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中，在養生者的舉手投足、言語交談間，古代與現代、過去與此刻并行不悖的例子俯拾皆是。養生活動、養生觀念本身就體現出復雜的時代性：作為現代人的保健活動，為什么養生的術語本身與理念體系大多源自古代?在馮珠娣看來，養生可謂是“當代發明的傳統”，養生“傳統”以及其中體現出的城市特質本身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傳承產物。所以，當下絕不僅僅是眼下，過去也從未真的過去，而城市居民的常識正是時間長河流淌積淀而成，也是溝通古今的關鍵所在。

　　*文章原載《讀書》2016年第8期，轉載自讀書雜志(ID：dushu_magazine)，略有刪節。

　　城市、養生與當代

　　文 | 何磊

　　在《萬物·生命：當代北京的養生》里，美國人類學家馮珠娣(Judith Farquhar)如此描述北京的街頭生活：夜幕降臨，人們悠閑地走街串巷，物美價廉的街頭攤點隨處可見。無論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們鍛煉的身影，成千上萬的市民讓大街小巷充滿了活力。相較于麥克尤恩筆下“開車四十分鐘見到彼此卻只為了相互折磨”的洛杉磯都市生活，馮珠娣的記錄折射出中美城市風情之間的深刻差異。城市絕非冷漠無情的物質存在，而是列斐伏爾眼中生機勃勃的藝術作品，北京最具魅力的“作品特質”就在于中國特色的公共生活：養生活動。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全球資本化浪潮為北京老城帶來了不亞于任何一次革命的沖擊。在醫療商業化、市場化的背景之下，醫療負擔逐漸從國家轉移至平民。為了規避沉重的個人負擔，居民不得不開始拾起“求醫不如求己”的信條，而國家也開始鼓勵民眾從自身做起防病健身，養生于是逐漸成為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但在馮珠娣看來，如果將目光聚焦于養生的醫療意義，我們很容易將這一豐富多彩的社會現象簡化為私人的保健生活，從而使其湮沒在與美國城市同步的公共生活私密化潮流之中。所以養生活動最重要的意義并不在于防病治病，而在于活動本身的社會屬性。

　　養生活動看似只是關心私人生活的獨善其身之舉，卻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作為城市中的新型交往模式，作為看似私人卻又社會參與感十足的社會活動，養生活動催生了新型的社會關系，看似匿名卻能增強社會紐帶的社會關系。無論表面看來如何相似，養生活動絕不同于集體主義時代整齊劃一的集體活動。在養生者聚集的各個城市空間，我們再也找不到單位強制的健身鍛煉，找不到刻意編排的文藝活動，人們完全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符合自身興趣的養生活動。為了參加一個志同道合的興趣小組，大爺大媽甚至甘愿乘坐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離家甚遠的地方?？梢?，養生已經塑造了更開放(無須受制于個人工作單位)、更匿名(無須受制于固定團體歸屬)的社交模式，這種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開放式社會交往正是社會學家極力推崇的健康城市生活。

　　然而，早已開始同國際接軌的北京無法自外于全球資本化的滾滾洪流，在時代浪潮的拍打下，列斐伏爾所謂的“市井之歡”時刻面臨著湮滅之虞，而最富“老北京”風韻的舊城區則是首當其沖。“早搬家早受益”的橫幅在老城改造工地隨處可見，居民養生活動的空間正逐步縮小，在現代化的光鮮外表之下，極富北京特色的熱鬧會不會在數十年甚至數年后成為一代人的記憶?走在后奧運時代的北京街頭，“一邊是各類‘風情街’對往日帝都的想象懷舊，一邊又是奧運時代城市規劃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價地塊新建起一幢幢價格不菲的公寓樓盤，鋼筋水泥將日常生活圈入戒備森嚴的封閉社區，保安與防盜系統建構的防御體系維護著奢靡的私人生活，而市井生活終將變成個體隨人群漂流的孤獨旅程”(62頁)。——在人類學家的筆下，答案可能已經呼之欲出。

　　盡管馮珠娣清醒地認識到，將“老北京”生活浪漫化的傾向可能極具誤導性，胡同生活并不都是那么輕松宜人，經歷過“大雜院”生活的人未必都愿意一直守在逼仄、混亂的生存空間之中，成為供人觀看的“土著”標本，但問題關鍵在于，養生活動具有獨特的雙面性：一方面，它是資本全球化浪潮沖擊下的產物——醫療改革催生了大街小巷幾乎全民參與的養生熱潮;另一方面，它又是反過來抗拒資本化侵蝕的社會實踐——豐富多彩的養生活動重塑、鞏固、維護了北京的城市風韻。馮珠娣將后一種特性稱作“溢出”，亦即沖擊、顛覆一切既有規劃的力量。例如，很多老年人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不得不搬到郊外更加便宜的社區，卻仍然堅持回到老城參加養生活動，盡管來回路途頗費周折也無法阻撓北京人追求熱鬧的天性。作為利用城市空間、消磨閑暇時光、強身健體、豐富社交的社會活動，養生超越了一切城市規劃的掌控企圖，也打破了任何社會原理的輕率概括：身體鍛煉不只屬于個人生活，更是城市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養生者參與、塑造、豐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養生活動不僅是毛澤東時代集體鍛煉的變化再現，還是創造新時代人民生活風貌的新潮實踐;不僅是中國傳統知識與傳統觀念的復蘇，更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特色與全球浪潮的交匯融合。

　　田野調查過程中，北京市民的自信給馮珠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個人都像是自己的養生專家，關于日常生活，他們都能提供自己的心得，而且十分愿意為外地人乃至外國人提供日常起居、養生活動的意見指導。北京人在意身體健康，向往城市繁榮，于是精心安排自己的起居飲食，積極參與養生鍛煉，讓城市充滿了健康向上的律動。讓人類學家深感觸動的是，很多養生者的生活充滿了艱辛，但他們仍能用養生活動來調整心態、鍛煉身體、塑造生活。在養生的幫助下，他們變得樂觀、積極、自信。顯然，除了鍛煉與社交，養生活動還是創造美好生活、追尋生命意義的實踐，所謂的“意義建構”正是養生活動的另一大功能所在。

　　馮珠娣強調日常生活的意義，雖然表面看來，尋常生活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塵世生活的平凡話語、舉手投足當中都潛藏著積淀深厚的文化觀念，為生命的濡養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而養生作為意義建構活動所依托的常識正是這些條件當中最重要卻又最易遭到忽視的一種。北京人深諳養生之道，但所謂的養生之道并非玄而又玄的哲學法則，而是生活經驗拼貼出的常識體系。在北京市民心中，養生、生活、健康、常識乃是并行不悖、相互交織的有機統一體。于是，北京人看似素樸的養生觀、生活觀就與人類學家格爾茲對常識的看法發生了共鳴：常識憑借對生活的自信來處理問題，一切都只是生活而已。隨著田野調查與研究的深入，馮珠娣也不禁感嘆，在養生者心中，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歸結為活生生的生命與常識，格爾茲意義上自然而然、切合實際、淺顯易懂、不成體系卻又信手拈來的常識。

　　但是，養生活動當中包含的常識觀念不僅能夠建構意義、賦予自信，更能夠貫通古今，實現過去與此刻的“同時代”(亦即英文“當代”的字面意義)。在奧運時代的官方宣傳片里，在大街小巷的城市風情畫中，我們總能看到古代與現代的生硬并置：一邊是悠久的文化傳統，一邊是現代的國際都市。其實，想要發現或證明過去與此刻的交織，我們根本無須如此機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中，在養生者的舉手投足、言語交談間，古代與現代、過去與此刻并行不悖的例子俯拾皆是。養生活動、養生觀念本身就體現出復雜的時代性：作為現代人的保健活動，為什么養生的術語本身與理念體系大多源自古代?為什么國際都市的養生者愿意身著最光鮮亮麗的衣裳高聲歌唱“舊時代”的歌曲?為什么我們總能在當代北京人的常識中，發現深入文化骨髓的古代知識?盡管在馮珠娣看來，養生可謂是“當代發明的傳統”，因為在全球資本化浪潮來臨之前，中國早已經歷過無數次的巨變與沖擊(166頁)。但無可否認的是，養生“傳統”以及其中體現出的城市特質本身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傳承產物。所以，當下絕不僅僅是眼下，過去也從未真的過去，而城市居民的常識正是時間長河流淌積淀而成，也是溝通古今的關鍵所在。

　　馮珠娣最終得出結論：“過去”深刻地塑造了“此刻”的生活，養生活動既是社會慣習的當代展現，又是文化傳統的延續再造。作為此時此刻的社會實踐，憑借社會交往和日常知識淺顯卻又自然的力量，養生活動實現了個人與社會、過去與此刻的貫通。盡管當代北京人與古代中國人之間的文化紐帶并非從未受過沖擊，盡管城市居民在修養身心的時候未必都有文化傳承的自覺意識，但此時此刻的人民正是古代文化遺產的傳承者、實現者與創新者。文化遺產絕不是古人遺留的實體遺物，而是前人教導的寶貴貽贈，甚至是日夜流淌于血液中的無形財富。因此，養生活動及其依托的各類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凝結、積淀、守護著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我們應當從中感悟自己的文化之根，享用并傳承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至此，我們是否應當反思，全球資本化浪潮是不是故鄉無處可尋、城市風韻喪失、文化遺產斷代的唯一罪魁禍首?可能不是。如果連我們自己都無法理解獨具中國特色的城市生活，如果連我們自己都認為養生活動只是不值一提的市井瑣事，那么，每一個對廣場舞投以鄙夷目光的人，每一個叫囂“老人擾民”甚至“壞人變老”的人都終將嘗到公共空間退化、城市活力喪失的苦果。

　　城市是居民生命匯聚、共處的所在。在《萬物·生命》的帶領下漫步于此時此刻的北京街頭，我們逐漸發現，歷史與時代問題構成了該書寫作的一條重要線索。城市自有其歷史，創造其歷史的主人正是城市中千千萬萬的生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人們無處不在地濡養著自己的生命。每個人的生命都成了列斐伏爾意義上的作品，各自呼應著塑造城市魅力的歷史條件。相較于典籍記錄的成文歷史，馮珠娣更加關注街頭巷尾的歷史，正在重塑中的城市傳統。當然，成文歷史與城市傳統并非截然對立，而所謂的傳統也絕不是毫無斷裂、一脈相承的線性發展歷程。馮珠娣想要強調的，其實是尼采—?？滤枷朊}絡中的歷史觀，各類力量廝殺角力、萬事萬物競相追逐的歷史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種歷史觀同時交織著本雅明的歷史洞見。在馮珠娣的勾勒下，當代北京的此時此刻同過去的彼時彼刻之間并不完全是前后相繼的時間關系，過去與此刻并置交織在養生活動上演的城市時空之中，共同寫就“當代”(過去與現在“同時代”)北京風韻獨具的城市作品。新舊元素相互交織、共同作用，或相互協調，或發生齟齬，而時空之間的競相角力也充分地體現在城市居民的養生活動當中，“城市生活的各類可能與不可能皆匯聚于此，競相書寫、涂抹、廝殺角力”，將城市推向進一步“溢出”的未來。

　　當然，《萬物·生命》的字里行間還透露出另一種“當代”氣質。意大利哲人阿甘本認為，當代意味著既屬于時代，又同時代保持距離。當代的事物屬于這個時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卻又是時代孕育的異數，在時代內部制造張力的異數，時代當中的剩余之物。當代之物既是當前時代的產物，又是對抗當前時代的事物。相對于資本化、商品化的時代洪流，養生者就是阿甘本意義上的當代人，而養生者的養生活動，敦親睦鄰、熱鬧非凡的北京市井生活便有如時代當中的剩余之物。無論結局如何，他們都既是時代浪潮的產物，又是抗拒這一浪潮的當代之物。

　　太過入世、太過依附時代的馴服者絕對無法成為當代人，因為他們與時代過于融合，無法以疏離的目光凝視時代。而本雅明意義上的城市漫步者卻能夠成為“不合時宜”的當代人，主動與時代保持距離的疏離者。在梳理當代西方哲學中的“當代”問題時，馮珠娣的朋友汪民安飽含激情地指出：“做一個當代人，就是要調動自己的全部敏銳去感知，感知時代的晦暗，感知那些無法感知到的光，感知那些注定要錯過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感知注定會被隱沒之光。當代人，是因為絕望而充滿希望的人。”(《什么是當代》，113—117頁)——作為時代浪潮的產物，作為抗拒浪潮的異數，以養生活動為代表的北京城市生活大概正屬于當代的光芒，注定要被時代巨浪所吞噬的當代之光;作為同情理解卻又冷眼旁觀的人類學家，馮珠娣的《萬物·生命》可能同樣屬于當代人“不合時宜”的著述，因為絕望而充滿希望的凝視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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