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輪豬肉漲價引發全社會高度關注，生豬養殖業面臨哪些問題，到底什么才是癥結，該如何化解等等，輿論有很多討論，但筆者以為，還有一些深層次因素需要反思。

　　過去幾乎所有生豬大縣都依靠一家一戶的分散養殖，養殖戶的生產能力有限，一年出欄若干頭豬。豬的產業鏈條比較短，豬飼料幾乎都依靠農戶自主生產的糧食作物或餐廚垃圾。這種生產方式，產能比較穩定，但生產效率不高，對市場的反應比較遲鈍。

　　而今，生豬養殖規模擴大了很多，專業養殖戶平均每年出欄幾十頭到幾百頭不等，大型養殖場的規模就更大了。這種養殖方式市場化程度極高，不僅投入比較高，且飼料等產業鏈高度市場化。一言以蔽之，相較于過去，當前的養豬業態是一個高度市場化、專業化，競爭程度也比較高的一個行業。客觀上，生豬的產能對飼料、豬肉價格、疫情等市場因素十分敏感。

　　過去一兩年時間，受豬周期和非洲豬瘟疫情等影響，豬價持續低迷，養殖戶主動或被動壓縮產能。當前的豬肉價格大漲，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報復性的市場反應，是養豬業態高度市場化的結果。

　　家庭規模化的生豬養殖方式，同時帶來養殖污染這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某種意義上，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戶分散養殖，是嵌入到大農業體系之中的，豬糞是種植業有機肥的主要來源。而家庭規模化的養豬業態，使得農村也面臨著環保問題的挑戰。

　　根據我們的調查，絕大多數養殖專業戶都不再經營種植業，不可能自我消化豬糞，而養殖戶又無條件投資環保設施。筆者調查的一個從上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生豬養殖專業鄉，全鄉的水系都遭到嚴重污染，連帶空氣也污濁不堪。根據衛生部門統計，當地的癌癥發病率遠高于該縣其他地區。再加上這幾年環保政策不斷收緊，養殖污染在生豬生產區已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因此，在一些污染嚴重、而經濟發展又比較好的地區，對養殖污染的治理是有內在社會動力的。

　　關鍵是，地方政府在治理養殖污染方面，有更強的動力。這些年來，很多地方，尤其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開始嚴格執行禁養和限養政策。這是多種綜合因素起作用的結果。一是養豬業對地方政府而言，稅收貢獻并不大，甚至于，地方政府還得額外承擔諸多環保、土地和防疫等治理成本。從政府行為的理性分析看，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有極強的動力壓縮生豬產能。并且，只要生豬的產能壓縮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都傾向于“消滅”生豬養殖產業，哪怕是對養殖戶做一些補償也愿意。因為，一旦沒有養殖業，也就意味著政府治理少了一件極為棘手的事，何樂而不為?尤其是在非洲豬瘟影響下，養豬市場低迷，很多養殖戶也愿意政府以防疫和環保的名義干預，退出生豬養殖行業。

　　從客觀上來講，高度市場化的家庭規模養殖發展已經促進了全國統一的豬肉市場的形成，但是在生豬養殖上全國性的統一協調還很缺乏。這幾年時間，大量生豬產區在壓縮產能，對一些養殖戶和地方政府而言都是理性選擇，但最后卻造成了“局部合理，整體不合理”的現象出現，嚴重影響了市場安全。

　　因此，在養豬業已然發生改變的前提下，要想建立長久穩定的豬肉供應市場，重點應該是探索合理的調控機制，支持生豬養殖區在防疫、環保等方面有更積極的作為。生豬養殖涉及到農業、土地、環保等諸多政策，系統地謀劃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之間的政策銜接，這是一項根本工作。▲

　　（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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