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保問題似乎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一方面企業家們抱怨居高不下的社保繳費率加重企業負擔，另一方面以養老金為代表的社保基金卻多年入不敷出。其實，企業和政府對當前養老金的虧空都負有不可規避的責任，正是大部分企業實際上未足額繳納社保、國企改制時遺留下工人養老欠賬的問題加劇了當前的養老金危機;從某種程度上說，虧空的養老金成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犧牲品。

　　作者 | 江下的老馬

　　編輯 | 土逗餅

　　美編 | 太子豹

　　微信編輯 | 侯麗 

　　2018年底，中國經濟最令人矚目的是兩件事情：一件是所謂的中美貿易戰，表明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分工體系或許正在發生某種結構性的演變，現存世界體系下各國的利益沖突越來越明朗化，這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另一件是國內民營企業家抱怨經濟不景氣、經營成本太高而集體“罷工”，老板們不愿再投資導致國內固定資本投資萎縮，這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內部矛盾。

　　不過此“罷工”與彼罷工不同，得到了國家的積極回應，11月份召開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提出“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隨后就有一系列惠及“自己人”的優惠政策陸續出臺，幫助民營企業接盤。那么老板們在抱怨什么呢?其實民營企業的成本和負擔無非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跟國家相關，主要有供應原材料的國有企業、幫助融資的國有銀行等金融機構，還有政府稅收;另一方面則跟勞動者相關，主要是工資和社保。本文將討論的是企業社保負擔的問題。通過對這個問題的解析，我們認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發展過程中的特點以及其中蘊含的深層次矛盾。 

　　一個表面上的矛盾

　　從表面上，中國社保基金存在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的社保繳費率(社保費占工資的比值)號稱處于世界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全國社保基金卻又存在收不抵支的風險。也就是說，錢交得很多卻不夠用。

擠地鐵的上班族　圖片來源：dramafever

　　我國社保繳費率有多高呢?我們主要以社保基金中占比最大的基本養老金為例，基本養老金收支規模占到五項社保基金的70%左右;而在基本養老金中，又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占比最大(收支規模占比90%以上)。從繳費率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的繳費率也就是養老金與工資總額的比值為28%，其中20%由企業負擔，8%由職工負擔。根據社保問題專家鄭秉文的介紹：

　　“中國社會保險費率居高不下，其中養老保險費率既高于歐盟國家22.5%的平均水平，也高于OECD成員國19.6%的平均水平，甚至是美國和加拿大的2倍多，是韓國的3倍多 。從企業雇主的繳費來看，中國20%的費率是法國的2倍，美國、日本的3倍，加拿大、瑞士和韓國的4倍，企業的負擔遠高于這些國家……”

　　——鄭秉文：《供給側：降費對社會保險結構性改革的意義》，2016

　　按常理來說，養老保險交得越多應該越夠用，可是從全國總量上看，從2015年開始，在扣除各級財政補貼收入之后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事實上處于收不抵支的狀態。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首先要說到我國現行養老金在實際操作上是現收現付的模式，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交的養老保險費不是用來未來養我們的，而是已經用來贍養現在的退休老人。那么在這樣的模式下，收不抵支就意味著即使“預支”我們這一代人的養老金給現在養老還是不夠——想想就頭大!(至于為什么會不夠，后面討論過度積累和歷史欠賬問題時將談到)。

　　更悲催的是，遼寧等勞動力流出省份(往往也是落后省份)養老金賬戶虧空更加嚴重。這是由于社會保險基金并沒有實現全國統籌，在多數地區統籌水平甚至僅停留在縣級。舉個例子，老張是一個從河北到北京打工的農民工，企業給他繳納的基本養老金進入了北京的統籌賬戶(社保賬戶分為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統籌賬戶是大頭)，到他老了干不動要回老家的時候，這部分養老金卻不會跟著他回到河北，而是留在了北京。在基本養老金全國總量已經需要財政補貼維系的情況下，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流出省的困難，相當于落后省份不僅給發達省份貢獻了勞動力，還補貼了養老金。如下圖所示，2016年在31個納入統計的省、市、自治區中，已經有7個地區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金處于虧損狀態，尤其以遼寧和黑龍江兩省最為嚴重。

　　社保繳費率高代表民營企業的負擔重嗎？

　　許多企業家抱怨社保費率高推高了企業成本，在去年年中政府提出社保費從2019年開始由更加嚴格的稅務局收繳時，有些老板更是擔心足額繳納社保會把企業交垮(emmm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足額繳納過……)。那么社保繳費率高代表民營企業的負擔重嗎?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我們認為至少能從以下兩方面反駁：

　　第一，名義上社保費占工資比例高可能是因為老板開的工資太低了。社保繳費率是一個相對值，是社保費用除以工資，所以說社保繳費率高既可能是因為社保費用的絕對水平確實很高，也可能只是因為工資的絕對水平很低。在媒體的宣傳中，后面這個因素是很少被提及的;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工人一直以來都是廉價勞動力的代名詞。

　　第二，中國實際的社保繳費率并沒有名義數字顯示得那樣高，大部分企業并沒有合法足額地繳納社保。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占中國勞動力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民工群體并不能被全國社保基金有效地覆蓋。根據農民工監測報告，2014年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不過16.7%，此后的數據不再公布，但想必也不會很高。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難以受到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的保護，很大程度上依然如馬克思所說的，“要在以往或隨著資本的出現正在消逝的生產方式中尋求拐杖”。

　　其次，在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繳納中也存在普遍的瞞報、低報工資、不足額繳納的情況。媒體中經常引用的數字是，中國企業中足額繳納社保的比例不足30%。所以當2019年社保費用由各地稅務局統一征繳的消息放出之后，社保費率高的問題才又被拿出來反復說事，很多老板擔心瞞不過稅務局，真的要嚴格足額繳費了。一般認為，稅務局由于征繳個稅的原因對企業職工的實際工資水平更清楚，執行力更強，因此將嚴重縮減企業躲避足額繳納社保的空間。社保足額繳納的執行對競爭力弱的中小企業有很大的影響，僅社保補繳一項就可能使不少企業陷入虧損。

　　可見民營企業所謂的社保高負擔其實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轉嫁給了工人，企業家們抱怨社保費率高推高企業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命題——畢竟，你不能抱怨沒有實際發生的事。上述事實說明中國大量中小企業的經營長期依賴一種非正規的用工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勞動者的權益無法得到合法的、完全的保障。正規制度格調通常很高，“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是其底線;而對于靠壓榨廉價勞工來積累資本的大量企業家們來說，漠視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情況見怪不怪，“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說是夠不著的地平線還差不多。

　　于是，非正規制度取代正規制度在中國成為了普遍的現象。在生產關系的等級結構中，以農民工為代表的非正規勞工處于最底層。他們是社會財富主要的創造者，卻也是增長代價主要的承擔者。甚至，他們的處境可能還比不上自然環境。經濟增長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由于威脅到社會中所有階級的生活環境，實際上要更容易得到主流話語的關注，比如北京的霧霾問題;而勞工的基本權利則經常湮沒在自由市場經濟的遁詞之中，難以激起人們同等程度的共情與憤慨。

生活艱苦的農民工　圖片來源：騰訊視頻 

　　社保虧空只是因為人口老齡化？

　　媒體經常將社保基金尤其是基本養老基金的虧空歸咎于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在現收現付養老模式的框架下看確實會得到這樣的推論。隨著人口老齡化，每個勞動人口要負擔的退休人員就會增加，養老金收支平衡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但如果跳出現收現付的框架來看養老問題呢?現收現付不過是操作的模式，須知促成事物的直接原因并不等于根本原因，人口老齡化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根本來源上看，退休之后的工人所拿到的養老金都是他或她年輕時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其他階級的恩賜。社會養老金本來就是社會總剩余產品的一項必要的扣除，或者視為勞動力價值的一部分也并無不當。作為勞動的回報，養老金理應足額給付;如果一個社會的養老金發生不足，實際上就表示原來的養老金被挪作他用了。更直白地說，就是這個社會剝削率太高，把養老金都剝削走了——那它被剝削去了哪里?對于一個連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而言，剩余產品的主要用途就是積累，也就是說養老金被資本家挪作再投資的資金了。可見，所謂養老金不足的問題本質上是積累基金擠占社保基金，是一個由過度積累導致的問題。

圖片來源：銀發心理科普知識推廣

　　在這個前提下再來看人口老齡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比較清楚了。人口老齡化的負擔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不能只讓幾億工人貢獻廉價勞動力而不給他們養老。當幾億中國工人尚屬年輕的時候，這個數量龐大的產業后備軍使得他們的工資和社保基金被壓到了一個很低的水平。這就形成了大規模的剩余價值，既輸送給國內的資本，也輸送給國際的資本;既形成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也成為劇烈貧富分化的源頭——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而當這幾億工人階級年老，亦或遭遇工傷和疾病的時候，高速增長的經濟卻沒有足夠的社保基金對他們進行保障。他們只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一波韭菜，在被割去了青春之后，剩下的部分是要爛在土里的。 

　　社保的歷史欠賬

　　最后還要說明造成當前社保基金不足的另一大原因，也就是歷史欠賬問題。中國現行社保制度雖然明面上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實際上依然是現收現付制，個人賬戶(為自己未來養老做積累)積累的資金基本上已挪用于統籌支出，形成空賬(賬面上有那么多錢，其實沒有)。為什么個人賬戶里的資金要被挪出來?這實際上是由世紀之交的國企改制引起的。國企改制造成超過2000萬人下崗，這部分工人的養老在舊體制下本該由企業主要負擔;但企業已經被改掉了，于是就在新的社保體制下由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負擔。問題是在這個新體制中，社保基金并不存在對應國企老工人的社保基金積累。為保證社保基金支出，就不得不動用新工人的個人賬戶部分，于是形成后者個人賬戶的空賬。事實上，養老金繳費率主要就是考慮到歷史欠賬的規模而制定的。根據統計數字，2013年我國養老金個人賬戶空賬大概為2.6萬億元(數據引自鄭秉文：《中國養老改革之我見》)。

　　與之前的分析一樣的道理，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這是新工人在養老工人。老工人的養老金是他們年輕時創造的。事實上，國企下崗工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部分養老金的補償是遠遠不夠的。造成這種假象的原因在于老工人的養老金積累隨著國企改制一起被改掉了，事實上形成了一小部分人原始積累的來源之一。所以用“歷史欠賬”來指稱這個問題是很恰當的，只不過債務人究竟是誰，是不太說得清楚的。

國企改制中的下崗工人難以再就業　圖片來源：新浪博客 

　　尾論

　　為什么我們說基本養老金的問題可以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的特點以及其中蘊含的矛盾呢?因為養老金問題直接涉及到了中國經濟中最重要的三角關系：勞工、資本和國家。

　　首先，我們說養老金問題是中國經濟過度積累的后果之一。按道理，積累是為了將來更多的消費，現在提高生產能力是為了以后生產更多消費品。但對一個存在階級矛盾的社會而言卻不是這樣簡單，積累擠占消費的現象會固化為一種制度，為追逐利潤而非提高生活水平而服務。事實上在計劃經濟年代，出于工業化趕超戰略的考慮，中國就存在積累基金擠占消費基金的情況，這是由落后國家的國情決定的。但是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工業積累對農業剩余和工人消費基金的擠占在到達一定時期之后就應該開始反哺，比如利用更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提供更廉價的農業機械、生活用品等。

社保繳費大廳　圖片來源：網絡

　　但所謂反哺的實現是有制度前提的，即社會剩余的支配權應該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公有經濟手中，并且工農群眾需要對公有經濟具備一定的掌控力以防止其發生異化。相反，如果社會剩余主要掌握在私有資本手中，它就首先要滿足資本不斷增殖的渴望，就必須為了利潤和資本積累犧牲工人消費。對資本而言，社保當然不是一種福利，而是成本和負擔。再回到社會基金的問題，我們發現如果既要給民營企業減負，又要至少保證社保基金的收支可持續，最后能想到的辦法就是社保基金入股國有企業。可見，所謂“反哺”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賴公有經濟的。但是這種作用在實踐中究竟能達到什么程度，就是另外一個直接關乎公有制經濟性質、工農群眾對其掌控程度的問題了。

　　其次，透過養老金問題我們也能看到，中國的高速增長(過度積累)是以很多非正規制度為基礎的。企業大規模地普遍性地犧牲勞動者合法權益來獲取利潤，游走在法律邊緣，這種依賴非正規制度的積累體制會積攢相當多的矛盾，進而越來越表現出對正規化制度的訴求。我們從近年來勞資沖突的緊張化，以及集體行動中工人不斷升級的利益訴求(從討薪、補繳社保到漲工資，再到組建工會)中可見一斑。這些正規化的努力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必定都會面臨極大的阻力;而不同主體的力量博弈將會決定中國企業用工制度、勞動者權益保障水平的未來走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