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精英更需要教育
作者：高昱
隨著精英統治型社會的崛起，專家們的地位優勢瓦解了平等的溝通，值得警惕的是，他們控制下的話語權很可能歪曲常識，遮蔽對公共價值和政策取向的討論，最終引向新的集權和專制。
沒有什么是容易的，但最難的是改變一個人。
在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1989年底感慨“中國改革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之時，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是不以為然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誰教育誰啊？
17年后的今天，這些當年有著某種共同性的知識分子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身份和思想分化。在強大無匹的商業化浪潮中，多數人重新找到了自己作為一個經濟人的社會定位，他們其中的相當一部分成為社會精英，擁有了教育、影響乃至指揮別人的權力和責任，大概會更明白偉人當年的深意。舉個大眾化一些的例子，湖南衛視“超級女生”杭州賽區比賽中，當擁有相當專業水準的孫聞雍、郝菲爾、朱雅瓊等先后因為短信票數過少走上PK臺，并先后被31位大眾評委投票“逐走”，而聲線單薄的漂亮雙胞胎組合卻榮登冠軍，在場評委和相當多電視機前的觀眾恐怕都會油然而生一種無奈：“音樂教育真失敗啊。”
張維迎說出那句“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舉座皆驚。人們無法相信這種赤裸裸的反民主言論出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智囊機構“體改所”的先鋒人物、1990年代游學歐美的海歸教授、進入2000年以來最為媒體和企業家追捧的著名市場派經濟學家。然而，這確實是一大批精英人士或明或暗的心理共識：民主當然好，但民粹是愚蠢的，因為大眾——尤其是中國大眾——無知而盲從，因此在將他們教育為“合格公民”之前，需要專業精英像“訓政”一樣指揮社會發展，由政治、學術和社會精英決定是非對錯，確定價值標準，拿出公共政策，指引方向，蕓蕓大眾只需要跟著走就夠了，否則整個社會將陷入低能、混亂和低效之中，“耽誤正事”。有意思的是，持類似觀點的精英人士可能分屬官產學媒不同職業，甚至分屬右翼的“自由主義”或左翼的“威權主義”以及在朝的公務人員。
最近，我們又看到一個社會精英赤裸裸侵犯法治最基本常識的范例。受人尊敬的傳染病醫生鐘南山院士前不久手提電腦在廣州街頭被搶，報案之后，“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批示要求‘盡快破案’”，“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級別很高的專案組，組長直接由該分局局長承擔，廣州市公安局有兩位副局長親臨指導”，結果在10天之內把鐘院士的電腦完璧歸趙。被搶的電腦找回來了，這本是好事，但鐘院士卻說出一番話來：“廣州治安狀況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游民直接相關，偷竊與搶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員只有一水之隔。”因此鐘院士呼吁重新收容游民，他認為這就是“以人為本”：“在設計法律制度方面，我們應以什么人為本？就是應以好人為本，而不是以壞人為本，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
當孫志剛被掌握公權力的警察認作“一水之隔”的壞人而在收容所遭毒打致死，同處一座城市的鐘院士沒有像自己丟筆記本電腦那樣充滿感慨，按照他以上的邏輯，好人孫志剛只是對壞人嚴酷的過程中一個不可避免的犧牲品。這是法治在中國的悲哀，對中國人來說，除了科學與民主，法治是從西方文明拿來的最響亮的口號了，然而歷經20年法治建設和大規模普法，法治精神在中國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同。保護公民權利、制衡權力濫用和打擊犯罪、控制秩序這兩大任務之間，像鐘院士這樣的精英人士都毫不猶豫地后者，因為社會治安是現實而具體的，個人權利反倒成了抽象的概念。
“人民反對拉里，但如果對我這樣的人渣的合法權利都加以保護，那么你就永遠處在安全之中，因為我是最壞的。”臭名昭著的美國《風塵女郎》雜志出版商拉里·弗林特在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慷慨陳詞時，他最激烈的反對者都為之動容。而當那些呼吁廢除收容制度的人吶喊“對正義的饑渴，不能用非正義手段來解；實現社會公正，哪怕天塌下來”，我們的一些精英發表文章斥責他們“不懂老成謀國”，“容易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
我們原本認為“朕即真理”和背誦領袖最高指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隨著精英統治型社會的崛起，專家們的地位優勢瓦解了平等的溝通，值得警惕的是，他們控制下的話語權很可能歪曲常識，遮蔽對公共價值和政策取向的討論，最終引向新的集權和專制。讓我們記住一位名叫魔鬼教官的網友在其博客上寫的一段話：“一個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顯著的標志就是他們經常指責人民的落后。”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需要教育的是掌握有更多公共權力并被賦予重任的社會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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