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看到幾個帖子說什么大寨也是像小崗村那樣包裝出來的，一方面為寫帖者的無知感到可憐，一方面也看到了資改精英這些年歪曲宣傳的實際效果。大于根本不想去與無知爭論，但是想把一些事實擺出來讓他們去自己教育自己。
鳳凰有個五集紀錄片《一個農民的傳奇——陳永貴沉浮錄》，最后一集寫了陳永貴在逝世前的最后抱憾——
陳永貴在北京醫院臨終前的最后日子里，叫來了和他二十多年一起艱苦奮斗改變大寨落后面貌的老干部，其中最年輕的是郭鳳蓮。 陳永貴對郭鳳蓮說，你回去和鄉親們解釋一下，咱們大寨人是干出來的，咱們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怎么反倒落下了一身罪名？讓鄉親們跟著受憋屈了。 接著陳永貴囑咐郭鳳蓮：你是這些干部里最年輕的，萬一有一天，你能見到中央領導，你給解釋一下，就說大寨是干出來的，不是吹出來的。
大寨人確實是干出來的！下面的材料可以告訴大家他們是怎樣干出來的——
大寨解放前只有幾十戶人家，以種地為生。歷史上綠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條件也很差，當地農民僅僅靠各家各戶在山溝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為生，舊社會常年吃不飽肚子，歷史上就以貧困著稱。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條件比較差，群眾生活仍然貧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當年就取得了豐收。最早入社的農民嘗到了依靠集體力量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獲得豐收的甜頭。在單獨的各家各戶很難對付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情況下，走集體化道路，是農民 們惟一正確的選擇。1958年，在全國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下，大寨成為一個生產大隊，隸屬于大寨公社。
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是一個有一定政治頭腦、有較高的組織領導能力、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驗的人。他在生產勞動中處處帶頭苦干，在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隊的黨員和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領導下，大寨大隊的生產每年都有新的發展，集體經濟越來越鞏固，群眾的生活水平也穩步提高。同時，他還總結出一套通過做思想工作，發揮黨員模范帶頭作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黨支部工作經驗。
1959年，全國出現持續“躍進高潮”，但生產管理普遍較差，出現了非常浪費人力和物力的情況。
1959年12月，中共晉中地委在大寨召開學習大寨農業生產管理經驗現場會，山西省委也派人參加。現場會上，晉中地委對大寨黨支部工作經驗和大寨農業生產管理經驗進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區加以推廣。山西省委認為，陳永貴的事跡和大寨黨支部總結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不僅對晉中一個地區有指導作用，對全省也有指導作用，于是決定在全省宣傳陳永貴這個典型的同時，推廣大寨的生產管理經驗。
1964年3月，毛澤東南下了解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從陶魯笳的匯報中發現了陳永貴和大寨的經驗材料。5月 10日，毛澤東在南京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第一次公開肯定陳永貴和大寨。他說到搞好社會主義教育的4條標準時，專門談到：其中的一條是看增產還是減產。他專門舉了陳永貴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也不要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中央決定要樹大寨這面紅旗，為了穩妥起見，在正式作出決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來委派國家農業部部長廖魯言一行專程赴大寨調查研究，考察實際情況。廖魯言的考察一共進行了20多天。此間，按照當時的要求，他們與大寨人實行了“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廖魯言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大寨大隊的經驗，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農業八字憲法”，達到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調查報告還把大寨大隊干部和群眾的革命精神概括為六條：第一，樹雄心，立壯志，不斷革命；第二，始終堅持依靠貧農、下中農的階級路線；第三，大寨不僅有陳永貴這樣的好“當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比較好的領導班子；第四，干部參加勞動，大公無私，以身作則；第五，沖天的革命干勁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第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
1964年12月22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弄成了年產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他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提倡的。”
年底，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以后就不說了，因為樹為典型后成績再大，也沒有很強的說服力。下面看看大寨在樹為典型前是怎樣干的。
毛澤東看陳永貴的事跡材料時，在陳永貴參加勞動的文字下面畫了很多線，有的還畫上了雙橫線。
陳永貴不但帶頭參加勞動，還一邊勞動一邊做工作，與社員談心，與干部商談工作。晚上收工回家后，陳永貴就走家串戶地做工作。晚上吃飯時，他端著碗飯，上面放幾塊-咸菜，蹲在自家或別人家屋前，邊吃飯邊與別人談工作，做思想工作，飯吃完了，工作也做完了。他對自己和家屬要求很嚴格，在分配等個人利益方面，他總是先人后己，-總是幫助別人解決問題。他自己和家人，從來不多吃多占，都是與社員一樣勞動、一樣記工分。
在《陳永貴：一位普通農民 的成長傳奇》中有怎樣幾段：
陳永貴的硬漢子性格，最早體現在他創辦“老少組”的事情上。那是發生在日本剛剛投降，昔陽縣已經成為解放區，共產黨號召解放區的農民辦互助組時的事情。當時，大寨已經辦了一個互助組，稱為“好漢組”，主要由一些土地多而且好，有大牲畜，家里有壯勞力，條件比較好的農戶組成。由于陳永貴在昔陽解放后家庭條件也很好（他家夫妻倆只有一個孩子，陳永貴是壯勞力，有十幾畝好地，一頭牛），因此，“好漢組”也把陳永貴算上一個。但在這時，沒有被“好漢組”吸收的一些上有老、下有小，沒有大牲畜的農民找到了陳永貴，向他討辦法。陳永貴當即下決心，由他帶領這些條件差的農民組成一個“老少組”。陳永貴自然成了這個“老少組”的帶頭人。“老少組”建立起來后，陳永貴帶領大家艱苦奮斗，終于贏得了豐收，當年糧食畝產量達到150斤，超過了“好漢組”。通過這件事情，陳永貴的硬漢形象在大寨樹立起來了，也有了更大的吸引人的魅力。第二年，又有許多農戶加入到“老少組”。
賈進才也是一個優秀共產黨員。他當年帶頭成立互助組，也是為了響應組織號召。他能夠把一些人組織起來，就已經不錯了。對于后來陳永貴帶頭組織“老少組”這件事，賈進才是從心里贊成的。“老少組”的實際成績，更使賈進才從心里佩服陳永貴的領導和組織才能。賈進才覺得，自己的領導才能，遠不如陳永貴。他后來一直這樣講：我只會干，腦子沒有永貴靈，也不如永貴能講。賈進才說的是大實話。賈進才從大寨發展前途大局考慮，決定把自己擔任的黨支部書記職務，讓給陳永貴當。
賈進才打定這個主意后，先和陳永貴談，陳永貴卻認為自己黨齡不長，當支部書記不合適，只愿意在賈進才領導下當個黨員。賈進才一再讓他當，陳永貴一開始也不太理解他的心情，還以為賈進才是怕黨支部在他家里開會多，舍不得耗掉的許多燈油，上邊來人在他家吃飯，自己吃了虧。陳永貴表示，開會自己可以出燈油，上邊來人可以輪流在黨員家吃飯。賈進才再三解釋，陳永貴才理解他的一片真心。
接著，賈進才便主動找區委書記談，找區委組織部長談，要把黨支部書記讓給陳永貴當。賈進才還在支部委員中做工作，讓支部委員們擁護陳永貴當支部書記。區委領導人和大寨的支部委員們自然也了解陳永貴的品格和領導才干，心中也擁護陳永貴當支部書記，但他們認為賈進才也是一心一意為共產黨工作的好干部，因此，在讓誰當支部書記的問題上一時也難以下決定。但是，賈進才卻很執著，為了讓陳永貴當上支部書記，賈進才會上說，會下也說，終于把大家說服了。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當年賈進才的做法，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火熱生活的人都知道，那個時候，確實有一大批像賈進才這樣的一心為工作的好黨員。
由于賈進才的一再推舉，加上大寨的黨員們也一致擁護，陳永貴順利地當上了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當上大寨黨支部書記后，賈進才在陳永貴領導下一直踏踏實實地苦干，成為陳永貴的堅決支持者之一。后來陳永貴成為全國先進典型時，毛澤東也知道了賈進才“讓賢”這件事情，給予賈進才很高評價，說他是大賢人，大哲人，是個不簡單的人物。毛澤東也對陳永貴說過這樣的話：“有賈進才讓賢，才使你露崢嶸。”
陳永貴當上大寨黨支部書記后，仍然帶著他的“老少組”種地。此時的“老少組”已經兵強馬壯，超過了“好漢組”，許多原來“好漢組”的人轉而加入到“老少組”中來。這樣，陳永貴領導的互助組，實際上已經占了大寨農戶的大部分。而互助組的生產也確實一年上一個臺階，參加互助組的農戶的生活也顯著改善。人們對互助組信服了，對陳永貴信服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意入互助組，堅持自己搞單干，原來“好漢組”的骨干們仍然堅持認為自己經濟實力和勞動力都強，不愿意和大寨的老弱殘們摻和在一起。
又是一年春天，干旱降臨大寨，在陳永貴帶領下，大寨凡是參加陳永貴的互助組的農戶，都種上了地。但是，那些單干戶卻犯了難，他們不光種不上地，連起碼的生產資料也備不齊。“好漢組”也不景氣，沒有種上地。已經成為大寨第一大互助組的“老少組”的人開始嘲笑起單干戶和“好漢組”了。他們認為，這些人不聽陳永貴的話，他們現在這個樣子，陳永貴也會嘲笑他們的。可是，出乎他們意料，陳永貴卻召開互助組會議，做出這樣一個提議：幫助他們種地。陳永貴提出這個意見后，會場炸開了鍋，這個說，誰讓他們搞單干了，他們不聽話，我們也不能幫助他們；那個說，白白幫助他們，也不給錢，不給飯吃，不能讓他們有這個好事，還有人說，我們剛剛種完地歇下，沒有力量再幫助他們。陳永貴見大家不同意，便耐心地向大家講政策，講階級友愛，講發揚風格，講多打糧食支援國家建設。他把大道理講得入情入理，為了說服大家，他真是做到了不厭其煩。最終他還是說服了大家。于是，在“老少組”的幫助下，大寨全體農戶都種上了地，當年都獲得了好收成。而陳永貴領導的“老少組”產量最高，每畝地產糧500斤。
按大于的習慣，說明正面的觀點喜歡引用不同觀點方面的材料，下面引用的材料同樣具有這樣的特點。
在一篇《大寨《內參》引起的軒然大波》的文章中說了這樣的事：（摘要）
當時農業勞動模范有兩項硬指針：一項是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天數要多；再一項是所領導的生產隊產量高，交售公糧多。1963年陳永貴這兩項指針都冒了尖。他一年勞動日達到300天，大寨糧食畝產量達到774斤。
當時山西省在全國有名的農業勞動模范是李順達、武侯梨、郭玉恩。他們所在的大隊和大寨一樣，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區。他們或農林牧副全面發展，或耕作精細，或經營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澤東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介紹過，受到過表揚。如今，陳永貴超過這些全國勞模，這對他們震動很大，壓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勞模會期間，他們就與陳永貴約好要到大寨“取經”。
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順達為首的晉東南地區勞模，來到大寨參觀、學習。作者隨同參觀采訪。
這些勞模不同于機關干部，參觀完了回到本地區傳達貫徹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著干，見實效，爭高低的，因此格外認真。他們在大寨住下來，聽介紹，參觀現場，還要求解答具體問題。陳永貴也知道他們都是農業老行家，又是自己過去學習的對像，不僅熱情接待，而且認真介紹。
聽完了陳永貴介紹大寨的情況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勞模們就到叫“后地溝”的地塊參觀。這里原來是牛羊出沒的河溝，如今是一片十多畝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壯，長得齊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層厚度，又用米尺量間距、行距，計算株數。陳永貴趕緊解釋這溝地透風差，種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順達把話題引開說：“對！你這里樂觀地和我西溝的河灘地一樣，洪水一沖，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從大寨社員手里接過镢頭，使勁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軟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層確實比較厚。
又來到叫“趕牛道溝”的地塊，這里種的是谷子，他們一起蹲下來量寬，算株數。地頭上坐下來休息時，他們請陳永貴介紹東、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這是對大寨耕地面積的目測。郭玉恩還要陳永貴介紹玉米怎樣下糞，怎樣下種，又如何深刨、保墑。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稈的地方看高低、粗細。
這時大寨還未受到毛澤東的首肯，勞模之間還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16日召開座談會提問題，請陳永貴解答。請陳永貴解答問題的會，真像讓碩士、博士答辯一樣認真。
提出的第一個問題：1962年災情嚴重，為什么還能增產13％？陳永貴從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莊稼兩年鬧”；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細，不錯過節令。郭玉恩說：“我的話多，再提一個問題；大寨一年莊稼兩年鬧，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淺？什么時候最好！”陳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
李順達提了個早就在思考的問題：來參觀的人這么多，接待任務很重，又經常外出開會，你怎么一年能做300個勞動日？
陳永貴沉思后答：有這個問題。隊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辦。接待集體參觀就要耽誤些時間。陪參觀一小時，介紹兩小時，耽誤的時間，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辦法補起來。社員也照顧我，讓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隊干部還到地頭幫我干點活。壘壩我一個人頂一個半。去年出工270天，實際做勞動日290個。大隊長、會計和我有補貼，別人不補。去年給我補了20個工，全隊干部補貼工占社員投工的0.3％。
郭玉恩又提出一個問題：大隊如何實行集體領導？
陳答：黨員20個，團員20個，貧下中農積極分子20個。這些既是生產能手，也是積極分子。一個決議，誰擁護，誰反對？靠他們反映。
這些勞模對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細作心服口服，對大寨干部參加勞動也很稱贊，但他們認為大寨的耕地和畝產量，與介紹的數字大有出入。
取消自留地是對陳永貴非議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連周恩來也認為陳永貴走得太遠。這件事也比較有意思。
1963年的大水沖掉了自留地，陳永貴心里挺高興。他后來談到當時的心情時說：“關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這是六十條政策的規定，不能亂來呀。現在有人要用政策來整我們，我們就說，這是老天爺干的，也不是我們干的。”
地修好之后，劃不劃出自留地來就要由人來決定了。陳永貴深謀遠慮，早為這一天做了準備。他派人種了許多菜和煙葉，收獲之后，蔬菜以一分錢一斤的價格分給社員，煙葉以五分錢一斤的低價分給煙民。糧食也是吃多少報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無非是種煙種菜種糧，如今煙也有了，菜也有了，糧也管夠吃，還要自留地么？
陳永貴發動黨員討論要不要自留地的問題，然后又發動積極分子討論。他事先在這些人當中做好了工作，獲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讓這些人在會上發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這個問題擺到了社員大會上。 “大家說說吧，討論討論，劃不劃自留地。”陳永貴宣布道。
出乎陳永貴的預料，一位事先并沒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員首先發言了。他故作生氣地質問陳永貴：“自留地已經讓大水沖了，修了集體地，你還讓我們討論自留地問題，又想出什么花樣？”另一位社員也透著親切地給陳永貴扣了一頂帽子：“你們到底要把我們往哪條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還有時間去想集體地？”眾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說自留地不好，說自留地的莊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黃軍裝還要黃，等等。
陳永貴就喜歡聽這樣的“批評”。“我聽了這一批評，心里可高興呢，”他后來回憶說，“于是，我們就問大家怎么辦？”陳永貴一問，大家便紛紛嚷：“取消！”陳永貴又問：“取消，政策規定怎么辦？”眾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還怎么辦？誰想要誰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會后，陳永貴一調查，全大隊只有五戶說要，而且還是女的說要，男的說不要，陳永貴說這不能算五戶，算兩戶半吧。他又問這“兩戶半”由誰來種自留地。男的說，我不種，誰要誰去種。女的說：“你不去種，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這塊私心的陣地便被拿下來了。 （參見馮東書：《“文盲宰相”陳永貴》第19頁）
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和水平，還可以舉一個小例子。秋天收莊稼，有谷穗掉到地里了，陳永貴發現了，就去揀，揀上兩捆，就給社員開會了，為什么現在把谷穗丟了，要是在過去我們不會有這種情況，然后大家就去把丟了的谷子都揀回來。
無論從正面的贊揚來看，還是從反面的批評來看，都說明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的“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提倡的。”是非常中肯的。這些資料既讓我們看到大寨是踏踏實實干出來的，而不是吹出來、造出來、扶出來的，也讓我們更加理解陳永貴為什么會留下這樣一個最后的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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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x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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