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首次披露了中央調劑基金的收支情況，單從數據上看，似乎是“南方養活北方”。7個東部省份凈上解資金1200億元左右，22個中西部和老工業基地省份受益，遼寧、黑龍江受益最多。

　　養老金調劑對均衡地區之間養老保險基金負擔發揮了積極作用，突顯出全國“一盤棋”的政策布局。但不少人對此表示不滿，憑什么拿我們的錢養活東北人?同樣有人提出：既然已經全國一盤棋了，把養老金雙軌制解決一下唄?

　　但從這個調劑預算表上來看，首先需要擔憂的可能并不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養老金差距，真正需要擔憂的可能還是大部分省份都存在的養老金隱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知道，養老金問題，本質上講，它并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它包含有改革大局。

　　抽肥補瘦，擋不住缺口大

　　截至2017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億人，占總人口的17.3%。據預測，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接近20%。也就是說，老齡化成都還在不斷加深。

　　這是什么概念呢?舉個例子，據《遼沈晚報》報道，遼寧省已經步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到2030年，100個勞動力要養活64個退休老人。

　　老年人口規模這么大，養老金真的夠用嗎?

　　根據《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2016》，全國城鎮企業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達36970億元，全國平均可支付月數17.2個月，比上年下降0.5個月。2018年1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顯示，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每年的當期結余總額(當年度基金收入與基金支出的差)將出現先升后降的變化，從2018年的2776.6億元一直增加到2020年的3291.2億元，然后開始持續下降，到2022年降至2803.6億元。但是，在不考慮財政補貼的情況下，2018年當期結余為-2561.5億元，到2022年為-5335.8億元。

　　而從這次財政部首次披露的中央調劑基金的收支情況來看，廣西、江西、海南、內蒙古、湖北、陜西、天津、河北、遼寧、吉林、青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黑龍江等22個地區的養老金收不抵支。

　　所以，不管網友們怎么調侃南方養活北方，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全國一盤棋”的優勢，用發達地區的養老金盈余來補償欠發達地區的養老金缺口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調節辦法。畢竟，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中西部流動過去的勞動力，離不開全國人民的貢獻。

　　不過，這樣的調劑辦法恐怕也只能解一時之需，面對各地方政府財政協調問題、更多務工人員的養老問題、農民的養老金問題、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可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下行問題等等，面對這些問題，光靠一個抽肥補瘦的辦法就能解決嗎?

　　溯其因，養老困境何時起

　　要想深入了解養老窘境的原因，還要了解養老模式，養老模式大致分為兩種：現收現付制與基金積累制。簡單來說，現收現付制是現在工作的我們交的養老金，發給現在已經退休的人員養老。基金積累制是勞動者在職期間通過自己和雇主的繳費建立并逐年積累個人養老賬戶基金，退休后再以積累的養老基金和投資收益來給付自己的養老金，實行基金儲備制。

　　那么，我國實行的是什么樣的養老模式呢?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舊有的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國企全面承擔養老的制度開始迎接市場經濟的猛烈沖擊，尤其是在1984年10月，中央發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國有企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國企之間原本共用的養老統籌“資金池”開始瓦解，部分老國企開始無力承擔退休人員的養老負擔。

　　后來經過十余年的試點、討論，最終在1997年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也是沿用至今的養老辦法。該決定確定我國實行以現收現付為主兼具基金積累制的統賬結合模式。即工資的8%放到個人賬戶上，企業繳納的20%用來現收現付，即用來統一支付給退休一代養老。

　　那么之前沒交錢退休的人怎么辦呢?政府就只能拿相當于在職的年輕人的養老金去養退休老人。

　　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因制度轉型等原因，個人賬戶是空賬，這部分錢用來支付給退休的一代了。2015年全國社保個人賬戶空賬規模已經超過4.7萬億人民幣，個人賬戶基金下降至3274億元，賬戶資金不足十分之一。這就意味著這么多年來，我們繳納的個人賬戶中的個人部分，絕大部分被拿去填補統籌部分的窟窿了。因此，目前的養老制度實際上是現收現付制的，不是嚴格的“部分積累制”。

　　而隨著逐年加深的老齡化、逐年走低的生育率和結婚率，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前者是否能承擔得起后者退休后生活所需的龐大開支?況且，總人口中勞動力數量開始絕對或相對減少，還將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潛力，社會負擔加重，還會大大提高勞動力成本，降低產品的競爭力，也很可能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

　　據此來看，我國養老金寅吃卯糧現狀的種子早在1997年改革之時就已經埋下來了。這顆種子帶給我們的是著實堪憂的未來，尤其是80、90后一代面臨的困境將會更大。

　　全民問題，路在何方？

　　要解決養老這個全民問題，到底路在何方?

　　2008年，人保部的“社會保障研究所”首先推出了“延遲退休”這個“研究成果”，并于2013年正式推出。2017年7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速發展養老商業保險的若干意見》，意味著商業養老保險將會成為個人和家庭養老的主要承擔者。

　　這兩種辦法感覺就像有人告訴我，“養老保險撐不住了，自己想辦法吧”。這個辦法就是要么壓榨自己、要么私有化，反正沒什么差別，都是自己養活不了自己的結局。畢竟，在996、過勞死、裁員等的壓力下，怕是不一定能活到越來越遲的退休年齡，就算活到了，可能也不能向少數人那樣輕輕松松買得起商業保險。

　　更何況，一味的壓榨勞動力的工作年限，真的會令民眾滿意嗎?商業保險市場風險如何控制監督?商業保險是否與公共養老金制度追求的社會公平存在價值沖突?這些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人說既然這樣，那就提高企業的社保費率啊。要知道，在生產過剩、生產型企業普遍生存困難的經濟環境下，給私營企業降稅還來不及呢，還提什么增稅。

　　2012~2017年，上海在全國率先開展“營改增”試點，五年間累計為企業減稅3248億元;去年又為企業新增減稅降費超過500億元。今年，我國近2萬億元的減稅降費規模創歷史新高，其中減稅主要舉措是降低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稅負，制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6%降至13%。在降費方面，主要是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目前約20%)，各地可降至16%。

　　私營企業動不得，那就調整盈利狀況比較良好的國企的繳存比例。這個建議看似可行，但問題是現在又在推行國企混改，公有制比重不斷下降，就算增稅又能填上多少窟窿?再說了，私營企業一次分配差距本身已經高于國企，拿國企的錢去填私企的窟窿合理嗎?

　　由此看來，要想解決養老問題，節制資本、擴大公有制比重是關鍵。要知道，在實行公有制經濟的毛澤東時代，養老問題還不是個多大的問題。

　　早在1951年，我國就頒布了《勞動保險條例》，對職工的養老保險做了明確規定：男職工年滿 60 歲或工齡滿 25 年 ，女職工年滿 50 歲或者工齡滿 20 年， 即可退休養老，養老金為退休前工資的50%~70%。這一階段員工個人是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的，都是企業(全部都是國企)來負擔。企業職工的退休養老資金由企業從生產收益中籌集 ，并在企業營業外列支。

　　毛澤東時代，企業就是小社會，福利很多。比如一個拖拉機廠，有幼兒園、醫院、小學、俱樂部等。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經濟基礎薄弱，但這些企業依然承擔了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重大問題的社會保障。截至70年代末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覆蓋了75%以上的城鎮職工和離退休人員，享受勞保醫療的人群達到1.14億。

　　可以看到，相比于現在實質是市場化養老的所謂社會化養老，毛澤東時代的企業辦社會才是真正的社會化養老。市場化養老只能導致養老成本不斷增加，加之通貨膨脹因素，需求端在不斷擴大，最終造成養老困境。正確的做法是恢復重建社會共同體，變個人居家養老、市場化養老為福利型的集體化養老，降低養老成本，提高養老品質。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比起那時的艱難歲月，現在生產力進步，醫療水平提高，生活質量改善，大數據廣泛應用，如今實現全國統籌、社會化養老也有著更大的可能性。

　　我國的養老保障問題已經爭論有很多年了，雖然改革還在繼續，但仍處在抽肥補瘦的邏輯之中。而可以看到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下，養老問題是無解的，教育和醫療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要想使全民都可以“老有所依”，唯一途徑只能是回歸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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