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此次公布的政策具體包括三方面：
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此次改革政策一出臺，立馬引起廣大網友熱議，然而，這次網絡上的輿情卻指向了放開落戶可以，但不要總想著接盤、炒房、割韭菜，多想想怎么才能讓居民的生活更便捷吧。可以說，這是在經歷了搶人大戰、房價上漲、限購、變相突破限購、房住不炒等幾個輪回之后，普通老百姓的心聲。他們不希望任人擺布當接盤俠，只是希望自己和家庭的工作、教育、養老、社保等各方面的服務可以得到真正的實現。
知乎上匿名網友的高贊回答
城市準備好迎接人口了嗎？
在眾多的城市服務面前，人們最擔心的還是這次開放落戶政策會不會引發房價上漲？
未來的中國將進入城市群競爭階段，這可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早在發改委出臺放寬落戶限制政策之前，石家莊就開始了“零門檻”入戶的試水，跟別說去年一年風風火火的搶人大戰了。所以，降低入戶門檻其實就是在變相破解限購令，很有可能引起房價波動。
2016年9月30日開始，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樓市調控潮，最嚴厲時候甚至是“堅決遏制房價上漲”，這輪調控已經歷時兩年多，把樓市2015年以來的狂熱情緒硬生生壓了下來。
然而地方政府也要恰飯。根據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發布《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報告》，2018年，房地產“五稅”總收入17968億元，創下歷史新高;以“五稅”加土地出讓金的口徑來計算，2018年，土地財政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51.0%，較2017年上升3.3個百分點，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可以看到，過去兩年來，人才“爭奪戰”帶來了部分一二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在這次開放落戶的城市中，不乏經濟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都相當不錯的城市，比如廈門、蘇州和長沙，其購房需求短期內很可能會有所增加，人們當然會擔心房價問題。
除了人們都十分關注的房價問題之外，其他很多民生問題的矛盾也會隨著人口的增多而不斷上升。要知道，如今的流動人口更愿意帶著家庭一起流動，那就意味著一次進入城市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
正如知乎上匿名網友的一連串犀利問題：除了那30個城市，其他城鎮落戶容易嗎？小孩落戶容易嗎？老人落戶容易嗎？小孩上學容易嗎？用交借讀費嗎？轉學籍容易嗎？中考高考需要回原地考嗎？老人養老金在哪領取，受戶籍影響嗎？一個人假如半輩子在大城市工作，晚年回到小城市，在哪領社保？千萬人假如半輩子在大城市工作，晚年回到小城市，在哪領社保？辦理上述事項容易嗎，一次就能完成，還是需要跑幾次？我們面臨的民生問題可不止房子這一項。要想放開落戶限制，城市必須要捫心自問，到底承擔得起這么多人口的涌入嗎？
事實上，中國城市化運動以來，北上廣這樣的超大城市一直都沒有真正向外來人口開放戶籍，在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還是會嚴格控制人口規模和增加速度，這次的戶籍改革也把這些超大特大城市的限制卡得緊緊的。
所以，城市發展就面臨一個難解的矛盾：城市要經濟增長，同時，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保護將城市宜居的程度不斷提高。這時候，勞動力就會自然而然地流入，占用了大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給城市生活帶來了巨大的人口壓力。如果政府想限制人口流入，就只能加強戶籍制度，對于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實行差別待遇。而事實上為了經濟的發展，城市不僅不能過分限制人口流入還要鼓勵人口留下來。這樣一來，社會和諧的目標必然無法實現。
不是你想來人家就歡迎
不過，很顯然，在當前情況下，還是讓人口留下來保證城市經濟發展比較好。只不過，你以為取消落戶限制之后，你會面對上清華還是上北大的問題嗎？人家可不一定歡迎一個沒有什么消費能力的農民工進城。要知道，在人口在選擇城市的同時，城市也在選擇人口。
在這次全面放開落戶限制之前，看看各地的搶人大戰，就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人留在城市了。
鄭州在2017年底就實現了高校畢業生、職業(技工)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和技能人才實行“零門檻”落戶。西安則在2017年3月將落戶準入條件降低至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同年6月，西安將本科以上學歷落戶年齡放寬至45歲，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人員不設年齡限制。
所以，你看，什么“搶人大戰”，什么“求才若渴”，求得的這些“人才”可不包括諸如環衛工、建筑工、臨時工等戰斗在保障城市基礎設施一線的外地工作人員。
有句話是怎么說的來著？用得上你的時候你是人才，用不上你的時候你也就是人口。除了一個城市里的區別對待之外，不同城市的區別對待更加明顯：大量務工人員聚集、對流動人口占據強勢和主導地位的一二線城市，根本不在放開落戶限制之列。可以說，真正需要解決戶籍制度的城市還是不歡迎這些外來人口。而食物鏈最頂端的北京和上海還是在繼續“控制人口規模”。
以深圳為例，深圳非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高達將近七成。在“新型城鎮化”的方向下，國務院給深圳嚴格的人口控制指標：到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480萬人以內，目前只有227萬的人口增長額度。
而在各大城市開始“人才爭奪戰”，著重吸納“他們要的人”的同時，他們也在趕走“dd人口”。2017年的北京城中村一把大火燒走了多少底層人口？深圳也在去年要把外來務工人口聚集的廉價城中村拆掉，迫使他們出更多的錢來租房。據當地網民爆料，去年深圳的出租屋改造有三類：第一類是改為小產權房出售的，第二類是改為長租公寓經營的，第三類是將單間簡單改為一室一庁繼續出租的。價格上漲也不一樣，四百五到七八百的都有，房租普遍都至少上漲有一百多。
所以，在一部分人爭得頭破血流要進城的同時，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城市套路太深了，嚷著要回農村去。去年火起來的華農兄弟，就來自江西的農村。
華農兄弟的兩位小哥就都有在珠三角打工的經歷，其中劉蘇良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曾在東莞做維修工。多年以后他還是看不到未來，就回到家鄉開始養竹鼠，他說男人要有自己的事業，打工是沒有前途的。
與此同時，很多很多的人仍然留在珠三角，他們可能對抖音上那首歌“人在廣東已經漂泊十年 有時也懷念當初一切 已經改變 讓這天空將你我相連 懷念你”更有感觸吧。
你去城市了，你的農村老家怎么辦？
所以，總有一部分人還是會進城的，不過，進城之后呢？你的農村老家怎么辦？沒錯，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放寬落戶條件的對象是誰？是擁有農村戶籍的人以及農民。農民手里什么最值錢！土地！
解放之后的土地改革是從地主手里把土地拿回來重新分配給農民以解放生產力，為工業發展提供基礎。但是中國經過70年的發展，工業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農民在無法通過農業生產維持自己生計的背景下，被迫進城打工，出現了大量農村土地閑置和空心村的情況。
有人說，空心村和農地閑置的出現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這種情況下，應當適當進行土地的重新規劃和整理。怎么規劃呢？很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放開戶口吸引能夠選擇落戶的農村戶籍人口落戶，促使他們放棄原有的土地，從而在城鎮化建設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將原有的適宜從事大規模集約種植管理的土地回收或者回租，將其轉租給從事農業生產的企業。
說白了，就是土地私有化。而這又會帶來什么后果呢？
2016年8月30日，賀雪峰教授在華中科技大學發表了一場題為《為了誰的農業現代化?》的演講。賀教授在演講中把矛頭直指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化經營。小農經濟的弊端太為國人耳熟能詳，但賀教授卻旗幟鮮明地說：“農業現代化應當為小農服務，而不是走向新型經濟主體為主導的方向。”賀雪峰說：
“假如我們推動土地向規模經營、向工商業資本轉移，搞這樣大規模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當農民進城失敗了，在城里生活不體面，想回去還可能嗎？沒有任何可能性了，他們回不去了。如果失敗的農民回不去了，城市里就有火藥桶，城市甚至國家的穩定都成了問題。”
為什么會這么說呢？我們回想一下幾十年前，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經歷了巨大的經濟結構變動之后，當下崗潮與民工潮匯集到一塊兒，居然沒有引發社會動亂，居然沒有出現城市居民大規模排斥外來務工人員的現象。為什么？正是因為廣大農村成為了轉嫁經濟危機的蓄水池。對于廣大農民工而言，他們為城市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卻由農村為之提供公共服務。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真是一個奇跡！
所以，我們應當看到，城鄉二元體制并非單純地造成了農民與市民之間的不平等，也可以成為農民的保護性機制。真的完全取消戶籍限制，這樣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一方面農民進城做接盤俠、任人宰割，另一方面資本大規模下鄉和農民失地。
簡單來說，受傷的總是我們農民，別說自己地不地道，從現在的戶籍上看，我們大部分雇傭勞動者都是農民。這么一說，我們豈不是前途無望了？也不能這么說，我記得秦暉教授曾經有一個建議：在各大城市建立貧民窟，把外來務工人群留在城市，消除城鄉二元格局。
當然了，這可能只是秦暉教授的玩笑話，如果我們不想簡單地憑借道德口號，就把復雜的體制問題打發掉，那么就需要以更公正的視角來審視土地所有制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不在于如何進行戶籍改革，而在于如何盡可能地削弱它的負面因素，增加它保護農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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