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來自視覺中國。2018年5月29日，山西襄汾，2018高考即將到來，職業高中的高三學生正在緊張復習，備戰高考。

　　“教育經費占GDP比重”達到4%的指標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礎線。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然而，這個目標直到2012年才得以實現。

　　此后的幾年，國家進一步加大對教育的投入，2017年投入的教育經費再創新高，達到42562.01億元，這是自2012年首次超過4%以來連續六年保持在了4%以上。

　　然而在大量的教育經費投入下，我國的教育還是存在著諸多問題，而這當中的一些問題就是由于教育經費投入不均造成的。比如超級中學的興起加劇了教育資源分配的地域間、城鄉間的不公平，教育經費投入的差異帶來了東中西部教育發展的不均衡等。

　　為確保教育現代化目標任務的實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中明確的保障措施繼續包括“保證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不過在“后4%”時代，相信教育投入肯定被賦予了更多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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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在幾年前的一篇報道中描述了這樣一面：

　　眼看就開學了，哈爾濱市永源職業技術高級中學校長劉發很發愁：“今年學校計劃招生140人，報到的學生還不到80人。學校給每名老師都下達了3個招生硬指標，但有的老師還是一個也沒招上來。”劉發還表示，“我們是公辦學校，招生沒有特殊政策，像一些民辦的職校招生時介紹一個學生甚至能獲得上千元獎金。”

　　招生難的問題是大多數中職學校都會遇到的情況。即使是幾年后的今天，這種情況也沒有好轉，一些地區的中職學校招生更加困難了。究其原因，自然生源減少、高中擴招以及家長對于職業教育的偏見，這幾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這種局面。雖然這種現象在大家看來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但實際上，目前中職教育的發展已經在不斷偏離國家對于職業教育所設定的戰略方向。

　　2002年，《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首次提出要“保持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體相當”。而根據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近期發布的中等職業教育質量發展年度報告，2017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招生職普比為42.7 ∶ 58.3， 在校生職普比為40.2 ∶ 59.8。職普比已經從當初設定的五五開發展成了四六開。

　　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提出2015年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數應達到2250萬，2020年在校生數達到2350萬。而2018年，全國中職學校在校生僅為1551.8萬人，較2010年減少了680萬人，降幅高達30%，已經大幅低于之前設定的水平。

　　國家之前給中職教育設定目標的初衷之一是希望作為教育公平的彌補，通過加大對中西部中職教育的財政補貼，幫助低收入群體增加受教育的機率并且改善就業難度。所以從2009年開始我國推出了中職教育免學費的政策。先是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涉農專業學生免學費，并且中央對中西部地區給予更多的財政補貼，西部地區中央與地方的分擔比例更是能達到8:2。

　　到了2012年，優惠政策已擴大到所有農村學生、城市涉農專業學生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2017年中國學生資助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對中職學生的補助投入了365.29億元，占到全部資助比例的20%。同時，我國財政性職業教育經費政府投入比重也在不斷增大，這種趨勢在中等職業教育上尤為突出：中職教育經費從2007年的852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2222億元。而其中財政性經費的占比從2007年的60.13%增加到2016年的87.67%。

　　但遺憾的是，對于中職教育的政策優惠和財政上的大量補貼并沒有改善中職教育的運營情況，也沒有改變中職高中招生比，中職學校的輟學情況則更加驚人，這種情況在西部地區特別明顯。根據中美兩國之前聯合參與的“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測算，全國至少有220萬中職學生在一年級輟學，有61%的西部地區的學生在中職畢業前就離開了學校。

　　令人意外的是，能夠接近或者達到職普1：1招生比例的省份更多的來自于東部地區，其中江蘇省是目前唯一一個能實現1：1招生比例的省份。當然，這跟它的教育體制有一定關系，江蘇多年來能始終維持一個較高的高考錄取率水平正是因為它們在中考的時候就已經提前分流了。

圖片源自：職業技術教育

　　在去年6月15日，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對“職普分流”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江蘇片面追求升學率，減少分母，突出分子，這是我們執政理念出了問題，曲解了中央的政策，造成群眾不滿意，也造成了嚴重的不良社會影響，我們追求標新立異，折騰過多，美其名曰改革，實質為折騰、亂折騰。現在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我們要全面認真反省。教育督導方面，普職比6:4就算合格。各地可鼓勵多辦綜合性高中，讓孩子能參加高考，這里特別提醒各位書記，靈活理解和把握“大體相當”。”

　　但在另一方面，江蘇又在繼續增加給中職教育的撥款。江蘇省今年發布的《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實施意見》里面提到說要逐步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生均公用經費撥款標準，使中等職業學校生均財政公用經費達到普通高中的1.5倍。

　　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的發言跟江蘇政府進一步加大對中職教育投入之間看似矛盾但其實并不矛盾。財新在一篇名為《誤了百萬中職生》的文章中曾經提到，

　　“中國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愿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隨著產業升級、經濟轉型，中國需要大量職業技術人才，加大職業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漸成型。”

　　在一定程度上，江蘇省的職業教育在領跑全國的同時也讓它成為了這個政策的受益者。雖然中職教育發展模式與產業需求之間確實會存在一定的錯配，但整體來看，江蘇省中職教育的發展對于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是起到了一個積極的作用。

　　光明日報在一篇名為《江蘇職業教育是如何領跑全國的》文章中指出，

　　“為優化專業布局，江蘇省定期發布中等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與產業機構吻合情況預警報告，緊盯先進制造、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大力推進職教專業與產業聯動升級，紛紛根據地方經濟發展所需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結構和層次，主動調整相關專業設置。據統計，“十二五”以來，全省職業教育培養了300多萬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在先進制造、軌道交通等行業，新增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

　　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即使是江蘇這樣已經提早進行過產業升級的地區，推行職業教育也是步履維艱的。江蘇的基礎教育在全國位列前茅，但它強制限制普通高中入學率的規定也讓江蘇中考競爭的激烈程度在全國都罕見。說到底，這一政策是以犧牲了眾多初中生的自主選擇權利為代價，因此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和不滿。

　　江蘇尚且如此，對于眾多以一、二產業為主導的中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應該就更難了，它們中的一些目前還在面臨著產業優化升級的挑戰，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來推動當地經濟轉型。這里出現的另一個矛盾就是當地之前培養的人才其實并沒有適應市場的需求和當地產業的發展，很多中西部的職業學校都面臨重新布局的問題。

　　不過相比于結構的調整，我國發展職業教育受阻的關鍵應該還是就業后的薪資水平和社會認可度。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沈劍光表示，“發達國家中職教育的發展狀況證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與產業結構的升級，并不會必然導致中等職業教育地位的弱化以及職普比的下降。事實上，中職教育正有力地支撐著像德國這樣的制造強國朝著更高的目標邁進。”

　　但是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的是德國制造業的高薪資水平。德國就業市場網絡平臺Stepstone2月27日公布的2018年工資調查報告顯示，汽車制造和機械制造行業都是德國平均工資最高的五個行業之一，平均年薪分別能達到6.68萬歐元和6.54萬歐元，明顯高于德國的平均水平。

圖片源自：德國生活報

　　根據《中國中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2018》中的數據，目前服務于中國制造重點領域的專業畢業生是最多的。2017 年中職畢業生中信息技術類、加工制造類和比例分別達到了16% 和13.8%。而這兩類能拿到的平均工資僅為2000～3000元。

圖片源自：職業技術教育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里面提到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不斷優化職業教育結構與布局。推動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有機銜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國特色高水平職業院校和專業。”希望未來這些學校的建成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對于職業教育的認可度，選擇職業教育的年輕人也不僅僅是因為在通往高等教育的獨木橋上被擠下來之后而作出的無奈選擇。

　　但從本質上說，職業教育能否順利推行絕對不是靠教育改制或者政策支持就能實現的，或許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當我們國家的一些先進制造業可以給出高于平均工資很高的薪資的時候，職業教育的社會認可度才能真正得到提升吧。

　　那么相比于教育問題，這就更像是一個經濟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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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有“高考工廠”之稱的衡水中學進駐浙江嘉興平湖市，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接受采訪時表示，

　　“它(衡水中學)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后的，我們浙江不需要。”

　　這已經不是衡水中學第一次在異地建分校了，但是受到這么大的爭議還是頭一回。在此之前，它通過與地方政府、企業三方合作的方式，在其他7個省份開了17所分校。具體看的話會發現，這些省份都集中在了中西部地區。

　　不過從浙江的實際情況來看，它可能真的不需要衡水中學。南都觀察在《浙江為什么不需要“衡水中學模式”?》一文中指出，“浙江宣稱自己不需要衡中模式，或許有實際狀況的依據和支撐，但這并不是中學自主選擇的結果，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門管理的功勞，而是取決于浙江與河北不同的教育資源配置模式、經濟發展狀況、省內高校水平等等因素。”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受到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地區間的教育資源不均衡情況已經愈發明顯了。所以在中西部省份大搞應試教育的時候，浙江這樣的東部沿海省份還可以大力提倡素質教育。我們可以用生均一般公共預算教育事業費(以下簡稱教育經費)這個指標來簡單的衡量一下各地對于普通高中的教育經費投入力度。

　　2017年全國普通高中的生均教育經費均值是13768.92元，然而在31個省級行政區中，能夠達到這一平均水平的只有13個。如果按照東部、中部、西部進行劃分，那么除了湖北這一個中部省份、以及西藏、青海、內蒙、新疆這幾個生源很少的西部地區之外，其他8個省份均來自于東部地區。從下面這張圖可以看出，雖然各地的高中教育經費都處于逐年上升的狀態，但是東部地區的增幅已經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了。

　　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教育經費也存在著“中部塌陷”的現象。簡單來說就是，從經濟發展水平上來看，中部不及東部，因此自身的教育發展會受到經濟發展的制約;從國家政策上來看，中部又不像西部那樣獲得那么多的幫助和政策支持，國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同時，中央財政也加大了對西部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和專項投入，兩者綜合作用就會出現中部教育的財政投入不足的情況。據測算，2017年中部地區普通高中的生均教育經費均值是12250元，要低于西部的14140元以及東部的26520元。

　　但是如果仔細看西部地區的細分數據的話，會發現這種算法還是有些問題的。比如西藏由于生源過少，普通高中的生均經費高達3.2萬元，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因此也抬高了西部的平均數值。類似的省份還有新疆、青海和內蒙，把這幾個省份剔除掉再測算一次，能夠得到的結果是即使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西部剩余8個省份的普通高中生均經費僅為11580元，甚至要低于中部的平均水平。從這個角度來說，雖然中西部教育投入的資金來源有差異，但它們的教育現狀特別相似。

　　除了在生均經費上很接近之外，近期中西部地區在教育發展上最大的共性莫過于都興起了大量的“超級中學”。跟上世紀90年代示范性高中建設催生的“縣一中”現象不同的是，“超級中學”大多位于省會城市和地級市。

　　不過在現行的體制下，這種現象的發生其實是必然的。地方政府往往是這些“超級中學”的推動者和擁護者，因為“超級中學”不僅可以保證它們在“教育GDP”(升學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競爭中得到滿意的結果，同時也符合“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辦學效率”的利益觀念。因此，集中全部優質資源辦立競爭力強的高中，顯然成為了地方政府十分理性的選擇。

　　比如衡水市政府之前為了確保2000年前能將衡水中學列入示范類高中的行列，在當年衡水市政府財政收入不到2個億的情況下，市委書記提出在96年-98年間分三年撥款1200萬給衡水中學。從結果上看，衡水中學也確實幫助當地政府實現了教育政績上的追求，2018年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河北的錄取總人數是370人左右，衡水中學占據了214個，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從中西部各地區的數據上來看，省會城市也確實能夠獲得更多的教育經費。拿全國生均教育經費最低的河南來說，2017年全省普通高中的生均教育經費僅為8149元，而擁有鄭州外國語學校、鄭州一中等“超級中學”的省會鄭州，2017年普通高中的生均教育經費則高達15750元，差不多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

　　和“超級中學”現象一起產生的，是“縣一中”的沒落。河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李醒東曾撰文介紹，在市區超級中學的生源與師資“虹吸”效應下，縣一中面臨教師外流與優質生源的緊缺，優秀青年教師也在各種福利待遇誘惑面前頻頻跳槽。

　　為了爭奪生源和資源，縣一中所能做的只能是進一步加大對當地教育的投入力度，這種情況在貧困地區尤為明顯，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中西部貧困縣辦大教育的案例，比如甘肅會寧、云南會澤以及河南鄲城等。以會寧縣為例，它是國家級的深度貧困縣，但與此同時，它又是甘肅的狀元縣。網絡上之前流傳的一份關于會寧縣的“特別名單”顯示，40年來會寧縣被北大、清華錄取的學生高達122名。另據會寧教育部門統計，自恢復高考以來，會寧已累計為全國大中專院校輸送學生11萬多名，其中，碩士5500多名、博士1100多名。

　　有人概括說“老師苦教、學生苦讀、家庭苦供”是會寧縣高考成功的秘訣，但是這一教育奇跡的背后其實還有當地政府對于教育的傾力付出。2018年，會寧縣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40.5億元，有90%都來自于上級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其中，全縣的教育支出為9.8億元，占到預算支出的24%，而全縣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為2.7億元，教育投入是縣本級預算收入的3.6倍之多。不僅如此，會寧政府此前還曾投入2.1億元用于會寧二中的搬遷新址。

　　我們在職業教育的部分里有提到，國家設置職普比例、加大對中西部地區中職教育的財政補貼是希望它可以作為教育公平的彌補，幫助低收入群體增加受教育的機率。我們同時指出的一個現象是，能夠接近或者達到國家設定的目標的往往都是東部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區已經逐漸偏離了“大體相當”的目標。拿甘肅來說，2017年當地的職普招生比例為32.8：67.2，在31個行政區劃中，中職的招生比例僅高于西藏和吉林。

　　雖然中西部貧困地區并沒有按照國家的意圖通過發展中職教育的方式來彌補教育公平，但事實上，它們正在以另一種方式實現著。教育能改變命運，這在很多中西部地區已經是一種信仰。這些地區的政府增加普通高中入學比例的這種選擇說明，它們樂意繼續給民眾這種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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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國務院下發數份文件的形式，我國官方在2016年正式承認STEM教育的重要作用，STEM不僅是對原有教育系的的補充，更是被看作是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后的勞動力和勞動技能短期、以及在新興產業中搶占先機的戰略。

　　但是，官方承認的戰略地位并沒有匹配到對STEM教育的整體規劃上。在大部分情況下，各方對于STEM的認識還局限在 “素質教育” 或者 “興趣活動” 上。但這種教育模式的核心，學科融合和批判思維，以及其所要求的課程體系重建、新的評估標準都沒有得到應有重視，而這種宏觀上的調控則是需要政府主導的。

　　在美國，根據2016年的STEM教育進度報告，有14個聯邦機構對超過200個STEM 教育項目進行投資，年均總額超過 29 億美元。歷年總統預算中也都會分配數十億美元的資金用于扶持，鼓勵課程創新和開發。

　　而在國內，只有少數一線城市會以學生人頭的形式進行機械式補貼，例如北京按照城區生均 700 元一年、郊區生均 900 元一年標準進行補貼，很少從整體出發，對相關項目的研發進行資助。這在本身就缺少 STEM 教育土壤的國內，只會造成對概念的誤讀和流于形式的實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時，當 2017 年 STEM 的概念開始流行的時候，最興奮的不是政府與教育者，而是資本和企業。

　　教育者的短缺也是一大問題，甚至在《中國 STEM 教育白皮書》，STEM 師資隊伍被認為是制約發展的最大瓶頸，“中國 STEM 教育最缺少的是技術與工程教育，而原有的師范院校中沒有相應專業，所以技術工程類教師在學校非常緊缺”。

　　而即使是已有的自然科學老師，也像上述編程培訓班的例子一樣，存在能力錯位、過時的現實。幾年前一名試圖在兒童編程領域的創業者就曾吐槽過：“會編程的不會教孩子，會教孩子不會編程。”

　　中國日報英文版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數據，超過 80% 的 STEM 科目教師沒接受過嚴格的科學教育，自身水平也只在中學水平。

　　在沒有教育者的基礎上，進行課程創新和學科融合這種系統性工作就無從談起了。《中國教育報》曾有篇關于學科 “拆墻” 文章，里面一位教師就坦言，習慣了傳統分科教育下的工作模式，打破學科壁壘會讓他有 “幫別人掙了錢，荒了自己的地” 的顧慮。

　　最后，談到中國教育，就難以避免資源不平均的現實，對于本身就重投入的 STEM 教育來說就更加如此。關于這種新模式的新聞中，拿來舉例的學校無外乎北上廣的名牌學校。

　　去年十月份，蘋果 CEO 蒂姆庫克在參觀北大附中朝陽未來學校后，盛贊未來學校在科學、計算機教育上的多樣化以及普及程度。然而，給大眾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卻是 “這個學校人手一套 iPad Pro 加觸控筆”。

　　在官方定價下，一套這樣的設備至少七千多元起步，即使是在北上廣深的私立學校，這種投入也是屬于極少數人的特權了。在收費 20 多萬元一年的上海美國學校，筆記本電腦等設備也是要求學生自帶的設備。

　　至于國外，BBC 在 2014 年就曾經報道過大約有 70% 的中小學以及為學生陪伴平板電腦，其中有 9% 的學校人均占有比例達到一臺的水平。

　　而在 STEM 發源地美國，這種差距就顯得更大了。2016 年硅谷圣塔克拉拉高中設立的 STEM 實驗室里，學校通過與基金會合作等方式為學生購置了 3D 打印機、礦機以及電腦刻字機其它工業級設備，并為學生引入了以 STEM 專業為目標的六年培養計劃。

　　根據創豐資本的行業報告，國內一套可能不如上述標準的高級實驗室的成本就在百萬元以上。這種投入無論是從經濟角度考慮還是學校辦學成績角度考慮，在目前國內的教育體制、以及家長的名校導向下，是九成的學校難以做到的。

　　而目前以政府財政扶持為主的方式也意味著，如果把經濟成本再平鋪到本就不平均的經濟發展上，兩端差距將被進一步拉大，高線城市公立學校尚有財力支持 STEM 投資，而大部分地區只能歸于 “無條件的” 一類，當發達地區的公立學校糾結于如何 STEM 落地的時候，三四線城市的教育者直到 2017 年才接觸到這個名詞，至于鄉鎮地區的情況就更差了。

　　與 STEM 教育類似，特殊教育在我國目前面臨的也是有需求、師資以及教育體系無法有效匹配的困境。

　　首先是需求被嚴重低估，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統計的數據，2017 年底我過有特教學校 2107 所，在校生約 59 萬人。而 2017 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我國 6-14 歲學齡殘疾兒童的數量為 246 萬人。

　　這相差巨大的數字說明，雖然殘疾兒童入學的情況逐年改善，但是仍有很大的空隙需要填補。此外，在適用特殊教育的標準上也可能存在與時代脫鉤的現象，使情況過于樂觀。

　　例如，人口基數比我們低得多的美國，在其 2018 年教育部報告中，適齡殘障學生的數量超過 230 萬;人口更少的英國，官方數據也顯示 2018 年特殊教育學生數量也有 128 萬人。

　　即使排除統計口徑的差別，客觀數據上的差距也能說明對特殊教育定義過于狹隘的情況。如果把上述美國的適齡學生統計口徑擴大到語言和表達障礙以及其它精神損傷，數字會達到 670 萬之巨，而在國內，后面幾種根據現有的殘疾定義，可能就被排除在外了。

　　總體投入方面，雖然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國不斷加大對特殊教育經費的投入，從2005年的23.5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135.7億元，增長了4.8倍。但是相比于其他教育的投入，對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依然不足，我國特殊教育經費占總體教育經費的比重仍然很低，2016年僅為0.35%，而在2016年美國的教育經費中，有18.1%都投入到特殊教育中，用于改善障礙學生的教育質量和早期干預。

　　拿具體指標來看，2015 年全國特殊教育專任教師為 5 萬人，而校生為 44 人左右，師生比約為 1:9。在個別情況下，例如廣州，隨班就讀學生與專職老師的比例可達到 1:36。同樣拿美國對比，根據 2014 一項從兩百多所學校取得的數據，平均數據為教師學生 1:4.7，整體水平在 1:1 ～1:15之間。

　　此外，類似 STEM 的情況，中新網報道也調查稱，“普通學校也沒有建立起系統針對所有教師有關全納教育的持續培訓體系，部分普通教師把接受特殊需要兒童視作負擔，導致全納教育無法落實。”

　　在這個基礎上，雖然教育局發布了一系列特殊教育的課程標準和項目庫計劃，但離開專業人才的支持，教材的編輯、改造，教學設施應用等等自然也就很難實現。體現到結果上，就是殘疾兒童毛入學率與普通兒童毛入學率長期存在的 20% 左右的差距。

　　同理，再疊加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現狀，城鄉之間、城與城之間，省與省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根據 2017 年《人權》雜志對我國殘疾兒童受教育權的分析文章，機構性差異除了上述與正常兒童在毛入學率上的差距，還包括了城鄉差異、性別差異和省際差異。

　　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的數據，2016年地方全國生均特殊教育經費支出均值為51347元，北京、天津、上海和西藏的生均經費均超過10萬元，而安徽、江西、云南、河南等諸多中西部省份的生均經費都不足4萬元，貴州僅為29000元。

　　其中，具體表現為 2015 年后農村義務教育殘疾兒童受教育比例遠低于城市兒童;殘疾女童受教育機會遠低于殘疾男童的受教育機會;以及教師隊伍建設水平、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省際之間不均衡。《人權》雜志整理的數據顯示，農村殘疾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人數在2007年達到高峰之后就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占在校生的比重從2007年的42.64%下降到2015年的21.83%。而殘疾女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在占比最高的2013年，也不過只有35.85%。

　　很顯然，盡管國家在教育資源配置上始終強調要繼續向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傾斜，但現狀卻是差距在逐步被拉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單大圣表示，“中國在縮小教育差距、推進教育公平的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利益的深刻調整，不破除既得利益的羈絆，改革就難以真正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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