年前的一天早上，屋子沒開燈，他不小心從床上跌落，手腕滑在碎了的酒瓶上。但工友徐平說，余有德愛打六合彩，每周開兩期，都要下個六千、八千塊，贏了請喝酒水飲料，輸了默不作聲。他最終欠了兩萬元的外債，下狠心斷了筋脈。

　　他常光顧一家廣式燒臘快餐店。只消十元，就能點上三個肉菜，素菜不要錢。飯店老板記得，上午十一點歇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墻的位置，固定喝一種叫“老村長”的白酒——瓶蓋一打開，或許能中個五塊十塊，或者再來一瓶。嗜酒讓他落下了嚴重的胃病，他只能用勺子喝白粥。徐平知道他去醫院洗過兩次胃，此外沒聽說過其他病，去年的體檢報告上，各項指標也顯示正常。

　　余有德曾有一段賒了兩百多元的飯債，后來悉數還回。飯店老板的小孫子很喜歡他，見到就喊，“爺爺，爺爺”。老板擔心他上了年紀，勸他，“再多喝一點，(生命)很快就沒信號了。”余有德不聽，有天中午，老板氣得將一次性杯子丟了出去，“你以后不要來這里吃了!”他果真不再來了，去了另一家湘菜館。

　　死訊來得太過突然。消息很快在工友群里傳開，警察和法醫也很快趕來。下午六點下班后，工友徐平到了現場，已有七八個環衛工被攔在警戒線之外。透過撬開的窗戶往里面張望，徐平只看到了他的半張臉，三四只蒼蠅圍在上面盤旋。

　　嘈雜的議論聲中，有的篤定他是喝酒醉死的，也有人懷疑他是吃藥自殺。警方勘查未見他殺痕跡，尸體沒有解剖，法醫鑒定完畢，天河公安通報稱，初步推斷是猝死。

　　徐平覺得這個結局也沒什么不好，他手上有毛病，又沒別的謀生路子，家人也不剩什么了。

余有德家，打了封條的窗戶。程靜之 攝

　　余有德只有一個兒子。孩子兩歲時，妻子提出離婚。多年過去，他已經57歲了，還一直單著。他在環衛站干了近六個年頭，再過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齡。他和徐平約定，等買滿了15年的社保，就一起回老家，在新蓋的一座帶了三個隔間的平房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10月27日這天晚上，徐平撥通了他兒子的電話，“你爸爸死了。”電話那頭，兒子很久沒有發出聲音。他在河北打工，第二天坐火車趕到廣州。

　　年近三十，兒子圓圓的臉上仍布滿青春痘，皮膚黝黑，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和父親很久沒見了，再次見到父親，是在殯儀館一個四四方方的玻璃柜里。父親身上蓋著一塊紅布，頭上戴著一頂紅帽子，嘴巴微張著，露出焦黃的牙齒。

　　兒子從工友那里得知，就在尸體被發現的兩天前，余有德遭到了環衛站的解雇。10月25日上午九點半，不識字的余有德被班長叫到辦公室，在一張紙上簽了字。十點多，徐平見他悶著頭，坐在一家麻將館外的木沙發上，一副滿是憂傷的樣子。

　　“我現在簽字了，開除了。“他用一口家鄉話對徐平說。

　　徐平批評他，“太差勁了!失業金能拿到嗎?”問題沒搞明白，隨隨便便就簽了字。

　　但徐平明白，環衛站開除余有德是有理由的。10月23日那天，余有德中午喝了酒，在一棵大樹下的矮凳上，睡過了鐘點。次日下午，他又一次睡倒在了巷子里，身體筆直，雙手握拳貼在兩側，沒有鼾聲，兩名質檢員怎么也喚不醒。“老余，怎么搞的啊?”徐平也來叫他，沒有動靜。最終，四個人將他抬上那輛掉漆的三輪車，送到出租屋，平放在床上，各自離開了。那次，余有德被一次性扣了5分，一年累計下來，已達到20分的開除線。

　　余有德所在的環衛隊，以扣分嚴格著稱。班長和質檢員同時查崗，一人拍照取證，一人開罰單。一名環衛工暑天拉肚子，離崗二十多分鐘，被扣兩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準，暈倒在馬路上，后來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個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點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崗，算曠工，扣分。

　　對環衛工人嚴苛的要求不僅發生在長興街道。11月5日，一條“環衛工人用高壓水槍打黃葉”的短視頻登上微博熱搜。環衛工說，在鄭州東區的一條街道上，領導要求“六個看不見”：樹葉、煙頭、白色垃圾、小廣告、亂停的共享單車、臟車。為了達到要求，他們便用水沖擊，促使黃葉加速落下。

　　對于長興街道的環衛工來說，幾片被忽略的紙片或者煙頭，都有可能成為扣分目標，一分就意味著被扣五十元。多名工人表示，全站300余人被扣過分，如果拒絕在罰單上簽字，一分就會變成兩分。

　　同在廣州天河區的五山街道，扣分制度則不盡相同。一位班長說，要扣除一名工人的分數，需要多張照片取證。他們“以獎代罰”，每個季度發放油糧，以此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但這些福利，長興站的工人稱，需每年繳納120元的“會費”才能拿到，他們也沒有收到工資條。

一個環衛工人在垃圾投放點。程靜之 攝

　　長興街道的大部分工人年過五十，來自湖南的各個鄉鎮，經老鄉介紹來到環衛站工作。在此之前，他們掃過客運站的廁所，在家具廠流水線做過工，當過保安，環衛這份工作算是穩定，不出什么事，能干到退休。何況這個年紀，他們沒有什么更好的選擇。

　　但城中村清掃難度大，去年七月，在廣州市的一次衛生大檢查中，長興街道環衛站排在了倒數第一。為此，站里扣除了每人120元。

　　即便如此，環衛工仍守護著這一片領地。白天，人們在村外的美食廣場進進出出，很少闖進他們的世界。馬路岔出的一條小道往里延伸，干了的油污板結在路面，巷口貼滿了各種租房小廣告，共享單車倒翻在了溝道里。伴隨他們工作的，是空調水滴落的“滴答”聲，兒童播放動畫片的聲音，以及棋牌室里傳出的麻將摩擦聲。

　　凌晨四點，未蘇醒的城市向他們展現出另一種面貌。夜不歸宿的男男女女，醉倒在了夜宵檔口或人行道上，等待他們清理的是旁邊一堆一堆的嘔吐物，散發著酒糟過期的氣味。一位流浪漢時常裹在白色的編織袋里，睡在豐巢快遞的取件柜旁，閃著燈光的貨車從他身邊“呼呼”駛過。

　　穿著工作服的酒店保潔阿姨，會在這個點下班回來。凌晨交接班的出租車師傅也回來了。魚塘邊的深夜垂釣者和守在垃圾點旁邊的拾荒者，則一夜沒有離開。等到上午十一點，這些人消失不見，三十多歲的站街女從幾個特定的巷口冒出來。她們臉上抹了一層厚厚的脂粉，紅唇，穿著黑色絲襪、高跟鞋，指甲大多涂成鮮亮的顏色。她們熱情地向環衛工打招呼，相中的自然是他們的腰包。

　　一名環衛工還見過，來不及趕往醫院的婦人，躺在一座祠堂前的空地上即將生產。二十來個路人背對產婦，圍城一個大圈。救護車開不進村子，醫護人員抬著擔架趕到時，孩子的頭已經露了出來。

　　他們每天要面對爛淤泥里的臭老鼠，樹根下的龍蝦皮、田螺殼、燒烤竹簽，草叢里的貓屎和狗屎，還有隨風亂跑的零食袋和餐盒。如果碰上下雨天，垃圾就像上了膠水，牢牢地粘在地面，蓄滿雨水的垃圾桶有兩百斤重，難以拖動。

　　徐平偶然發現，嚼檳榔能掩蓋大部分臭味。他從此越嚼越兇，一天要消耗二十四個檳榔。

　　在各種垃圾中，環衛工窺見了人們的生活。城中村人口流動頻繁，徐平一年能遇到十幾次搬家。廢棄的床、柜子、桌凳，全部堆在門口，徐平得把它們搬到馬路上，等待固定的人收走。每逢周末，各種水果、零食制造了假日的快樂，額外的七八桶垃圾也被制造出來。

　　城市失去了他們，將無法正常運轉。徐平三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余有德找不到人搭伙過年，城中村之外，火車站和銀行是他與這座城市唯一的連接。因為不識字，他不敢去其他地方。一年臘月二十九，老鄉陪他過了一次生日。余有德搞了一大桌的菜，擱多了醬油的菜黑麻麻的，徐平不敢下筷，“干杯，干杯”，一個勁兒敬酒。

　　下班后，許多工友沖完涼，換上褂子、T恤，聚集在一家麻將館里。余有德還是穿著那一身灰色的衣服，招呼老鄉，“打麻將，打麻將!”但麻將館的老板說，他出牌太慢，很少有人愿意陪他打，他就一個人躺在沙發上打瞌睡。一次，工友們開玩笑，拿著黑筆在他臉上畫滿了圈圈道道，他也不生氣，洗把臉，就回家去了。

　　樓房間的溝道狹窄，為了撿拾里面的垃圾，環衛工總會被一樓的防盜窗和空調邊角刮傷，一名工人因此隨身常備創口貼。一些樓上的租戶，把窗子一開，甩手將垃圾袋丟下，最害怕的是遇到丟酒瓶，一名工人被砸在了耳朵上，立馬去醫院打了“補丁”，還有的酒瓶擦身而過，隨著“嘩啦”一聲，碎了一地。

　　余有德身子肥胖，難以鉆進一些狹窄的溝道，衛生死角打掃不到位，常因此被扣分。班長開罰單，他不問緣由，從不辯解，總是爽快簽字。

　　如今，他已經從這些氣味和危險中得到了解脫。徐平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他被解雇那天。下午，徐平和他打了最后一場麻將。他依然出牌很慢，拿定主意后，左手的四指，笨拙地把牌往前推倒。傍晚六點散場，他輸了80元，拿著一瓶白酒，朝出租屋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色黑沉，昏黃的路燈已經亮起，照在他身上。徐平望著那一崴一崴的背影，漸漸淹沒在來往的人潮中。

　　兩天后，余有德被發現猝死在了出租屋里。他的房間被打上了封條，崗位也被新的工人接替。

　　很少有居民注意巷子發生了什么變化。也有心細的發現了，猜測“胖大叔”被調去了新崗位，有人半打趣地說，“升官了吧。”他們不知道的是，10月29日那天，余有德就已經火化了。他被裝進一個小小的瓦罐壇子。次日，兒子把壇子捧在胸前，外面蓋上了一層布。徐平將他們送上了去往火車站的出租車。

　　列車不斷向北方穿行。不消幾個小時，他就徹底離開了這座對他來說依然陌生的城市。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徐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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