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深圳和廣州的宗教活動的考察

　　二零一八年夏天，我參加了美國亞洲聯合會組織的香港，深圳，廣州，印度的宗教與社會的考察學習活動。這個活動一共二十一天。第一站是香港，第二站是深圳，第三站是廣州。第四站是印度。

　　我以前到過香港兩次。一次是到香港參美國中國歷史學會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學術會議。第二次是參加美國富布萊特基金贊助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參觀考察活動。當時我是十五個美國教授中的一位。我們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廈門，汕頭，東莞考察了二十多天。那一次，主要是考察當地的工業活動為主，去的地方都是工廠和學校。這次我們住在香港大學，除了聽課外，每天有一個香港大學的研究生，帶我們去各種宗教場所去參觀，感受，當地的宗教活動。因為這個緣故，這次對香港社會的了解比以往多一些。

香港的宗教多元化

　　香港宗教教派非常多元。我們參觀的第一個宗教場所，就是位于香港中環的圣保羅大教堂。這座大教堂的是香港華人基督教團體跟香港殖民當局協商獲得土地，于一九零九年建成的。教堂的建筑很宏偉。我們先跟一個退休白人老牧師進行了交流。這個白人牧師大概有八十多歲。已經退休，現在被教堂聘來整理教堂的檔案。他八十年代初就到中國的南京活動，在那個時候就跟我們這次的活動的組織者格蘭夏偉相識。所以這次就理所當然的請他給我們介紹圣保羅大教堂的歷史。圣保羅大教堂是香港的地標性建筑，所處位置優越。所以信眾很多。來做禮拜的人，有幾千人。同時有英文和漢文的布道。

　　在檔案館跟那個退休的白人談過后，我們又來到教堂，聽教堂的林牧師講解教堂的歷史。林牧師已經過了退休年齡。一般人六十退休，香港的教會允許牧師工作到七十。他給我們講了教堂的建筑風格，歷次擴建的情況，資金來源等。還贈送我們每人一冊印刷精美的圣保羅大教堂的畫冊。因為書很重，我們還要旅行就留在了香港大學的宿舍里了。

　　我們參觀的第二個宗教場所是一家印度教的會所。這個會所在一個不起眼的居民樓的五層。原先曾經是一個小餐館。現在改建成一個宗教場所。我們乘坐電梯到達后，看到里面有兩個年長的印度婦女在用鮮花編制花環。他們崇拜的神是印度教的女神科瑞斯那，每天晚上的禮拜，要給女神換上新的花環和新的衣服。他們說女神工作了一天也需要換衣服，休息。墻上掛著關于科瑞斯那小的時候的繪畫，還有她跟姐姐，情人在一起的畫像。還有顯示科瑞斯那神通的畫像。還有一個七十多歲印度男子的照片。據說這個男人就是這個教派的創始人。他本來和常人一樣，結婚生子。但五十多歲的時候得道，離家創辦了這個教派。他本人在世界各地傳教，他的信徒在世界各地創辦他的會所。很像今天的跨國公司。

　　我們參觀的這個會所的主角，是兩個中國香港女人，一個中國香港男人，一個澳大利亞男人。兩個中國香港女人的穿戴都是印度女人的服飾，額頭上點著紅點。那個年長一點的女人有四十多歲，年輕一點的有三十多歲的樣子。兩人都是醫生，每天除了在醫院上班，所有時間都在會所里。那個中國香港男人，有四十多歲，他的職業是記者。除了工作外，也是每天在會所里拜神。他的穿戴跟印度男人的穿戴一樣，一塊白布圍在腰上，額頭上也點著紅點。他會敲印度鼓，拜神的時候，他是鼓手，一面跳，一面擊鼓。那個澳大利亞男人，個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穿戴也是印度男人的打扮，額頭也有紅點。他說他出生時是基督教徒。但他的媽媽離婚后，改信印度教，也把他帶進了教。他長大后離開了澳大利亞。他有一個碩士學位，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補課老師。除了教課外，他大部分時間也是在會所里。

　　那兩個中國香港女人給我們詳細講解了她們入教的經過。那個年紀大一點的女人說，因為家庭的原因，她本來信佛教。在醫院的工作壓力很大，現代生活的節奏很快。她便想從宗教中尋找解脫。后來她的一個同事，邀請她去印度旅游，她跟位這同事去參加印度教的法事，她一下就改信了克瑞師那。她并沒有講清楚，她為什么信了克瑞師那。信克瑞師那讓她得到了什么?她只是說她現在生活的很好。我問她結婚了沒有?丈夫是否也信克瑞斯那?她說丈夫不信。只她一個人信。我問她她天天到會所里來，丈夫不在意嗎。她說她不在乎。

　　我從來不知道中國人有信印度教的。這三個中國人讓我開了眼界。而且據他們講，他們這一教派，在中國廣州，北京，西安，廣西等地，還有分支。有些地方的中國年輕人開始舉辦印度教結婚儀式等等。看來，在中國目前這種社會大氣候下，印度教在中國的傳播還是有社會基礎的。

　　參觀完了印度教的這家會所，我們去參觀了香港最大的一個伊斯蘭教清真寺。這家清真寺位于九龍。是一家很大的清真寺。有三層樓高。一樓是用餐的地方。二樓是祈禱的地方。地上鋪著漂亮的地毯。地毯由不同的顏色的圖案把地面分成一行行，一排排。祈禱的人按行按排的跪下祈禱，三樓是女人禮拜的地方。

　　給我們介紹情況的是一個年輕人。他說他是這個清真寺里領著祈禱的人。他是巴基斯坦伊斯坦堡大學的畢業生。上學的時候學的就是可蘭經。他說他能把九百多頁的可蘭經從頭到尾的背下來。他穿著伊斯蘭的白色長袍，人長得很秀氣。就是有點弱不禁風的樣子。好像沒有睡醒一樣。我們進入大廳的時候，有幾個人在墻角躺著睡覺。可能他覺得不雅觀，就走過去把這些踢醒。那些人都不情愿的坐了起來。他跟我們說，領著祈禱的人不是阿訇，任何人都可以領著祈禱。他講的時候，有人在用吸塵器在吸塵，聲音很大。我們聽不清他講的話。他示意讓打掃衛生的人關掉吸塵器。但人家不予理睬。可見他在這里沒有什么威嚴。

　　這個年輕人口才不錯。跟我們細心的講解伊斯蘭的信仰。為什么一天要五次祈禱。以及他們的經費是哪里來的等等問題。據他說，維持這個清真寺費用，主要來自信眾的捐款。

　　關于世界上有好多所謂的恐怖分子信仰伊斯蘭教的問題。這位年輕人說他不否認有些恐怖分子信伊斯蘭教。但就像一個家庭父子十幾人，不能因為出了一個壞人，就把這家人都說成是壞人。恐怖分子跟伊斯蘭教沒有根本的關聯。中東地區因為生產世界工業的糧食石油，所以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世界上的大國，特別是美蘇兩國長期在中東互掐。蘇聯解體后，美國更是加緊了干涉中東事務。美國入侵伊拉克，把本來平靜的伊拉克搞得個雞飛狗跳，民不聊生。我的一個美國同事就曾說，如果任何別的國家敢入侵美國，他也會是恐怖分子。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因為擁有別人眼紅的石油，日子過不安穩。敘利亞，利比亞，本來日子過得好好的。被西方國家一攪和，便成了無家可歸的，人人宰割世界難民.

　　據這位引領祈禱的年輕人說，香港有二十多萬伊斯蘭教信眾，做禮拜的清真寺有七處。這些穆斯林來自世界各地。巴基斯坦，印度，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中東一些國家。香港最早的清真寺，就是上個世紀的二十年，印度穆斯林跟香港殖民當局批地建造的。

　　我們還參觀了道房山基督教中心，道房山建于1930年代。創始人人是挪威傳教士瑞曬特。他早期在中國湖南傳教。后來在香港買下了道房山，建了這座基督教中心。這個基督教中心的特點是它的建筑風格有東方建筑的元素，它的禮拜堂，不像傳統的西方教堂，而像中國的天壇式的建筑，內部是圓頂立柱，墻上掛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話和對聯。瑞曬特起初設想是向中國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傳教，所以盡可能在建筑風格，傳教風格中揉進東方的色彩。道房山在香港也算是一個很高的山。當年瑞曬特買下這座山，算是一個很好的投資。今天除了山頂的房子和教堂，其他的地都租出去了。聽中心負責人講，租金是中心的重要收入。香港大學的宗教系主任說，道房山近幾年不景氣。他們還能維持下去的原因，就是靠地租，房租的收入。

　　這個基督教中心每年有幾個大陸來的訪問學者。有一個是社科院宗教所的研究員，一位內蒙的學者和一位溫州的學者。溫州來的那位和社科院的學者是研究基督教的。內蒙那位學者是研究東正教的。他們都是來香港進行三個月的學術交流。就在這個基督教中心吃住。這個基督教中心，并沒有什么可以做研究的地方。我想主要是提供吃住的便利而已。但這個地方的交通很不方便，出入只能靠出租車。我們進山是租了一輛中巴。那輛中巴把我們送上山，晚上八點又回來接的我們。

　　社科院宗教所的那個人給我們作了一個關于中國宗教的講座。他主要講了習近平上臺這幾年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他的英語不是很流暢。他的大意是中國的民間的基督教發展很快。各地形形色色的家庭教會很多。中國政府在習近平執政這幾年，對宗教活動的管理開始收緊。他演講的語氣和用詞，很像是基督徒。但他講完后，我問他是否是基督徒，他一口否認。

　　我們還去參觀了尚善真道觀。這是五十年代由一幫大陸來香港的人建起來的。這些年逐漸擴大。我們去參觀的這一天，道觀里正在做法事。一群七八十歲的老太太，穿著道家的服飾，舉著各種道家儀仗在觀里來回的走動。三十五度以上的高溫，十幾個老太太全幅道裝，道帽，在院子里敲著法器，走來走去。十幾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看上去年輕一些，大概四五十歲的樣子，其他都有六七十歲，有一個老者得有八十歲的樣子。他們的大殿里供著傳統的道家的神祇的塑像。她們在大殿里做完祈禱，就到外面走一圈。休息一下，又周來復試的走一遭。像其他道觀一樣，這里面有商店，出售道家的法物，香火用品，勸人為善的印刷品。我們作為客人，道觀里里的負責人送我們每人一套道家的印刷品。

　　據說我們是唯一來訪過的大學教授，所以道觀里的五六個管理人員，兩個女的，三個男的，都全體出場接待我們。我們被請進觀里唯一一個有冷氣的客廳，他們還準備了豐盛的食物，給我們講解道觀的歷史，和道觀提供的法事服務和各種各樣的慈善活動。他們還開發了一座很大的住宅樓，收房租來維持道觀的開支。看來這個道觀的經濟來源很雄厚。

　　這個道觀還做扶乩活動。他們還專為我們演示了一場。扶乩活動在大陸早就消失，只能在古書里見到。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記述不少。扶乩是在一個很大的大廳里舉行。扶乩前，道觀的主事讓每個人要平心靜氣，然后焚香拜神。在神像前有一個沙盤。道觀的主事介紹說，別的地方扶乩就用一根木棍，而他們用的是一個非常精巧的用高級木材和象牙制作的有分叉的用具。扶乩是由三個人完成的。一個老年女人站在沙盤前，兩手放在執乩桿的兩端，雙眼微閉，推動乩桿在沙盤上不停的滑動。一個年長的男人根據乩桿畫出的符號，說出意思。另外一位老年女人則再把年長男人讀出的話寫到紙上。

　　這種扶乩是預告兇吉的和前程的。所以，他們先問我們想問什么。因為我們要去印度。就問了去印度的旅行情況。那個女人推著乩桿在沙盤上畫了有半個小時。寫下來的文字有兩張紙，說我們到印度，要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注意安全，不要跟當地人吵架等等，很像中國的老人囑咐孩子的那些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不像紀曉嵐的書里記載的那樣，某個神附身，給出一首詩，或一個箴言，讓讀者去揣摩意思。香港至今有人信這種東西，真是不可思議。很少聽說中國大陸人信這個了。

　　我們在香港還參觀了一家佛教的廟。這家叫做真佛宗的教派，在一個大樓里租了幾百平方米的面積。墻上掛著廟主夫婦的像，廟里的人稱之為師尊，師母。神臺上供著師尊的金身塑像，和各種各樣的跟師尊有關的法物，和各種各樣的貢品。廟里有五六個年輕的尼姑。看上去都是大學生的年紀，穿著灰色的佛裝，光頭。據他們說，廟里有十幾個尼姑。其中五六個住在廟里。

　　廟里有賣香火，和其他佛教常用的物件的商店。不斷有香客進來買香火等物品。那些人買了香火，就到塑像前上香，磕頭。這個真佛宗的創始人叫盧勝彥。是臺灣雷藏寺的主持。常駐美國西雅圖。從照片上看，也就是四十多歲的樣子。他能在香港繁華區域買下這么大的場地，說明他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廟外的墻上清楚的注明，這個廟宇是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多少年前，我參觀美國的著名傳教士威廉格雷姆在我們大學旁邊建造的巨大的，占地幾千英畝的大莊園和教堂時，就曾感慨，世界上沒有比傳教更好的買賣。不用交稅，不需要制造任何產品。只需要用三寸不爛之舌，讓信眾把錢甘心情愿交出來就可以。這些年，臺灣的電信騙子變換花樣欺騙中國大陸人，中國香港人。我就想，這些電信騙子，為什么要冒著被抓的風險。多開幾家這樣那樣的佛廟，風險不是要小得多嗎。

　　在香港的參觀結束后，我們又到了深圳參觀。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在深圳住了十多年的美國人Mark。他在深圳開了一家幫助別人提升領導能力的公司。跟我們的香港組織者合作過多次。Mark和他的馬來西亞華人女朋友，帶我們看了深圳的市容，各種各樣的高層建筑，也看了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是一個叫瑪麗安的美國女博士帶領我們參觀的。這個瑪麗安是社會學博士。在深圳住了很多年。她穿戴很樸素。她領我們參觀的風格也很獨特。她不許我們問問題。大家只能跟著她走。她自己也不說話。到了一個景點，她就會站住。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照相。五分鐘后，她會把手舉起來，然后又往前走。深圳的這個城中村。就是農民自己蓋的房子，租給來深圳打工者住的。沒有什么街道，就是以前村子里的小胡同。農民自己在原先的舊房子上蓋了高層。我們跟著瑪麗安漫無目標的走了近一個小時，對這個城中村，有了一點感受。然后來到一條街道。這條街道上，有三家美國人開的啤酒店。有一個美國人賣進口的啤酒。有一個賣自己店里生產的啤酒。還有一個是賣國內各種啤酒。我們在賣中國啤酒的那家店里坐下，Mark的女朋友買了很多啤酒。瑪麗安講了深圳發展的歷史。沒有什么新意。無非是深圳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個破舊的漁村。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改革，讓深圳大發展，超過了香港。農民都賺了錢，成了包租公等等。

　　深圳的吃住，大環境都比香港好。我們在深圳住的比香港好。吃的也比香港好多了。在香港八天，大部分時間是在廟里蹭飯吃，住的也跟學生宿舍差不多。而在深圳都是住在星級賓館里，吃的都是大餐了，盡管每天的費用是一樣的。深圳的公交車全是電動的，有好多出租車也是電動的。深圳的房子也比香港便宜好多。Mark對深圳的發展非常稱許，對深圳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他對自己早年離開香港，來深圳發展的決定尤其感到選自豪。他說他的美國同事朋友，在香港還是租房住，而他早有了自己的房子。中國還有很多人向往香港，去香港購物，游玩。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香港的擁擠，香港人的不友好，香港的高物價，每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問香港人路，跟他們說普通話，他們搖頭，跟他們說英語，他們搖頭。香港大學小的很。樓一個挨著一個，但里面很亂。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外來的人很不好找。問當地人路，很難得到幫助。不知道他們是真不懂普通話和英語，還是故意的。

　　我們在深圳參觀了一個大教堂。我們星期天一早就搭車到了這家教堂。據說這是深圳最大的教堂。四層高，還有地下室。我們到達的時候，里面已經坐滿了人。我們被安排到了四樓。但已經沒有了位子。我們就只好坐在地上。牧師在用中文布道，那些美國人根本聽不懂。但他們都老實的坐在那里。我坐了一會就溜了出來。四周參觀了這座大教堂。周圍有很多公安維持秩序。每一層都坐滿了人。里面至少有一萬人的樣子。我在外面還看到有人陸陸續續的來。據Mark說，這家教堂是由市政府出資兩億元建造的。

　　我們結束了在深圳的參觀，乘車去廣州，順路還去荔枝園去采摘荔枝。Mark和他的女朋友很喜歡荔枝，一直說，一年當中只有短短幾個星期的季節。讓大家多吃。我們到了廣州，參觀了一家祠堂，和南越國的遺址。我們還參觀了著名的陳家祠堂。陳家祠堂我以前已經看過多次。是廣州市保存比較完好的祠堂。廣東的家族祠堂都保護的比較好。在北方，山東，河南，河北，包括安徽，家族宗族祠堂都比較少見了。端午節那天，我們到廣州城外的一個郊區去參觀龍舟比賽，順便參觀了這個村子的宗族祠堂。郭氏，陳氏，王氏，都排在一起，面積不大，可能就是逢年過節祭祖的地方。這樣的場所在北方就比較少了。祭祖才是中國的真正傳統。

　　在廣州的時候，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吳克平教授給我們做了”江蘇南部的城鎮化和宗教擴展”的報告。據吳教授的研究，許多地方官員熱衷建教堂，道觀和佛寺。蘇州市政府投資二十億元建設宗教場所。城市搞拆遷，許多以前的舊祠堂被拆掉。政府建立新的廟宇。以前家廟的神祇要放進去的話，就需要出錢，如果不出錢。他們的神祇就不能放進去，就會被毀掉。

　　為了還原被拆掉的寺廟，宗族祠堂等等。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學系在對廣州的舊寺廟建數字網站。把廟里的神祇，碑文，建筑等等都拍照，放到到網上去。將來即使這些廟宇不存在了。可以在網上看到這些以前宗教場所的存在情況。

對中國宗教活動發展的看法

　　這次活動的兩位組織者，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的宗教生活》的書。并以此申請了美國基金會的錢組織了這次活動。我們到了香港后，就由香港大學宗教學系主任，也是那本書的編者之一，大衛帕莫給我們講中國宗教的概況。這本書各個章節的作者，大部分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主要是美籍學者，一個加籍學者，還有幾個中國香港人學者。這些在香港的學者，都來給我們講了他們對中國宗教的看法，每個人講三十多分鐘。

　　他們認為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宗教，傳統文化的復興期。溫州，深圳，廣州，還有廣大的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大量的基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拔地而起，信教的民眾的人數在快速增長，許多地方，特別是農村地區，各種各樣的廟宇，各種各樣的祠堂，在不斷的出現。許多地方有錢的商人，官員出資建教堂，建設各種各樣的廟宇等等。城里和鄉下都有許多出家人，和各種各樣的居士等等。在這些研究宗教的中西香港學者看來，中國社會正在出現一場宗教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大復興。

　　這些學者教授好多本身就是基督徒，佛教徒，其中一個是拜哈依教的信徒。他們把中國的宗教活動的多元化，和宗教勢力的上升，看作是一個純粹的好事情，一點不奇怪。因為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好是壞，他們并不關心。我本人是不信任何宗教的。我對中國宗教這幾年的亂象，是很擔心的。我見過曾是解放軍團級干部的居士。他本來在石家莊服役。但他迷上了佛教，沒有跟妻子女兒商議，就退伍了。他跟妻子說他退役到北京工作了。每月仍給他的妻子寄錢。但他實際上在一個廟里做居士。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佛像前打坐。跟他在一起的還有另外一個男子，以前跟妻子開一家超市，信了佛教后，超市不開了。夫妻倆都做了居士，不過在不同的地方。

　　在我的山東老家，一個黑社會頭子，年輕時打打殺殺，賺夠了錢之后，開始搞房地產開發。賺了大量的錢后，開始信佛了。他買下一座山，在山上修了佛殿，還給她去世的媽媽塑了一座金身塑像，遠遠就可以看到。也不知道，他怎樣買通地方政府允許他這樣做。他在自己開發的房地產項目的旁邊蓋了馬神廟，三官廟，龍王廟等。

　　我老家的政府搞拆遷，搞老城改造。把農民的傳統四合院農居，改造成三四層的高層樓房，在新的城區規劃中，特地加蓋了老城墻，在最顯要的位置，蓋上一座基督教教堂。不知道這種商業規劃是否需要有關部門的批準，或者當地居民的同意。我跟當地居民談過，沒有人知道為什么要建一個教堂，是什么人的主意。

　　現在基層信教的人越來越多，有政府官員，學校的教師，下崗工人，退休人員。共產黨人本來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但現在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干部信教的越來越多。好多黨的領導干部，為了升官發財，求神拜佛，大廟里的頭柱香，好多都是當地領導干部去燒的。還有貪官污吏，為了逃脫被抓的命運，求神拜佛，請風水師出主意。毛澤東主席曾經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根本。中國共產黨如果失去了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如果作為領導中國事業的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墮落到求神拜佛的境地，那么中國的未來就真正堪憂了。

　　中國主要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沒有西方和印度那種意義上的宗教傳統。中國共產黨也是無神論者。西方的基督教和印度教都是靠恐嚇信眾傳世的。我剛美國留學的時候，選了一門美國思想史課。里面講到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傳教士宣教都是嚇人的語言，“上帝已經對你們忍無可忍了，隨時準備把你們丟到地獄火中去焚燒，“諸如此類的恐嚇，就是一小部分宗教精英，對大多數信眾的壓迫。這跟中國儒家，道家的文化傳統中的教化，和毛澤東時代的開群眾大會，把政府政策念給老百姓聽，組織老百姓討論政府的政策等完全不同。我認為中華民族能夠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成為唯一一個延續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文化，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能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中國發展成今天的強大國家，也跟中國共產黨的無神論信仰有很大的關系。

　　在海外生活三十多年，遇到向我傳教的不計其數，他們的說教簡直是荒唐。去新加坡留學的時候，新加坡的同學請我和一個中國同學去他們的教堂。我們是本著了解一下的心情去的。但到了教堂，那個華人傳教士在教堂宣傳上帝的偉大：給我們造一個口可以吃飯，給我們造一個屁眼可以排便。你看上帝多偉大!然后就讓我們站起來，接受基督，接受洗禮。他們幾千人站在那里鼓掌，想讓我們站起來。但在我們看來，這信仰也太荒唐了，太隨意了!我和我的那位中國同學，不為所動，任他們鼓掌，他們鼓掌累了，也就放棄了。

　　來美國后，遇到的傳教人士就更多了。有一次在薩姆俱樂部買東西，一個上貨員過來跟我說他要拯救我。我說你怎么拯救?你憑什么拯救，我為什么不能拯救我自己?他說他憑基督，憑上帝。我說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沒有基督。他說在哪里。我說在中國，一個人口最大，延續歷史最久的國家。他馬上問我是干什么的，我說我是大學教授。他馬上說他能不能旁聽我的課，錄音。我說可以，沒有問題。我說你的信仰不夠堅定，我兩句話就讓你動搖了。這個人跟我成了朋友，再也不向我傳教了。每次見面，都要跟我聊幾句。

　　我的一個同事，經常請我一起去釣魚。久而久之，成了好朋友。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老婆跟人跑了，自己一個人過。他把一切都寄托在基督身上。他經常對我傳教。出于禮貌，我沒有反駁他。但有一天，他說我應該擁抱基督，要不然要下地獄。這一下激發了我的犟脾氣。我說按照你的理論，我的列祖列宗都下地獄了。我是跟你上天堂呢，還是應該下地獄找我的祖先。他馬上道歉，并說自己從沒想過這個問題。打那以后，他再也沒有向我傳過教。

　　我有一個非常單純的學生，也是一個比較較真的學生。有一次，我上課講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我從芝加哥到北卡應聘，芝加哥冰天雪地。到了北卡下了飛機，感覺有華氏80度的樣子，穿一件襯衣就可以了。沒想到第二天，他上課告訴我，他查了天氣預報檔案，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的天氣是華氏六十度，不是八十度。我只好說，我說的是感覺像八十度，并不是說就是八十度。有這樣的學生在班上，逼著教授講話要嚴謹。

　　就是這樣一個學生，有一天到我辦公室來求救。他說他有一個多月睡不著覺了。問他為什么，他說他看了一本《地獄三分鐘》的書，按照那本書的理論他死后要下地獄，因為他沒有按照圣經的方式生活。我說你不用擔心。按照他們的說法，我也會下地獄的。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一聽高興的跳了起來，說有你作伴，我不怕了，高興的走了。

　　可是兩天后，他又回來了。說他跟一個朋友去了一家洗禮會教堂。他問那個牧師有沒有地獄。那個牧師說，當然有，就是給你這樣的不聽上帝話的人準備的。他又陷于恐懼之中。我說你再去問一下我們學校的牧師。看他怎么說。我們學校的牧師問他，如果他有能力把人送進地獄，他會不會送。他說不會。牧師然后問他，連你都不會送人下地獄，基督會嗎?如果基督是送人下地獄的人，我們有必要信他嗎?他回來感謝我，說我讓他從恐懼中解放出來。人們不應該生活在恐懼之中，尤其是毫無來由的恐懼。而且這些恐懼是被少數人壟斷的，對任何一個國家，人群都是不健康的。

　　在香港，為我們帶路的那位香港大學的宗教系的碩士畢業生，尚沒找到工作，正在考慮讀另一個跟宗教有關的碩士學位，就是佛學的碩士學位。據香港宗教系的系主任講，現在教佛學的教授，財源滾滾。好多富有的佛學機構，寺廟，愿意高價請他們去從事講課之類的法事活動。我想香港大學的那個碩士生覺得自己的宗教系碩士學位不管用，所以還有再讀一個有點實用價值的碩士學位的原因，可能也是考慮到這個因素。

　　香港大學宗教系這位碩士畢業生，還經常去算命先生那里問前程。他提議我們幾個人也去算一下命。我是不信這一套的，就沒有去。但團里的其他美國人很想見識一下香港的算命先生，就跟他去了。據去的同事說，那個算命先生不收錢，讓前來問卜的人自愿捐錢。算命先生說能知道來算命人的以前的經歷和今后的命運。一個美國教授讓他算了一下自己是干什么的，都干過什么，有幾個孩子等等。結果那個人什么也沒有猜對。現代的香港人，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人，還信這些早就過時的玩意，跟香港所謂的現代化的大都市太不相稱。

中國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人的歧視

　　中國大陸人被中國香港人歧視，大部分到過中國香港的中國大陸人都有切身的感受。特別是那些只會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人。很多中國香港人一聽是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人，就表示聽不懂對方的話，他們可能是真聽不懂，也可能是裝聽不懂，公交車司機，出租車司機說聽不懂，能把只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人氣死。但這是香港，你沒辦法。香港經濟的發展，是靠中國大陸發展起來的。早年西方對中國封鎖制裁的時候，香港靠往中國大陸走私，靠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后來，中國改革開放，好多高級中國大陸人跑到香港置業，利用香港免稅自由港的優勢，進行經營活動，或灰色商業活動。許多大陸中國人跑到香港去購買一些在大陸買不到的外國貨。把香港的經濟給拉動起來。但香港地狹人多，沒有什么工業，連飲用的水，和大部分的食品都是靠中國大陸提供的。中國香港人的優越感，實際上是被中國大陸人和中國政府給慣出來的。

中國政府必須維護中國法律的尊嚴

　　中國政府的法律，一直是禁止外國人到中國來傳教的。但好多外國人仍然不顧中國的政府的禁令，仍然以各種名義到中國傳教。我曾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見到以教外語為名的傳教士。我問她在美國是干什么的。她說她在美國無家可歸。我問她知不知道中國政府不允許傳教，她說她知道。并說：他們有政策，我們有對策。就這樣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在中國校園里公然傳教，身后有十幾個中國女大學生跟著。她說這些女學生都是她的干女兒。

　　美國和西方的所謂“宗教自由”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宗教自由應該包括不信宗教的自由。世界上很少有人選擇自己的宗教，大部分人的宗教都是從父母，家庭那里繼承來的。美國和西方的傳教士，編出一些天堂和地獄的鬼話，哄騙那些無知，沒有能力辨別這些謊話的人上當。誰能證明上帝的存在，天堂的存在，地獄的存在?如果上帝像傳教士說得那樣能力無限，那樣博愛，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有這么多的天災人禍?為什么世界上會有這么多大罪惡，為什么會有有這么多壞人?上帝如果真能保佑信他的人，為什么天災降臨的時候，信基督與不信的人的命運是一樣的?如果上帝沒有能力拯救人類，說明他并不是像傳教士說得那樣強大，人類為什么要信他。如果上帝有能力，而不愿免除人類與苦難，那人們為什么要信他。

　　傳教士的騙人，跟那些詐騙犯的騙人，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以虛假的信息來騙人上當，騙人錢財。政府有義務，有責任阻止詐騙犯騙人。政府也有責任阻止傳教士騙人。傳教士，有什么權利說我們的列祖列宗都下了地獄?他們這樣說難道不是一種種族歧視，一種污蔑?我們為什么要容忍這樣的文化歧視，這樣的污蔑。

　　我們的先人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是說天地對天地萬物一視同仁。這比基督教的鬼話要高明多少倍。是被現代科學所證明了的。天上沒有神仙，海里沒有龍王。人要自強不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中華民族是創造出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精衛填海，這樣的神話的民族，是一個敢于與天地奮斗，自強不息的民族。

　　中國共產黨應該堅定自己的無神論的宗旨，應該理直氣壯的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中國人民。我們是一個不信神，不信邪，頂天立地的民族。同時中國政府，中國的知識階層，要總結我們中國近代歷史，總結西方傳教士妄圖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的歷史教訓。中國政府要加強基層組織，基層社區的建設。人民政府要重新提倡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傳統。基層干部要到人民中間去，要為人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要加強黨在基層群眾中對經濟生產工作的領導力和凝聚力，慢慢組織人民進行糧食和蔬菜的生產。自給自足，提高食品安全。讓人民吃上最好的，最安全的食品。要提高糧食，蔬菜，肉蛋等副食品的價格，要讓農民的收入，跟其他行業的一樣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只有有了真正的公平正義，我們才能有一個真正和諧平安的社會。

　　食品安全應該是全民的事情。必須讓全國人民認識到農業的重要性。全國的大中小學，要重新提出學農學工的口號。要讓每一個人都學一點農業知識。高中畢業生，應該有組織的到農村去學農兩年。然后再上大學。全國各行各業的人，凡是有條件的，都應該分批參加短期農業生產。農忙季節，要有更多的人參加支農的農業勞動。大家一起來保證糧食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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