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改革以來，住房、教育、醫療等服務于社會再生產的民生事業，逐漸成為壓在人們肩上的“三座大山”，而嘎措卻在國家支持與集體兜底的雙重保障之下，依托集體的力量，解決了民生難題。嘎措經驗是，在集體力所能及的范圍，民生事業相關產品都是公共產品而非商品，超出集體力所能及的范圍，嘎措依托集體經濟收支的分配與管理，通過抱團互助，抵御市場化給個人造成的高成本壓力，從而為身處藏北無人區的嘎措老百姓構筑起堅實的生計安全網，也讓嘎措在市場經濟洪流中仿佛是一個世外桃源。

　　一、“小康小康，房子也要小康嘛”

　　從雙湖縣向北行駛70多公里，在草原深處一個偌大的湛藍色湖泊附近，一排排整齊的藏式民房突然映入眼簾，這里便是嘎措鄉一村，也是鄉政府所在地。(見圖2-7)自20世紀70年代北遷至此，嘎措牧民白手起家，這里從原來沒有一個人、一間房，到如今已建成100多座庭院、100多個放牧點，以及倉庫、商店、醫院、學校、健身廣場、養老安置中心等公共設施和空間——好一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景象!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白瑪老書記就帶領牧民自己動手，建造房屋。盡管建成的都是土坯房，但嘎措牧民從此告別了常年風餐露宿的日子，開始了定居生活。雖然還有數十個放牧生產小組要逐水草而居，住在放牧點，但嘎措的兩個村莊還是群眾生產生活的大本營。留在村里的人，除了公職人員外，大都是老人、小孩、殘弱勞力，以及從事畜產品加工、運輸等其他工種的牧民。

　　2006年前后，西藏自治區啟動農牧民安居工程，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援建、西藏自治區建筑勘察設計院設計的藏式民房，分兩期于2007年、2008年先后落成，所有牧民都從原來的土坯房搬進了新的安居房。新房平均造價為每戶30萬元左右，除援建資金外，牧戶自籌10%，大約36 000元。考慮到當地高寒、大風、地震等自然災害多發，所有安居房統一設計為抗震混凝土結構，外加一層玻璃光棚，兼顧采光和取暖。室內則按人口多少分100平方米和82平方米兩種戶型，每戶加院落占地面積為200平方米左右。

　　當被問及嘎措為何能享受到安居工程時，冰酒書記略帶謙遜地表達了個人觀點：

　　感謝政府的援藏政策!一方面，嘎措鄉作為人民公社是一個亮點，得到了當時縣里珠曲書記等領導的重視;另一方面，嘎措鄉從(20世紀)90年代末在人均收入上就實現了小康，那小康小康，房子也要小康嘛。嘎措鄉人口和戶數少、組織性強，所以上級政府以小康示范村的名義啟動了嘎措鄉安居工程，這才有了嘎措鄉今天的新面貌。

　　我們從拉薩驅車趕往嘎措，一路也經過了一些相對發達和交通便利的牧村，但像嘎措這樣集中、整齊、統一的新式藏房并不多見。在嘎措，新增牧民想要建新房需要辦很多手續，選址建房需要經過村和鄉兩級同意，這么多年來，嘎措只出現過一兩戶私自亂建的牧民。如今，牧民們把過去的老房子用作倉庫或晾曬場，來存儲和風干牛羊肉等畜產品，可以說，這種集中安居不僅方便了牧民的生產生活，還大大節約了行政成本。比如要開一個國家政策宣傳會，其他鄉鎮要費很多工夫，宣傳人員要跑到分散的各個牧戶居住點才能宣傳到位，但嘎措吹個哨子就能在一兩個小時之內把大部分人集中起來。

　　二、因病致貧?不存在的

　　嘎措地處藏北羌塘與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之間，平均海拔4900米，自然環境惡劣，被稱為“生命禁區”。當地群眾說，舊社會的稅官到雙湖縣以南的班戈縣就止步不前了，他們形容那里是“天地相連的盡頭，背上背的叉子槍都能劃著天空咔嚓響”。[程云杰，唐召明.世界屋脊上堅守的游牧人家[J].中國西藏，2018(2)：29—31.]

　　高寒而閉塞的生存環境導致牧民容易患關節疾病，語言、精神等方面也容易出現問題，冰酒書記說：“高原疾病太多了!像關節疾病，在離鄉政府二三十公里的二村，從山上下坡的時候剛好能看到村莊全貌，早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大家會出來倒馬桶，你會看到好多都是殘疾的，拐來拐去，像企鵝一樣，那是最傷心的情景!”

　　如何應對嚴酷的疾病困擾與高昂的醫療成本，是嘎措一直面臨的重大問題。北遷初期，鄉里只有兩名赤腳醫生，1984年以后鄉里才有了經過縣級及以上地區機構培訓的現代醫務人員。1986年鄉衛生所正式成立，逐步發展至今，基本能夠緩解和治療鄉里牧民的一般疾病。牧民看病享受國家“新農合”政策，參保率為100%，除了建檔立卡戶、五保老人外，每人每年自繳部分交20元;看病所產生的住院費用全部報銷，但門診費、檢查費、非報銷范圍的藥品費等還需要牧民自己承擔。因此，雖然“新農合”政策極大減輕了牧民的看病負擔，但僅靠該政策仍然無法確保牧民有較為積極的就醫意愿和良好的就醫條件。

　　在此情況下，嘎措于2016年設立了集體公益性基金——醫療救助基金，用于兜底和填補國家政策優惠范圍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擔的醫療服務與救助費用，包括不予報銷的醫藥費，牧民看病的路費、住宿費等額外費用。醫療救助基金設立在鄉政府財務室，經費來源一部分是鄉政府向上級部門申請的專項資金，一部分是鄉牧業公司的集體資金。剛開始基金一共有46萬元，到我們調研的時候已花了將近20萬元，所以當時鄉里準備想辦法再往里補貼一些資金，比如每年從牧業公司收入中拿出3%～5%放進基金中。書記說：“不然的話哪天用完了就不行了。這兩年，嘎措鄉已經有43個老百姓通過醫療救助基金到拉薩和北京看病，還有駐村干部陪同，今年(2018年)年初就有8個牧民享受得益了。”

　　設立醫療救助基金的主要目的“一是減輕群眾的資金壓力，二是方便組織群眾，有了這個基金后，鄉里也不用擔憂從哪里出錢或者怎么幫助群眾了”。此前，為救助一個有心臟和肺功能疾病的孩子，鄉里安排駐村干部陪同孩子去內地看病，在拉薩待了7天辦好手續，又到北京找專家進行治療，住了20多天，挽救了一條生命。即便是像關節炎這樣難以治愈的慢性病，“鄉里也組織過20位牧民去溫泉進行療養，費用都從基金報銷”。

　　2016年的時候，不管是貧困戶還是富裕戶都可以申請醫療救助基金;從2017年開始，醫療救助基金優先病情嚴重的、貧困的牧民，去哪一級醫院進行治療需經鄉里研究決定。

　　除了分擔牧民的就醫費用，集體還鼓勵病人積極就醫。很多牧民生病后的第一反應不是就醫，而是忍，這一方面是因為看病本身的花費高，另一方面還因為看病所耽誤的工分高。為打消牧民因看病耽誤工分的顧慮，嘎措鄉衛生所有上門服務的規定：“如果不是特別嚴重的病患，我所竭盡所能到牧場看病，使牧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年終收入切實得到保護。”

　　嘎措牧民已經習慣把集體當作保護和依靠，“有事就找公社”。干部有時候一天要處理牧民的上百個電話，都是解決牧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難題。新聞報道中記載過這樣的案例：嘎措鄉牧民頓珠江才在放牧時，突然腹部疼痛難忍，自己硬扛了一陣仍沒有好轉，他聯系了村集體，村集體立即更換放牧人員，并在第一時間安排人陪他前往拉薩進行手術。“如果沒有人民公社這個大集體，也許我的小命早沒了。”聊起這件事情，頓珠江才慶幸不已。[扎西班典.雙湖縣嘎措鄉：“不毛之地”上的小康藍圖[EB/OL].(2015-08-05)[2015-08-05].http://cpc.people.com.cn/n/2015/0805/c397848-27416737.html.]

　　三、讀書，仿佛是集體安排的一項“任務”

　　集體經濟的優勢還體現在教育扶持上。2018年，嘎措鄉在校學生人數達132人，包括幼兒園25人，小學54人，中學37人，職校4人，大學12人(本科11人、研究生1人)，占總人口的23%。其中，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率為100%，這一點嘎措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做到，而縣里其他鄉鎮到今天都無法做到。這是因為在其他鄉鎮，如果家里勞動力少，那么家長更傾向于讓孩子放羊而不是上學，從而分擔全家的勞動壓力。但是在嘎措，集體對教育事業非常重視，書記說：“集體不會分配勞動任務給學齡兒童，適齡兒童必須要去上學，只有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才有資格來集體接任務、掙工分。”

　　為鼓勵上學，集體還給每名學生提供一年10個工分的補助，仿佛讀書是集體安排給學生的“任務”一樣。除了工分補助外，地處偏遠的嘎措還為在外讀書的學子提供交通幫助，比如只要有三個以上的學生要去拉薩上學，或者放假從拉薩回鄉，鄉里都會派車免費接送。而其他鄉鎮就很難做到這一點，最多送到縣里。

　　在二村，德慶旺姆(村婦聯主席)的父親被縣里樹立為教育典型，因為這家出了幾位大學生。德慶旺姆有三個哥哥，兩個妹妹，兩個弟弟。德慶旺姆在拉薩的西藏藏醫學院職高畢業后，于2013年返鄉，擔任二村的婦代會主任，就在我們調研的幾天前被選舉為婦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大哥是全鄉唯一的研究生，本科就讀于延邊大學，我們調研時在韓國首爾攻讀社會福利專業的碩士學位;三哥大學畢業后考上了鄉鎮的公務員;還有一個妹妹在林芝的西藏農牧學院讀書。“在教育資源匱乏的雙湖縣，嘎措的孩子們有集體這么給力的教育扶持，是幸福的。”

　　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經常看到的情況是，一個老人隨著他的年紀增大，身體漸弱，掙錢能力越來越差，因而在整個家庭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甚至陷入被子女否定與自我否定的痛苦當中，貧困、獨居、空巢、自殺等現象屢見不鮮。如何對待老人，的確考量著一個社會或社區的文明程度。與一些農村老人“沒人管”的生存狀態相比，嘎措的老人在集體的照管之下，不僅享有基本生存權益，也有實現自身價值的機會。

　　嘎措老人基本生存權益的保障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二是集體實施的牧民退休制度。如前文所述，嘎措實行按勞分配，即按工分分配現金與實物，按勞分配雖然能夠激發大家的勞動積極性，但同時在有無勞力、勞力大小存在天然差別的情況下，光有按勞分配并不能保證真正的平等，尤其是老人在勞動能力變弱或喪失勞動能力之后，其基本生存權益仍然需要得到保障。也因此，早在白瑪老書記在任時，嘎措就實行了牧民退休制度。

　　當被問及為什么會有這個制度時，老書記感慨地說：“我們都是一起經歷過那些年的，老百姓從申扎北遷到這邊來不容易啊，幾十年在這邊，所有的草場建筑都是他們建造的，現在他們慢慢老去，不能參加勞動了，但是整個嘎措都是他們那一代打造的。這個制度提出之后，老百姓那個接受度啊，非常高!”從老書記的神情和話語中，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對那一代人生死之交般的牽掛，也深刻理解了集體為什么會在他們老去之后，還想方設法去認可他們的價值、保障他們的生活。

　　從2018年2月開始，嘎措牧民只要到了55歲，都會成為退休牧民。不算實物，僅現金補助，按2017年一個工分44元計算，牧民55歲時的老年補助為40個工分，即1760元。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一數字還會增加。2018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張亞忠提出，工農兵學商都是職業選擇，既然其他行業有退休，也能轉業，農民作為第一產業的從事者，也應當與其他行業一樣有退休或轉業。[張磊.張亞忠委員：建議對農民實行退休轉業補貼[EB/OL].(2018-03-04)[2018-03-04].https://www.rmzxb.com.cn/c/2018-03-04/1978738.shtml.]當時這一提案讓很多人心潮澎湃，而嘎措牧民早已享受到了退休福利。

　　嘎措的牧民退休制度不同于城市職工的“全身而退”，在嘎措的集體意識中，養老與勞動并非相互對立的。雖然原則上55歲以后可以不參加集體勞動，但在身體條件允許與自愿接受任務的前提下，嘎措牧民還可以繼續參加適當的勞動。此外，鄉牧業公司的“以工代訓”，雖然主要目標是有計劃地培養年輕人、儲備技術人才和吸納剩余勞動力，但同時也發揮著均衡勞動、照顧弱勢群體的作用，因此也給一些愿意勞動的退休老人提供了勞動機會。

　　比如牧業公司的七個勞動人員中，有兩位是退休老人。其中一位64歲，來自一個四口之家，是個貧困戶，他平時身體還行，也愿意到集體中干點事情，于是集體就安排他到牧業公司上班，學習羊皮加工技術，與鄉干部一起在鄉里食堂免費就餐。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認真地將羊皮裁剪成馬甲形狀，以便交給下一道制作工序，別人說他是“真正的活菩薩，特別認真，不會偷工減料、不會偷閑”。另一位老人則長期一個人在家，說：“孤苦伶仃不知道要干啥，白天又經常沒電，不能看電視，不如到這里做點手工藝，自己也輕松，動一動對身體也有好處，一天多多少少也能掙點工分嘛。”

　　我們曾經過二村鐵匠工作的地方，門口有兩位老鐵匠，他們見到書記就立馬跟書記抱怨說，鐵匠生產小組接到本鄉和其他鄉的訂單不少，但村里就是不給他們買材料、安排任務，認為他們年紀大了，想取消這個工作小組。但是他們認為自己還可以干，而且手藝應該傳承下去，所以希望書記能讓村里給他們派些年輕人來把這個手藝傳下去，否則他們心里不安。書記說：“這些老頭子都挺好的，有一種我還能干得動、我就要繼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種積極向上的養老心境令我們深受觸動，讓人不禁想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古訓。

　　當然，嘎措也存在孤寡或失能老人無人照料的情況，對此鄉里專門建了兩個養老安置中心來安置這些老人。一村有兩位孤寡老人，都是女性且已年過古稀。其中的一位老奶奶有一個女兒但已外嫁，她不僅能夠生活自理，還每天堅持誦經拜佛、閱讀學習黨政材料，我們去探訪的時候她還主動給我們展示她的學習成果;另一位老奶奶下肢癱瘓多年，常年臥床，生活無法自理，鄉里安排了專門的看護人員輪流看護，看護一天給0.6個工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嘎措一直都是這樣，“集體沒有因為老人體衰而歧視、否定和拋棄他們”，反而在保障他們基本生存權益的同時，讓他們有空間繼續發揮余熱，體現自己的價值。

　　(本文原載嚴海蓉、高明、丁玲合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鄉村紀事 新型集體經濟為什么行?》一書，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