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牧區按照農區承包責任制的模式，實行了“牲畜作價歸戶”和“草場使用權歸戶所有”的大規模改革，以期提高牧業生產效率，保護草原生態。可是二三十年過去，已有大量案例調研發現牧民生計出現了大幅度下滑，且草場退化日益嚴重，抗災護畜之力甚為單薄。例如，內蒙錫林郭勒盟某旗上世紀80-90年代貧困戶最多154戶，2006年貧困戶達到1480戶，增加了近10倍，占全旗牧戶總數的近30%。20世紀90年代初，北方草原退化面積約為51%，到90年代末，這一數字上升到62%。2006年錫盟部分地區沙塵暴連續刮了64天，那一年一個旗的貧困戶一下子增加了1000多的牧戶，其中一個嘎查的105戶牧民有50戶在風災中成了無畜戶。

　　面對單干牧業帶來的效率低下、生態惡化以及牧業生產困難等問題，不少學者指出，牧民的合作而非離散對草原管理和牧業生產更加有效（詳情參見范明明老師和崔延虎老師的講座《范明明：阿勒泰很美，但這里的草原卻在頻遭沙塵》；《崔延虎：當牧民不再游牧······》）。在現實中，也有調研發現：西藏雙湖縣嘎措鄉的牧業集體經濟實踐，是可以應對草原上一系列困境的良策。

　　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海拔4900米的青藏高原——生態環境更加脆弱的嘎措鄉。嘎措至今仍是西藏唯一實踐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這里的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兩萬元，位居全區前列。嘎措不僅率先推出了牧民退休制度，開創了循環式民主治理模式，還設立了醫療救助基金，集體經濟在這里發揮了巨大作用。更令人稱道的是，嘎措鄉極為嚴格地維護草場和生態平衡，其畜牧總數始終保持在草場資源可承載量的四分之一以下。這些顯著成就，無一不歸功于集體制度的支撐。

　　集體制度的優勢在于，它不僅讓社員通過多勞多得享受勞動果實，還提供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保障，確保人與草場、牲畜的緊密聯系。如果牧民在放牧時突發疾病，集體會立即安排他人接替工作，既保障了病人的恢復時間，又不耽誤牲畜的照料。在分配方面，集體還兼顧醫療、養老和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確保每個家庭都得到適當支持。對于勞動力不足的家庭，集體優先安排他們從事工分較高的工作，幫助他們增加收入，真正做到共同富裕。

　　通過草場資源的統籌使用以及牧業生產的組織化和有效分工，嘎措鄉成功應對了市場化的挑戰，不僅產出和生產力維持在較高水平，實現了相對公平的按勞分配和勞動均衡，而且避免了廣大牧區普遍存在的超牧問題，維持了草原生態可持續性。今天的推文總結了嘎措40多年的實踐和經驗，或可為牧區發展走新型集體化道路提供一個有力的版本。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嘎措牧民居住區航拍

　　視頻來源：食物主權志愿者拍攝于2024年8月

　　一

　　引        言

　　嘎措鄉位于西藏那曲市雙湖縣北部，面積2.74萬平方公里，那里平均海拔高達4900米、曾經被稱為“生命禁區”。從雙湖縣再向北沿著一條2003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70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見，地鼠野獸，河湖雪山，偶爾路過一兩個放牧點，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帳篷里燒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給蒼茫的草原增添了一點人煙。

　　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戶，578人，分布在兩個行政村，瑪威容那村（簡稱一村）和瓦日香瓊村（簡稱二村）。1982年，西藏和全國其它地區一樣解散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嘎措按照70%社員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體經濟體制，至今是全自治區唯一實踐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

　　嘎措鄉鄉政府和一村全貌︱圖片提供：丁玲

　　在生產上，嘎措兩個村的勞動分工和管理都依據全鄉統一的254條《工分細則條例》，但是兩個村各自獨立核算。草場、牲畜等生產資料由村集體所有，集體以按勞分配、勞動均衡為原則。每年年末，社員們根據自己全年的工分，從集體獲得現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內的實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糞）則分別按人均和戶均分配。嘎措的集體制度從一開始就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雙湖縣的七個鄉鎮中歷年名列第一。

　　集體制度不僅讓社員們多勞多得，而且還能保護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維護社員們與生產資料的緊密聯系。比如，如果集體的放牧點上有社員突然病倒，集體可以當天換人，既讓病人養病，同時也使牲畜繼續得到看護，兩不相誤。這是集體制度的優勢。那曲的草場有九成已經承包到戶，如果單干的牧民在放牧點上突然病倒，那么他就陷入了兩難的選擇，要么放棄看護牲畜，因而損失甚至失去生產資料，要么放棄自己看病就醫的機會。在藏北草原上，如果牲畜無人看護，兩個小時后，它們或可能走失，或可能遭遇野獸的襲擊。

　　2016年，嘎措鄉人均現金收入18494元，遠高于那曲本地區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區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見表1）。2016年嘎措鄉人均純收入中，集體各項分紅為人均11145元，占純收入的60%，政策性收入占40%。因為嘎措草場面積大，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高于其它地方。不過，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體分紅就與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區（含政策性收入）幾乎齊平。2017年全鄉人均現金收入達19461元，其中集體各項分紅所得為12125元，占純收入的63%，政策性收入占37%。

　　在分配上，集體組織兼顧養老、醫療、教育等人的再生產的需求。對于缺少勞動力的貧困家庭，集體會把他們的主要勞動力安排在工分比較高的崗位上；對于有長期病號的家庭，集體會盡量安排他們的子女學習獸醫、駕駛等技能，來增加他們的未來收益。

　　與內地一些著名的集體經濟村莊相比，純牧業的嘎措鄉集體經濟有它自身的、值得稱道的特點：

　　第一，它依靠自身的勞動力，以內需為導向。嘎措產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產品大約70%用以滿足社區需求。

　　第二，針對牧業自身的特點，它發展出一套精準的按勞分配制度，也兼顧“勞動均衡”原則，既保證了大多數人的勞動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勞動力弱勢家庭。嘎措還領先全國，首創為牧民提供“退休”基本保障，同時也使他們能積極養老，繼續參與力所能及的勞動，發揮余熱。

　　第三，嘎措探索出了一個“各生產組長監督組員，村干部監督生產組長，再所有的人監督干部”的循環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體村民來評估和決定，將群眾監督干部落實到實處。

　　第四，嘎措既兼顧集體生產的生態化，同時也堅守周邊的生態環境保護。牧民們保持了傳統信仰和傳統對待牲畜的方式，從不輕易給牲畜施用疫苗或獸藥。集體也極為嚴格地維護草場和周邊生態的可持續性。嘎措鄉地處羌塘國家自然保護區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國家自然保護區。集體也極為嚴格地維護草場和周邊生態的可持續性。根據國家權威部門測試，嘎措的草場資源可畜牧21萬只綿羊單位，但是嘎措的畜牧總數低于5萬只綿羊單位，而且為保護草場實行嚴格的輪牧時間表。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嘎措牧民在擠羊奶︱視頻來源：食物主權志愿者

　　2017年，嘎措做到了全鄉零糾紛，沒有一起糾紛反映到鄉里。

　　十九大從戰略的高度提出鄉村振興，把生態文明作為鄉村振興的核心價值觀，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鄉村振興如何發揮鄉村集體守護和統籌協調公共資源的作用？鄉村振興如何使留守鄉村的人們安居樂業，按勞分配？鄉村振興如何理順基層的干群關系，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眾監督、把群眾監督落到實處？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嘎措在堅守雪地冰川的生態保護上，在按勞分配的制度建設上，在平衡生產和再生產的需求上，在群眾參與式的民主監督上，都有比我們的預期還要豐富的成果。

　　二

　　集體如何讓社員各盡所能、

　　按勞分配？

　　集體經濟如何有效、精準地按勞分配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今天嘎措的254條《工分細則條例》脫胎于人民公社時期的自創性實踐，既保留了當年管理細則的主體原則，也根據實際對它進行了與時俱進的更新。下面我們將從村集體、生產小組和家庭這三個不同的層面來揭示集體的生產和分配制度是如何運作的。

　　1

　　集體經濟如何立足于內需？

　　嘎措鄉兩個村的畜牧產品的大約70%用于滿足社員們的需求，市場的需求是相對次要的。2017年底，全鄉存欄牲畜34456頭，包括牦牛、綿羊和山羊。嘎措鄉2014年注冊了“普若崗日牧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這兩年開始對兩個村的剩余畜牧產品進行統購統銷，提高了村集體在畜牧產品上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牧業公司銷售畜產品時，并沒有追求“靚女先嫁”的市場邏輯，并沒有把“市場”凌駕于內需之上。牧業公司出售的牛羊肉是三等肉，而一等肉則留給辛苦的社員們自己消費，凸顯了他們立足于內需的原則。2017年一村按工分分給社員的黃酥油、白酥油、奶渣、肉分別占該村總產量的63%，95%，89%，72%，也就是人均分到4.81斤黃酥油，3.15斤白酥油，28.67斤奶渣，和207.74斤肉。這些分配一般能夠滿足社員家庭的需求。如果有額外的實物需求，牧民可以跟集體購買，價格則遠遠低于市場價，如肉類0.5元一斤。

　　年終時，村集體在計算出收支結余后，扣除下一年的預留資金和預算資金等，就得出可實際用于全村分紅的資金，再除以當年全村的總工分，就算出當年的工分值。2017年嘎措一村一個工分是44元，二村是43元。

　　因此，嘎措鄉集體經濟的主要特點是立足于內需、自給自足、豐衣足食。

　　2

　　集體如何精準地按勞分配？

　　勞動分工和分配可以說是集體經濟最重要的活動。在嘎措，勞動的基本組織形式是生產小組。每年3月份村集體對社員進行一次最大的勞動分工，分工周期為一年，到次年3月份。這次分工后，每四個月還會有一次輔助性的分工調整。

　　生產小組是否能公平有效運作，是否能體現按勞分配，是集體經濟的關鍵內容。下面我們以一個牧養產奶牦牛的生產小組為例，來展示生產小組從組成，到分工、評估、獎懲、工分記錄直至分配的過程。

　　首先，形成生產小組。為了相互監督，只有來自不同牧戶的社員才能組成生產小組。比如，扎西、拉姆（女）、措姆（女）、白瑪、次仁等5位牧民向村委會申請，經同意組成產奶牦牛生產小組，共負責牧養200頭，生產時間為3月至次年3月。由村委為該小組劃定輪畜草場，并提供各項生產設備和工具。

　　第二，村委對該小組提出基本的產量達標和獎懲要求：

　　1) 年底交牛數量：200頭牛里50頭為上年出生牛犢，100頭為當年應生牛，故有應擠奶母牛150頭。年底應交牛數量為300頭，其中母牛150頭，牛犢150頭。

　　2) 酥油、奶渣、牛絨：按成年牛的一般產量，每頭產奶牦牛一年產量指標為6斤酥油、4斤奶渣、1.8斤牛絨，如超出產量指標，每斤酥油獎勵6.5元，每斤奶渣獎勵1元，每斤牛絨獎勵3元。如未達到產量指標，每斤酥油罰款6.5元，每斤奶渣罰款1元，每斤牛絨罰款2元。

　　第三，小組內要進行管理分工，比如扎西是組長，負責安排具體生產工作以及考勤，拉姆負責酥油保管，措姆負責過秤工作等等。

　　第四，每日考勤。生產小組組長負責每日在《工分手冊》上記錄每個成員的考勤和各項勞動分；比如擠奶工分每頭0.32分，放牧點上的家務每天3.2分等。每月一次，村委里指定的干部要到各生產小組走訪一遍，做每月匯總。每個季度，村委會領導對工分記錄做一次盤點匯總。

　　生產小組使用的考勤計分表︱圖片提供：戚莉霞

　　第五，年底驗收，對小組全年的各項勞動分以及小組的產出進行總結，算出全組一年的總分（10分=1個工分）。小組產出包括酥油、奶渣、牛絨、牛糞等產量，牛犢膘情、牲畜死亡等情況。酥油、奶渣都按優良差計分。養殖工分按牛犢接生和牛群膘情進行計分，年底由全村5個產奶牦牛生產小組組長、村班子成員、群眾代表共同驗收牛群，確定膘情等級（抓尾巴、頸椎等部位測膘情），分優良差三等進行計分。發生牲畜死亡要扣分。

　　第六，小組把全組的總分分配給各組員。

　　下面表2呈現了扎西小組如何根據《工分細則條例》，結合本組情況，在組內分配總分。影響組員得分的主要有兩個因素：實際在崗天數（表2中的C）以及貢獻度，即平時的工作表現和責任擔當（表2中的D）。貢獻度是小組民主討論的結果。組長在小組中擔當最多的責任，所以他的貢獻度比其他組員略高，為8.5，而本組其他組員的貢獻度為8。如果組里有人喜歡偷懶，或有人因為年齡小或身體不太好干活效率差些，那么開民主評議時，大家會給他的貢獻度可能是7.9或7.8。

　　從表中的獎勵項也可看出嘎措鄉按勞分配的精準度：酥油超產122斤，獎勵122斤*6.5=793元；奶渣超產115斤*1=115元；牛絨未達到產量標準扣20斤*2=40元；因此，小組獎金為793+115-40=868元；平均：868/5人=173.6元/人。

　　扎西小組的案例讓我們看到，每個生產小組本身就是一個勞動合作社。這其中關鍵的是：村集體對全組的產出有一套全面而精準的評估體制；而組內分配是組內成員民主評議的結果，跟每個人的出勤和貢獻度緊密相關。

　　3

　　集體內部的平等和對弱勢家庭的扶持

　　集體如何兼顧按勞分配和社區平等？嘎措一村共有72戶，2017年有54個家庭投身于集體勞動，領取了相應的工分收入。工分收入包括現金和實物，但此處我們討論的工分收入數據僅指現金收入，不包括實物收入。總體來看，54戶的勞均工分現金收入為13678元，人均為7942元，其中有過半家庭的工分收入都大于3.2萬元。僅對現金收入來測算，嘎措一村家庭勞動力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1，按照家庭人口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65。受世人稱頌的經濟平等的典范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249、0.268和0.272。我們無意把一個村和國家做對比，而且，我們沒有54個家庭的財產數據，所以這里計算的嘎措的基尼系數只起到了一個示意的作用。

　　那么，在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下，集體對勞動力短缺的家庭如何進行扶持？以一村的塔爾布一家為例，2017年該家庭的工分收入為17325元，在54戶中屬于最低的20%收入組。塔爾布76歲，兒子布日50多歲，身體不好。兒媳婦已去世，兩個孫女都在上學。表3顯示了塔爾布一家2017年獲得了哪些工分。

　　布日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勞動力，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村委安排他參加了多種力所能及的勞動，這些勞動都不是重活，比如給弱勢牲畜喂飼料、編織繩子和麻袋、看護出欄羊等等，這些給塔爾布家庭帶來了將近300個工分。

　　除了勞動工分外，塔爾布家的老小還有福利工分。2018年以前的政策是男性60歲開始每年有40個工分的補貼，以后每長一歲加0.7分，所以2017年塔爾布的老年補貼是51.2工分。嘎措還給所有學生提供一年10個工分的學生補貼，塔爾布家有兩個學生，因此有學生補貼共20工分。

　　從塔爾布家的工分情況來看，集體實行了“勞動均衡”原則，盡管布日的身體條件比較差，但在集體的安排下，他也可以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而塔爾布家的老年補貼加學生補貼，共71.2工分，占到家庭總工分收入的18%。越是勞動力缺乏的家庭，勞動均衡原則和集體補貼對家庭收入的相對意義就越大，集體扶持對他們的重要性就越凸顯。

　　三

　　集體如何解決社區的

　　再生產問題？

　　市場化改革以來，服務于社會再生產的民生事業，包括養老、教育、醫療等逐漸成為人們沉重的開支負擔。嘎措鄉卻在國家支持與集體兜底的雙層保障之下，依靠集體的力量，解決了社區再生產的難題。

　　在醫療救助方面，嘎措鄉于2016年開始設立醫療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補政策優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擔的醫療服務與救助費用，包括不予報銷的醫藥費、路費、住宿費等等。這兩年，嘎措鄉已經有43個老百姓通過醫療救助基金得以免費去拉薩和北京等地就醫。

　　嘎措對教育事業也非常重視，適齡兒童只有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才有資格接任務掙工分。到目前為止，嘎措鄉在校學生人數達到131人，占總人口的23%。其中，九年義務教育的入學率為100%。在校學生除了有工分補貼，鄉里還積極為他們尋找助學金、獎學金，從2018年開始，所有外出讀書的學生可報銷65%的路費。

　　嘎措鄉還首創牧民退休制度。老人在集體的照管之下不僅享有著基本生存權，也有空間繼續發揮余熱。嘎措鄉老人的權益保障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二是集體賦予的牧民退休制度。從2018年2月開始，嘎措鄉牧民只要到了55歲，都會成為退休牧民。不算實物，僅現金補助部分，按去年一個工分44元計算，55歲時的老年補助為40個工分，即為1760元，并隨著年齡增長繼續增加。

　　但是嘎措鄉的牧民退休制度不同于城市職工的“全身而退”，在嘎措的集體中，養老與勞動并非彼此對立。雖然55歲以后原則上可以不參加集體勞動，但在身體條件允許與自愿接受任務的前提下，嘎措牧民還可以繼續參加適當的勞動，獲得工分。

　　退休牧民和年輕人在嘎措鄉牧業公司參與勞動

　　圖片提供：嚴海蓉、丁玲

　　嘎措鄉也存在孤寡或失能老人無家庭照料的情況，對此鄉里專門建了養老安置中心來安置這些老人，并有專門的看護人員輪流看護，由集體給看護工分。

　　嘎措沒有高利貸。對于因突發情況、有額外現金需求的牧戶，如孩子上學，治病等，集體還提供免息借貸作為一種臨時救助。村集體不要求當年一次還清，而是每年分紅的時候，從分紅現金中扣除貸款的20% 或30%。

　　不難發現，嘎措經驗在于：一方面集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民生事業都是公共品而非商品；另一方面在超出集體力所企及的范圍時，嘎措鄉依托集體經濟的實力，成功抵御市場化對個人所帶來高成本的壓力。

　　四

　　集體經濟的可持續性：

　　好干部重要，還是好制度重要？

　　長久以來，外界對集體經濟的一個詬病是：集體經濟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續性。如果能人不在了，集體經濟就會垮掉。接下來我們將介紹嘎措鄉集體制度的落實情況，并以此為基礎來探討干部和制度的辯證關系。

　　1

　　嘎措的基層民主治理

　　《工分細則條例》的更新并不是干部說了算。每隔一兩年，根據群眾的意愿，這些細則就要做一些修改、增刪或調整。在工作方法上，主要通過召開群眾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來商議決定。比如1984年以前，《條例》只按勞動日來算工分，今天只要去了放牧點，大家都有一樣的工分。后來便根據群眾意愿，改成按放牧的數量和牧產品產量來計算工分，使得多勞多得的原則在落實上更精準。

　　牧民們在群眾大會上舉手表決

　　圖片提供：白瑪玖美

　　在歷年的實踐中，嘎措還摸索出“各生產組長監督組員，村干部監督生產組長，再群眾監督干部”的循環監督模式。在這一監督制度中，尤其可稱道的是群眾監督干部這一環節：村干部將基本工資全部上交給集體（其他的績效考核、獎勵補貼等可自己留用），年終再由全民投票，決定干部的工分等級，干部根據評議的工分等級獲得他/她當年的收入。目前兩個村共有14名村干部的收入都由本村群眾決定。通常來說，干部們從群眾投票決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國家發的基本工資要高，因而村干部們對于群眾決定干部工分的民主監督從未有怨言，他們不會因為上交基本工資給集體而有經濟損失。

　　在嘎措第一任書記白瑪領導時期，人民公社開展過很多的思想教育活動，平均每周舉辦一次意識形態方面的會議，主要是教育干部和群眾要愛公社，愛國家。集體文化、日常性的思想教育也有利于干群關系的良性發展。今天，集體制度仍在持續，然而集體文化和集體思想教育卻有待重建，也正在重建中。

　　2

　　干部與制度的辯證關系

　　有些人對集體經濟的詬病是：集體經濟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續性。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干部和制度的辯證關系，是好干部重要，還是好制度重要？

　　1974年西藏成立人民公社時，嘎措在當時申扎縣65個鄉鎮中“最落魄”、“倒數第一”。為了緩解畜草矛盾，嘎措的牧民們聽從上級政府指示，在老白瑪書記帶領下，克服艱難險阻，從申扎縣徒步400多公里、歷時三年搬遷到“無人區”，落腳在后來成立的雙湖縣。此后，嘎措社員們更是齊心協力，在幾年時間里摘掉了落后貧困的帽子，成為遠近聞名的先進公社。大家都知道老白瑪書記為嘎措鄉的發展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自2002年老白瑪書記退休至今，嘎措鄉一共經歷了7任書記。

　　在談及干部與制度的辯證關系時，老書記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

　　假如人民公社是一輛汽車，領導就好比發動機。人民公社（這輛車）能不能很好地運行，最主要在于有沒有一個好的領導班子。與此同時，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輔相成。如果領導沒有積極性和責任心的話，不管有什么樣的制度，人民公社還是搞不了；但是領導特別有能力，特別能干，卻沒有一個詳細的制度的話，也是不行的。

　　嘎措兩個村的差異似乎正說明了“領導就好比發動機”的洞見。我們發現嘎措鄉兩個村雖然制度一樣，但是二村相較于一村，集體感更強，只有2名脫離集體的單干人員，大大少于一村的37名。在每季度分工時，二村總是快速有效的分完，很少需要調整，但一村每到分工時，領導總要做很多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將工作安排下去。為什么會有這些現象呢？白瑪書記認為主要原因在于一村的村領導缺乏集體意識和責任心，因而拿不出辦法來減少單干和管理不服從分配的人。

　　總之，老書記認為集體經濟最核心的問題是領導，是組織人員，一個好的領導團隊是實現集體經濟、落實制度的關鍵。書記說：

　　雖然現在也開群眾大會，鄉規民約一直在更新，但真正去落實的時候沒有落實到位，這樣的話老百姓的心理也會受到影響，人民公社也會慢慢失去凝聚力。

　　事實也是如此，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從來沒有任何糾紛，社會穩定性極高，村里也沒有任何的閑散青年。老書記在任期間，一直對集體的畜產品進行統購統銷，在外面市場上的定價能力很強，定什么價就賣什么價。而在老書記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沒過一兩年，單干的人就出現了，畜產品銷售也出現私賣的問題，甚至一度集體不再統購統銷，而是大家自己去賣，或者商販過來收購。

　　從嘎措的變遷中我們可以發現，領導團隊、制度和文化是引導集體經濟走向成功的三駕馬車，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個優秀的領導團隊是一個良好的發動機，能驅動制度發揮最大的作用；一個好的制度既能保障社會公平，也能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眾監督、把群眾監督落到實處，讓干部愿意為人民服務；與此同時，平等合作、富有凝聚力、關愛集體的團體文化是集體經濟之所以能吸引人、留住人的必備法寶。

　　一年四季，嘎措牧民最高興的日子，并不是年終分紅，而是入秋剪羊毛的那幾日。每到此時，所有老百姓都聚在一起，一邊剪羊毛一邊唱勞動歌，剪完了還有很多娛樂活動，包括體育競賽、民歌比賽等等。大家宰殺牛羊，吃上當年的第一塊新鮮肉，做酥油、奶渣，喝青稞酒，男女老幼一起分享最豐盛的食物。

　　這樣的集體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值得嘎措群眾去珍愛、維護的。

（點擊圖片觀看視頻）

　　藏區牧民在剪羊毛︱視頻來源：食物主權志愿者

　　五

　　未來的挑戰

　　綜上所述，嘎措在自己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使得老有所養、幼有所教、病有所醫，已經盡可能地做到了十九大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目標。

　　然而，嘎措也面臨著一些未來的挑戰。嘎措有“誰來放牧”的擔憂。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受城市的吸引，長期在放牧點的牧民60%都是中老年社員。這一情況讓有些人有“后繼無人”的擔憂。這一挑戰也是全國農區和牧區普遍面臨的問題。對于嘎措，此問題的解決可能需要在嘎措集體文化的重建中引入年輕化的因素，為年輕人創造存在感。此外，全鄉共有39個勞動力脫離集體，其中一村37人，二村2人。從一村和二村的情況看，二村的干部班子比較團結，社員分工協作比較容易。因此，兩個村子脫離集體的勞動力數量對比懸殊并非巧合，而是和集體的凝聚力有直接相關性。如何加強村集體的凝聚力仍有提升的空間。

　　嘎措自身還面臨著如何保持“集體經濟”的挑戰。嘎措將經歷再一次的搬遷。上級政府已經下達了“高海拔生態搬遷”的指示，新的落腳點在山南市貢嘎縣的農區。這將帶來兩重挑戰：一、牧民們將如何適應農區的生產和生活？二、集體經濟體制能否得到保留？

　　在即將到來的搬遷中，我們相信集體仍然可以發揮團結互助、再造家園的作用，也只有集體的力量才能讓牧民們更順利地實現從牧業到農業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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