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樂施會執行總干事溫妮·拜安伊瑪指出：“全世界的人們都很憤怒，也倍感沮喪。各國政府必須現在就采取行動做出改變，確保讓大企業和富人合理納稅，并將這些資金用于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教育，以滿足全體民眾的需求，包括那些常常備受忽視的婦女和女童的需要。各國政府有能力為每一個人構建更為光明的未來，而不是僅僅照顧少數特權階層?！?/div>

　　瑞士度假小鎮達沃斯在過去的三四天里因舉辦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備受矚目。全球政商領袖和各界名流濟濟一堂，探討“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框架”的構造方案。在達沃斯論壇開幕的前一天，樂施會(Oxfam)發布了一份年度全球財富不平等報告，吸引了和達沃斯幾乎等量的媒體關注。在這份名為《公共服務：普惠全民，還是偏待私利?》的88頁報告中，大量數據和調研結果勾勒出一個驚人的、嚴重失衡的全球經濟格局：僅去年一年，全球億萬富豪們的財富就增加了9000億美元，平均每天增長25億美元;26 位世界頂級富豪擁有的財富幾乎相當于全球最貧困的38 億人(全球一半人口)的財富之和。另一方面，很多國家的政府對巨富和他們的公司都存在征稅不足的現象，更未能解決逃稅避稅等問題。報告還發現，性別不平等與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互相交織，導致當代女性承受了更為沉重的打擊。

　　“不平等”的兩種理解路徑在達沃斯論壇舉辦的前一天拋出關于世界不平等議題的報告——這從2013年起已成為樂施會的一個“傳統”項目。每年的不平等報告都會以最直觀的數字方式體現全球首富和最底層人群之間的財富差異。今年的報告顯示(2018年)有26位富豪占有全球38億人口財富總量，而2017年這個數字是43——進一步說明過去一年財富集中的程度更高。這份參考了500多條最新文獻和研究成果的報告還包括如下結論：全球34億貧困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5.5美元;男性擁有的財富比女性擁有的財富多50%;對最富有的1%人群加征0.5%的財富稅，籌措的資金可以為全球 2.62 億 失學兒童提供一年的教育費用，同時還能提供可拯救330萬人生命的的醫療服務。

　　在公共辯論中，“不平等”議題往往會由于其概念和內涵的多義性而陷入相互混淆的境地;即便在專業領域，不同學派對不平等的認識框架也不盡相同，而這又會進一步影響解決相關解決思路和政策制定?？偟脕碇v，絕大多數“不平等”可分為結果的不平等和機會的不平等。前者主要針對收入和消費不平等程度進行考查，強調財富從頂端向下的流動，從而增進人類整體福利。這也是經濟學用于財富再分配領域的傳統分析框架。而后者進一步演化為對人類發展過程中生存環境的考查，強調種族、家庭背景、性別這類個人不能決定、無法控制的因素不應成為生活結果的決定變量。這類不平等也會常常被表述為(某領域)的權利不平等。因此，政策層面需要對個人的不利生存環境進行補償，令人類(或特定群體)有均等的獲得醫療、教育等基本保障條件的權利。

　　樂施會的報告兼顧了這兩類不平等在全球范圍呈現的趨勢和程度。從報告可以看出，經濟不平等的嚴重程度自十年前的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加大。和十年前相比，億萬富豪人數幾乎翻了一番。其中全球首富、亞馬遜老板杰夫·貝索斯的個人財富已經增長到1120 億美元，他的財富總額分出1%，就相當于埃塞俄比亞(1.05億人)全國一年的醫療開支。而按照世界銀行制定的新的衡量標準，全球還有近半數人口(約 34 億人)，每日的生活費不足 5.5 美元，處于極端貧困線之下。

　　財富源源不斷向頂端聚集，相比之下貧困人口卻損失慘重。另一份在去年初由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等人主持的2018 年《世界不平均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由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WID發布)也指出了同樣的問題。在1980 年至2016 年期間，全球收入每增長 1 美元，最貧困的 50% 人口只獲得了 12 美分;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人口卻獲得了27美分。

　　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轉化為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方面的不平等。貧困人群接受教育的機會甚至預期壽命值都遠低于富人。同時社會的流動性也進一步降低——樂施會關于越南社會流動性的研究顯示，近些年來代際流動已經放慢。而在拉丁美洲，由于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教育質量差別巨大，導致代際流動性非常微弱。不僅窮人受困，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也難逃一劫。研究數字顯示，西歐經濟體中產階級的收入停滯不前。樂施會報告指出，這種停滯背后的原因正是經濟上的不平等。

　　女性無償勞動：不平等的隱形冰山

　　持續發酵的經濟不平等危機加大了男女之間的性別鴻溝。全球來看，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約低23%。而財富在向頂層極少數富人手中聚集的過程中，絕大部分涌入白人男性手中。與此同時，這種不平等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女性群體之間還表現出巨大的差異性。樂施會報告顯示，在非洲、印度、孟加拉等國女性僅擁有20%-30%的財富;美國白人單身男性擁有的財富是西班牙裔單身女性的100多倍;而很多國家女性對土地的所有權更是少之又少。女性獲得及控制生產性資產——例如土地、信貸、保險和技能等的機會也總是少于男性。

　　過去的一兩年間，隨著“Me Too”大潮而不斷浮現出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呼聲，已經令人們多少了解到世界各個國家都存在著的性別收入不平等的局面。但事實遠不止于此。除了看得見的薪酬，全球女性(包括婦女和兒童)每日還要花費無數時間和精力用于照顧家人、病患，以及做飯、打掃、汲水拾柴，而這些勞動往往是沒有報酬的——這類被樂施會報告統稱為“無償家務和看護(unpaid care work)”，填補了國家公共服務的缺口，是一種巨量的隱形補貼，但在標準的經濟分析中卻常常被忽略。樂施會這份報告給出的全球數據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全球女性所做的無償勞動都交由一家公司來完成，那么其年營業額應達到10萬億美元，是蘋果公司年營業額的43倍。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關于分城鄉、分性別的居民無酬勞動時間情況。來源：國家統計局

　　而最近剛剛公布的中國國家統計局數字也顯示，中國女性用于無酬勞動上的時間也超過了男性：前者每日平均3小時48分，后者則為1小時32分。這種日常存在的嚴重的性別不公正卻往往不為人們所見——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識到，我們的經濟體繁榮是建立在無數女性的無酬勞動基礎上的。擁有較少的財富，意味著女性可用于應對危機的資源比男性更少，議價能力能低，年老后更有可能陷入困頓。而花費大量時間在無償家務和看護上，也意味著女性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獲得體面薪酬的能力被削弱。在很多國家，女性參政議政的能力隨之降低，進而導致她們的需求不為政策制定者所重視……所有這些都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經濟不平等。

　　“水漲船高”的迷思

　　多年來主流經濟學界秉持一種觀念，即富人愈富，將有助于整體社會變得更好。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時代開啟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正是在這一理念的基礎上，以期通過各種方式刺激私人/企業財富增長來帶領西方社會走出滯脹。但如今這種關于財富“涓滴效應”的話術卻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樂施會報告中呈現的一系列現實，包括貧富鴻溝拉大、女性陷入困境、代跡流動減緩、減貧效應減弱……離學者們設想的由頂級財富帶動全體發展的經濟形態顯然相去甚遠。而根據《世界不平均報告》顯示，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群占有的財富份額從1980年的28%上升至2016年的33%，于此同時底部 75% 的人群所占有的財富份額則一直停留在 10%左右。40多年的時間里，私人財富持續增長的同時，世界各個國家的公共財富在國家財富中所占比例，幾乎都呈下降趨勢。這無疑削弱了一國政府進行經濟調節、遏制不平等水平的能力。

　　圖片來源：《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

　　與此同時，很多國家還存在著對最富裕人群和大公司結構性、系統性的征稅不足現象。理論上講，累進稅制(根據課稅對象數額來分級制定稅率)已被證明是控制收入與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有效政策工具。但在現實中的執行卻往往流于無效。樂施會報告發現，發達國家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以及企業所得稅稅率。1945 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為94%，1980 年降為70%，到了今天則幾乎減半，僅有37%。發展中國家個人所得稅的平均最高稅率更低，僅為28%，企業所得稅率為25%。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類新自由主義政策“重鎮”都開始修正自家的觀點，認為世界各國針對最富裕人群仍有足夠的征稅空間。

　　最富有人群的財富往往體現為流動性極強的金融資產(比如股份)，這使得他們是較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稅的主要受益者。在拉丁美洲，收入最頂端的10%人群的稅率僅為4.8%。同時這些人也擁有更復雜和系統性的逃避稅方案——財富金字塔頂層人群去年至少向稅務機關瞞報了7.6 萬億美元資產，逃避年度納稅額約達 2000 億美元。而避稅天堂的存在使得對財富與資本收入進行準確地測度與征稅愈發困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稅收凈增長全部來自工資稅和消費稅(如增值稅)。這類稅通常為累退制(不論課稅對象數額，稅率一律相同)，和富人相比窮人要將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繳稅，因此這類稅的征收在事實上加劇了不平等。

　　資料來源:Scheve 和 Stasavage (2016)，400 個人所得稅、遺產稅以及企業所得稅稅基。401 注:選取 20 個富國為樣本。

　　圖片來源：《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

　　解決方案：公有還是私營？

　　“不平等”是蠶食經濟體的危險因素。在過去幾年間，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在被不斷重塑：反全球化敘事的興起助長了威權主義，從美國到巴西，從歐洲到菲律賓，右翼排外勢力抬頭，民粹政客粉墨登場，各國債務危機浮現，一直到最近的法國“黃背心”抗議，可以說背后無不體現著喪失了福利增長機會的所謂“失意人群”對不平等現狀的不滿。

　　在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上，傳統經濟學家(不論政治光譜如何)的關注點都在于如何將財富從富人向窮人轉移。這最早基于功利主義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原則進行的精明算計：為窮人增長財富可獲得的效應大于減少富人財富產生的損失。經由羅爾斯等自由主義代表學派的進一步發展，這一系列理論深刻影響了現代西方社會福利尤其是再分配領域的政策制定，并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用。然而僅對不平等結果(尤其是收入不平等)進行再分配的思路最多只是出于控制風險，卻消弭不了更大的結構上的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能力框架為考量人類福祉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他認為純粹的財富分配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普惠的公共服務或許是提高人類整體生活質量的最佳途徑。政府與公共政策在關注個人物質受益的同時，應轉向于提高能力或自由，為人們在“選擇”和“行動”上充權。

　　這一思路也體現在樂施會報告提出的解決方案里。樂施會呼吁提供面向全民的普惠式公共服務(包括醫療、教育等)以及養老等社會保障措施，并藉由向最富有的人群和公司更合理及嚴格地征稅來籌資。同時，公共服務的設計應滿足女性的需求，尤其是政府應致力將婦女們從每日(累計)數百萬小時的無償家務和看護勞動中解放出來，讓她們中的更多人能夠接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參與公共事務。

　　而針對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年來倡導的公共服務私有化或公私合營(PPP)的形式，樂施會的報告表示，對利潤的追求意味著私營服務供應商沒有動機去服務窮人，而無力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反過來也沒有能力監管這些私營供應商。通過公私合營方式，讓盈利性機構獲得政府資助，再用以提供教育、醫療和其它公共服務的方式會帶來巨大的風險，尤其是會擴大不平等，增加政府開支。報告給出多個案例：無論是巴基斯坦旁遮普邦(Punjab state)的教育私有化案例、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失效的供水系統，還是萊索托耗資巨大的公私合營制醫院，都證明了以上觀點。

　　結語

　　國際樂施會執行總干事溫妮·拜安伊瑪指出：“全世界的人們都很憤怒，也倍感沮喪。各國政府必須現在就采取行動做出改變，確保讓大企業和富人合理納稅，并將這些資金用于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教育，以滿足全體民眾的需求，包括那些常常備受忽視的婦女和女童的需要。各國政府有能力為每一個人構建更為光明的未來，而不是僅僅照顧少數特權階層。”

　　不止是樂施會，事實上多年來無論是經濟學還是發展領域一直呼聲提倡包容型增長(inclusive growth)，呼吁建構一種涵括以上所有建議的、以人為本的新的經濟制度。改變的通路是清晰明了的，但實現過程中的復雜性，尤其是利益集團對政策制定的干擾，大大增加了改變的難度，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眾多富國失靈的金融監管又往往為不平等程度火上再澆一層油。

　　從樂施會報告中大量關于不公正、不平等的數據和案例抽身出來，回看今年的達沃斯。據媒體報道，參會者乘坐私人飛機抵瑞探討氣候問題的數量達到1500架，比去年增加11%;而女性僅比去年增加了1%，達到696名，占總人數22%——似乎為樂施會報告中的核心內容增添了新鮮的注腳。盡管“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的主題表現出精英們對未來全球化道路的堅定決心，但對于眼下風起云涌的諸多不確定因素，除了表達焦慮和擔心之外，他們似乎并沒有達成什么一致。更多的話題聚焦于科技創新、人工智能、區塊鏈，以及如何為全球化創造一個新敘事……很難想象，這些愈加精英化的議題能如何立刻改變當下世界被不平等嚴重撕裂的局面。

　　主要參考：

　　1，《公共服務：普惠全民，還是偏待私利?》，樂施會，2019年1月24日發布

　　http://www.oxfam.org.cn/

　　2，《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世界不平均實驗室(WID)，2017年12月發布

　　https://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summary-chinese.pdf

　　3，World Bank. (2018a).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op. cit.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

　　4，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1/t20190125_16467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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